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7《女工记》: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隐喻

20211127.png

她坐于卡座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  这么快
老了  十年像水样流动……巨大的厌倦
在脑海中漂浮……多年来  她守着
螺丝  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
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
    ——《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那是一个人:她,坐于某个卡座,有着“巨大的厌倦”,脑海中漂浮着一些东西,还会用手“揉了揉红肿的眼窝”。但是当“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流动的是生产线,是商品,而她作为一个人早已老去,早已没有了梦想和青春,早已成为了车间里的一颗螺丝:“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最后固定在卡座上,成为一个“物”。

《女工记》收录的第一首诗歌《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无疑是郑小琼绘制的集体画像,当“她”成为一颗螺丝,当“她”被固定在卡座,“女工们”都走向了被异化的命运——郑小琼无疑在这种反讽中需要为她们正名。从最初以捡破烂的田建英为原型写作了关于女工的诗歌,郑小琼在感同身受中开始留以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女工,她当时计划花两年的时间完成对女工的调查,她接触的是各种工厂里的女工,她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购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出没”的现实,是为了让她们不至于被湮没,而不被湮没的唯一办法是重新让她们变成一个个的“她”:“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她们原先被数字通缉,她们被公共语言简化,她们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她们是“女工们”,但是她们被“们”所定义的世界中,也是不同的存在:她们是从乡村走向大城市的女工,她们是渴望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女工,她们是被出轨的丈夫抛弃却隐忍着的女工,她们是出卖肉体、非正常死亡的女工,但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真实的、唯一的、具体的个体,“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

当两年的调查变成六年的搜集,郑小琼开始了《女工记》的写作,那些写在碎纸上的东西变成了清晰的记忆,变成了哀伤的故事,变成了“女工”的现实,更是变成了有具体名字女工的生活。她们是“你所有的希望是能找到一个好男人”的舒苗,是“寻找可以暗渡的陈仓”的张艾,是失去了三个手指“无法把握住生活的本相”的谢庆芳,但是在她们构筑的情感里,在郑小琼书写的文字中,在诗歌命名的名字里,她们真的可以成为独特的自己?真的可以挣脱“们”所定义的身份?真的可以变成女儿、母亲、妻子?当“她”被固定在卡座上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成为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都取消了自我的身份和属性,也都成为了被异化的存在。

编号:S29·2210719·1766
作者:郑小琼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7.90元
ISBN:9787536066731
页数:268页

郑小琼以还原的方式让她们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状态中,但是还原却是另一种异化。《手记1:朋友竹青》中,她说到了那个叫竹青的女工,她是一个对体制、国家充满了热忱的女人,对现实又充满了愤怒,当因为工厂不遵守《劳动法》而去投诉时,最后却是杳无音讯的结果,于是她开始抱怨法律,抱怨社会缺少正义。后来郑小琼得知竹青去了昆山,她的身份也不再是一名女工,而是台湾人的情妇,在偶然的交谈中,竹青所谈论的已经是汽车、房子、发财,“我与她,相隔在两个世界里。”郑小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而竹青的人生观是:“对于现实,我们只有装着视而不见,这样才会快乐一点,何必让自己那么痛苦呢,反正,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当竹青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女工变身为台湾老板的情妇,她面前的现实也成为“视而不见”的存在,这一种令人叹息的改变正是一种异化的写照,她们再也无法安全返回那个真实的自己,她们甚至开始了自我异化。

从乡村到城市,这是她们地理空间的改变,女工们最初希望的是带来命运的彻底改变,《延容》中的延容在“经济危机/日益佝偻下去的背影”下,“想起自己面对欠收  站在庄稼地的父亲”,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姚琳》担心的是丈夫“会不会/隔得太远而出轨”,远在故乡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 负担越来越重”;捡破烂的《田建英》“有时低下头  想念一下还留在川东的亲人”……故乡和城市在她们的心里还维系着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脆弱的,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破裂:《兰爱群》的“血管里塞满了尘土与疼痛”,这个1994年出来打工2009年回家的女工,在东莞度过而来15年的光阴,回去对她来说是维系着最后的关系,“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  新楼已建成/剩下疾病的躯体  回到故乡衰老”,最后等待她的是无挣扎的死亡,“死后  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而从1995年到2008年打工的伍春兰,在大朗毛织厂的缝盘机台上“织起了楼房  为儿子织起了媳妇”,却也把自己织进了死亡之中,“‘伍春兰/得癌症死了  多好的一个人  没想到就这样走了/她的好日子才开始呢……’舅娘在电话中对我说”;她们以死亡的方式回乡,而更多的人再也不想回去,“你一直笨拙地模仿城市的时尚/遮住来自乡村的血缘  你的口音/粗大的关节泄露你内心的秘密”,这是《杨霓》的写照,“尽管故乡只剩下一片虚无的风景/你开着红色的跑车  摸索时代分割的生活/那些破碎的  散乱的  我们都逃避的本身”这是《何娜》的态度。

郑小琼:把这个“们”换作她

回去死在故乡,回不去故乡,这些都是地理空间带来的异化,而对于女工来说,她们的爱情和婚姻也让她们走上了异化之路。《陈珊》是二十七岁的女工,“她渴望一场来自内心的/爱情”,而这种渴望来源于她对陈腐的婚姻的讨厌,最后渴望变成了一种赌注,“ 她在自我中迷失/二十七岁的年龄在乡间被喻为悲剧/从相亲到结婚  只有两个月”,最后她选择了婚后出逃;《李燕》2005年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当生活慢慢趣好,2007年结婚十年的丈夫却有了外遇,于是她离开了打工的地方,2008年再婚,男方也是离异,2009年女儿出生,他们开始重建新房,养育小孩,“要有信心/选择新的开始  为未来留出蔚蓝的天空/为漂泊的灵魂寻找一小块安静的容器”;《黄清》逃离了贵州的深山,然后将爱与梦想“藏在内心最隐蔽处”,等待的是水滴后的“焕发重生”……不管是陈珊的出逃,还是李燕、黄清等待幸福的降临,至少她们还保存着对生活的希望,保存着爱和梦想,但是《郭英》却在爱情之路上彻底被沦落了,“去电子厂谈恋爱/骗女孩  最后送到发廊  桑拿房/成为最古老职业的一员”,她在爱情的火焰中上演着飞蛾样的人生。

从理想的爱情,到沦为桑拿女,女工们不仅在爱情上被异化,甚至在肉体的出卖中变成了一个商品。《胡志敏》生得漂亮,她在发廊、在酒店留下影子,但是二十三岁时死于醉酒,出卖肉体获得了钱,这些钱被寄回家里,被兄弟修建房子开铺面,但是,“她死了后  哥哥与弟弟连她的骨灰/也没带回家  不能埋在祖坟上/她是卖肉的  脏  会坏了家里的风水”;《侯瑜》的经历则完全将自己的肉体商品化,情人是建筑商老板、台湾人、香港人和小官僚,“整整六年/你与魔鬼交易  各取所需/有了工厂  商铺……成了体面的城市人/你不停地向你的同乡传授成功经验/她们成为二奶  情人……”这是侯瑜构筑的网,“我的生意全是来自网中”,但是这张网同样网住了她自己;就像《邓月婷》里所说,“卖身不仅仅/将肉体出售给男性  也可以把青春/出售给流水线或者工厂”……

女工具有女人的属性,她们应该是妻子,是女儿,是母亲,但是她们看不到爱情的光,看不到婚姻的幸福,甚至看不到自己人生的走向,像是被命运推向了只能挣扎的世界,于是,她们成了像《胡慧》一样的螺丝,“她只知拧紧  拧了三年螺丝  让她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插入工业的黑洞/不断被拧紧”;成了像《何玲》一样的铁片,“她热爱打工 一天11小时的/劳作  在幽暗的五金厂  她将自己/打磨成锃亮的铁片  微亮却冷/可照亮她模糊不清的人生”;成了像《周细灵》一样被统计的数字,“身高一米四七  体重七十八斤/每天加班四小时  每月休息一天/一直整整工作了十一年  四十三岁”;而最为悲惨的是,她们成为物并像物一样带着伤病直至最后死去:《仇容》三十四岁,有过一次生育,但是却是畸形,并且早产、死亡,“原因是她/身体里有太多的毒素”,最后,“脚  心  肌肉  眼  血以及骨头和灵魂/在衰老  干枯  将伴随她一起死亡”;《崔俊贞》两个月前被工厂里的机器咬掉了,“残缺的/手指像无声的隐喻”,但让她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被炒掉 ‘我把半截手指/留给了工厂  没有去法院告老板’”;《董卫平》一咳嗽,“呼吸也弥漫出一股/铁锈的味道”;而对于《旭容》来说,可怕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来自社会的疾病,“她们不知/病根  从别人的城市回到自己的乡村/饱受疾病的折磨  默默死去  成为无声的部分”,这是工业时代的悲歌,“工业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虚荣的风景/社会还沉醉于无法诠释的繁荣”……还有因失恋精神异常而跳楼身亡的《细毛》,有“生育在厕所茫然无知的婴儿”的《阿艳》,有用农药结束了“空壳的躯体”的十九岁女孩《秋莲》,有在乡村忍受疾病和毒瘾而走向死亡的《易华》……在被戕害和自戕的命运中,她们谱写了关于女工的个体和时代悲歌。

所以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她们的人生也变成了由数字、时间组成的速写。《杨红》十五岁辍学,被人拐到广东,十八岁被人贩子扔在门外,奄奄一息,后来遇到了爱情,嫁给了四十二岁的英德人,二十岁小孩出生,“瘦弱得如一只猫”,二十二岁,男人因为偷伐树木打架被判入狱十年,她回到东莞某个发廊出卖肉体,二十四岁和一个韶关人相爱,男人又因抢劫入狱,二十五岁她进入鞋厂,在流水线上上班,“ 她说着这些年的经历/没有悲伤  也没有兴奋/像手中的制品  没有表情”;《周红》17岁时在广东某个发廊上班,2001年21岁时已经堕了四次胎,“三次是跟你所谓的男友  另外一次不知是谁”,2003年私处发生疾病,2004年在湖南长沙107国道边某个小饭店“向来往的司机出售/肉体”,2005年结束风尘生活结婚,2006年回到番禺,2007年终于怀孕,但是,“最终习惯性流产  2008年再次宫外孕/它们终于击碎了你  2010年  在争吵与/打骂中结束了婚姻  你回到107国道的旅馆/半年后  不知所踪……”还有《王海燕》:“深圳三年  因为声名狼藉离开/东莞两年  因为声名狼藉离开/惠州一年  也将声名狼藉……”还有命运像小说的《杨琳》,第一次婚姻以离婚收场,第二次婚姻丈夫死于非命,“第三次婚姻  一个同龄的离婚者/第四次婚姻  六十岁的香港人/第五次婚姻  一个比你小十岁的年轻人”……

她们有名字,有自己的故事,有不屈和抗争,有妥协和迷失,但是在郑小琼的书写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定义的人,都是具体的存在,这是让她们摆脱物的异化的一种命名方式,但是当她们依然无法抗拒命运的残酷,无法走出异化的现实,当她们依然在数字、时间中被归档,她们是不是如《刘建红》一样是“有名的无名者”?“她上班  下班  逛街  如果再过几年就要/恋爱  结婚  生子  平淡的日子在她的身体/有一种古老的平静  庞大的城市与工厂里/她从来都是无名”。而郑小琼也书写了那些真正的“无名者”,她们是“贵州女孩”,“人性与人生/像她手指下的弹弓  螺丝  被紧紧加固在/时代的机器上  律法被官僚们的筷子夹住/裹在二奶的乳房之间  剩下幽怨的同情/不能说服这奔流不息的流水线”;她们是“凉州童工”,“有时她黝黑的脸/会对她的同伴露出鄙视的神色/她指着另一个比她更瘦弱的女孩说/‘她比我还小  夜里要陪男人睡觉’”;她们是“中年妓女”,“她们坐在门口/织毛衣  聊天  打量来去匆匆的男人/她们的眼影  胭脂掩饰不了她们的年龄/三十多岁或者更大  在混杂的城中村/她们谈论她们的皮肉生意与客人”;她们是“蜷缩在屋檐的角落”的“疯女”,是“讨 成为她在这世界对话的方式”的“乞讨的母亲”,是“麻木的四肢  起伏不定的呼吸”的“三十七岁的女工”,是“剩下皮囊/肢体  动作  面目模糊  一张张/无辜的脸孔”的“跪着的讨薪者”……

她们是她们,是她和她和她组成的“她们”,更是被工厂、老板、社会排斥的“她们”,《无名者》就是那个19岁的陕西女孩,“被老板养的狼狗咬死  工厂结论却是/死于心脏病  赔款若干”,这是一个去名字化的案子,当名字被他们涂抹和篡改,无名的她在四千人的工厂,在几十个不同的部门,“只是一个/小小的隐喻”——这是女工不被书写的命运,这是女工被戕害的人生,这是女工无处言说的悲剧——当“无名者”再次成为“她们”的身份,郑小琼反讽地给出了“女工:忍耐的中国乡村心”的集体标签:

你的生活有着乡间朴素的传统
却无法相信现代的法律  维权或者官司
都在想象之外  在命中注定的叹息背后
家庭  亲情  爱与肉体也被钉进工业时代收藏
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肺与血液间的疾病
身体里的虚弱  跟废旧的机台  加班
欠薪  它们黑色的阴影带给你的伤害
这一切  都让你用一颗中国乡村心忍耐……

这是谁的悲哀?这是谁的迷失?女工们的“小小隐喻”在有名的还原、无名的悲剧中依然走向了“们”的存在,而郑小琼六年的努力,几十首的诗歌看见的依然是一个她们被湮没的现实,但至少有人为她们留下了名字,为她们喊出了声音,也许这才值得留下另一个名字:郑小琼:1980年生于四川  南下广东打工多年,并写诗,作品曾刊发在《独立》、《活塞》、《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诗歌散文多次获奖,并译战多种文字;出版诗集数部,现居广东。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165]

随机而读

查看日历分享网页QQ客服手机扫描随机推荐九品书库
[复制本页网址]
我在线上,非诚勿扰

分享:

支付宝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