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07《春潮》：她她她的反噬性镜像
好安静啊。你安静了这个世界就安静了。就让我们这样安静地待一会儿吧。
如果你醒来一定会骂我。用最肮脏，恶毒的语言来咒骂我。你总是说我会遭报应。哪有妈妈这样对自己女儿说的。你期待我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贫穷，孤独，孤儿寡母，疾病缠身。差不多都实现了，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吧。
还有我的父亲。你的男人，一个死去的人都不能让你停止咒骂，如果说不幸我更同情他。他是你所有生活的谋杀犯，所有的错误、责任，你都推给他，你就那么清白无辜吗？难道你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非得嫁一个城市里的男人吗？你为了跟他离婚，写了多少封检举信，多少个夜晚，你把我从梦中叫醒，去父亲领导的面前哭诉，你裹挟着我一起控告他，就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同情和帮助。
你每一次咒骂他，我就在心里憎恨你一次，你摧毁的不是一个家庭，是母亲在我心里的形象。所以，无论你多么有难处，委屈，我都不会同情你啊。他多温柔，仁慈。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去找你，你就冷冷地跟我说，怎么来这个了。是那个你嘴里的大流氓，教给我怎么叠卫生纸，烧热水给我泡脚，我人生第一次的鼓励和祝福都是他给我的。所以无论你怎么说，他是臭流氓，他是恶魔，他是混蛋，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父亲，其实在那个岁月里，他受到的屈辱不比你少，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而你呢，你在做什么，家里所有的气氛都被你控制着，每天早上我起来听见你洗脸漱口做饭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一天我将如何度过。我们是多余的，我们是你憎恨的人，就是因为我，让你那些年受了那么多屈辱，然后你就要用四十年的时间来惩罚我 ，而我也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去顺从你啊。
我可以承认，我承认啊，我最初的时候是想放弃她，可是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后悔了，我想保护她，我想给她爱，我想照顾她。可是呢，你把她从我的怀里抢走了，我没有一次去接送过幼儿园，我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议。只有一次，就是她发高烧住院的时候，我在病历上签了我的名字，因为那是母亲必须签的。你占有的太多了，太多了。我曾经试图夺回我做为母亲的权利，而每一次都必然以你的胜利而告终。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家庭不是战场，你的胜利也不是真的荣耀，我不想让我的女儿，走回我小时候的轨迹。所以我才避免跟你吵架的，你懂吗？她很敏感，她很漂亮，可是你正在给她注入你的虚荣，你的虚伪，你的嫉妒和不分事非正在她身上发酵。我不希望她像你一样，过完卑微可笑的一生。当然，这些年你温柔了很多，以后你会温柔的像个婴儿。有多少个夜晚我都夜不能寐，我想躺在妈妈的怀里，但是大多数时间，我都躺在了男人的身边，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纪明岚安静了，插满管子的她真的像一个温柔的婴儿，当喧闹的世界安静，当暴躁的母亲温柔，身为女儿的郭建波开始对着窗户喃喃自语，似乎只有当夜晚变得沉寂，她才能发声，才能说话，才能将内心的声音变成一种公开的态度：关于母亲，关于父亲，关于女儿，关于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关于母女两人的怨恨，七分钟的独白被徐徐展开，更像是言说权力的更替，但是，当郭建波站在情感重建的高度，颠覆作为控制者的母亲对整个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定义，甚至在“敌人”的倒下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她是不是也成为了控制者？是不是也在制造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甚至，是不是用另一种残忍的方式惩罚母亲？
七分钟，不停地言说，对于郭建波来说，深埋四十年的委屈该有多深？那喷薄而出的怨恨该有多少敌意？但是当她面对昏迷的纪明岚，当她在安静的世界里说话，她其实并不想让母亲听到，因为对于她来说，真正的听众是看电影的那些观众，是想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讲，郭建波的独白更像是导演杨荔钠的心声，或者说，杨荔钠正是通过演员郝蕾扮演的郭建波将这个家庭陷于矛盾的前因后果都陈述出来，言说梳理了情节，交代了因果，在让剧情变得完整、线索变得清晰目的论中，杨荔钠才算完成了对于这三个女人相关家庭故事的叙述。而正是这种太过明显的导演目的论，使得郭建波的独白变得突兀，变得不自然，甚至变得做作——就像这全部的独白文字，都安放在影评里成为引用，是不是削弱了本身的叙事能力？
是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第一次见到了杨荔钠，在那场名为“名导派对：纪录片导演的自我革新”的对话中，杨荔钠并不把转型拍摄的剧情片《春潮》看成是一种自我革新，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她认为都是电影，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都是要把故事、人物讲好、讲顺了。”但是她却又流露出拍剧情片的疲惫感，“我拍完《春潮》这部影片很疲惫，很累，我马上接了一个纪录片的组，拍了我新的纪录片《少女与马》，我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跟我的团队在一起，我觉得我养回了我丢失了的精气神，这是纪录片给我的一个养分。”虽然杨荔钠把这种疲惫感归因于剧情片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场的存在，只有在纪录片中，才能有一个自由的自我创作氛围，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杨荔钠的这种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对比，显然是比较浅显的，而她拍摄《春潮》时感觉到变成魔鬼的那种累，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没有将故事和人物讲好讲顺？
七分钟的独白，显然在整个故事里是脱节的，这是一种没有讲好讲顺的明显标志，而除了在形式上造成了某种突兀，在结构上没有融入叙事系统之外，其实杨荔钠的尴尬还在于一种内在的矛盾。姑且不说在郭建波和纪明岚母女之间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被纪明岚称为“流氓”的丈夫和被郭建波称为完美者的父亲是不是就是不同立场的定义，放眼到现实层面，母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张而对立的：纪明岚让合唱队的老人来家里练习，一进门的郭建波便走到厨房间，一边放水制造了水管漏水的问题，一边则抽着烟一副鄙视的态度，而当纪明岚无奈地让大家离开之后，郭建波又将烟蒂掐灭在刚做好的饺子皮上；社区的王阿姨最终还是走了，纪明岚认为自己一直把她当朋友看照顾她，但是身为报社记者的郭建波却在报道中说她在冷漠的世界里自杀，为此纪明岚质问郭建波：“她没有把我当朋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继而开始指责郭建波身为媒体人老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你为什么要吃里扒外？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 导演: 杨荔钠 |
母女之间的对立甚至敌视，更突出表现在她们在一些家庭问题上的矛盾，纪明岚为了解决郭建波的婚姻问题，给她介绍了刚离婚的郝主任，在家里纪明岚和郝主任在谈话，郭建波却坐在一旁，她发给郝主任的短信是：“男人都死光了？”“你对面的女人只有一个乳房……”在毫无遮拦的质问和戏谑的羞耻中，郝主任只能起身告别；在高中同学聚会上喝多了酒回来的纪明岚，看到郭建波对她冷眼相视，开始骂她：“我在你们郭家做了一辈子奴才，现在还要看你们脸色？”在谩骂中，郭建波没有回击，但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一只手狠狠地按在仙人掌上，手掌上布满了血珠，郭建波没有哭也没有疯狂，她反而以更为冷静的方式制造一种痛；在女儿郭婉婷回到家里的时候，身为姥姥的纪明岚告诉她的是：“你没有爸爸，出车祸的事是一个骗局。”而且她还当着郭建波的面对婉婷说：“她曾经要杀死你。”也就告诉了她母亲的“人性泯灭”，郭建波反问纪明岚：“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到底要干嘛？”而郭建波唯一保存着过去和父亲有关记忆的箱子被纪明岚打开，她甚至将里面的信件烧掉，眼眶里泪水打转的郭建波在楼梯口再一次质问母亲：“为什么烧我的东西？这是我在这个家唯一拥有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放过？”
无处不在的矛盾，变成了对立，变成了冲突，变成了仇恨，母女之间的关系紧张得令人窒息，而这种窒息的氛围或者源于历史的那段纠缠不清甚至有着“罗生门”般的过往，那个存在于他们口中的丈夫和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纪明岚的埋怨中，丈夫是个流氓，她曾经在采石场偷摸女人而被毒打，曾经在戏院里裸露身体吓到了纪明岚的学生，他还将妓女带回家搞……所以在这个不知羞耻的流氓身边，纪明岚终于不再沉默，她告发了他，两个人离了婚，而自己也不想活下去，直到有一次经过一座庙，看到慈祥的观音菩萨倍感亲切，想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于是她开始信佛；而郭建波记忆中的父亲却是一个温柔、仁慈的人，给了她最好的照顾，也给予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成长仪式，在母亲的怨恨、指责和仇视中，父亲反倒让她看见了温暖。
两个女人对同一个男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这其实是匪夷所思的，或者并不像纪明岚所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臭流氓，也并不如郭建波所说是一个完美的丈夫，那些故事或者是夸张了，但也并非是空穴来分，所以，真正需要解决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一种缺失带来的想象性补充，纪明岚缺失的是一种爱情，一种女性独立的存在，所以她会将丈夫看成是一个把她当奴才的男人；在纪明岚的恶意诋毁中，郭建波缺失了一个父亲，作为某种报复性目的，她也多少虚构了父亲身上的完美性。同样是缺失，同样是虚构，母女之间最后的仇视，使得他们都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真实存在，老周作为纪明岚最后选择的伴侣，其实并没有弥补曾经的缺憾，虽然他热情、脾气好，也想在母女之间协调关系，但是他的作用并没有显露出来，仅仅作为一个补充，甚至最后也成为了一种形式意义的男性存在。
《春潮》电影海报
母女之间的对立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相反，在第三代身上，却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郭婉婷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纪明岚又告诉她“你没有父亲”，而且身为母亲的郭建波差一点“杀了你”，这是何等的残忍，甚至变成了赤裸裸地制造人为的阴影，但是匪夷所思的是，郭婉婷却成为这个家庭中少有的阳光型女人，姥姥和母亲的明争暗斗，让她受过惊吓，使她流过眼泪，也承受着被打被骂的苦痛，但是她却没有成长为像姥姥一样怨天尤人却有着极强报复性的女人，也没有像妈妈一样制造冷漠和自虐，“姥姥你这么说你丈夫合适吗”“周叔叔你这马屁拍的都可以做教科书了”“啥是性侵啊”“我是从你的前屁股出来还是后屁股出来的”——完全体现了一种童趣，或者，杨荔钠想让郭婉婷这个纯正的女孩化解姥姥和母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这种百毒不侵式的预设完全违背了整个家庭的结构叙事：她是郭建波的女儿，郭建波从没有参加过她的家长会从来没有送她去学校，他们的母女关系怎么可能亲密无间？她是郭建波的同盟，但是她从小就一直被姥姥带着，姥姥对她根本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她对姥姥的教育方法心存芥蒂——如此独立的一个小孩，是不是变得过于理想化而丧失了真实性？
她是郭建波的母亲，她是郭建波的女儿，在母亲和女儿之间，郭建波既是女儿也是母亲，这是身为女性的一种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双重身份的夹缝性生存，使得郭建波的个体具有了样本意义，杨荔钠或者想从她身上发现女性生存的双重困境和突围的双重可能，但是郭建波显然是困囿于其中，她的大段独白成为自我解救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她站在不能说话的母亲身边，当她独自面对病房的窗户，一种镜像出现了，夜晚玻璃的反光映照出她的所有表情，她在叙说，她在排遣，她也在抱怨，她不是为了将问题彻底解决，她是走向了重新制造问题的那条路上，那种怨恨，那种仇视，那种报复，何尝不是曾经的纪明岚？都是命运的受害者，又都成为了暴力的实施者——身为母亲和女儿，她和她都陷入了迷失且盲目的自我世界里——郭建波的报复就像是一种反噬，在镜像的世界里，最后伤害的也只是自己。
缺失了丈夫和父亲，杨荔钠甚至想将这一切归于宏大的历史问题，纪明岚的悲剧无疑是时代的悲剧，而她摆脱丈夫的束缚之后却又变成了“政治正确”的女人，无论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还是高唱“我爱的我的祖国”，都是让自己成为国家的良心；郭建波直面社会问题，敢于面对敢于揭露，成为了社会的良心——当母女成为时代差异的典型人物，其实去除了女性悲剧的私有意义，因为杨荔钠在这部电影里插入了太多社会层面、公众意义的元素，在提供了更大背景解读的同时，也使得这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变得空洞，而片中插入的那些隐喻性画面，除了带来压抑感甚至窒息感之外，也并不是想要解决真正的女性困境——而最后“春潮”的涌动，连接了病中几乎不再说话的母亲、坐在楼梯上虚构了爱情降临的自己、跑出学校追寻着那一股春潮并嬉戏于其中的女儿，像是女性意识的唤醒，但是，这也只不过是现实一种，甚至不过是未曾改变的现实：安静的人已经安静，仇视的人还在仇视，天真的人依然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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