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7《玛丽》：这也具有象征意义

“我多傻啊——为了那些白桦树，我浪费掉了全部的生命，我忽略了整个俄国。现在，感谢上帝，我已经不写诗了，和诗了结了，我甚至对填表时称自己是‘诗人’而感到羞耻。”
         ——《五》

诗歌里有大路上的日落，是白桦树林，有林中的爱情，有美妙的十六岁，这些都是充满诗意的意象，都是诗人在生活中看见的希望，“可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呢，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但是为什么一生与诗歌为伴、他的诗作影响了一代俄国年轻人的波特亚金放弃了诗歌、甚至为自己曾经是个诗人而感到羞耻？因为在他看来，写诗让他浪费掉了全部生命，他现在在柏林的膳宿公寓里最大的渴望就是获得去往法国的入境签证；写诗让他忽略了整个俄国，他离开了俄国但是签证总是遇到问题，他无法离开就像被那一个老去的俄国所困住——诗歌是一种对生活的美化？是对生命的误读？还是对现实的虚构？

不写诗、和诗了结、为自己曾经是诗人而感到羞耻，波特亚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疑和诗歌划清了界限，也是和美好的事物构筑了鸿沟，但是当他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为生命留下最后可呼吸的出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和忽略？但是当波特亚金和诗歌划清界限，对加宁来说却是另一种唤醒，因为这些诗歌陪伴着自己，因为他曾经找到了诗歌中的美好，更是因为被波特亚金放置在那一边的诗歌代表着美好的过去、诗意的过去，他没有背对诗歌，反而在被唤醒中重新进入到林中的爱情和美妙的十六岁，因为在这里，他看到了幸福，“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我刚开始了一段美妙的恋情，现在我要到她那儿去了，我非常幸福。”这就是写满了“美妙的恋情”的记忆的幸福。

加宁在诗歌的唤醒中回到记忆之中，就像是发出了“说吧，记忆”的邀约，而纳博科夫的回忆录就是“说吧，记忆”——回忆录就是加宁的回忆录，就是加宁对“玛丽”的回忆，在这里，回忆录和小说构成了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的双重文本，但是纳博科夫却否认它们具有同一性，“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和自己的经历有关，但并不是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替代者，纳博科夫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摆脱真实故事的束缚，从而“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但是《说吧，记忆》这本回忆录面世更晚，而《玛丽》是纳博科夫创作完成的第一部小说，是在一九二五年结婚后不久在柏林写作的——当在小说之后纳博科夫再次进入加宁的记忆之中，《玛丽》似乎也成为了他“和诗了结”的一次证明，而之所以了结，纳博科夫不是要复述真实的经历，而是表达一种“思乡”的感情，对遥远俄国的思念，对痴迷伴侣的思念，就像他在一九七〇年回答《时尚》杂志的采访时说，这种思乡就是一种“风格”，“一个作家的传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的记录，而是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只有从这个角度，人们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和最近的爱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

风格不是诗意本身，更不是诗歌，纳博科夫用老诗人波特亚金的话表达的是诗意和现实之间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实是什么，是柏林的膳宿公寓，是膳宿公寓里的流亡者，他们是寡妇多恩，是老诗人波特亚金，是胸部丰满的姑娘克拉拉，是阿尔费奥洛夫，是两个芭蕾舞演员，是房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以及加宁，“膳宿公寓是个既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令人讨厌的地方，主要讨厌之处是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市郊地铁线上隆隆的火车声，有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他们会谈起他们曾生活过的祖国，但是现在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就像阿尔费奥洛夫所说：“是时候了，我们都应该坦率地承认它完了，我们‘圣洁’的俄国农民结果只不过是些灰色的渣滓——顺便提一下，这本是预料之中的——我们的国家永远完蛋了。”不是这个国家完蛋了，而是离开俄国的他们完蛋了，轻轻被抹去了，留下的只有无尽无休的档案，“架子被它们的重量压得嘎吱响，警官为了在案卷中查到我的名字差点没累断了气。”而即使波特亚金每天都希望能得到入境签证，却总是一次次被拒绝，他们被俄国所抹除，他们又没有新的入口，他们就是七个俄国的游魂，而公寓用来标记房间的周一到周日，不正是这七个游魂的象征？

编号：C54·2260420·2483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8月第一版 定价：49.00元当当23.00元 ISBN：9787532784998 页数：146页

“他感到整个人生就像演一段电影，里面没有头脑的群众演员对于他们参与拍摄的电影的内容一无所知。”这是加宁的感觉，当火车在不远处发出响声，他知道永远不能像火车那样有着明确的方向，而是和电影一样，永远对自己的人生一无所知。和年老的波特亚金不同，他是年轻的一代，是富有激情的一代，是需要憧憬的一代，但是他的年轻、激情和憧憬似乎都变成了欲望，变成了在女人身上获得的快感，但是柳德米拉也好，克拉拉也罢，他都无法在这种欲望世界里找到方向，“厌倦而羞耻的加宁，感到一阵无聊的柔情——爱匆匆经过后留下的一丝伤感的温情——因此他毫无激情地，吻着她向他伸出的像涂了色的橡胶般的双唇。”这是阴暗、孤独、厌世的世界，这是像俄国一样完蛋的世界，这是人生被轻轻抹去的世界，但是就在这几乎完全的黑暗里，加宁突然看见了命运带给他的奇迹：记忆回来了，诗歌回来了，美好回来了，因为再没有见过的玛丽要来了。

“真是个奇迹，电梯上来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小说的第一章节就是纳博科夫制造的一个“象征”：加宁和阿尔费奥罗夫在电梯里，却遭遇到了电梯的事故，两个人被困在黑暗的世界，他们看不见彼此，却在完全陌生的状态中交谈，他们有时还踩到了对方的脚，但是突然电梯恢复了，而他们看到电梯打开时却没有看到人，就像奇迹一样发生了，没有前因后果，当光明毫无预兆把黑暗完全推开，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对于加宁来说美好的记忆像奇迹一样展开了，因为阿尔费奥罗夫口中所说四年未见的妻子玛丽就是加宁曾经的恋人——那一张照片让他确定“玛丽”就是同一个人。当奇迹展开，加宁便开始在“说吧，记忆”中回到了那个诗人笔下的美好世界。

九年前的一九一五年，加宁在得了斑疹伤寒后养病，他遇到了护士，“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潮湿的、清凉的、老处女式的气味。”但是护士之于病人带来的是幸福，加宁在与玛丽的相遇中复活了这种幸福，“一切都在那个形象的创造中起一份作用——墙上色调温柔的画、窗外小鸟的鸣啭、圣像盒中耶稣棕褐色的脸，甚至洗漱台上的小喷水池。”他们曾经在谷仓举行的慈善音乐会上度过了夜晚，玛丽温柔的容貌、浅黑的皮肤和头发上的大蝴蝶结是他诗歌中的意象，“现在加宁认为，在他整个生命中那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一刻，这是很正确的。”他们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山野中玩耍，他们曾经在亭子里避雨留下了名字，他曾经在黑暗中打倒了那个偷窥者给受伤的玛丽以安慰……但是命运也让他们走向了分离，风雪中的约会，私情的干扰，革命的发生，“他再也没有见到玛丽。”留在他记忆中的是玛丽最后的背影，“她没有回头看他。暮色中传来了总状花序类植物开花时的浓烈刺鼻的香气。”

玛丽离去，随着革命的进展，加宁最后也离开了那片土地，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故乡，当加宁在“说吧 ，记忆”中言说，记忆随之也分崩离析：

他迅速地拿出了那只黑皮夹子，里面放着他在克里米亚期间收到的五封信。刹那间这使他记起了在克里米亚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整个冬天：沿雅尔塔海岸刮着的、夹杂着刺痛人的尘土的东北风；冲击防波堤涌到人行道上来的海浪；傲慢而惶惑的布尔什维克水手；戴着像铁蘑菇似的钢盔的德国人；鲜艳的三色V形臂章一满怀期待的日子，一个忧虑不安的喘息时机；一个剪着短发、有着希腊式侧影的瘦小的满脸雀斑的妓女沿海岸走着；东北风再一次把公园中乐队的乐谱吹得满地都是；后来——终于——他的连队开拔了：在鞑靼人小村中的部队宿营地，像以往一样，那儿小理发店里的剃刀从早闪到睌，某人的面颊上满是肥皂泡，而在满是灰尘的街上小男孩们像一千年前一样抽着陀螺。还有那疯狂的夜袭，你根本不知道哪儿在射击，也木知道是谁正越过倾斜的房屋阴影之间的摊摊月光。

但是当玛丽以他人妻子的身份回来，对于加宁来说，却是记忆的再一次唤醒，他想要建造一个消失的世界，他要让那一切复活，甚至他满怀着希望要把玛丽从阿尔费奥罗夫身边带走，而这一种情愫也具有了象征意义，就像波特亚金队克拉拉说的，“就是，我们应该爱俄国。没有我们流亡在国外的人对她的爱，俄国就完了。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哪个爱她。”在这双重的象征中，纳博科夫在第一部小说中流露出对思乡的复杂情绪，它是记忆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他渴望让它复活，在复活中赋予它被爱的权利，但是它却早已经将游魂的名字抹去了，爱而不被爱是不是更是一种死亡？

玛丽是记忆中的玛丽，是诗意构筑的玛丽，是美好象征的玛丽，但也仅仅是持续了四天的玛丽，“除了那个形象之外，玛丽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就像波特亚金的诗歌，甚至连最后这个渴望离开的老人也永远困在了这里，于是加宁在“说吧，记忆”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选择了一列半小时后驶往德国西陌郡的火车，把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用来买了一张火车票，怀看偷快的激动想着他将如何没有任何签证地跨越国境；国境另一边是法国，普罗旺斯，然后是——大海。”也许对于漂泊者来说，回去永远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目标，离开，彻底离开，才是最后的归宿，它属于加宁，也属于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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