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3 《天注定》：苏三，你可知罪？

舞台上的林冲，舞台下的大海；电影里的枪战，电影外的枪声；舞台上的苏三，舞台下的小玉；音乐里的“青年近卫军”，音乐外的制服诱惑……充满诗情的文艺表演，充满血腥的暴力犯罪，在艺术和现实的对应和矛盾中，枪声响起，刀剑出鞘，或者是从高楼上做出的飞翔姿态——为了一种活法，他们用以暴制暴的极端方式，看见了鲜血和死亡，而这一份“中国暴力地图”在最后“你可知罪”的潜台词里，完成了在组织缺席、法律缺席和信仰缺失社会里的自我救赎。

这是破碎的生活，这是屈辱的现实，这是暴力的世界。穿着大衣、竖着领子、满脸胡渣的大海对面的是有权势的村长和发财的焦老板，实际上他就是被压在权力帝国和财富神话的下面的底层人，一辆摩托车是如何不能与奥迪A6、私人飞机相抗衡的，这是没有话语权的生存，他怀疑村长将煤矿卖给焦老板，存在着以权谋私，而焦老板能得到煤矿，也一定是受贿所得。没有分红，没有利益，大海或者是为了自己应有的权益，但是他也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但是在这场权钱交易的背后，他却只是一个孤胆英雄，包括普通村民，包括刘会计，都对他避而远之，这些群像对他来说形成了一种麻木的劣根性，所以当在机场众村民为了能每人分得一袋白面，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的时候，大海却独自站出来，握着焦老板的手却要一个煤矿承包的说法，“你能不能说说村里的经济问题。”这是他一个人的话语权，所有的人都麻木而沉默，当焦老板的部下拿起铁锹狠狠扇在他脸上的时候，面对血流满面的暴力，竟无一人出来说话，这是何其冷漠，不仅村长和焦老板的权势人物对他形成了利益的封杀，连那些和自己一样需要有说法的村民也是那么无动于衷，这便是最大的暴力，还不仅如此，在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所有见到他的人都叫他“老高”——那一场铁锹的暴力以“打高尔夫”的方式进行了重新命名，所以，对于大海来说，“老高”的命名不仅是对他的一种人格侮辱，更是在群体性的示众中叙写了另一种冷漠，“你能比焦老板还万恶？”这是姐姐问他的话，在她看来，不管是村长还是焦老板，他们都在高处，他们掌握着权力和金钱，一个普通百姓是无法撼动他们的神话的，所以她只是希望大海能够开个店娶个媳妇，安安稳稳生活，但是这样的安稳，对于大海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神话，不仅在于得不到应有的说法和利益，更在于所有人的麻木不仁，而当他在晋剧《林冲夜奔》中拿出那藏在衣橱里的猎枪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一个复仇的计划，“拔剑杀死高俅奸细二贼”的唱词，凳子上虎啸的毛巾，都成为他复仇的一部分，当猎枪以突然开火的方式打爆里拒绝写下村长贪污事实的刘会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无法回头，随机性的行为变成了必然的举动。

	导演: 贾樟柯 编剧: 贾樟柯 主演: 赵涛 / 姜武 / 王宝强 / 罗蓝山 / 张嘉译 / 李梦 / 王宏伟 / 韩三明 / 贾樟柯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 日本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重庆话 / 湖北话 / 湖南话 / 山西话 / 粤语 / 英语 上映日期: 2013-05-17(戛纳电影节)  片长: 133分钟(戛纳电影节) / 又名: A Touch of Sin

村长贪污，焦老板受贿，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对于大海来说，都只是一种怀疑，并不具备要杀死他们的想法，甚至他选择向中纪委告状的方式暴露问题，也是期待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群体性冷漠和示众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受害者，所以打出第一颗子弹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暴力反抗的准备，他义无反顾杀死村长和焦老板是一种复仇，而包括刘会计、在传达室的村民以及刘会计的妻子在内，他们只是这一场暴力中的无辜者，而大海也无形之中从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暴力的制造者，他甚至在野外开枪打死了用鞭子抽打那一匹马的马夫，用回答三明的话说，就是去打“牲口”，打anmial，而对于那匹马来说，大海不是杀死了牲口，而是杀死了毫无人性对待牲口的主人，在那一刹那，他一定感觉自己就是被压迫被鞭打的牲口，而在那枪响的时候，在鲜血四溅的死亡面前，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完成了自我救赎，也开始走向自我沉沦。

同样的沉沦也在三儿的身上。这个同样骑着摩托车的孩子父亲在漂泊中更像一个孤独者，在他身上看不到大海那样的利益纠葛，那样的群体侮辱，在路上遇到三个拿着斧头的抢劫者或许是最大的暴力，但是三儿根本不是一种反抗，他的身上一直藏着枪，他拿出枪射向那些抢劫者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暴力制造者。如果试图从三儿身上找到犯罪的背景和动机，似乎有些为难，母亲的七十大寿的时候他回到老家，家里有两个哥哥，有妻子和孩子，应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说不上和谐，只是有那么一点的冷漠——大寿剩下的2784.58元礼金要四家一起平分，这是公平却也是一种人情的隔阂，甚至剩下的九支“娇子烟”三兄弟也要平均分。三儿把自己的那份给了母亲，而那三支烟他则祭拜那些死在自己枪口下的抢劫者，“我拜鬼。”对于他来说，这些死去的生命在他心里也绝没有一点敬畏，他的世界里只有枪，只有那子弹射出来的快感，“枪响的那一下子有意思”，所以他在这样的家里感觉不到意义，甚至要劝妻子离婚，他的生活就是漂泊，就是寻找更好更快的枪，就是享受被爆头的快感。枪给了他自卫的能力，给了他生活的快感，给了他所想要的金钱——在银行门口，他朝刚取款的夫妻射出了子弹，十几万或者几十万，轻易到手，就像他在武汉做的事又从山西寄回来的13万元钱，里面也都沾着血迹。

三儿是暴力的制造者，也在自我沉沦中丧失人性，对于他来说，从来没有救赎。但是和大海一样，他们都代表着一种男人式的极端，枪是男人的武器，枪是男人力量的外延，而对于小玉来说，她处在女性意识的中心，一方面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不受伤害，另一方面却在畸形的恋爱中的走向边缘。她渴望着另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和她在一起，但是男人似乎迟迟不能作出决断，即使给他半年的时间，即使对他说我想要个孩子，而男人总是叹气，总是沉默，作为一个女人想要的依靠，男人实际上以一个背叛者的身份站在他面前，而最后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跟我回广州吧。”在道德之外的爱情注定是一个悲剧，那温州动车事故的新闻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写照，也是那种畸形感情的隐喻——所谓出轨注定是付出代价。对于小玉来说，她没有跟男人一起去广州是一种自我挣扎之后的清醒，但是这清醒也意味着身边男性力量的缺席，留下的只有那把属于管制刀具而不能带上火车的水果刀。被男人的老婆痛打对于小玉来说是一种惩戒，但是当她又重回自己服务的那家按摩店，是一次无奈的回归，也是女性悲剧的开始。两个男人要她去做按摩女，在她拒绝之后，整沓整沓的钱甩在她的脸上，这又是一个关于财富的神话，也是一种男人的暴力，对于势单力薄、没有依靠的女性来说，或者只能依靠包里的那把水果刀完成一种抵抗，到划破衣服，划破皮肤，汩汩的血流出来，这是对男性暴力的反抗，而这样的反抗维护了自己的身体不被侵占，维护了自己的灵魂不受侮辱，却也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另一个极端，“我杀人了！”在街头疯狂的小玉喊出了这句话，这是对自身制造暴力的恐惧，也是对作为女性只能自我保护的呐喊。

《天注定》电影海报

小玉的女性自我保护是以牺牲另外暴力男人为代价的，而在东莞作性服务的莲蓉来说，则完全是一种顺从，这个看上去漂亮又纯情的女孩在“盛世中华娱乐城”作服务员，对于她来说，是“凌晨一点一波三点一波五点又有一波”没完没了的服务，是“制服诱惑，红粉军阵、泳装情挑，仕女怀春、制服诱惑，首长关爱”莞式服务里丧失自我的生活，出卖身体是为了生活，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她遇到了湖南老乡的小辉，他们一起聊天一起放生一袋的鱼，而当小辉动情地用粤语说出“我钟情你”那一句话的时候，网名为“寻水的鱼”的莲蓉给了他一个无情的笑：“你了解我吗？我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我得养她。”这就是莲蓉真实的生活，一个女儿，却没有男人，在这种边缘生存里，莲蓉当然是女人的一个悲剧，而对于小辉来说，何尝不是另一个悲剧，他在看着莲蓉为男人做“首长关爱”的性爱服务中离开了夜总会，但是对于他来说，从前在工厂里被刺破手的事故还历历在目，而重新回到工厂的小辉又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母亲在电话中没完没了地唠叨，误解他乱花钱；而欠钱的那些小流氓又在他面前扔下了那根铁棒。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金钱，对于他来说，一个男人在如此暴力的社会里只能选择逃避，他那么决然地从楼上飞跃而下，那飞翔的姿势像一个行为艺术，重重落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最后的挣扎。

甚至扬不起一丝尘土。一个生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对于小辉来说，因为现实已经给不了最起码的希望，而对于大海、三儿和小玉来说，他们杀人，也都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回应没有希望的生活。但是这没有希望的现实并非仅仅是那一丝的微光的泯灭，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缺席。这种缺席首先是组织的缺席，大海希望能查出村长和焦老板勾结的事实，但是作为村里的权力代表，村长本身就是他怀疑的目标，而他因为不知道中纪委的地址而被邮局的女服务员退回来，他便觉得是和村长一伙的，不知道地址就是组织缺席的一种暗喻。而在小辉的故事里，自己因为工作受伤，老板告诉他除了医药费厂里负责除了却让他自己承担误工费，还要付给替工者工钱，这是小辉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辉和莲蓉的爱情，以及三儿的冷漠家庭、小玉婚外恋的伤害，他们遭遇的都是感情的缺失。在组织缺席和感情缺席之外，对于这一个群体来说，还有更隐性的缺席，那边是信仰的缺席。大海所在乌金山小镇上有圣母圣婴像和毛泽东雕像，但只是一种摆设，这里既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和公平，也没有宗教式的救赎，当大海的枪声想起在山村的时候，那些修女和拉着车的马一样，都是迷途的人。而在小辉和莲蓉短暂的相处中，莲蓉曾对他说：“给鱼放生，多做善事，来生才可以解脱。”但是他们只能在批量生产的佛像面前祈祷，这是商品社会的信仰，充满着戏谑和讽喻。

在组织缺失，感情缺失、信仰缺失之外，还有更为隐性的缺失，那就是法律的缺失，除了小辉是自杀身亡，大海连杀六人，三儿也杀了五人，小玉也用水果刀杀死一人，虽然他们有着反抗，有着自我的保护，但是他们已经完全是暴力的制造者，而在他们沾满鲜血的逃亡中，更像是英雄，而丝毫没有法律的制裁，或者贾樟柯不想通过这样媚俗的方式表明“杀人者偿命”的社会伦理，但是至少在情节上没有交代他们最后的命运，这或许是着不交代的省略，但最后小玉化名为胡云云，来到山西胜利集团寻找工作，应该是一个逃避了法律制裁的结局。法律的缺席不仅使这些暴力制造者最后命运成为一种悬疑，其实也表达着某种失望，不管是大海还是三儿，或者是小玉、小辉、莲蓉，他们都在法律的禁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公正法律的保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缺失都为“天注定”寻找到了一种隐喻。

大海告状不知道地址被退信，愤怒不解的他发出了“没天理了！”的质问，而三儿打死三个抢劫者之后，用三支烟为他们祭拜，说出的一句话是：“你们要怪就怪老天爷吧。”而小玉在离开那个远去的男人之后，看到灵蛇美女表演的时候，那些吆喝的人不停地叫到：“姻缘天注定。”而小辉在东莞因为偶遇同乡而有些高兴，莲蓉对他说：“这地方人来人往，有缘人多着呢。”天理、老天爷、姻缘天注定、陌生的有缘人，这些宿命论正是现实的无情注解，它关闭了对于正常人性的合理诉求，关闭了公平、民主的通道，剩下的就只有暴力，只有死亡，只有鲜血，以及那如动物一般的命运。被鞭打的马、被宰杀的鸭子，路上窜出的蛇、放生的鱼，这些anmial，这些牲口，他们的命运或许也像那些在底层的人一样，没有谁来保护，没有谁来救赎，只有在自我救赎中完成以暴制暴的游戏。

“电影不能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正在发生。如果我们想解决社会问题人性问题，都需要了解当下发生的事件。”贾樟柯说，是的，在这“天注定”而人无法改变的命运中，他们只是社会最简单的标本，他们呈现着，他们发生着，他们只是用“A Touch of Sin”的“一丝恶念”完成对自我的定义，而相对与这个已经存在的缺席的社会来说，才是真正的恶，山西、重庆、湖北、广东，贯穿中国南北的四个故事以类似于中国古代“四联画”的方式描绘了一幅暴力地图，而在这暴力面前，不想提出解决办法的贾樟柯最后用晋剧《玉堂春》的戏剧化的方式寻找一种折中而妥协的办法：“苏三，你可知罪？”苏三不仅是大海、三儿、小玉，不仅是小辉、莲蓉，也是整个社会的群像，不管是和现实事件相对应的邓玉娇、周克华、胡文海，还是温州动车、富士康跳楼，在最后都变成而来舞台上苏三那无言的泪水。“人人生而有罪”的犯罪论实际上指向一种原罪，而这种指向对于淡化社会矛盾淡化有罪的社会制度，完全是一种讨好。

天注定的悲剧，永远没有答案，当三儿抬起手枪，在幼小的儿子面前，在烟花绽放的春节，朝天鸣放那一枪的时候，“天”不是一个暴力的目标，它无边无际，无因无果，而那枪声和鞭炮声混合在一起，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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