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03《污秽的夜鸟》：我是这个洞穴的主人
没有温贝托·佩尼亚洛萨这么个人，他纯粹是杜撰的产物；他并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角色。再说，谁也没法和他说话，他是个哑巴。
——《二十六》
也不是一个角色，是一个符号。在一天的阅读被打开、合拢、拿上、放下的间隔中，走出家门经过小区那爿杂货店门口，总是看见那只鸟笼里关着的鹦鹉，五六只，拥有不同颜色的鲜艳羽毛，在那里不停的啾鸣，据说女主人和鹦鹉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打开笼子它们也不会飞走，而是乖乖地在笼子旁边散步 ，即使飞起来到附近的那棵梨树上停留片刻，也会在女主人的深情呼唤中重新走进笼子。它们大概能听得懂人语，又能在衣食无忧的笼子里嬉戏，大约这是鸟界的一种幸福。
但是笼子成为它们的家而不是大自然是不是也是失去自由的囚禁？但是在里面的啾鸣一定是快乐的而不是愤怒的表达？但是鸟类的生活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回来打开书，那一句话即刻闪进眼帘之中，是亨利·詹姆斯写给儿子的一句话：“每一个人继承的天性，对于他的精神生活来说，有如一片莽林，林中野狼在嗥叫，污秽的夜鸟在哀鸣。”它成为何塞·多诺索这本书的题辞，书名《污秽的夜鸟》即来自于此，而引用的不光是这最后的一句，前面两句是：“每一个进入少年的人都开始猜想，生活并不是一场闹剧，也不是一场优雅的喜剧。相反，它是被主观的根源束缚着，在一场缺乏精髓的悲剧最深处成长、受难。”林中的野狼在嗥叫，污秽的夜鸟在哀鸣，它们是被“继承”的精神生活，而这样的精神生活因为有一种“主观的根源”，所以成长变成了悲剧，于是继承变成了受难——在悲剧和受难中，在嗥叫和哀鸣中，一切都不再是角色，而是符号：被关在笼子里永远失去自由的符号，看起来听得懂其实是失语和沉默的符号——鹦鹉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它们被人类根深蒂固的优越论所束缚。
温贝托·佩尼亚洛萨也是，第三人称的他是个杜撰的产物，是一个符号，被堂赫罗尼莫看成是工具，被静修院里的老太婆叫做“小哑巴”，被“巨人”的面具套着，他是他，被命名的他，被叫唤的他，被取消了“我”的他。在布里希达死去的时候，静修院里的拉克尔夫人就说：“我说，小哑巴，带上你的小推车，把那辆自行车给我拉来，叫我的司机装在车后面，顺便拉走，省得我再跑一趟。”而推着那辆小推车的温贝托曾经说着这样的话：“拉克尔夫人正要吩咐动身，我走近她的车窗，递给她一个包。”温贝托也说着拉克尔夫人，把拉克尔夫人叫做“她”，拉克尔夫人也说着小哑巴，把小哑巴叫做“你”，但是两种叫法是不一样的，在何塞·多诺索故意混淆“我”的叙事视角中，温贝托变成静修院里每个老太婆以及伊里斯口中的“小哑巴”，那个第一人称的“我”已经被偷换成了被使唤的他者，没有主体，当然没有自己的主观，于是缺乏精神的悲剧诞生，于是精神世界里出现了哀鸣的夜鸟——符号般的存在，连角色也变成了多余。
但是谁不是在符号的世界里听到了野狼的嗥叫和夜鸟的哀鸣？谁不是在那只鸟笼里被当成玩具？谁又不是被取消了“我”而成为一个没法和他说话的“哑巴”？何塞·多诺索从一开始就从死亡的完成打开了这个符号的世界：拉起姆巴主教区静修院布里希达死了，小礼拜堂举行了守灵仪式，这是在这处圣地被拆除之前的最后一次弥撒。布里希达死了，静修院要拆除了，小礼拜堂的最后一次弥撒，这些都是消失的符号，而且布里希达埋葬的地方也并非是属于自己，按照拉克尔夫人的说法，这是她依旧保留为位置，布里希达只是“温暖我未来的葬身之地”，一旦拉克尔夫人死后，那个地方就要被腾出来，在拉克尔夫人“我又有什么办法”的无奈中，布里希达之死也变成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符号，而这所将要拆掉的静修院，推倒之后会被卖掉，拉克尔夫人预言了被卖掉之后的结局：“至于卖地的钱，肯定像盐块掉入水里一样无影无踪。”
静修院将会不见，原来拥有这份地产的赫罗尼莫·阿斯科伊蒂亚、转让后将要卖掉这块地皮的大主教，也让这座“圣婴城”死去，而所谓“圣婴城”本身就是一个死去的符号，“这座该死的静修院简直被白痴、病鬼、可怜虫、无家可归者、刽子手、牺牲品包围了，这些人挤在一块儿，互相埋怨，忍饥挨冻，您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竭力想帮助她们，她们那种想得到一切照顾的老年人的无序的样子几乎要让您发疯……”而小哑巴温贝托呢？被夺去了声音的他，被取消了“我”的他，变成了众人口中的小杂种、狗娘养的、畜生和混蛋，和装神弄鬼、说长道短、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疯疯癫癫的老太婆在一起，于是请求成为他们的他，进入了地下室之后终于被她们真正接受，“允许我成为第七个巫婆。”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因为我已没有生殖器”，成为第七个巫婆，我彻底在装神弄鬼、说长道短、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疯疯癫癫中失语，我更成了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在死亡的演绎中，在性能力的缺失中，在圣婴城的没落中，反而具有了一种被命名的可能，就像装神弄鬼、说长道短、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疯疯癫癫反而让小哑巴开始“说话”。
| 编号：C64·2230306·1923 |
死了是因为有些东西没有死，不说话的哑巴是因为别人在装神弄鬼、说长道短、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疯疯癫癫，符号之存在是因为精神世界的莽林中有野狼的嗥叫有夜鸟的哀鸣——成长不是喜剧也不是闹剧，所谓悲剧就在于在继承的天性里，成长是一场受难。在受难发生之前，成长为什么是必需的？静修院的历史和那个显赫的阿斯科伊蒂亚家族有关，最初的时候它占据了拉起姆巴最令人垂涎的土地，后来的独立战争把对圣洁和宽容的一切都横扫一空，而在血与火中，伊内斯·德·阿斯科伊蒂亚，这个年仅20岁的“圣女”就死在静修院里，之所以称阿斯科伊蒂亚家族的伊内斯为圣女、福女，是因为她的虔诚换来的奇迹，在十八世纪的一场特大地震中，绝大部分的房屋都被震塌，唯独静修院纹丝不动、巍然屹立，“地震过后，女教徒们潜心地看护着伊内斯的那双神奇的手。”伊内斯这个被赞誉的信女为家族平添了光彩，她也成为了静修院的圣女。
但是她之所以在静修院里，却是因为她是个巫女，起源于马乌莱河南部地区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是：在马乌莱河流域南部地区有大片肥沃的土地的富人，有九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富人视最小的女儿为掌上明珠，但是有人告诉富人，每当有月的夜晚，总有个可怕的人头拖着“麦子般金黄的长发”在半空中飞过，那个人的脸和小姐漂亮的脸蛋一模一样，她飞过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图埃、图埃、图埃”的歌声。后来小女儿从家里消失了，据说是被一个老太婆收养了，老太婆教她调制蜜饯、料理家务，他们说老太婆是巫婆小女孩慢慢变成了巫女——富人的儿子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打死了一条黄狗，据说是老巫婆变的，他们还将妹妹送到了静修院，“人群、马队在归途中徐徐散去，各自返回村子和茅舍，心中释然，无忧无愁，本地区多灾多难的厄运终于要结束了。”
关于巫婆和巫女的传说起源于马乌莱河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就是伊内斯的家族自殖民时期就拥有的领地，似乎这个传说也成为了家族的一部分，“正因为是女巫，她一开始就拒绝把伊内斯当作天使的灵魂来接收；也正因为是女巫，伊内斯从来既不信奉圣方济各教派，也不信奉基督教；也因为如此，大主教在她家族的墓地里找不到她的遗体和棺木。”也是消失，也是不见，也是死去一般的存在，伊内斯的圣女身份和巫女身份也变成了和家族有关的符号，连同那条被打死的黄狗，那双虔诚而创造奇迹的手，那个婆婆妈妈的老太婆，也都变成了传说中符号的一部分，而在符号之外真实的故事也许是这样的：伊内斯·德·阿斯科伊蒂亚只是一恶搞孤独的少女，她蛰居在十八世纪的一个边远农村，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当地最斯文、最漂亮的小伙子，正因为小伙子是一个比她的父兄还要纯洁的人，伊内斯的这段感情被妖魔化了，静修院成为了她最后的归宿。
这是一个家族用低贱的故事证明其高贵的阴谋，但是谁是故事的制造者？谁又把伊内斯推向了圣女和巫女混杂的符号世界中？依然是和家族有关，和家族的权力有关：阿斯科伊蒂亚家族日益衰落，每一代的阿斯科伊蒂亚都生出了许多女人，只有堂赫罗尼莫的父亲这一代除外，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哥哥，他就是赫罗尼莫的叔叔堂克莱门特教士，这对整个家族来说，是重现辉煌的最好机会，赫罗尼莫自然应该承担起了这一份重任。但是赫罗尼莫何尝不是一个被家族命名的符号？从欧洲回来的时候，赫罗尼莫对克莱门特说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克莱门特却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意味着对神明的亵渎，“这意味着，野心家、暴发户、一切不信上帝的激进分子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上帝在赋予我们威力时所创立的社会基础。”于是赫罗尼莫开始走向政治舞台，他进行了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参加了族内女戚们为他举行的晚会，他们把他当作家族的又一个胜利当众炫示，就在那些晚会上，赫罗尼莫爱上了有着阿斯科伊蒂亚血统的远方表妹，她就是伊内斯·桑斯利亚纳，在他们结婚之后，她就成了伊内斯夫人——伊内斯·德·阿斯科伊蒂亚和伊内斯·桑斯利亚纳，两个伊内斯被家族血统联系在一起，按照赫罗尼莫的说法，“我是在说那个名叫伊内斯·德·阿斯科伊蒂亚的你和我两人共同的长辈，就是那个住在静修院里的……听说她是个福女。”
十八世纪的圣女和巫女是他们共同的长辈，家族的这种成长继承也变成了“被主观的根源束缚着”的悲剧，或者他们之间的爱只是在家族举行的晚会上灵光一现，而他们的婚姻变成了被家族操纵的一场闹剧，他们成了假面人，“自从那夜以后，赫罗尼莫和伊内斯就从来没有单独在床上待过。”伊内斯在去罗马之前总是去静修院，身为静修院的女主人，他拥有四个大禅房，但是她来这里总是在杂物堆里钻来钻去，她是为了寻找伊内斯·德·阿斯科伊蒂亚留下的东西，对于已经怀孕的她，她必须将伊内斯还原为一个圣女，“奇迹是伊内斯夫人创造的，她才是真正的圣女，她才配当圣女。明天她就要抱着孩子在小教堂里接受礼拜了。”但是伊内斯去欧洲最后切除的是自己的子宫，回来后在静修院的她不按摩，不修面，不用香脂来保持青春，也不用化妆品，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而老年被看成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危险的表现形式”。
不再化妆的伊内斯夫人成了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赫罗尼莫却在走上政治之路之后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但是从未迈进过静修院一步的他，期待着儿子的降生却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他在竞选中获得了掌声，他被视作未来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但是，就像18世纪的圣女和巫女是一种符号的命名，就像赫罗尼莫被操控的政治生活和婚姻生活，所谓的“孩子”也终于变成了一个符号：出生的博埃就是一个畸形儿：
当堂赫罗尼莫·德·阿斯科伊蒂亚终于微微撩开罩在摇篮上的幔帐，欣赏他那日思夜想、望眼欲穿的后代时，他恨不得立刻把那个小东西宰了：那个葡萄藤般扭曲的身子，再加上驼背，实在让入恶心；那张皱巴巴的脸上，嘴唇、眼皮、鼻子处无不露出血糊糊的皮肉和歪七扭八的骨头……啊，那整个是一团猥杂狼藉的肉体，是死亡的另一种形态，一种恶劣得无以复加的形态。
欣赏变成了恐惧，赫罗尼莫看见降生的孩子就是看见了畸形的生命——何塞·多诺索三次描写了这一段落，在完全重复中制造了对赫罗尼莫来说梦魇般的存在，而身为被符号化的自己，赫罗尼莫也开始了对他人的命名，开始了操控，这种命名和操控就体现在对“我”这一主体的篡夺，对“我”这一身份的更改，对“我”这一生命体的抽离。温贝托是他的秘书，是他的小哑巴，是工具，是符号：赫罗尼莫取消了温贝托流血的经历，当他被反对派围住，当他掉落在院子里，当他可能被落在群众手里被撕成碎片，他却借了我身上的血伪装城伤口，面对警察时亮出了血糊糊的胳膊，还抗议国家对做出牺牲的人的无视，终于他成了英雄，而温贝托差点被人打死，“他偷走了我的伤口”；赫罗尼莫偷走了我的繁殖能力，那在床上和伊内斯在一起的不是赫罗尼莫而是温贝托，甚至博埃这个让他发疯畸形儿的出生都是一种巫术的惩罚；赫罗尼莫也偷走了我说话的能力，当我把伊内斯抱在床上的时候，伊内斯哭泣着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赫罗尼莫的名字，越是重复，就越是要抹去温贝托的残存的痕迹，“从那个时刻起，温贝托便成了哑巴，因为她已不想再听见我的声音、我那要求她承认我的呼吁。”而最后赫罗尼莫也去除了我身体的大部分，在一场胃病的手术中，温贝托被割去了身体的百分之八十……
鲜血、性、语言和身体，温贝托在赫罗尼莫的偷盗行为中只剩下了符号，“小哑巴”便是符号化的命名，而温贝托之所以这样做，更在于他也有家族情结，“我们姓佩尼亚洛萨，这是个平庸、难听的姓氏，常常在独幕喜剧里被用来开粗俗玩笑的姓氏，安在小丑之类的头上，表示平凡无聊的象征，是个打人平民阶层的牢狱永世不得翻身的姓氏，我就是从我父亲那儿继承了这个姓氏。”所以这里的真正悲剧在于被符号化的“小哑巴”不是被剥夺了说话、和性的能力，不是被偷去了鲜血和身体，而是自愿成为一个不说话的人，一个没有性器官的人，一个和老太婆一起甚至甘愿成为第七个巫婆而取消了性别的人。将静修院临街的窗户封起来，在地下室里躲起来，带起“巨人”的面具和伊里斯做爱，温贝托是自己要将自己变成符号，取消所有的身份，“你把面具套到我头上，那庄重的架势活脱就像大主教给国王加冕一般，这副新的装束彻底抹去了我过去的全部身份，所有的身份：小哑巴，堂赫罗尼莫的秘书，伊里斯的狗，温贝托·佩尼亚洛萨，即在这部微不足道的作品中向我们展示出那个现在已荡然无存的世界当初百花盛开、春意盎然的如此感人、如此富有艺术情趣画卷的那个敏感多情的作家，第七个巫婆，我所有的这一切身份都被溶化在那个黑洞洞的面具里面。”
而那个伊里斯，她和“巨人”是一对，她在疯狂的舞蹈中成为性感的“希娜”，她和戴着面具的男人做交易，当她挺着肚子，谁又是孩子的父亲？传说怀了孕的女人和男人做爱就会生下畸形儿，这似乎也是巫婆的诅咒之一，但是褪去一切的传说，伊里斯也只是一个符号，是一具具有生育能力的低级生物，是只是拥有子宫的外壳，“那个子宫才是你身体的中心，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外壳。”我是不说话的小哑巴，伊里斯是拥有子宫的外壳，伊内斯是创造奇迹和圣女故事的人，赫罗尼莫是用他人的鲜血、性武装起来的政客，还有博埃，这个畸形的产儿，在阿苏拉和恩佩拉特里斯的白色实验室，从别处被切除和移植的器官会重新进行重组，畸形人会变成健康人，而健康人也会变成畸形人，最后的博埃终于“摘除深藏在他脑子里的五天外出期间获得的印象以及他对父亲的记忆”，这也是对家族记忆的摘除——赫罗尼莫死了，伊内斯夫人老了，伊里斯跑了，在静修院里的东西被拍卖之后，这座曾经有过圣女和巫女的静修院也将最后拆去，就像家族，就像地位，就像政治。
或者只有在被拆除之后，符号化的命名中才能显出真实的一面：静修院里没有圣女也没有巫女，没有虔诚的双手和奇迹，也没有家族的秘密，“无非是些砖和土坯”，而温贝托却藏身在老太婆准备的那一层层口袋中，体弱、多病、残疾、没有生殖器，不会说话，身体只有成人的百分之二十，“我不会叫喊，我没有别的生存方式；我从来也没离开过此地，我在里面安然无恙，我是这个洞穴的主人，我在里面正合适，因为它又是我的主人。”或者这才是温贝托重新回到“我”的世界，切断了一切的过往，在洞穴里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婴孩的姿势被保持着，脱离了符号，脱离了角色，脱离了“主观的根源”束缚，孩子将要重新开始关于“我”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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