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7《女工记》：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隐喻
她坐于卡座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 这么快
老了 十年像水样流动……巨大的厌倦
在脑海中漂浮……多年来 她守着
螺丝 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
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
——《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那是一个人：她，坐于某个卡座，有着“巨大的厌倦”，脑海中漂浮着一些东西，还会用手“揉了揉红肿的眼窝”。但是当“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流动的是生产线，是商品，而她作为一个人早已老去，早已没有了梦想和青春，早已成为了车间里的一颗螺丝：“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最后固定在卡座上，成为一个“物”。
《女工记》收录的第一首诗歌《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无疑是郑小琼绘制的集体画像，当“她”成为一颗螺丝，当“她”被固定在卡座，“女工们”都走向了被异化的命运——郑小琼无疑在这种反讽中需要为她们正名。从最初以捡破烂的田建英为原型写作了关于女工的诗歌，郑小琼在感同身受中开始留以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女工，她当时计划花两年的时间完成对女工的调查，她接触的是各种工厂里的女工，她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购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出没”的现实，是为了让她们不至于被湮没，而不被湮没的唯一办法是重新让她们变成一个个的“她”：“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她们原先被数字通缉，她们被公共语言简化，她们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她们是“女工们”，但是她们被“们”所定义的世界中，也是不同的存在：她们是从乡村走向大城市的女工，她们是渴望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女工，她们是被出轨的丈夫抛弃却隐忍着的女工，她们是出卖肉体、非正常死亡的女工，但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真实的、唯一的、具体的个体，“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
当两年的调查变成六年的搜集，郑小琼开始了《女工记》的写作，那些写在碎纸上的东西变成了清晰的记忆，变成了哀伤的故事，变成了“女工”的现实，更是变成了有具体名字女工的生活。她们是“你所有的希望是能找到一个好男人”的舒苗，是“寻找可以暗渡的陈仓”的张艾，是失去了三个手指“无法把握住生活的本相”的谢庆芳，但是在她们构筑的情感里，在郑小琼书写的文字中，在诗歌命名的名字里，她们真的可以成为独特的自己？真的可以挣脱“们”所定义的身份？真的可以变成女儿、母亲、妻子？当“她”被固定在卡座上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成为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都取消了自我的身份和属性，也都成为了被异化的存在。
| 编号：S29·2210719·1766 |
郑小琼以还原的方式让她们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状态中，但是还原却是另一种异化。《手记1：朋友竹青》中，她说到了那个叫竹青的女工，她是一个对体制、国家充满了热忱的女人，对现实又充满了愤怒，当因为工厂不遵守《劳动法》而去投诉时，最后却是杳无音讯的结果，于是她开始抱怨法律，抱怨社会缺少正义。后来郑小琼得知竹青去了昆山，她的身份也不再是一名女工，而是台湾人的情妇，在偶然的交谈中，竹青所谈论的已经是汽车、房子、发财，“我与她，相隔在两个世界里。”郑小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而竹青的人生观是：“对于现实，我们只有装着视而不见，这样才会快乐一点，何必让自己那么痛苦呢，反正，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当竹青从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女工变身为台湾老板的情妇，她面前的现实也成为“视而不见”的存在，这一种令人叹息的改变正是一种异化的写照，她们再也无法安全返回那个真实的自己，她们甚至开始了自我异化。
从乡村到城市，这是她们地理空间的改变，女工们最初希望的是带来命运的彻底改变，《延容》中的延容在“经济危机/日益佝偻下去的背影”下，“想起自己面对欠收 站在庄稼地的父亲”，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姚琳》担心的是丈夫“会不会/隔得太远而出轨”，远在故乡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 负担越来越重”；捡破烂的《田建英》“有时低下头 想念一下还留在川东的亲人”……故乡和城市在她们的心里还维系着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脆弱的，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破裂：《兰爱群》的“血管里塞满了尘土与疼痛”，这个1994年出来打工2009年回家的女工，在东莞度过而来15年的光阴，回去对她来说是维系着最后的关系，“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 新楼已建成/剩下疾病的躯体 回到故乡衰老”，最后等待她的是无挣扎的死亡，“死后 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而从1995年到2008年打工的伍春兰，在大朗毛织厂的缝盘机台上“织起了楼房 为儿子织起了媳妇”，却也把自己织进了死亡之中，“‘伍春兰/得癌症死了 多好的一个人 没想到就这样走了/她的好日子才开始呢……’舅娘在电话中对我说”；她们以死亡的方式回乡，而更多的人再也不想回去，“你一直笨拙地模仿城市的时尚/遮住来自乡村的血缘 你的口音/粗大的关节泄露你内心的秘密”，这是《杨霓》的写照，“尽管故乡只剩下一片虚无的风景/你开着红色的跑车 摸索时代分割的生活/那些破碎的 散乱的 我们都逃避的本身”这是《何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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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琼：把这个“们”换作她 |
回去死在故乡，回不去故乡，这些都是地理空间带来的异化，而对于女工来说，她们的爱情和婚姻也让她们走上了异化之路。《陈珊》是二十七岁的女工，“她渴望一场来自内心的/爱情”，而这种渴望来源于她对陈腐的婚姻的讨厌，最后渴望变成了一种赌注，“ 她在自我中迷失/二十七岁的年龄在乡间被喻为悲剧/从相亲到结婚 只有两个月”，最后她选择了婚后出逃；《李燕》2005年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当生活慢慢趣好，2007年结婚十年的丈夫却有了外遇，于是她离开了打工的地方，2008年再婚，男方也是离异，2009年女儿出生，他们开始重建新房，养育小孩，“要有信心/选择新的开始 为未来留出蔚蓝的天空/为漂泊的灵魂寻找一小块安静的容器”；《黄清》逃离了贵州的深山，然后将爱与梦想“藏在内心最隐蔽处”，等待的是水滴后的“焕发重生”……不管是陈珊的出逃，还是李燕、黄清等待幸福的降临，至少她们还保存着对生活的希望，保存着爱和梦想，但是《郭英》却在爱情之路上彻底被沦落了，“去电子厂谈恋爱/骗女孩 最后送到发廊 桑拿房/成为最古老职业的一员”，她在爱情的火焰中上演着飞蛾样的人生。
从理想的爱情，到沦为桑拿女，女工们不仅在爱情上被异化，甚至在肉体的出卖中变成了一个商品。《胡志敏》生得漂亮，她在发廊、在酒店留下影子，但是二十三岁时死于醉酒，出卖肉体获得了钱，这些钱被寄回家里，被兄弟修建房子开铺面，但是，“她死了后 哥哥与弟弟连她的骨灰/也没带回家 不能埋在祖坟上/她是卖肉的 脏 会坏了家里的风水”；《侯瑜》的经历则完全将自己的肉体商品化，情人是建筑商老板、台湾人、香港人和小官僚，“整整六年/你与魔鬼交易 各取所需/有了工厂 商铺……成了体面的城市人/你不停地向你的同乡传授成功经验/她们成为二奶 情人……”这是侯瑜构筑的网，“我的生意全是来自网中”，但是这张网同样网住了她自己；就像《邓月婷》里所说，“卖身不仅仅/将肉体出售给男性 也可以把青春/出售给流水线或者工厂”……
女工具有女人的属性，她们应该是妻子，是女儿，是母亲，但是她们看不到爱情的光，看不到婚姻的幸福，甚至看不到自己人生的走向，像是被命运推向了只能挣扎的世界，于是，她们成了像《胡慧》一样的螺丝，“她只知拧紧 拧了三年螺丝 让她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插入工业的黑洞/不断被拧紧”；成了像《何玲》一样的铁片，“她热爱打工 一天11小时的/劳作 在幽暗的五金厂 她将自己/打磨成锃亮的铁片 微亮却冷/可照亮她模糊不清的人生”；成了像《周细灵》一样被统计的数字，“身高一米四七 体重七十八斤/每天加班四小时 每月休息一天/一直整整工作了十一年 四十三岁”；而最为悲惨的是，她们成为物并像物一样带着伤病直至最后死去：《仇容》三十四岁，有过一次生育，但是却是畸形，并且早产、死亡，“原因是她/身体里有太多的毒素”，最后，“脚 心 肌肉 眼 血以及骨头和灵魂/在衰老 干枯 将伴随她一起死亡”；《崔俊贞》两个月前被工厂里的机器咬掉了，“残缺的/手指像无声的隐喻”，但让她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被炒掉 ‘我把半截手指/留给了工厂 没有去法院告老板’”；《董卫平》一咳嗽，“呼吸也弥漫出一股/铁锈的味道”；而对于《旭容》来说，可怕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来自社会的疾病，“她们不知/病根 从别人的城市回到自己的乡村/饱受疾病的折磨 默默死去 成为无声的部分”，这是工业时代的悲歌，“工业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虚荣的风景/社会还沉醉于无法诠释的繁荣”……还有因失恋精神异常而跳楼身亡的《细毛》，有“生育在厕所茫然无知的婴儿”的《阿艳》，有用农药结束了“空壳的躯体”的十九岁女孩《秋莲》，有在乡村忍受疾病和毒瘾而走向死亡的《易华》……在被戕害和自戕的命运中，她们谱写了关于女工的个体和时代悲歌。
所以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她们的人生也变成了由数字、时间组成的速写。《杨红》十五岁辍学，被人拐到广东，十八岁被人贩子扔在门外，奄奄一息，后来遇到了爱情，嫁给了四十二岁的英德人，二十岁小孩出生，“瘦弱得如一只猫”，二十二岁，男人因为偷伐树木打架被判入狱十年，她回到东莞某个发廊出卖肉体，二十四岁和一个韶关人相爱，男人又因抢劫入狱，二十五岁她进入鞋厂，在流水线上上班，“ 她说着这些年的经历/没有悲伤 也没有兴奋/像手中的制品 没有表情”；《周红》17岁时在广东某个发廊上班，2001年21岁时已经堕了四次胎，“三次是跟你所谓的男友 另外一次不知是谁”，2003年私处发生疾病，2004年在湖南长沙107国道边某个小饭店“向来往的司机出售/肉体”，2005年结束风尘生活结婚，2006年回到番禺，2007年终于怀孕，但是，“最终习惯性流产 2008年再次宫外孕/它们终于击碎了你 2010年 在争吵与/打骂中结束了婚姻 你回到107国道的旅馆/半年后 不知所踪……”还有《王海燕》：“深圳三年 因为声名狼藉离开/东莞两年 因为声名狼藉离开/惠州一年 也将声名狼藉……”还有命运像小说的《杨琳》，第一次婚姻以离婚收场，第二次婚姻丈夫死于非命，“第三次婚姻 一个同龄的离婚者/第四次婚姻 六十岁的香港人/第五次婚姻 一个比你小十岁的年轻人”……
她们有名字，有自己的故事，有不屈和抗争，有妥协和迷失，但是在郑小琼的书写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定义的人，都是具体的存在，这是让她们摆脱物的异化的一种命名方式，但是当她们依然无法抗拒命运的残酷，无法走出异化的现实，当她们依然在数字、时间中被归档，她们是不是如《刘建红》一样是“有名的无名者”？“她上班 下班 逛街 如果再过几年就要/恋爱 结婚 生子 平淡的日子在她的身体/有一种古老的平静 庞大的城市与工厂里/她从来都是无名”。而郑小琼也书写了那些真正的“无名者”，她们是“贵州女孩”，“人性与人生/像她手指下的弹弓 螺丝 被紧紧加固在/时代的机器上 律法被官僚们的筷子夹住/裹在二奶的乳房之间 剩下幽怨的同情/不能说服这奔流不息的流水线”；她们是“凉州童工”，“有时她黝黑的脸/会对她的同伴露出鄙视的神色/她指着另一个比她更瘦弱的女孩说/‘她比我还小 夜里要陪男人睡觉’”；她们是“中年妓女”，“她们坐在门口/织毛衣 聊天 打量来去匆匆的男人/她们的眼影 胭脂掩饰不了她们的年龄/三十多岁或者更大 在混杂的城中村/她们谈论她们的皮肉生意与客人”；她们是“蜷缩在屋檐的角落”的“疯女”，是“讨 成为她在这世界对话的方式”的“乞讨的母亲”，是“麻木的四肢 起伏不定的呼吸”的“三十七岁的女工”，是“剩下皮囊/肢体 动作 面目模糊 一张张/无辜的脸孔”的“跪着的讨薪者”……
她们是她们，是她和她和她组成的“她们”，更是被工厂、老板、社会排斥的“她们”，《无名者》就是那个19岁的陕西女孩，“被老板养的狼狗咬死 工厂结论却是/死于心脏病 赔款若干”，这是一个去名字化的案子，当名字被他们涂抹和篡改，无名的她在四千人的工厂，在几十个不同的部门，“只是一个/小小的隐喻”——这是女工不被书写的命运，这是女工被戕害的人生，这是女工无处言说的悲剧——当“无名者”再次成为“她们”的身份，郑小琼反讽地给出了“女工：忍耐的中国乡村心”的集体标签：
你的生活有着乡间朴素的传统
却无法相信现代的法律 维权或者官司
都在想象之外 在命中注定的叹息背后
家庭 亲情 爱与肉体也被钉进工业时代收藏
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肺与血液间的疾病
身体里的虚弱 跟废旧的机台 加班
欠薪 它们黑色的阴影带给你的伤害
这一切 都让你用一颗中国乡村心忍耐……
这是谁的悲哀？这是谁的迷失？女工们的“小小隐喻”在有名的还原、无名的悲剧中依然走向了“们”的存在，而郑小琼六年的努力，几十首的诗歌看见的依然是一个她们被湮没的现实，但至少有人为她们留下了名字，为她们喊出了声音，也许这才值得留下另一个名字：郑小琼：1980年生于四川 南下广东打工多年，并写诗，作品曾刊发在《独立》、《活塞》、《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诗歌散文多次获奖，并译战多种文字；出版诗集数部，现居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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