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18《资治通鉴（十四）》：举之以众，取之以公

《资治通鉴》第十四册记载了《唐纪三十九》至《唐纪五十二》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763年癸卯七月，尽于公元805年乙酉。

【政刑日紊】

安史之乱爆发于唐玄宗末年，这是安禄山和史思明背叛朝廷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七年多的安史之乱使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内锐减，这也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宝应二年春天，随着田承畴献莫州投降、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在林中自缢身亡、雨下叛军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始于唐玄宗，终于唐代宗，在宝应元年时，唐肃宗病死，李豫被宦官李辅国等拥立为帝，是为唐代宗，唐代宗命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仆固怀恩等打败史朝义部叛军，收服洛阳及河北诸郡，次年彻底平定安史之乱。唐代宗在位期间，又遭遇吐蕃趁乱攻占河西、陇右之地，吐蕃又于广德元年长驱占领长安，唐代宗出逃陕州，随后起用郭子仪击破吐蕃。永泰元年，又用郭子仪等平定仆固怀恩之乱，而此后由于藩镇势力壮大，唐朝又陷于藩镇割据之乱。

唐代宗室唐代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了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和击破吐蕃之史事，但也指出了唐代宗最大的弊病，那就是宠信佛教。对于唐代宗如何会从相信佛教到好佛，《唐纪四十》记载了这一过程。大历二年，“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可以说，戴总从未甚重佛到重新佛教，受到了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唐代宗问他们：“佛信报应，果为有无？”元载等人的回答是：“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富液观所传达的就是典型的因果报应，他们举例说，安禄山和史思明翻盘朝廷，最后被他们的儿子杀害，仆固怀恩叛乱才出门就得病而死，回纥、吐蕃大举进攻，最后也是不战而退，所以种种都是“小灾”，并不能对唐朝的福业产生破坏，由此他们对唐代宗说：“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

于是，“上由是深信之”，这深信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在宫中设斋，供养一百多名和尚；有敌人进犯就名和尚宣讲《护国仁王经》，以此祈祷免灾，当敌人撤退之后又赏赐给和尚丰厚的礼物；那时有个胡人和尚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宫中连权贵们都要看他脸色；京畿地区的良田和获利大的事业月多归佛寺所有；戴总还下令不得鞭打和欺负僧尼，还在五台山关键早金阁寺，所耗资金数以亿计；王缙将中书省的文书发给和尚，命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募捐集资，用来建造佛寺。大历二年六月，宦官鱼朝恩奏请以自己获赐的宅第为章敬寺，为章敬太后吴氏祈冥福。该寺修造得极其宏伟壮丽，浪费大量木材，以至于要拆毁曲江及华清馆，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李豫仍置之不理；大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七月丙戌，“内出盂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于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

由此，唐代宗崇信佛教达到了顶峰，在唐代宗的影响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对于唐代宗废人事而奉佛，奉佛而“政刑日紊”，也表达了司马迁一以贯之的佛教观。

【不素餐兮】

《唐纪四十一》中司马光还发表了一些议论。“元载、王缙之为相也，上日赐以内厨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在大历十二年八月癸卯，常衮和朱泚层就此事上书代宗，“餐钱已多，乞停赐馔。”认为应该厉行节约，制止这股歪风。当时的代宗表示同意，常衮又想辞掉自己宰相的封邑，以更彻底的方式停止对官员的赏赐，当时的同僚们认为不行，常衮才了事，但是他们讥笑他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同僚的讥笑其实表明，制度性的改变才是关键，俸禄供养贤人并没有错，错的是供奉的太过丰厚，所以更为彻底的不是取消俸禄，而是辞位。对于这一事件，司马光评论说：“君子耻食浮于人；衮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他认为，和那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贪图俸禄的人相比，常衮至少还有廉耻之心，也就是说，那些贪图享受的人才是真正的蛀虫，引用《诗经》上的话，“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劳而食的人才应该感到羞耻。

【进退赏罚】

大历十四年五月癸卯，代宗开始患病，辛酉日，下诏让皇太子代行处理国政，当夜，代宗在紫宸殿的内殿中驾崩，遗诏让郭子仪总摄群臣，辅助朝政，癸亥，唐德宗即位。唐德宗即位之后，常常住在服丧的地方，而政务交于崔祐甫处理，这种方式在司马光看来，具有很大的隐患。

至德年间以后，天下用兵之权由元载、王缙掌控，于是四面八方前来行贿的官员盈于门庭，官大的出自元载、王缙之手，官小的则出自卓英侍等人之手。到了常衮担任宰相的时候，他想要革除这一弊端，以此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经，所以他对各地上奏的请求，一概不予考虑；在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的时候，他为了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引荐推举者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两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可以说，常衮和崔祐甫同为宰相，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用人方法，看起来是彼此的弥补，但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用人的适当尺度。有一次唐德宗问崔祐甫，为什么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崔祐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

司马光认为正确的选人用人观在于：“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贤能与否才是唯一的标准，而不是亲疏、新老之别，如果任用的人不是贤人，但是因为亲朋好友的关系而被录用，“固非公也”，同样，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好友的关系而被舍去，“亦非公也”，所以，“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担任宰相，最重要的是识人，而识人的关键不是一个人决定，只有“举之以众，取之以公”才是真正的公正，即使被人举荐而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本事，也可以之后将他辞退，“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只有这样“进退赏罚”的制度建立，只有撇除个人的私心，“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宫之足病哉！”

【功盖天下】

建中二年六月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病逝。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吐蕃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德二年，收复两京有功，加司徒、代国公，又进位中书令；乾元二年，承担相州兵败之责，失去兵权，处于闲官；宝应元年，平定河中兵变有功，进封汾阳郡王；广德元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再度被启用，出任关内副元帅，收复长安；永泰元年，吐蕃、回纥联兵入侵，在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大历十四年，唐德宗即位后，尊为“尚父”，进位太尉兼中书令。

可以说，郭子仪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没有以“臣光曰”的方式对郭子仪进行评价，而是指出了他为什么不被诽谤的原因，“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举例来说，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举家三千人，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是朝廷中显要的官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都是他的部下，他们虽贵为王公，郭子仪却常对他们颐指役使……

为什么郭子仪可以得到这样的地位？“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

【一新其政】

唐德宗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用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之后任用幸臣卢杞等，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致使民怨日深；建中二年，李适发动削藩战争，但因社会和政治条件不成熟，反而致使四镇之乱与泾原兵变接连爆发，他被迫出逃，辗转奉天、梁州等地，最后依靠宰相李泌及大将李晟、浑瑊等人协力平乱；执政后期，转而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藩镇多事姑息。

对于德宗在位期间的功过，司马光很少有直接评论的，但是在《唐纪四十九》中，对唐德宗在贞元三年所做的一件事表达了“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的抱憾之情。“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这是丰收的征兆，但是在十二月庚辰，唐德宗在新店打猎，恰好去了农民赵光奇家中，在这次私访中，德总问他老百姓是不是高兴，没想到赵光奇直接回答不高兴，庄稼丰收了为什么百姓却高兴不去来？赵光奇说出了原委，那就是“诏令不信”，以前朝廷说两税之外再无其他的徭役，但是实际上不受两税反而搜刮得比两税时还多；官府又说是收购粮食，但实际上却是强行抢夺粮食；以前说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缴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几百里地百姓的车坏了骂死了人破产了，所以说，所谓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百姓依然过着忧愁困苦的生活。

赵光奇指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就在于皇帝深居在九重皇宫之中，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当赵光奇说出了百姓之苦的真正原因，唐德宗便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德宗能够私访民间，听到赵光奇关于百姓生活的真实现状，也是他走出九重皇宫的一次实践，而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也是体察民情的一种举措，但是司马光却认为他“难寤”，原因就在于德宗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真正症结。“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赵光奇认为君主在皇宫里不知民间疾苦，就在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通处在隔阂的状态中，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百姓并不归向，而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君主也并不知情，长此以往，国家倾危败亡。

这一次唐德宗听到了民间的声音，这其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正确的做法便是：“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也就是要将管窥到的疾苦变成国家治理问题，调查有关部门为什么搁置诏书，严查那些横增赋敛、盗匿公财的官员，对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要绳之以法，甚至可以诛而杀之。但这也只是表象的治理，要抓住这个问题深入，考察制度是不是真的存在漏洞，如果有，则要“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本质问题，才能迎来真正的太平。

当然德宗并没有从这个小问题入手，甚至他听到赵光奇的诉说之后，只是免除了赵家一家的赋税和徭役，这不是“难寤”吗？“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唐德宗只是将此当做个例，而且解决的也只是暂时的困难。

【财丰欲滋】

《唐纪四十九》记载了宰相李泌的一件事。贞元四年二月，元有直将淮南的二十万钱帛运送到了长安，当时的李泌知道后将这些钱送到了大盈内库，但是德宗还是屡次传旨向地方索取财物，并告知各道不要让李泌知道，李泌知道后，“惆怅而不敢言”。

对此，司马光发表了评论，他认为，“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君主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拥有天下之财，这无可厚非，但是这里的家和财均非私有之家、私有之财，“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这才是正道，而唐德宗要将财产私藏起来满足自己的志趣，这当然违背了君主之德，“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在指出唐德宗的问题之后，司马光又认为，李泌身为宰相本打算消弭德宗的欲望，所以才充实他的私人财产，这样做同样会使欲望滋生起来，就像禁止出行却打开了大门，所以，“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司马光认为李泌所做的事情不符合宰相的正道，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了李泌的问题所在？贞元五年三月甲辰，李泌去世，对于李泌的评价是：“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的确，李泌在成年之后曾游历于嵩、华、终南诸山之间，慕神仙不死之术。后来辅佐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又在德宗朝参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方面的筹划，对内勤修军政、调和将相，对外联结回纥、大食等国遏制吐蕃，达成了“贞元之盟”，安定了边陲，保证了贞元时期唐朝的稳定。但是司马光在曾经评论说：“泌虽诡诞好谈神仙，然其知略实有过人者。至于佐肃、代复两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顺宗之在东宫，皆赖泌得安，此其大节可重者也。”这一次却又将“好谈神仙诡诞”拿出来说事，认为是被世人所轻的污点，是不是也是司马光正道思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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