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6《坟》：我想这鞭子总要来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
         ——《写在<坟>后面》

夜是沉寂的夜，虽然南普陀寺里牵丝傀儡戏正传出锣鼓声，虽然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但是这个夜晚对于鲁迅来说，却是“更加显得寂静”，正如引用了曹孟德最后一句诗里的心情一样：“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凄伤是淡淡的哀愁，甚至是后悔，“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

这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夜晚，独处厦门的鲁迅正将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的论文集结成《坟》，这长长短短的二十三篇杂文对于鲁迅来说为何带来一种凄伤？为何会有后悔？鲁迅说这是一种“陈迹”，说是一种“取巧的掩饰”，“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而且出版之后“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惶惶然之外，其实是鲁迅对于某种逝去的无奈，“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逝去的终点便是那坟，而且“无须谁指引”，这一种坟的存在，一方面是自己要将这逝去的一切埋葬，包括这些陈迹，包括这奋斗的时光，“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但是坟要埋葬，却并非是深埋而不得掘开，只是暂时而已，“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如此便是一种价值。

但是，“坟”还有另一层的隐喻，当自己“还不能毅然将他毁灭”，便是想“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而在这一个时代，是要从解剖自己中发现那坟中的尸骨，“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无非是给酷爱温暖的人一种冷酷，无非是要给尚活着的人一种将死的预言，因为坟从来就是生者的终点，而这酷爱温暖的生者其实早就如在坟中一样，感受着死亡。“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他们正在复古，而这一种复古便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自杀者最后入坟，便也不再说话。而这另一层的隐喻在十多天前写就的《题记》中有着更明确的表达，“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这一座小小的新坟里是自己所写的那些“糟粕”，在他人看来就是“若干毒害”，是被憎恶的文章，而在鲁迅眼里，坟里更需要埋葬着的便是那些被解剖了的死者，是那些新文艺“试行自杀”的人，是那些“拿着软刀子的妖魔”，所以将他们埋葬了，即使这些陈记最后只是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即使不值一文，即使被人憎恶，也可以成为一种声音，因为“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正如苍蝇的飞鸣，自己不知道人们憎恶他，“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只要飞鸣偏要飞鸣，便是一种决绝，便是一种无畏，便是要将那个“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打碎。

坟已经筑起，那里到底有怎样追求复古的自杀者？有又什么样自称是“无枪阶级”而其实拿着软刀子的妖魔？鲁迅造这一座座新坟，将糟粕收敛起来，对准那些“新文艺的试行自杀”者，是自己早就将目光转向另一个世界：科学的进步，进化的学说，思想的自由，个性的解放。《人之历史》阐述的是进化学说，从古希腊德黎提出“万物起源于水”到歌白尼日心说，从林那动物系统论到兰麻克生物进化说，从瞿提“形蜕论”到达尔文“淘汰论”，再到黑格尔建立种族发生学，在鲁迅看来，十九世纪西方的进化学说是令人“惊怖”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那些“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的笃故者，无疑是一种世界观的完全颠覆；《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介绍了西方科学史的发展，“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所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而“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不仅将学术艺文看成是“我数千载前所已具”，而且“聊弄术以入新学，抑诚尸祝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刺中守旧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之下，成为一种罪；《文化偏至论》也指出，“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在鲁迅看来，这无非是一种抗拒大潮的狭隘私欲，而真正的文化就如十九世纪的发展，“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一是要注重物质，二是要注重个人，由此，“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更是提出“国民发展”要“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而在这条道路上，需要的是“摩罗之言”——摩罗，即云魔，即撒旦，是和神不同却有抗击上下的力量：“神，一权力也；撒但，亦一权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于神，神力若亡，不为之代；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但是中国的现实，则无摩罗，鲁迅质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从《人之历史》到《科学史教篇》，从《文化偏至论》到《摩罗诗力说》，在中西对比中鲁迅阐述了西方进化说、科学观、文化论、自由观，更是提出了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疑问，为什么在西方不断变革的今天，中国却固守旧法？选入集子的这四篇文章是鲁迅用古文写的，这一种体例是不是也是一种复古？虽然是一种形式，但是鲁迅似乎也从自身出发改革文风，从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我之节烈观》开始，身先士卒倡导新的表达方式。新文化熏陶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鲁迅剖析了中国种种缺失的病症所在：在《我之节烈观》中，当有人鼓吹“世风日下”，并以“表彰节烈”为挽救方法的时候，鲁迅提出的疑问是：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表彰之后有何效果？节烈直指女性，“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便是一种畸形道德，而且主张的也是男子，无非是一种顽固不化的封建思想，所以鲁迅说：“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于是必须去除虚伪的脸谱，必须去除昏迷和强暴，除去毫无意义的苦痛，“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鲁迅用进化的观点指出，“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因为，“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这一种赓续性的关系就是一种进化，由此，鲁迅认为，和食欲保存现在生命一样，性欲也是为了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所以，“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不仅新生命创造，而且要以爱的方式创造，我们做父亲就是要做觉醒的父母，就是要开辟新路的父母。《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时讲的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没有写出娜拉出走之后的情况，鲁迅认为推理来看，摆在娜拉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堕落，另一条则是回来，但是真正要使娜拉寻找到出路的，则是要有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因为钱代表的经济独立，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是终结娜拉梦想而推向女性独立的一条路，这条路也是中国人作为人之存在的突围之路，“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鞭子要举起来，鞭子要落下去，鲁迅说不知道“从那里来怎么地来”，其实在那时，他的手里早就握住了鞭打进中国那肉里的鞭子。雷峰塔到了，普天之下的人民欣喜，他们为白娘娘抱不平，也怪法海多事，“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而雷峰塔倒了之后法海也只能躲在螃蟹里了，直到断种的那一天才能出来，所以：“活该。”雷峰塔倒掉，也是折射了中国人所谓的“十景病”“八景病”，“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所以雷峰塔倒掉便是一种破坏，而且要像西方的卢梭、尼采一样，“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而在破坏之后更重要的还需要建设，“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破坏而建设，彻底的破坏完全的建设，这便是鲁迅为中国指出的一条道路，所以先要“一扫而空”：寡妇主义要一扫而空，因为自立的人会凌虐未自立的人，因为寡妇主义的教育会让女子“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为防止所谓的“有伤风化”的“坚壁清野主义”要一扫而空，因为坚壁清野主义依然是对女性的压抑，“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听说现在的乡民，于兵匪也已经辨别不清了。”说照相时“精神要被照去”的观念要一扫而空，因为万物之灵说里，“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继而到伦理学上，主人也会变成奴隶；国骂“他妈的！”要一扫而空，因为发明这句话的人是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甚至是一种愚民；如看镜一样害怕外国东西的思想要一扫而空，“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今不如古的背后便是封闭，便是守旧，便是退步……

将这些一扫而空，是为了革新，是为了建设：《灯下漫笔》中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过“人”的价格，在崇奉国粹的国学家、赞叹固有文明的文学家、热心复古的道学家之外，则需要承担使命的青年，要不满于现状，要结束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席，“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要“睁了眼看”，因为那是正视，正视之后才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只有冲破传统思想和手法，中国才会有真的新文艺；中国需要天才，但更需要“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因为民众就是土壤，“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要破坏一切，要建设一切，但是破坏和建设的转换并非可以一气呵成，所以“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说，不管是狗自己失足落水，还是被别人打落，或者亲自打落，都不应该像老实人一样将它看成是“受洗”，以为忏悔了就不再出来咬人，所以，“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要“费厄”，就要看清对手，不要老实不要客气，“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而这正是中国改革者必要的态度：痛打了落水狗，不是“犯而不校”的恕道，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直道，也不是“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枉道，而打破这种种的中国之道，痛打了落水狗，也便为他们建立新坟，把被解剖了的死者、那些新文艺“试行自杀”的人和那些“拿着软刀子的妖魔”都统统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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