2026-03-29《林家铺子》:真是天也变了

春蚕的惨痛经验作成了老通宝一场大病,现在这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
——《秋收》
春蚕和秋收,一场病和一条命,对于老通宝来说,都是“惨痛经验”,它们构成了中国乡土农村的悲剧叙事,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老通宝坐在塘路边一块石头上所发出的感慨:“真是天也变了!”
那时他身后的大片桑林,正泛着绿,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个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呈现着一种大紧张、大决心和大奋斗,虽然人们饿着肚子,虽然老通宝东家借一点西家赊一点艰难度日,但是总还有希望在,“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是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希望伴随着春天的到来,伴随着春蚕的收成,会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但是坐在石头上抽着旱烟的老通宝感觉太阳热烘烘的,桑树上的嫩绿叶似乎过一秒就会大一些,刚过清明节,天怎么就那么热?要变天了,真变天了,天气无缘无故热起来,也预示着“春蚕”的希望最终将化为泡影。
先是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的茧厂,现在兵队是开走了,但是它还关在哪里,老通宝听人说,因为东洋兵要打进来,上海的丝厂都关门了,这茧厂什么时候开,似乎也没有确定的着落;收蚕的日期一天天逼近了,村里举行的誓师店里也举行了,“宝宝”也都上山了,但是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紧的,最后的消息是:今年茧厂不开秤了;而平时村里早就有“收茧人”了,现在也没有见到半个,只有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而债主对于收茧子也不理睬……“真正世界变了!”老通宝再次发出了感慨,没有人收茧,茧厂也不开,茧子不能搁太久,村里人已经在想办法自己做丝,他们把多年不用的丝车拿出来修理,准备把自家的茧子做了丝再说。这是一条途径,“什么卖茧子,本来是洋鬼子行出来的!”但是另一个消息传来,无锡脚下有一家茧厂还在收茧,于是老通宝和儿子阿四商量,借一条赤膊船将茧子运到无锡茧厂去卖。
“远征军”就这样出发了,但是五天之后他们回来,穿是空了,茧也被收了,但是上好的茧子却被挑剩下了,老通宝算了一下,除去路上盘缠,春蚕最后的茧子只剩了一百元,这钱根本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五张布子的蚕,十多分的好茧子,没想到这希望最后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全家人一个月忍饥熬夜得到的最后结果。老通宝面对“春蚕”的希望落空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春蚕》希望破灭后带来的“惨痛经验”,而到了旧历五月尽头,老通宝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从这惨痛的经验中悟出了两个道理,一个是人要健康,二是要菩萨保佑——老通宝最相信的菩萨就是“财神”。现在他的病好了,虽然春蚕的希望落空了,但是眼前稻场上一片太阳光,“金黄黄地耀得人们眼花。”这是不是又是“秋收”的希望?但是从“春蚕”是天变了开始,秋收未到,世界却还在变坏:阿四去借了三斗米回来,全家人可以暂时度过难关,可是听说周围的镇上开始“抢米囤”,饥饿的农民涌入镇里开展抢米囤行动,而镇上的绅士和官员开始维持秩序;镇上的行为似乎也不必多管,只要田里的稻子有好收成就行,偏偏天再没有下雨,“稻发疯似的长起来,也发疯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阳却又像火龙似的把河里的水一寸一寸地喝干。”眼看着要枯死了,有人想出办法去镇里租“洋水车”来救急,老通宝也没有办法,筹了钱功用洋水车。
洋水车把水浇灌进了田里,“老通宝的田里平铺着一寸深的油绿绿的水,微风吹着,水皱得像老太婆的脸。”虽然花了八块钱,但是想到可以有秋收可以卖十块钱一担,老通宝的心里又有了希望,“只要一次好收成,乡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爷到底是生眼睛的!”但是坏消息传来,镇上的米价跌了,而且一天一个价,不断往下跌,最后乡下人挑着糙米上市,连三元一担叶不容易出脱,而米店老板更是爱理不理,他们说明天还要跌的更多,能怎么办?希望再一次破灭,“还种什么田!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听到四娘这一句话,老通宝终于再次倒下,这一次再不像“春蚕”时只是大病一场,它终于夺走了老通宝的命。
疾病和死亡,构成了老通宝的“惨痛经验”,而茅盾的“三部曲”还有《残冬》,《春蚕》发表于1932年11月,《秋收》发表于1933年1月,这两部短篇都发表在“春蚕”和“秋收”之后的冬季,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是茅盾写作意义上的“残冬”。老通宝病了,死了,随着一个老农民个体叙事的终结,“残冬”也变成了对集体命运的书写,它们是“白虎星”荷花恶名之下的生存,从丫头变作李根生老婆,荷花以为自己可以被当成一个人了,但是嫁来之后根生患了大病,鸡羊也瘟死了,她在村里就得了恶名,但即使她和女人吵和男人胡调,以此来反抗也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它们是“怪东西”黄道士的“真命天子”论,自从老通宝死了之后,黄道士少了谈天说地的对手,他就不断向人们说起“真命天子”,“哪一方出真命天子,哪一方就有血光!懂吗?血光!”后来村里果然传说真命天子就在邻村,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是真命天子,只不过没过几天就被“三甲联合队”捉到土地庙了;四娘和老通宝一样在惨痛经验中悟出了“世界要反乱”的道理,“怪道多多头老是说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的确,在真命天子被捉到土地庙之后,多多头就用洋油灯照孩子的脸,孩子惊魂中醒来一声大哭,多多头便笑问他:“哈哈!你就是什么真命天子吗?滚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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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春蚕和秋收,都曾给人们带来希望,桑叶子也好,稻谷也罢,总是从土地里长出来,总会结出果实,但是当这一切都最后变成了“惨痛经验”,病了和死了之后的“残冬”,就真的消杀了一切希望,人们被命运牵着走,没有老通宝所谓的菩萨保佑,也没有黄道士所说的“真命天子”领导翻身,他们活在着片土地上,也最终被土地所困,“这时庙门外风赶着雪花,磨旋似的来了。”雪降下来,也不是瑞雪,而是覆盖了一切,连同曾经的希望,也连同明年开春的希望。如果说《春蚕》《秋收》和《残冬》构成了茅盾关于土地的悲剧叙事,那么更早的《林家铺子》则是一首小工商业者的悲歌。1932年6月18日创作完成的《林家铺子》,以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的江浙农村为背景,林家铺子的林小姐从学校回来就抱怨不准用“东洋货”,“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吗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大环境对于小市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不仅是林小姐的读书穿衣,林家铺子也慢慢在世道变了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地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账上是“人欠”的一千三百余元,朱三太已经上门来要她三百元“老本”的利息,为了生存、为了和隔壁的裕昌祥竞争,林先生开始了“大放盘”促销,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再没有上学的林小姐也开始照顾生意,而林大娘的反应通过打呃次数的改变得到印证,如果生意好了她打呃的间隔就会拉长,那天大放盘生意出奇地好,“林大娘打呃的次数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钟只来一回。”但只有林先生知道,这无非是亏本的买卖而已。而上海传来的消息是:东洋兵放炸弹烧闸北,上海已经罢市。伙计寿生去上海快板船,差点被兵队抓去拉夫,好不容易逃出来,带给林家铺子的是更不好的消息。虽然年关的时候,镇上根本没有人,但是林先生还是在初五开市,只有开下去才有生计,即使每天亏本也还算活着,而寿生认为上海“逃难人”会带来一波生意,果不其然,开市第一天创下了镇上近十年的记录。
为了让林家铺子继续生存下去,林先生去找了商会会长,可是会长告诉他卜局长中意了他的女儿林小姐,可以让她过去当局长太太,一回来林大娘就反对,“怎么能够答应,呃,就不是小老婆,呃,呃——我也舍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妇。”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个穿制服地带走了林先生,说是外边有人传说他会卷款逃走,所以带到党部问话。林先生通过打理人是出来了,但是手上已经没有钱了,“人欠”还没有还清,“老本”和利息还欠着,做生意也是亏本,还有林小姐的命运南卜,在让林小姐和寿生“拜一拜”之后,林家铺子也终于走到了倒闭的一步:林先生逃走了,林小姐不见了,来要账的面对寿生和林大娘也没有办法。
“一·二八”事变造成了时局动荡,但是林家铺子的命运并非只是外扰带来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等势力的盘剥则构成了内困,在这外扰内困之间,作为象征意义的林家铺子走向了倒闭,店铺倒闭就像《春蚕》《秋收》和《残冬》中的农民失去土地的希望一样。而《林家铺子》最后呈现的并非只是一个店铺的悲剧命运,在闹市中警察和人群起了冲突,张寡妇被人冲倒,连滚带爬的她站起来才发现身上的孩子没了,而衣襟上沾着几滴血,“啊哟!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强盗杀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最后头发披散的他跑过倒闭的林家铺子,“她已经完全疯了!”失去孩子的母亲,疯了的女人,经过了倒闭的林家铺子,这就是1932年的现实隐喻,而当张寡妇在疯狂中喊出“玉皇大帝救命”时,茅盾勾勒的依然是一幅旧中国农村失去希望甚至愚昧的群像,老通宝希望菩萨保佑,黄道士期盼真命天子,张寡妇呼喊玉皇大帝,他们在人生破灭的时候,唯有呼唤这些并不存在的神灵才能将自己活着的希望微弱地保存。
但是“真是天也变了”的社会,在苦厄的命运面前,是不是每个人也需要改变?实际上在更早的《幻灭》中茅盾已经在寻找这种改变,创作于1927年的这部小说既不是如“三部曲”描写中国农民的命运,也不像《林家铺子》聚焦小商业从业者的悲苦生活,而是专项正在成长的“知识分子”,引用屈原《离骚》中“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明的就是“上下求索”的探寻态度。慧女士讨厌外国人,讨厌黄包车夫,讨厌电车上卖票的,讨厌二房东,更讨厌上海,讨厌男人,“做事”成为慧女士的计划。而静女士的唯一心愿就是“精心读书”,“我也何尝喜欢上海呢!可是我总觉得上海固然讨厌,乡下也同样的讨厌;我们在上海,讨厌它的喧嚣,它的拜金主义化,但到了乡间,又讨厌乡村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静了;在上海时,我们神昏头痛;在乡下时,我们又心灰意懒,和死了差不多。不过比较起来,在上海求知识还方便……我现在只想静静儿读一点书。”所谓求知识更像是对现实的逃避,所谓精心读书只是幻想破灭之后的无奈。
可以说,慧女士和静女士构筑了两种女性景观,一种以行动来证明,一种则是幻灭之后的逃避,但是茅盾却给与了静一种成长可能:她和抱素走得越来越近,那所谓的爱情仿佛也在象牙塔里一样,直到有一天静发现抱素的身份,是暗探?是恶鬼?“然而自己却就被这样一个人玷污了处女的清白!”这是对静身体的一次破坏,而一场病之后她更是听凭命运的支配。在医院里认识了黄兴华医生,悲观主义的静却从黄医生那里听到了爱国主义的观点,那时的革命军正在发展,静陷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之中,一面是过去的伤痛,“命运的巨网,罩在你的周围,一切挣扎都是徒然的。”一面则是新的理想,“命运,不过是失败者无聊的自慰,不过是懦怯者的解嘲。人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来决定。”终于,静恢复了曾经的勇气、自信、热情和理想,她看见了热烈、光明的新生活。和赵女士去了武汉,投入到了革命中,但是静又被疲倦击败了她再次生病,回想起誓师典礼上自己在精神上获得了新希望,但是她又觉得所谓革命都是口号,“会了十八句的江湖诀,可以做一个走方郎中卖膏药,能够颠倒运用现成的标语和口号,便可以当一名政治工作人员。”
她退出了所谓政治生活,做起了医院的医护工作,医院里住进了受伤的军官强猛,强猛虽然受伤,但是对战斗的渴望越发强烈,“战场能把人生的经验缩短。希望,鼓舞,愤怒,破坏,牺牲一一切经验,你须得活半世去尝到的,在战场上,几小时内就全有了。”而静对他的神情也终于走向了爱,他们的结合是静对强猛所代表“未来主义”的一次主动融入,“目前的生活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愉快的生活。”但是强猛对战斗的渴望还是让静的生活计划破灭,“这个未来主义者以强烈的刺激为生命,他的恋爱,大概也是满足自己的刺激罢了。”虽然强猛对静说自己抛弃了未来主义会陪在她身边,但最后他还是奔赴了前线。从最初对现实的逃避只想“静心读书”,到后来失去了处子之身发现阴谋,从革命的理想对她的冲击而找回自信,到发现政治生活中的“口号主义”,从与未来主义者的结合,到最后依然在寻找着生活的答案,““诗姊!我们分离后,我简直是做了一场大梦!一场太快乐的梦!现在梦醒,依然是你和我。”静这样对王女士说。
这一个回环对于静来说,虽然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但是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幻灭之后的成长,这一种积极的意义也是茅盾在苦闷中探求的意义所在,时局的变化是“真是天也变了”,对于固守着那一片土地的农民和运转着“林家铺子”的小商业者来说,天变了是命运的未知,是从病了到死了的“惨痛经验”,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梦醒了”之后也许才是命运改变的开始——只不过茅盾积极的一面在1927年,惨痛经验写于1932年,是不是这也是“真是天也变了”的命运之无奈、希望之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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