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4《七个疯子》：不幸住在我们的体内
是的，他是一个一平方厘米的人，一个一平方厘米的存在，用他有知觉的面积维持着支离破碎的幽灵生活。
——《第二章·层层黑暗》
一平方厘米，小小的一平方厘米，几乎看不见的一平方厘米，可以轻易被抹去的一平方厘米，在这个纯粹数字的存在里，世界却以另一种数字的方式挤压过来：头顶是“痛苦区”，是“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梦境般忧虑的氛围里”，它是城市上空两米的地方，类似于地图上的盐田或沙漠，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鱼鱼子般密密麻麻”；欠下的是六百比索，零七分，糖厂管理混乱却变成了他偷窃的数字，如何才能偿还这笔钱；自己的妻子生活在巨大的钢筋水泥城市里，当她穿梭于摩天大楼投下的斜影之中，“高压电线网充满威胁地架在她的头顶”……
城市上空两米的“痛苦区”，密密麻麻分布着，这是一种无限的包围；六百零七比索偷来的钱，是普通的工作无法还清的欠款；钢筋水泥城市投下的阴影架在头顶……数字是巨大的存在，宽广，无限，沉闷，封闭，它们压缩着，终于将一个存在的人，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了一平方厘米的存在，只有凭借着知觉的面积维持着支离破碎的幽灵生活——知觉仿佛是唯一可以扩展的东西，它制造了纯粹属于想象的面积，在一平方厘米的存在中成为抗拒的唯一力量，所以如梦境一般，它最终带来的是沉默，是毫无知觉，“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实际上，知觉的面积最终导致的是毫无知觉的沉默，像一个悖论把埃尔多萨因推向了幽灵世界，而这种悖论存在，就像他的欲望和理想，身体和精神一样，完全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两米空中的“痛苦区”、六百零七比索的钱和钢筋水泥的阴影最终导致一个一平方厘米的人的存在，幽灵生活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放？进入幽灵生活，就是意味着远离了活着的现实生活，“我们接到举报，说您偷了我们六百比索。”埃尔多萨因面对糖厂副经理，反而补充说“六百零七比索”，却在补充完毕后说“我没偷钱，那都是谣言”，当在否定偷钱后又想知道谁告发了他——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又到肯定，埃尔多萨因一开场就接受的“审判”无疑就将他推向了这个幽灵生活，推向了悖论存在。
究竟谁告发的问题，其实是在寻找痛苦的根源，是糖厂本身管理的混乱？是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主宰生命的人？还是妻子艾尔莎不爱自己所致？那个“形成了回路的沉默”是外在的力量，还是内在的宿命？“埃尔多萨因的体内装着全世界的痛苦与全世界的否定。”而其实，这种对于自身探寻到的原因，往往是从外部开始施加在他身上的，“他被一股外力推动着前行，那股盲目的力量紧紧抓住那些第一次意识到监狱近在咫尺的倒霉蛋，引诱他们去玩牌，或者玩女人。”无论是糖厂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还是妻子艾尔莎的离开，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仿佛都是盲目的力量使然，正是因为盲目，埃尔多萨因无法看清这个世界本身的荒谬，被关进监狱，被巴尔素特打，被跟随着上尉离开的妻子抛弃，这种种的痛苦，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个被外力推动着前行的人，所以面对一平方厘米的存在，埃尔多萨因萌发了“疯狂”的行为，比如明天仍一枚炸弹，比如杀死巴尔素特，那样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存在的人，一个让好几代律师为他的判罚、监禁和理论劳碌的人，从前的沉默最终将在这个外部世界变成一个言说的人，“我，我这什么都不是的人，在一夜之间让警察、秘书、记者、律师、检察官、狱警和警车为我奔波。人们不再把我当作倒霉蛋，而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府该被隔离起来的敌人。”
“对所有人而言，我是生命的否定。我是‘生’的对立面。”将自己放在所有人的对面，就是放在生命的否定维度上，所以他会在这种否定加剧而疯狂的世界里，向“占星家”借钱，而“占星家”和“皮条客”所谓的借钱，其实是要进行一场革命，“埃尔多萨因甚至怀疑他是被派来这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为他正在筹划一个非凡的社会革命。”什么样的“非凡的社会革命”？按照“占星家”的说话，要建立的秘密社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它将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成员和拥护者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收入，这些利益和收入来源于商业方面的合作，这其中包括开设妓院，“我们将在山里建立一个革命基地。在那里，新成员将学习无政府主义策略、革命宣传、事工程和工业设施建设，当他们从基地结业后，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创建一个社会支部……明白吗？这个秘密社会将自设学校——‘革命学院’。”
| 编号：C63·2200621·1664 |
无政府主义、革命基地、社会支部、革命学院，这些社会元素无疑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特点，为什么要革命？“占星家”认为，人类的幸福已经陷入在了形而上学的谎言里，“要是没了那个谎言，人类将会再次陷入经济的幻觉……”所以要从这个死胡同的出口倒退回去，要让那些拥有血肉之躯的神将失去的天堂还给人类，但是“占星家”所谓“拥有血肉之躯的神”却正是创造了经济幻觉的那些传奇人物，他们是洛克菲勒，他们是摩根，他们是福特——他们只不过是在摧毁一个谎言的时候让人类进入另一个谎言，所以“占星家”把“工业化”看成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社会将会建立在更坚固、更现代的基础上：工业化。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秘密社会将会有异想天开的一面（您可以这么定义我之前所描述的一切），那时也会有坚固的根基：工业，工业将会带来黄金。”无疑，当“占星家”将工业化当成未来社会的根基，看上去可以让埃尔多萨因脱离作为一个小职工的困境，让他不至于被六百零七比索而丧失自己的尊严，但其实工业化是制造了更多像埃尔多萨因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将在这谎言的死胡同里死去。
但还不止于此，未来社会的第二个关键词则是“顺从”，“占星家”推荐的一本书的《比较列传》，在他看来，革命需要的是牺牲，“您知道列宁或墨索里尼的成功是由多少条命换来的吗？”而“淘金者”认为，“我们将会在这座城市发起革命。我想象着那一天的到来，商人们会像惊吓的兔鼠一般从洞穴里跑出来，而我们将用机关枪清扫这星球上的所有垃圾。一千比索就能买到一把不错的机关枪。分钟二百五十发。不得了！接着，我们将散播一袭袭的氯气芥气……啊！您得在报纸上刊登您的计划，相信我……”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恶棍组成的贵族社会，“我们将枪决所有追崇托尔斯泰的愚蠢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剩下的人则会为我们工作。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崇拜墨索里尼。”在专政和极权作为未来社会的目标中，顺从实际上意味着更好地统治。当工业化和顺从成为未来革命的理想，一定是更大的暴力，一定是更多的谎言，一定是更多的牺牲，“我们需要黄金来捕获人们的心。宗教和骑土神秘主义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必须得建立工业神秘主义。要让们觉得管理高炉是与在过去发现新大陆同样美妙的事。在那社会中，我培养的政治家将会通过工业来获得幸福。革命者既精通印布机系统，又懂得为钢铁消磁。”
而埃尔多萨因加入这个革命计划，是不是从此可以成为革命者，从此在工业化和让别人顺从中告别自己的痛苦？他满怀信心走近“占星家”的庄园，和那些“主管们”相互认识，而且还重复着列宁的按句话：“没有杀戮就没有革命！”但是，埃尔多萨因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牺牲者，本身就是在顺从中成为一平方厘米的人，对他来说，革命其实是犯罪，而埃尔多萨因更感到痛苦的是：“事实上，我所担心的并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另一个疑问：我在犯罪之后会做什么？我会感到内疚吗？会发疯到最终去自杀吗？抑或我依旧会像从前那样生活，继续为我的无能而痛苦？那无能造成了我生活的支离破碎，用您的话来说，它们是我发疯的症状。”尽管被劝这不是犯罪，而是将他与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剪断，在即将进入黑暗野蛮社会中，在即将失去掌控中，获得新生的力量，让体内的怪兽起来反抗——参与计划的策划便是埃尔多萨因激活怪兽进行反抗的一种形式。
但是一个已成为生命的否定的人，重要的不在于所谓外部的革命解决现实问题，而是如何转向内心寻找痛苦的真正根源，“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得兑现支票。”被一种困境所牵制，埃尔多萨因其实迷失在六百零七比索和“偷盗”的罪名之中，因罪而发疯，和“占星家”“淘金者”和“皮条客”建立未来社会，是另一种发疯的方式，发疯之于发疯，最后不知道革命之后的发疯会将自己带往何处，所以埃尔多萨因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必须审视自己的苦难。身处底层社会，埃尔多萨因的地位决定了他的罪恶论，“是呀，我是一个仆人。我打骨子里就是一个仆人。”他只有在作践自己、侮辱自己中获得满足感，他甚至觉得这是他“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渴望”，卑微的存在，是他把自己异化为另一种存在，即使妻子曾经爱着他，在他看来，卑微的自己也从来没有在爱中获得存在感，而这种被架空的自我便是将身体和精神分裂成两种存在。
“多少次啊，我在酒馆的角落里，想象着艾尔莎跟另一个男人逃走了。我不断往下坠，那个洞穴不过是未来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的预告罢了。”身体里有欲望，身体关乎性，埃尔多萨因就是把身体看成是精神之外的存在，甚至把身体看成是恶的来源，所以一切的不幸都起源于身体，和妻子结婚之前的一句话似乎成为了他的一个阴影：“我永远都不会结婚。我将会有一个情人。”不会结婚而去做别人的情人，这是身体的一次出卖，所以当埃尔多萨因和艾尔莎在一起，他没有吻过她，“因为爱她的冲动在他喉咙留的勒痕让他感到幸福”，这种幸福让他将肉欲转化成精神上的东西——他没有买过一件得体的西装，没有为身体愉悦做过什么，也没有给过它与生活和解的快乐，身体在别处，身体是替身，他甚至对着自己的身体感到同情和难过。肉与灵的分离，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一种回到自己的解放，却是另一种束缚，他对妻子说：“你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我要去妓院，去感染梅毒。”但是在找到妓女之后，他却直接把钱给了妓女，“连碰也没碰她就逃向了另一个地狱，花掉了那不属于他的钱，在从未停止咆哮的疯狂中越坠越深。”
作践自己是作践自己的身体，也是作践自己的灵魂，发疯地坠入深渊，是身体的苦难，也是精神的苦难，这种一分为二想要寻找解脱的办法，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一种迷失，“我人在这里，但我的灵魂在哪儿呢？”最后变成了杀人的革命，而杀人的革命所展开的工业化和顺从，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身体与肉体的分离，何尝不是一种灵与肉的双重迷失？就像药剂师埃尔格塔所说：“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来反抗这个糟糕的社会。正因如此，我才和一个妓女结婚。”而这种所谓的反抗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毁灭了一切——耶稣的奥秘只揭示给虔诚的灵魂，也揭示给白痴。
“问题在于，苦难在我们的体内。我过去以为苦难漂浮在空中……那真是个荒谬的想法；事实上，不幸住在我们的体内。”体内的苦难，对于灵魂是一种煎熬，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而当埃尔多萨因开始了革命，他把犯罪发看成是自己找回自己的希望，“知道吗？……我还没抵达自身的最底端……犯罪是我最后的希望……”杀死巴尔素特是他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第二天就要杀他的时候，他希望自己面前放置一面镜子，从镜子中他会看见自己成为杀人犯的模样，也只有这样，埃尔多萨因会感觉自己和自己被区分开来，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在颤抖，身体成为杀人犯，灵魂却是被杀的人，埃尔多萨因制造的镜像就像埃尔格塔娶一个荡妇成为妻子一样，被命名为“与上帝会面”，但是在抬头看见上帝之子，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只是将身体摆放在面前，灵魂的救赎从来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
杀人者最后成了自杀者，那个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骗子，最后把枪对准了自己喜欢的女孩，“早上八点，凶手穿好衣服，把门半敞开，让服务生别扰在睡觉的妻子，因为她很疲倦，十点钟再叫醒她。然后他开了旅馆，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死者才被发现。”在凶手和死者在一起的五个小时里，是身体在一起，还是灵魂走向共同之路？埃尔多萨因的反应是：“他应该是很爱她的。”但是爱变成了死亡，灵魂又安放在何处？“与上帝会面”是不是一种臆想？“所有的科学都将是魔法。医生将伪装成天使，当人口繁殖过剩时，发光的飞龙会从天上洒下霍乱杆菌，以惩罚人类犯下的罪行。”上帝不存在，天堂不存在，信仰只是谎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疯的人是凶手，也是上帝，所以在“七个疯子”的群像里，死亡在不断上演，谎言从未停止，身体和灵魂都在死亡和谎言中成为永远的阙如：不是巴尔素特最终被杀死，而是他成为了凶手；他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成为革命的密谋者——“假装谋杀的决定是由‘占星家’经过与巴尔素特的漫长交谈在最后一刻做出的。”
对生的否定，对犯罪的向往，对革命的热情，身上背负着罪而犯罪，内心充满着苦难而更加苦难，杀人也只是自杀，埃尔多萨因在一平方厘米的身体里，看见的未来只不过是一个幽灵的幻想，它飞到两米的上空，它还清了六百零七比索，它只是一平方厘米投射的阴影：“某天下午，他做了这样一个梦：知道自己是公主的心上人，同时他也是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的侍从。将军们都围在他的身边，想要探问出他身上的秘密，这让他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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