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19《回声之巢》：我的宗教是一瓶香水
就这样
我摘下一朵空洞的玫瑰，
免除了恐惧和性征的
玫瑰，就在这些年，我被要求
成为既不忏悔也不哭泣的
游击队员。
——《玫瑰形状的新诗》
当移民像燕子一样飞走只留下“空荡荡的广场”，当巴古塔街露出心不在焉的微笑并打量“另一个疯子”，当意大利“没有我们会好多”，甚至当我们都处在黑暗的世界，“我们何为”成为一个问题，而帕索里尼甘愿以“我”的方式回答关于我们的这个问题：我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不再是被雇佣的士兵，不再是需要的志愿兵，“我在63年的存在/只是43年的我的重生”，依然是哭泣的男孩，依然是满怀希望的学徒，依然要将自己从身上驱逐出去，“每个人都有生命中一个独特的/时代，用自身的问题自我刮擦。”不是回到自身，而是当从身上去除了异物，我要抵达的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免除了“既不忏悔也不哭泣”的游击队员身份，摘下了空洞的玫瑰，摘下了免除了恐惧和性征的玫瑰，最后以诗人的身份写下“玫瑰形状的新诗”。
1964年的诗集《玫瑰形状的诗篇》，其中的《玫瑰形状的新诗》——我不知道在意大利语中，“诗篇”和“新诗”是不是同一个词，但是帕索里尼在免除了恐惧和性征之后写下的玫瑰之诗，一定是一首新诗，一定是从“诗篇”中重新生长出来的“新诗”——这是从雇佣兵和志愿兵转变为像男孩和学徒一样的诗人的必经之路，引用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我要是活得/像一头安静的野兽该多好，/但那封委托给我的信/已经寄出去了！”已经寄出去的信，就是写作“玫瑰形状的新诗”的完成，就是成为诗人的完成，当然也是对在黑暗的世界里“我们何为”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完成。
“已经寄出去”的信对于帕索里尼就像是“回声之巢”，它构筑了从诗人从诗人的一段曲折历程：1964年出版《玫瑰形状的诗篇》过去了六年，帕索里尼在其中拍摄了《大鸟和小鸟》《俄狄浦斯王》《定理》《猪圈》和《美狄亚》，写完诗歌，拍摄电影，在帕索里尼看来，身份是同一的，“所有这些电影，我无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在进行拍摄。”虽然帕索里尼实在狭义的“技术”层面来解说诗人的身份，但是当信“已经寄出去”的完成状态，对于帕索里尼就是诗人身份的完成，“不容否认，我相信在我的某些诗句和镜头面前，对某种事物进行尝试的特定方式正在如出一辙地重复着。”但是帕索里尼写作诗歌的历史远比这六年要长，甚至《玫瑰状的诗篇》也并非是诗人的最后确认：1929年在萨奇莱上小学二年级的帕索里尼就开始写诗，7岁的帕索里尼在母亲的教导下呈现了“夜莺”和“花花草草”；1937年至1942年，帕索里尼经历了“伟大的隐逸派”时期，大学又投身于朗吉门下；1942年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献给卡萨尔萨的诗篇》，那年帕索里尼20岁；经历了战争，甚至经历了战场和战役，经历了弟弟的死和母亲的悲痛、父亲的疾病，战后的帕索里尼创作了《灿烂青春》和《夜莺》，在“反意大利语的假声和被拣选的意大利语的转变和融合”中写诗，就在1957年他出版了诗集《葛兰西的骨灰》……
从七岁开始写诗，到《葛兰西的骨灰》出版，这段时期在帕索里尼看来，完全是“前诗人”阶段，现实的经历让他积累了诗篇的素材，“慢慢地，我沿着葛兰西的骨灰抵达‘世俗之诗’”，从《亚平宁》到《卑微的意大利》，帕索里尼在诗中呈现了一段世俗之诗的历史：史前史时代土地洁净，即使森林被定期砍伐，“阿尔卑斯南麓的精神”依然保留在罗马无产阶级的市郊，帕索里尼用三行诗节的押韵法创造了“强行挤压的空间”，但是，“从雇工开展斗争到今天，我里里外外几乎没什么变化。”帕索里尼为世俗之诗绘制了历史线路，在“强行挤压的空间”中回溯了阿尔卑斯南麓的精神，为什么自己感受不到什么变化？实际上就是从这首“世俗之诗”中，三十年写作生涯的帕索里尼开始重新思考“我们何为”的问题，也重新开始了自我定位：诗人何为？“我不知为什么，我要做出决定，这该是这本诗集中/最后的诗篇，这诞生于闹剧中的诗集，/正是作为一个诗人，我参与其中。没有任何理由/在如许诗行的末尾写下此语……”在《（肮脏的）特许状》的序诗里，帕索里尼开始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葛兰西的骨灰》是帕索里尼开启回答“诗人何为”的起点？为什么是从“前诗人”成为诗人的标志？1937年，葛兰西因脑溢血病逝于狱中，死后葬入了“外国人的花园”，在这所罗马的英国人公墓里，葛兰西的墓碑上仅仅刻着“葛兰西的骨灰”的字样——葛兰西之死意味着什么？葬于“外国人的花园”意味着什么？墓碑上“哥葛兰西的骨灰”意谓什么？1954年的帕索里尼在“秋日般的五月”，走进了“弥漫着一阵致死的宁静”的墓地，在那里他感受到了静寂、潮湿和贫瘠，但是正是在“葛兰西的骨灰”中帕索里尼看到了死亡的沉默，信仰的沉默，生命的沉默，以及身为诗人的沉默，“你，死去，而我们/也同样，同你一道，在这潮湿的/花园死去”……
死亡的沉默，信仰的沉默，生命的沉默，以及诗人的沉默，是一种被放逐的结局，非天主教的身份、异域的死亡，对于葛兰西来说，这种沉默也是“某种文明的沉默”，而当帕索里尼靠近墓地、墓碑和“葛兰西的骨灰”，也开始思考自己面对的沉默。对葛兰西，帕索里尼的情感是复杂的，“我自相矛盾的丑闻——赞同/你，又反对你；在我内心，/在光芒下，赞同你；而在幽暗的脏腑反对你。”赞同和反对构成了一对矛盾体，赞同是对“痛恨过一个时代”的赞同，是对有权有势资产阶级世界怨恨的赞同，甚至赞同变成了一种引领，“被一种无产阶级的生活引向/从前的你”，所以赞同以及引领对帕索里尼来说，就是一种宗教，一种人类原初的力量，一种“乡愁的痴狂”，一道诗性之光。但是赞同之外也是反对，帕索里尼认为自己“是父亲身份的背叛者”，无论在脑海里还是在行动的表象中，这种对父亲身份的背叛是“本能和审美激情的热忱”，葛兰西在引领自己走向无产阶级生活中就是帕索里尼的父亲，而现在，他站在葛兰西的反面，以“父亲身份的背叛者”反对的时候，他又将走向何处？
| 编号：S38·2221120·1903 |
实际上，无论是对葛兰西的赞同，还是对父亲身份的反对，“葛兰西的骨灰”的沉默，一起指向了诗人何为的根本性命题，“你，朴实无华的死者，可会请求我，/放弃这存活于尘世的/绝望的激情？”问出这个问题，正意味着帕索里尼没有放弃“绝望的激情”，当面对迷失于生活的那些穷人和无力者，帕索里尼反而在“葛兰西的骨灰”的沉默世界中发现了“纯粹的激情”，并由这种激情开始了行动。帕索里尼的行动体现在这一辑诗歌中，在《挖掘机的哭泣》中，他把自己看成是“昂头冲着杂乱的建筑物和/碎片状的天空”的挖掘机，正因为是这样一台挖掘机，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力量：成千上万的生命活在感官的痛苦中，每天乘坐逼仄的公共汽车“都是汗水和焦虑的磨难”，上千排整齐划一的封闭窗户被阳光凿出空洞，“日常的/生存之骨，/生存，因为太过/接近，完全是因为//太过悲惨的人类，而变得纯粹。”所以帕索里尼在这种城市生活的沉默中成为了挖掘机：它具有“革命般的温和、激烈”，它又属于“一个人的怒放”。无疑在这里，帕索里尼也是自省的，挖掘机昂起头，挖掘机传递着革命的温和和激烈，挖掘机成为一个人的怒放，恰恰是挖掘机的致命之处，“在挖掘机铲斗执拗的/爆裂声中，它盲目地肢解，盲目地/捣碎，盲目地抓取”，它是执拗的，它是盲目的，它也制造了沉默后的痛苦——引导革命的挖掘机的是那块被人们举起来的“红色的破布”。
《挖掘机的哭泣》是帕索里尼在“葛兰西的骨灰”之后所尝试的一种行动，《一场诗歌论战》则是另一种行动，当世界制造了迷失，诗人们选择了田园诗，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性爱和恐惧/使无产阶级依附在泥泞的/街道上：但是，新的/道路——依然未知——”对于诗人来说，激情或者最后变成了犬儒主义，变成了历史的饥饿，“你们，为所做的事情蒙蔽了双眼，/不是在人民的心中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的旗帜中”，所以在这样的诗人行动中，帕索里尼再一次在行动中迷失，“我继续创造的痛苦”。1956年的《劳作之地》可以看成是帕索里尼的另一种行动。“劳作之地”指的是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历史名称，该名称源自更为古老的莱波里尼部落，最初指意大利南部古老的利布里亚。帕索里尼引用“劳作之地”这一古老名称，就在于从历史中看到了人们无法战胜的敌人，女士“像一只装死的野兽”，年轻人几乎不敢开门，还有一无所知的农民，“敌人就是/在其他的奴隶”，没有正义，没有希望，敌人最终是信仰的沦丧，“他的敌人就是希望他们/投降的主人，和要求他们为/某种信仰而战的同伴”，所以对于“劳作之地”的人们来说，行动就是反对和反抗敌人，但是，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反对和反抗也是制造了敌人，“活着，只是活着，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生命的温暖中。/你在内心的天堂迷失了自己，//就连你的怜悯，也是他的敌人。”
《挖掘机的哭泣》是“一个人的怒放”的执拗和盲目，《一场诗歌论战》是犬儒主义的迷失，《劳作之地》则是信仰不见之后的泛敌化，在“葛兰西的骨灰”中思考的帕索里尼没有放弃绝望的激情，但是这些行动对于他来说，并非是真正打破沉默的诗人之路。所以帕索里尼的思考进入到了另一个层面，第二辑的诗集名字《我们时代的宗教》就是帕索里尼思考的关键词：什么是我们时代的宗教？帕索里尼的思考是一种行走的方式，他在“罗马之夜”开始，“前往卡拉卡拉浴场”，经过“性爱，痛苦的安慰”，经过“我对财富的渴望”，经过“死亡的凯旋”，在这其中，他目睹了在脚下的整个城市，“上了年纪的醉汉，色衰的妓女，和成群结伙误入歧途的顽童”是罗马之夜的主人；在这其中，他发现了卡拉卡拉浴场里的肉身秘密，从性欲到出生再到死亡，肉身是一切，“那所有年轻人曾经怒放过的骨骸，就像某个盒子/或盆子里的一撮儿灰烬：/从未出生的人就不会死。”在其中，他发现了性爱达到的“痛苦的安慰”，没有了世界，没有了律法，没有了荣誉与权贵，“敌人，/从覆盖了整个地平线的/摩天大楼的海上风暴后面，/于百次，以桥梁和迷宫，以建筑工地和土方工程，又重新开始。”在其中，还有对财富的渴望，但那只不过是对物的追逐，“不顾一切地/在垃圾和苍白的露珠上奔跑。”
这是罗马的生活，这是罗马的现实，这是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是罗马的新现实主义，“这里，此时此刻分崩离析，/残缺不全，吟游诗人的歌声震耳欲聋。”而当罗马进入抵抗的时代，是不是革命和解放会让人找到自己的宗教和信仰？帕索里尼写到了弟弟在三月的“安静的早晨”秘密离开，“书里夹着一把手枪：那是纯净的光明。”写到了拼命注视着“掌握命运的山脉”，那也是纯净的光明，但是弟弟死了，妈妈悲痛，“在他们的未来/没有光明。因为，有的只是/这般疲倦的倒退，这般的黑暗。”所有的革命，所有的抵抗成了宗教，成了宗教之光，但是所有的光“只是一个梦”，“无根，无实，如今是/孤独之泉，耻辱的泪水。”
对新现实主义的罗马，对抵抗时代的罗马进行反思，帕索里尼对于宗教提出了质疑，而在这种质疑中，他也转向了自身：我从来没有罪过，我纯洁得像圣徒，但是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像一个疯子——“我的宗教是一瓶香水”是帕索里尼对自己宗教的注解，香水潮湿，香水光芒四射，香水谦卑而优雅，香水也会在“成功而无用的行为中迷失”，香水也让无数的图像在溶解中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纯洁和圣徒般的存在就像香水，“我青春之爱的教堂/已死去数世纪之久，它仅仅活在/田野衰老，痛苦的//气息中。”如此，从香水般的宗教，帕索里尼思考的是信仰的本质，以及在新现实主义中信仰的变异：“那不晓得基督教信仰乃是/所有特权，所有投降，//所有奴役的标志中的资产阶级/之人；不晓得罪/无非是因恐惧和贫瘠//而被憎恶，使日常确信/受损的恶行之人；不晓得教会/乃国家的冷酷之心的人，有祸了。”
所谓信仰只不过是特权，只不过是投降，只不过是奴役，从一瓶香水的宗教观，帕索里尼也像在“葛兰西的骨灰”里转身成为了父亲身份的背叛者，只不过这次他所背叛的是基督教，是交会，是抵抗时代，甚至“渎神”也是宗教之一种，“我感到渎神的情感/将我的朋友提升到存在的/那些形式，提升为在大地上//拖拽它们的风的战利品”，渎神所反对的是权威，是资产阶级，是专家，是精灵，是神明，而且从自然宗教中帕索里尼看到了渎神的普遍性，看到了渎神者背后的怯弱，“他想要，以死去的上帝的名义，成为主人。”《致一位教宗》是对这种反宗教仪式的深化，“你原本可以做得很好！而你无所作为：/再也没有比你更大的罪人了。”对教宗的批判，是帕索里尼对信仰的批判，也是他对“父亲身份”的背叛，而回到自身，“我的宗教是一瓶香水”开始寻找自己的信仰，他在《紫藤》一诗中发出了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先声：“在你宗教般的脆弱中——/绝望于，世间/唯有残酷，和我灵魂的愤怒。”
为什么绝望？为什么愤怒？帕索里尼其实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自我，也重新开始了对诗人之真理的探寻，1964年的《玫瑰形状的诗篇》是他从“葛兰西的骨灰”为起点最终关于诗人意义的完成——“世俗之诗”就写在诗篇的入口处。那里的现实有妓女，又扒手，有皮条客，有农民，这次的帕索里尼不再只是经过，只是观望，只是让罗马在自己的脚下，而是以“光圈开到五十，摄影车前移”的方式定格这一切，而是以电影导演的另一个诗人身份关涉现实，而是用不朽的灯光发现仇恨，“我对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和我视之为最可怕的邪恶形式的/老人满怀悲悯，我所反对的，/唯有理性的暴力。”这是诗人的第一个行动，而《彼得二世》组诗中借用历史人物彼得二世的痛苦来表达新生的可能，这是宗教之死后诗人的诞生，那喊出的是“我是教宗——他喊道——怀着对基督诗意的爱。”但是爱死了，便是历史的开端，“没有人明白这一点，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野蛮人。/这是我们的时代，只是更加接近末日，/也是新的史前史的开端。”在渎神和死去之后，“彼得二世”成为了“诗人牧者”，成为了殉道者，“因为只有诗人/才懂得他必得去死！”
渎神者是怯弱的人，殉道者成全了诗人，诗人抵抗的是上帝的宗教，上帝是父亲，是权威，是永远的主人，当帕索里尼终于让上帝第一次定义自己“像个生病的男孩”中，宗教也从此变成了“绝望的活力”，而帕索里尼也终于要写下“玫瑰形状的新诗”：“我在重新创作/一首玫瑰形状的诗歌”，是为了在黑暗的世界里有所作为，是为了对意大利“纯粹的爱”，是因为将自己从“一瓶香水”的迷失中驱逐出去：摘下玫瑰，摘下免除了恐惧和性的玫瑰，摘去了成为其自身形状的玫瑰，那是属于帕索里尼的诗，“好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醒来/怀着拿起武器的冲动。/可笑的是，我用诗歌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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