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18《悠悠岁月》：她肯定没有任何“个性”
在饥饿和恐惧的共同背景下，一切都按照“我们”和“人们”的方式来讲述。
故事提供了背景，记忆提供了材料，时代提供了事件，但是当讲述的内容被确定，又有谁来讲述？这是一个关于讲述主体的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一种缺省，实际上包括背景、故事和事件，都属于一种宏大叙事，缺省的主体空着一个位置，在宏大的叙事中，这个空着的位置是不是永远空着？
安妮·埃尔诺把这一切的起点设在“战后”，一个被标注了确定时间的起点，在确切的时间，确切的事件发生之时，为什么没有讲述者以“我”的方式出现？“在讲述到的从前的时代里，只有战争和饥饿。”饥饿和恐惧是那个时代仅有的背景，在这个背景扩充之下，讲述者是“我们”，更是“人们”：如果说“我们”作为一种复数人称，还具有“我”之存在的影子，“人们”则完全将“我”架空了，它是他和他们，甚至是你和你们，但“我们”之中难以找到那个独立的、个体的、拥有完全属于自己记忆的“我”——毋宁说，“我们”在去除了“我”的个性之后，也变成了“人们”，集体式的名词，集约式的人称——当“我们”以及“人们”讲述故事，如何能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和记忆之中？
“战后”其实是一切重启的开始，是生活重建的标志，但是“战后”之出生，似乎在抹除“我”的存在记忆。对于这个讲述主体的缺省，安妮·埃尔诺在小说题辞上引用的是两句话，一句来自西班牙思想家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经历构成了所经历的事件，但是这种经历是在“我们”的意义上出现和存有的，所以它只是经历，而不是最后的记忆，最后它甚至不属于“我们”；另一句是安东·契诃夫的一句话，“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在这里，有“人们”也有“我们”，但是“我们”之存在，是作为被遗忘的对象而出现的，当我们被人们遗忘，它反而构成了一种叫生活的东西：生活就意味着我们被遗忘，而遗忘我们的“人们”是不是永远是生活的讲述者？
我们拥有经历，经历不属于我们；我们是被生活中的“人们”所遗忘，这是“我们”面对的悲剧，在安妮·埃尔诺引用的两句话里，只有“我们”，而看不到“我”，在“我们”都无从拥有经历、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时，“我”更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更是缺省的讲述者——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带向了一个虚无的世界：“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安妮·埃尔诺是从“印象”开始构建这个虚无世界的，印象是存在的，它是战后在伊沃托废墟变撩起裙子系上短裤回到咖啡馆里的女人，是在电影《长别离》中阿丽达·瓦莉热泪盈眶的面孔，是耷拉在巴勒莫修道院墙壁上的木乃伊，是长满爬山虎的六十年代旅馆，是九十年代在帕多瓦人行道上交错而过的男人……女人，电影里的面孔，木乃伊，六十年代的旅馆，九十年代擦肩而过的男人，他们留下的都是印象，他们组合起的是“他们”——“人们”的一个部分，“人们”的一个局部，当这些印象构成了消失的景象，安妮·埃尔诺其实就是让人们遗忘我们，最终让印象消失：印象连接的是死亡：“头几年里所有黄昏的印象，有夏季一个星期天的发亮的水坑，父母死而复生、我们走在难以确定的道路上的梦境”，所以印象会消失，“它们全都会一下子消失，就像半个世纪之前在死去的祖父母、同样已经死去的父母的额头后面的千百万印象那样。”
正因为印象会变形会消失，所以安妮·埃尔诺希望从另一侧进入，另一侧则被她命名为“记忆”，“正如性欲一样，记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忆永在，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在印象最终趋向于死亡的时候，以唤醒的方式建立另一个世界：“它使死者与活人、真实的与虚构的人、梦幻与历史相互对应。”但是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记忆真的能提供讲述者？或者说，记忆真的需要讲述的主体？是“人们”在建立对立？是“我们”在唤醒记忆？还是缺省的“我”必须成为不死的记忆主体？但是当时间成为一种当下，是不是连记忆也会死去？在印象之后，在记忆之后，在“人们”和“我们”之后，安妮·埃尔诺却突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你在做什么？”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袭击发生，它建立了一个叫做“当下”时间体系，在将之前的一切记忆都抹去之后，“你”在做什么？“你”指向的是他和我之外的群体，面对面在对话，在回答，永远在场，但是，“你”其实是“他们”：“只是在自己活着的同时有五千个人即将死去，但他们在死前一刻钟还一无所知。”“你”也是对面的“我们”，“我们在回想着，我是在牙医那里，在路上，在家里看书。在这种对现状的惊愕中，我们理解了人们在世界上的分离，以及我们的同样不可靠的联系。”
| 编号：C38·2230105·1911 |
但是，在安妮·埃尔诺的这句话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我”，在牙医那里的“我”，在路上的“我”，在家里看书的“我”，在压抑那里、在路上、在家里看书构成了“我”鲜活的故事，是“我”作为讲述者的存在状态，但是在当下的时间里，在“九一一”的恐怖和毁灭中，“我”只不过是“我们”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在“你”所组成的“他们”对面，另一方面也和你一起成为“我们”：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甚至连讲述者也不存在了，它和“奥斯维辛之后”一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时代也世界化了。”没有印象，没有记忆，没有当下，“九月十一日推后了迄今为止陪伴我们的所有日期。”讲述者从来没有出现，也将继续空着，而一切的悲观，都回到了从印象开始死去的虚无中，“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积累起来的全部词汇也会消失。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
这就是安妮·埃尔诺在这部小说中使用的“无人称自传”创作手法：从来没有一个“我”，只有“人们”和“我们”在叙述，虽然也有“你”，但是“你”在第三人称化中就是一个“她”：她在讲述，她在讲述“我”的故事、“我们”的经历、“人们”的遭遇，但一切都只和她有关，她以及他，他们，构成了无人称自传的讲述主体：一切都是遗忘，一切都是湮没，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将在一秒之内消失，一切也变成了沉默——正因为无人称而成为自传，“她”就是“我们”、“他们”和“人们”的代言人，在从来没有“我”的世界里，她在牙医哪里，她在路上，她在家里看书，她在讲述“悠悠岁月”。
如何以无人称的“她”讲述这一切？安妮·埃尔诺在印象易逝的现实中，给出了一种确定的存在，那就是定格时间的照片：它承载着记忆，它留下印象，它打开的是和“人们”以及“我们”有关的故事。一张照片，拍摄于现代照相馆的照片，拍摄于里裁尔·利勒博纳的照片，背面还写有“电话80”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肥胖的婴儿，“下嘴唇赌气地向外突出，褐色的头发在头顶形成了一个发卷，半裸地坐在一张雕刻的桌子中央的一个垫子上。”一九四一年的留影，一九四一年的印象，以及一九四一年的记忆，“按照小资产者的时尚进行诞生的仪式”里是一个“她”；还有另一张，大约四岁的小女孩，头发在中间分开，然后用系有蝴蝶饰带的发夹向后夹住，衣服裹得很禁，肚子凸了起来，“这也许是佝偻病的标志。”一九四四年的留影，一九四四年的印象，一九四四年的记忆，是同一名摄影师签名、用来家族分发的照片。一九四一年的照片，是一九四一年的她，一九四四年的照片，是一九四四年的她，在她被定格的世界里，那个时代被讲述却从来不是第一人称的“我”：作为个体的讲述者如何在属于“人们”和“我们”的时代被遗忘、被湮没，成为一种虚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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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埃尔诺：她是我，她是我们 |
这是战后，“我们”是孩子，他们是父母，在父母忘记回答我们目光茫然时确定的年代，“我们并不存在、永远不会存在的时代，从前的时代。”安妮·埃尔诺说：“宾客们混杂的声音构成了我们久而久之会相信参加过的集体事件的重要叙述。”这样对于集体的叙述，是以饥饿和恐惧共同组成背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解放之处的狂热，有立刻满足的欲望，是战后第一次出现便使人趋之若鹜的东西：香蕉、国营彩票机构的彩票和烟火，更有在他们口中说起的品行不端的女人、色情狂和卑鄙的家伙、偷偷摸摸的孩子、端庄的少女，它们组成了那个时代的语言，而他们是用这种语言交流的人们，“他们正在谈着巴黎、掉到溪水里的姑娘、娟妇和栅栏后面的无赖一的青春时代的歌曲”；他们之外的“我们”，也被集体化了，“轮到我们了，我们有权用《雪山上的星》来打动一桌的人。”
安妮·埃尔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无人称自传的讲述：他们构成了时代的语言，我们成为被遗忘的存在，她只被定格在照片里。一九四八年的照片，一个在布满卵石的海滩上穿着深色泳衣的小女孩的黑白照片，她快要九岁了，和父母去叔叔婶婶家度假；和她有关的记忆是废墟的城市和逃跑的发情母狗，是复活节开学的第一天什么人都不认识，一些秘密的游戏，用带齿的窗帘环夹住自己的耳垂；她对于政治事件和社会新闻的想法里，是“知道但不确定的事情”，它们是“他们”有关的事件：樊尚·奥里奥尔，印度支那战争，世界拳王马塞尔·塞尔当，狂人比埃罗和用砒霜下毒的玛丽·贝斯那德，而我们也被父母们静止看《肉体的疯狂》《玛丽亚娜，不戴面纱的姑娘》等电影，打开《拉鲁斯辞典》翻到关于“手淫危害的条目”；一九五五年七月的照片，地点在圣米歇尔寄宿学校的花园里，两个少女肩并肩走在小路上，这是属于她的黑白照片，对于她来说，这是身体逐渐发育的年纪，是第一次烫发的经历，是穿着由连衣裙裁剪的裙子的记忆，还有没有去过巴黎，没有参加过家庭舞会，还没有电唱机，都是属于她的鲜活记忆，但是“她”的对面是大吵大闹的父母，“父亲要把母亲拖到地窖里放着弯刀的包装箱旁边杀掉”，而“他们”的时代呢，是奠边府，是阿尔及利亚，在属于他们的时代，“未来远大得使她无法想象，它总会来的，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一九五七年伊沃托的留影，她的记忆里有坦克和废墟、去世的老人、为母亲节写的祝词、领圣体的火炬游行、壁球，但是，“最近几年，她不想再回忆了，一切都只是愚蠢和耻辱，装扮成杂耍歌舞剧场的舞女，烫着卷发，短袜。”这是她自己不想回忆而成为他们的过程；她在一九五八年圣女贞德中学的照片里，属于她的是压抑肉体、吃东西的欲望和不再流出的月经的困扰，“她集中精神去做迫切需要的事情。”但是她不是成人，她对面的他们生活中是都市游泳池的建设，超市的出现，4L型和Ami 6型简易汽车，这是她被他们拒绝的生活；她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照片里，和其他两个少女、一个小伙在在一起，那时的她只有在文学和知识里才能感到自己，她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吸取知识，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楼拜的全部作品，她在文学中抵抗着世界，她认为自己将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她的理想是安德烈·布勒东一首诗篇里姘居，她甚至开始写小说，但是，“她肯定没有任何‘个性’。”因为她只是被他们带向了理想的反面，她只是被他们说成活在梦幻中，他们才会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在越南战争里找到了造反的理由，在毛的‘百花齐放’里找到了梦想的自由。”
以及一九六八年的照片，一九六八年的她，和他们有关的时代无关，“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之间，没有一个交叉点，是两个平行的系列，一个是抽象的，完全是感觉到之后立刻就被遗忘的信息，另一个则有确定的计划。”以及一九七〇年的照片，一九七〇年的她，在他们的“消费社会”中也成为消费品；以及一九七二年“成为教师使我心碎”的日记，一九八〇年我们“获得了住宅”的生活，一九八五年的录像带和桌子，一九九二年和猫在一起的留影，一九九九年三月“获得不错”的想法……其实她都在，她的照片，她的记忆，她的历史，她的生活，她的离婚，她的情人，她的写作，但是在没有任何个性的时代里，“在牙医那里，在路上，在家里看书”的都不是那个我，九一一之后当时代完全被世界化了，再没有被真正回忆的内容，集体的他们，集体的人们，注解着那个时代，也讲述着所有的事件。
记忆属于她，记忆变成了他们，但是安妮·埃尔诺在无人称的自传中却始终有一个她存在，她是影子，在没有成为“我”的讲述中，小说成为了最后一种记忆，成为了最后一道阳光，“于是要写的作品就代表着一种斗争工具。”这道光线，是照亮了已经消失的食物的桌布的光线，是存在于童年而且不停照在刚刚经历了事情之上的光线，是以从前的方式挽回了奥埃纳河畔巴佐什带碰碰车的小舞会、阿纳西的帕尔姆朗街的家乐福的女打酒员、圣奥诺雷温泉公园里的旋转木马、影片《车灯》灯的光线，“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从他们的世界里创造一种语言，从我们的故事中学会一种讲述，从人们的时代中唤醒一种记忆，也许从集体的面孔中也可以分离出每一个的她和他，她和他就是“我”，就是安妮·埃尔诺，“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人的人所熟悉的记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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