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3《春秋公羊传》：夫子没而微言绝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鲁哀公十四年春，西边狩猎猎获麒麟，麒麟是仁德之兽，只有王者才会出现，是一种祥瑞之兆，但是当孔子获悉这一消息的时候，却发出了“孰为来哉！”的感慨，这是一种疑问，更是一种质问，祥瑞之兆也便成了一种担忧，因为孔子之后说：“吾道穷矣。”更是将麒麟当做道之覆灭的标志，和孔子在颜渊死时发出的“天丧予”和子路死时发出“天祝予”一样，都变成了“天将亡夫子之证”。为什么祥瑞出现反而是“道穷”？何休对此的解释是：“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故云尔。”
哀公十四年的这条记载也是《公羊传》的最后一条，这是《公羊传》作为文本的穷尽之处，孔子作《春秋》也是以此画上句号，当文本走向终结，当王道落下帷幕，“吾道穷矣”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公羊学”思想？从这条《传》中进行细读，有这样几个关键点：“《春秋》何以始乎隐？”为什么《春秋》以鲁隐公为开端？回答是：“祖之所逮闻也。”也就是说，鲁隐公的年代是孔子的祖父所能听闻的时代，也就是“所闻世”，孔子作《春秋》，按照从远到近将鲁国十二公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和僖公为“传闻世”，文公、宣公、成公和襄公为“所闻世”，孔子出生在襄公二十二年，所以之后的昭公、定公和哀公，便是“所见世”。从孔子高祖和曾祖生活年代的“所闻世”，到孔子祖父生活年代的“所传世”，再到自己生活年代的“所见世”，“三世”之记载并非是时间的简单序列。
一方面体现了《公羊传》“张三世”的思想，隐公一章中有“公子益师卒”条，《传》曰：“何以不曰？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里就指出了因为三世，所以对相似事件的书法是不同的，这就是“异辞”，异辞体现在两个方面，何休的说法是：“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代越近，恩情越深，所传闻世，大夫卒，无论有罪无罪，皆不书曰；所闻世，大夫卒，有罪者不书曰，无罪者书曰；而在所见世，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书曰。桓公“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条中，“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答案也和三世说有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不为桓公避讳，就是因为距离孔子作《春秋》的年代太远；桓公五年“夏，齐侯、郑伯如纪”条中，“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离会是指两国相会，而离不言会就是指两国相会不书“会”而书“如”，按照三世之例，传闻世内离会书外离会则不书，如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是也。而到了传闻世，则书外离会，如如宣公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欑函”。又有“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条，《经》曰：“夏，五月，葬曹桓公。”按照三世之例，传闻世不书小国之卒葬，所问世开始出现小国卒葬，卒月葬时。
这是三世在体例上书写的不同，而另一方面来说，“张三世”的分期更是体现了孔子的揭示王者治理天下的先后次序，何休认为：“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里就体现了一种历史哲学理论体系，襄公二十三年有“夏，邾娄鼻我来奔”条，《传》曰，“邾娄鼻我者何？邾娄大夫也。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近书体现的是三世的体例，也反映了王者治理天下的次序，传闻世是“衰乱世”，所闻世则是“升平世”，所见世为“天平世”，这里书“邾娄鼻我”的名字，就是表明所闻世治近升平，当治小国。
这种三世治乱之序体现的是历史变易观点，但实际上，《春秋》的三世之序与现实刚好相反，所以在所闻世的升平世，也仅仅举例了邾娄一国，只是表明升平之法而已。所以，当在所见世的“太平世”，“所见”了麒麟，孔子却认为“吾道穷矣”，《传》曰：“何以终乎哀十四年？”一部《春秋》为何在哀公十四年作结？回答是：“备矣。”也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完备了，“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从鲁隐公开始到鲁哀公结束，孔子的《春秋》就是在治理乱世中使之回归正道，这也就阐明了孔子的用意：“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作《春秋》就是为了等待后世的圣王用之，就是要永远被后世取法，这就是《春秋之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如何达到“备矣”？又如何被后世取法？《公羊传》所据为《春秋经》，并非所载史事至哀十六年“孔丘卒”为止的《春秋古经》，而是孔子笔削遂成的《春秋经》，这是《公羊传》“经”的部分，而“传”则是依经而作，是对《经》的阐释和解读，而《春秋三传》中唯有《公羊传》有“孔子作《春秋》”的明文，除此之外，孔子也是《公羊传》记录的对象，襄公二十一年无经有传，“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此句对于时间记载虽有争议，但也是公羊经师补记孔子出生之日的证明；昭公有“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条，《传》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子便是孔子，当时的孔子年二十三，“我乃知之矣”就是孔子将其写进《春秋》的意思，其中也表达了齐桓公、晋文公依照德之优劣、国之大小序列诸侯，所以孔子不改其序，但是因为《春秋》所行是天子之事，孔子认为自己有德无位，所以通过“词”这一文辞“有罪焉尔”，彰显其中的王道，以供后世取法；定公十年“齐人来归运、谨、龟、阴田”条，《传》曰：“齐人曷为来归运、谨、龟、阴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之。”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是因为这里是鲁国失守先祖的封底，孔子不欲受，而定公贪利受之……
| 编号：Z61·2230420·1947 |
孔子作《春秋》，孔子在《公羊传》中，经和传成为《公羊传》不可分割的一体。《传》先是孔子口授，之后著于竹帛，据说最先是口授给子夏，到了汉代便写于竹帛之上，所以杂有“齐人语”，所以对于阙文以“无闻焉尔”释之，都是口授之证，“公羊”或是《礼记》中的“公羊贾”，或是《论语》中的“公明贾”公，或是《孟子》中的“公羊高”，或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公羊子”，尚未有定论。但是从《经》到《传》，却是《公羊传》最大的特色，也是其最终发展为“公羊学”的重要原因，之所以今文经学将其诗作具有丰富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就在于《公羊传》中处处包含着“微言大义”。“微言大义”最初见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这里的微言和大义是分开的，清皮鹿门在《春秋通论》中对此有过解释：“《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左传》以记事详赡为主，并不传义，《谷梁传》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只有《公羊传》兼传大义和微言。
刘歆之所以将微言和大义分别解说，也符合孔子在西狩获麟后发出“吾道穷矣”的感叹，因为“夫子没而微言绝”，大义就是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它是道，是君臣父子纪纲，是一种不变的存在，所以孔子持之以褒贬进退当世大人，直陈其事，就是张大其义，但是大义之外的“微言”，在学者看来，有几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为了讳尊隆恩、逼害容身的缘故，所以要说“微似之语”；第二，《春秋》记载的是鲁国的事，“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这就是“王鲁”之说，这是微言的另一种解释；第三，孔子托《春秋》明制作的本意就是为了垂法于后世，所谓“素王改制”，就是一种微言；第四种则是何休所说的“三科九旨”，他在《春秋文谥例》上说：“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他认为，孔子维护并发扬殷、周的传统，笔削《春秋》以成就素王的业绩，是一科三旨；春秋十二公分成三世而有异辞，是二科六旨；对于鲁国、华夏诸国、夷狄诸国，皆分别亲疏而记录之，是三科九旨。
不管何种微言，也不管是微言和大义，对于《公羊传》来说，表现出的“义理”完全区别于《春秋三传》的其他两部，这也使得“公羊学”成为一门显学的关键所在。以“隐公”为例，隐公在位十一年，后来被桓公与公子翚所弒，隐公在位时晋、楚等大国尚未崛起，诸侯中郑庄公率先扩张势力并与周王室发生矛盾，这些事实背后都体现着义理。《公羊传》的第一条便是“元年，春，王正月”，《传》通过问答的方式回答了这样书写的原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问答就传达出《公羊传》里重要的一种思想：大一统，它是通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正五始”来体现的，元年是天之始，春是岁之始，王是人道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公即位是一国之始。但是在这条里，缺少的是“公即位”，所以接着提出了疑问：“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回答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意愿，因为隐公在治理好国家之后将君位还给了桓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的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微，大家拥立隐公为国君，如果隐公推辞，则不能确保桓公能立为国君，假设姑且立桓公为君，又唯恐大夫们不能真心辅佐……
在“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条中，《公羊传》又表达了对率先扩张势力而与周王室发生矛盾的郑庄公的谴责，《传》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郑庄公有同母弟弟段，郑庄公的母亲欲立段为君，向郑庄公索要段的封地，郑庄公养成其恶，然后在段叛乱时将其杀死，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传》解释了为什么是“克”而不是“杀”，因为“克”张大了郑庄公的罪恶；为什么不称段为弟？因为他想要把持国政；为什么不记录地点？也因为段想要把持国政？又为什么在记录“齐人杀无知”时也不记录地点，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国度之内……在二年的“无骇帅师入极”条中，《传》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无骇因为“贬”所以“不氏”，而贬的原因就在于“始灭”，即第一次灭国，灭国为大恶，而且是始灭，罪恶更大，所以无骇终身被贬，终身不氏，而这里也指出了这一事件的记载是“始托”，《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孔子作《春秋》就是假托王者之赏罚，王者之赏罚不追求前事，但是必须定立一个开端，无骇灭极为《春秋》中第一起灭国事件，故假托为灭国之始，表明灭国者当诛。后面“九月，纪履蝓来逆女”条，不亲迎也是《春秋》之始，所以也是假托。
《公羊传》对十二国君的记载，其义理都体现在对事件、人物的评价上。鲁桓公为鲁惠公庶子，隐公之弟，惠公薨，桓公本当即位，因其年幼，故隐公代立，后桓公听信公子翚谗言，弒兄上位。娶齐襄公之妹文姜为夫人，后至齐国，被齐襄公所杀。所以在桓公篇中，最重要的义理便在“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条中，桓公弑君自立，应不书“公即位”，这是《春秋》的常例，庄公、闵公、僖公皆因此不书却位，“继弑君不言即位”，但是为什么桓公在这里书即位，《传》曰：“如其意也。”一方面，顺遂桓公欲即位之意，反而彰显了他弑君之恶，第二，桓公弑君不直书，通过继弒君而书即位，表明桓公为弒君贼，此种书法，何休称为“直而不显，讳而不盈”。庄公逝世后，季友按庄公遗命立世子般，仅两月后般被公子庆父派人杀死，庆父出奔，闵公即位后庆父归国，又弒闵公，再次出奔到莒国。后公子友将僖公托付给齐桓公，桓公派高子将南阳之甲拥立僖公，随后鲁国派大臣以财货从莒国换回庆父，庆父惧罪自杀，方平定了鲁国之乱。齐国介入鲁内乱前，其大夫仲孙来鲁国聘问，回国后对齐桓公分析当时鲁国局势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演化为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即是对鲁国这段动荡历史的简明写照。再这段内乱中，最大的义理便是“亲亲相隐”与“君臣之义”间的张力，“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在这里，《公羊传》认为，弑君已经是既成事实，而且罪有所归，季子不追究庆父的弑君之罪，是符合亲亲之道的，“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不管是“张三世”，还是“王鲁”，不管是微言还是大义，孔子以“备矣”而留下了《春秋》的绝笔，却也是在拨乱反正、大义灭亲等义理中表达了对乱臣贼子无情镇压的一面，最终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这也成为了一种开始，从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三世”也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循环而前进，“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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