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03《湖滨案》：因为你只是仇恨的化身
狄公不禁浑身一竦，抬头自语道：“若是有谁心怀邪念，每逢夜深人静时，最好不要在这湖岸边独自漫步。”
——《第二十回：携众人驾舟闲垂钓 遇水兽揭开旧谜团》
白莲教首领刘飞波自裁身死，朝廷对全国各地白莲教施以重手惩治，而揭秘这一密谋的舞姬杏花在牺牲后也拥有了“忠孝懿范”的汉白玉牌坊，无疑对于刚刚上任的汉源县令狄仁杰来说，破了这些案件的他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但是在那个闲暇的午后，和众人在湖上垂钓的狄公再次解读破案经过时，说起刘飞波的不伦之爱酿成的悲剧，他假扮梁大人，他爱惜女儿刘月仙，他又钟情于杏花，当最后这两个女人都从他身边消失，受到打击的刘飞波“彻底失去自持”，按照狄仁杰的分析，“从那时起，他便如同邪魔附身一般，所作所为几近失常。”
刘飞波触及了有悖伦理的爱恋，狄公分析了这种非常态情感带来的悲剧意义，而高罗佩则将其运用在小说的心理分析上，“本书中狄公对于刘飞波变态情爱的分析，乍一看似是时代错误，其实并非如此。”这或者就是身为西方作家的高罗佩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改造”，而这种带有精神分析的改造无疑丰富了狄公探案的方法论，更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突破，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指向了人性，当狄公完全解析了案件发展的过程，他对洪亮、乔泰、马荣说起的结论却是：“我觉得此案尚未了结，尚未彻底结束。”狄公下这样的结论就在于他认为即使刘飞波自裁身死，即使杏花成为“忠孝懿范”，造成这种变态心理的情感并没有完全终结，“有些情感过于酷烈，以至凝聚成一种残忍凶暴的力量，并幻化为有生命的灵物，即使原先附身之人已然逝去，仍能保有自己的强力继续加害。”变成残忍和凶暴的力量，便是邪灵，它会附在死人的身上，并利用死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众人听到狄公的这番说法皆露出惊恐之态，于是狄公补充说：“此类鬼物虽然强大，但只会加害那些向来居心叵测之人。”
自然，邪灵有善恶之分，但是为什么狄公在对大伙说完这段之后却以“浑身一悚”的方式自语：“若是有谁心怀邪念，每逢夜深人静时，最好不要在这湖岸边独自漫步。”自悚和自语构成了更为隐秘的世界，狄公也许不是害怕，而是对于邪灵分为善恶的某种不确定，而这正是高罗佩在改造中留下的另一个开放性结构，而这个结构也以非常隐秘的方式呼应小说开篇的楔子。和《黄金案》开头直接展开狄公故事的写法不同，《湖滨案》的第一回回目为“ 刑官抱病手写呓录 县令受邀赴宴花船”，对句其实是展开两个层面的故事，“县令受邀赴宴花船”自然讲述666年狄公被任命为汉源县令之后，受邀去花船赴宴，由此揭开了“湖滨案”的序幕，但是，前半部分的“刑官抱病手写呓录”则完全在讲述另一个故事：谁是刑官？他为何要抱病书写回忆录？回忆录里又有怎样一个隐秘的故事？
“值此大明盛世，若是有人为官廿载，想必总不至于自觉仕途惨淡。”狄公生活在唐代，而楔子的时代背景则是“大明盛世”，无疑这不是狄公的故事，而是“刑官”的叙事：他说到了自己官至光禄大夫的父亲在七十寿诞后遽尔病终，而再过三天自己也将步入不惑之年，但是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但愿老天保佑我不要活到那个时候。”生命不要重复父亲寿诞后病终的结局，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哀求，但是老天无应，“我”只能陷入无尽的呓语之中。时间是“大明盛世”，人物是第一人称之“我”，高罗佩完全从对狄公的客观叙事中挣脱出来，创造了一个颇具西方特色的挣扎灵魂：“我”在害怕什么？“我”又遭遇了什么？
高罗佩的创造性贡献并不只是更换了叙述的视角，更在于制造了一种多声部式的叙述结构：除了表露出对未来心灰意冷甚至希望破灭的“我”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你”，你是阴森迫人的暗影，你令我在恐惧中瑟缩，你让我臣服，“即使这样短暂的稍事休憩也会令你如此怨毒？难道我不曾依你的吩咐一一照办？”而在“你”之外又出现了“她”，她是“我”的女儿，她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是“你”却要“我”将一切都告诉“她”——那么，这个不能告知却必须告知的事到底是什么？高罗佩在人称建立的复杂结构中并没有明白说出发生的事，只是隐约地表达说是“关于你我在湖岸上的相遇，关于你给我讲述的古老传说，那一切的一切”，这一切要让女儿知道，“我”也认为女儿会原谅我，“原谅我这个蓄意谋反的逆贼与杀人凶手”，但是“我”也确信，“她却不会原谅你！”——“因为你只是仇恨的化身，你将与我同归于尽，永远长眠地下。”
“你”似乎正张开恐怖的双手，扼住了我生命呼吸的自由；“我”难以逃离过去的一切给我造成的恐惧，在折磨中活着；“她”不知道这一切，即使知道她也爱憎分明……这就是高罗佩在楔子中呈现的复杂结构，在你我他构筑的恐惧世界里，其实真正存在的只有“我”这一个叙述的主体，“好，好，我现在就开始动笔。”动笔无疑开始指向一种书写，而书写的故事和“你”有关，和“她”有关：和“你”有关的是仇恨，而和“她”有关的则是情欲：“她果然除去了那残害我的恶咒，她的拥抱使我得以痊愈，熊熊欲火烧去了我灵魂里深深的创痕。想到一切都会称心如意，我不禁欣喜若狂。”之后便是“她”将头枕在玉臂上说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说能的几百年前，就在汉源本地，曾有一位才智超群的县令，当时……”几百年前、汉源、县令，这几个关键词把故事又拉回到唐代的狄公，在汉源破案的狄公，而在“她”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转身发现她其实已经变成了鬼魂般的存在，“只见雪白的衣裙湿淋淋贴住她的全身，犹如裹尸布一般，凌乱的乌发与湿滑的水草纠缠在一处，粘在她平静而略无生气的面颊上。”
| 编号：C38·2221004·1880 |
这个转身看见的场景之外，高罗佩立即转向了对狄公故事的叙述，“暮色降临时，衙院二楼平台上，狄公端坐在低矮的汉白玉雕花石栏旁，一边默默饮茶，一边眺望着面前的开阔景象。”除了段落之间的空行，没有明显的转换性文字，“我”“你”“她”的故事倏忽不见，混合着伦理和爱欲的故事突然没有下文，痛苦的挣扎和对仇恨的诅咒也猝然被终结，这的确是高罗佩在文法上的一个缺陷，缺少过渡让两种叙述搁置起来，同时制造了断裂感，而且直到狄公在汉源的故事讲完，也没有再回到大明盛世“我”的世界。在没有呼应的结构中，楔子或者只是一个“引题”，但是很明显，高罗佩将这个灵与肉挣扎甚至折磨的故事放在引题中，无疑是为了引向最后的“邪灵”，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大明盛世中的“我”就是阴谋被识破后自裁身亡的刘飞波，而那个化身为情欲符号的“她”，一方面是刘飞波的女儿刘月仙，另一方面则是刘飞波的情人杏花，两者合二为一，既有情也有欲，既有爱也有恨，既有小我也有大我，当邪灵附在死人身上，它所起到的便是复仇，所以“你”就成了复仇的化身，而即使故事终结，恩怨化解，爱恨交织、情欲混杂的一切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此类鬼物虽然强大，但只会加害那些向来居心叵测之人。”最终在七百年后的大明盛世，变成了不惑之“我”的不惑和恐惧。
那么，在狄公断案的过程中，这个邪灵是如何变成仇恨的化身？在“前言”中高罗佩说这部小说讲述了狄公任命为汉源县令后破获的三桩疑案，“在这个古怪的老城内，狄公遇到一桩残酷的杀人案。当他调查案件时，又遇到另外两桩疑案，于是便陷入了由阴谋叛乱、野心贪婪以及有悖伦常的情欲交织而成的谜团之中。”三桩疑案穿插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表现中国古代县官办公的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穿插中揭露三个层面的罪：一种是阴谋叛乱，一种是野心贪欲，最后则是有悖常伦，交织在一起便是谜团——高罗佩从中国古籍中选取了三个案件的文本：新娘失踪一案出自《惊人奇案》第六部分，这一部罪案故事集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杀死毛源的毛禄最后逃到难以攻破的沼泽地里落草为寇，则个故事当然取材于《水浒传》；而舞姬溺水一案是将三桩案件联系起来的主干，高罗佩称这是他构思而成的情节，“在中国公案小说中，常常会出现花船杀人案与秘密政治团体暗地活动的故事。”他把舞姬被杀一案和白莲教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借用，“白莲教成立于狄公生活的年代之后，作为反对蒙古人统治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出现于十三世纪，后来在1600年的明末时期再次复兴。”书中所写到的白莲教，便是将其定义为“寻求个人私利的罪魁们策划的一场阴谋叛乱”。
来自不同文本的案件糅合在一起，高罗佩将其变成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舞姬杏花被杀一案从开始到结束贯穿整个小说，作为主干将其他的故事串联起来。狄公在花船上赴宴，六名妙龄女子为赴宴者起舞，在宴席中名叫杏花的舞姬显得尤为特殊，据说这位美貌且出身良家的女子是主动背井离乡要求卖到汉源操此贱业，而在欢歌艳舞之际，杏花凑近狄公说了一句：“汉源危矣！有人正在图谋不轨！”说完这句话便是杏花失踪，在寻找过程中狄公靠近栏杆外，看见湖中的倒影里现出一张苍白的人脸，“双目圆睁，一动不动，正直直朝上盯住自己。”这让狄公打了一个冷战，而这便是“湖滨案”的缘由，这鬼魂之影也正呼应高罗佩在前言中对汉源的描述：“汉源城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大潮边，此湖颇为神秘，自古以来便有许多离奇古怪的传说。在湖中溺死者向来尸骨难寻，但是据说有人看见过其鬼魂在岸上游荡。”
杏花为什么主动来到汉源？为什么对狄公说出“汉源危矣”？又为什么在花船上死于非命？当然这一系列谜团需要解开，关键就是找到杀死杏花的凶手。宴会上的名流自然成了怀疑对象，这其中有地产大家韩咏翰，有当地富翁刘飞波，还有苏掌柜，而狄公就是从和杏花有关的蛛丝马迹入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其中就包括杏花袖中出现的半张棋谱，在杏花房间里通信中署名的“竹林生”。接着另一起案件发生，刘飞波的女儿刘月仙在新婚之夜被杀，而女婿张虎彪又从房间失踪——张虎彪谋杀新妇后又自行潜逃？在调查中，张虎彪的父亲张文章说起儿子自取别号““竹林生”，于是两起案件便有了某种连接，正如洪亮所怀疑的，“如此说来，张虎彪便是杏花的情人了！”当然狄公不会如此贸然下结论。之后对刘月仙的棺材进行查验时，竟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死去的刘月仙，而是一个男尸，经调查是木匠毛源。
三起案件接连发生，它们在高罗佩的笔下不再是单独的案件，“竹林生”的名号将张虎彪和杏花联系在一起，而在狄公深入调查中发现刘飞波书法的运笔顿挫和写给杏花书信中的运笔方式相似，他认为刘飞波才是真正和杏花有关联的人物。在走访中，狄公又去了外乡人士梁大人的住处，从侄子梁芬那里得到一份概录，看到其中的笔迹极似竹林生写给杏花的情书；从张文章的藏书中发现了一本关于射箭的古书，竟在里面发现了和杏花衣袖中那张一样的棋局；在和韩咏翰的女儿韩柳絮对话中，又得知其隐居的祖上曾经就绘制出一本棋谱……由此，狄公初下判断：其一，凶手就在花船上，由于惧怕杏花泄露一桩阴谋，于是将她谋害，嫌犯包括韩咏翰、刘飞波与苏王二位掌柜；这桩阴谋还与七十年前一盘未解开的棋局有关；杏花有一个秘密情人，此事或许与她被害无关，她的情人或是熟知竹林生这一别号的张虎彪，或是同样熟知这一别号且字迹相似的刘飞波，或是字迹相似且有着极佳便利条件可与她幽会的梁芬；其二，张文章有才无德，对其儿媳行为不轨，致使刘月仙自尽身亡，新郎张虎彪也自寻短见；张文章企图不经尸检便将尸体下葬，却引起了木匠毛源的疑心，并且毛源旋即被杀，新娘刘月仙的尸身失踪不见，显然是张文章刻意为之……
这样的判断在韩咏翰被人袭击之后出现了新的线索，受伤的韩咏翰向狄公说出了白莲教的秘密，这让狄公大为惊讶，杏花所说汉源危矣正是指向了白莲教，“这不仅是一桩人命案，还是影响到举国安危的绝大阴谋！”汉源是一个小县城，但是处于战略要地，与京师长安想去不远，很可能会成为密谋反叛的中心，“难怪自己一到此地，便隐隐觉察出似有一股追人的狞邪之气。”狄公的这种心理感受也呼应着汉源“湖滨”鬼影重重的传说。于是从现有的线索顺藤摸瓜，抽茧剥丝，尤其是从那本佛经的六十四字入手，和棋局的格局对应起来，终于识破了梁大人密室的机关，终于查明了白莲教企图叛乱的事实，“你看这里！此句便是这一大块翡翠铭文中包含的开锁密语：‘若汝明吾意，并压此语，汝将人此门，享太平。’观其字意，只能说明这是一扇通向密室的门户。你且拿好这张拓片！”也终于揭开了白莲教谋反的事实，而刘飞波正是其中的首领，他假扮梁大人秘密从事叛乱活动，最后在暴露中自裁身亡，而朝廷对白莲教的惩治也终于开始。
“竹林生”的名号和字迹，杏花袖中的棋谱，被杀死的木匠，种种线索将三起案件连接起来，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不放过任何的细节，这是他判案的关键，当然在小说情节的推动中也暴露了太过于理想化的色彩。高罗佩在小说中最主要的意图便是回到邪灵的主题上，“刘飞波的谋反大业已然降格为与两个女子的情感纠葛，一是女儿刘月仙，一是情人杏花，这恰是此案的关键所在。”刘飞波对女儿的情感极为复杂，其中关键是有一种悖于伦常的爱，当刘月仙执意要嫁给张虎彪，刘飞波将对女儿的私情转移到了杏花身上，但是杏花的使命便是为父亲报仇雪恨最终揭露白莲教的阴谋，她充当刘飞波的情人就是为了刺探出白莲教的秘密，但是对于刘飞波来说，无论对女儿还是对杏花，都是一种个体情欲的表现，最终当他钟爱的两个女子死去，他便失去了理智，便被妖魔附身，最终以自死的方式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鬼魂附身，无非是将仇恨变成一种惩罚的手段，所以最后出现的便是刘飞波内心无法摆脱的“你”，当你成为一种折磨，即使在几百年之后也难以摆脱，最终演变成“我”永远的梦魇，或者最后的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你只是仇恨的化身，你将与我同归于尽，永远长眠地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57]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