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07《资治通鉴（一）》：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册牍渊林】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

编撰《资治通鉴》的来由，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土，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一部编年通史；其二则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于是，司马光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成一部政治通史，《通鉴》历时十九载，“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尽于此书。

收录在册的是御制《资治通鉴序》，“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其中谈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规模和成书特色，“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下终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即959年，录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再加上《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确是“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序》还说到了得名之缘由：《诗》曰：“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赐书名《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三分晋国】

《资治通鉴》的开篇记述的是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一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短短十四字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场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三家分晋，春秋走向了终点，战国时代开篇，将这一历史分水岭作为《资治通鉴》开篇，正符合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目的。正文十四字之后便是“臣光曰”为标记的点评，点评为千字长文，这也是整部《资治通鉴》里最长的一段“臣光曰”。司马光从一开始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礼教、地位和名分是“天子之职”，那么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礼、分和名是道统，是秩序，维护礼教就是维护秩序：“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三分晋国的危害在于完全改变了礼教和秩序：“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这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的标志，也正是由这样的危害性而改变了历史进程，所以成为《资治通鉴》的开篇，而这个观点在《序》中就已经有了交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不管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还是“王制尽矣”，都表达了司马光的一种哀伤，但是真正的哀伤在于，这一破坏责任并不在于诸侯而在于天子自身，“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天子自坏就像是自掘坟墓的秩序悲剧，由此进入到了诸侯相争的战国时代，“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从卷二的显王十年，即公元前359年开始讲起，当时的公孙鞅从卫国到秦国，还是卫鞅，甘龙对卫鞅的变法主张提出了疑问，“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但是卫鞅却指出，“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卫鞅的观点很明确，制定法规政策的人是聪明人，而受制于人的人是愚笨的人，因时而变的人是贤德的人，死守成法的人是无能的人，所以卫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颁布变法之令。变法的主要条文有以下内容：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从这些条文来看，卫鞅的变化的确是对观念的突破，的确是对束缚的解放，的确是因时而变，但是，变法遇到了阻碍：在刚颁布变法之令的时候，卫鞅担心大家不相信，推出了“徙木之赏”，如果有人将三丈之木从南门徙置北门，就给那人十金，但是这一悬赏还是没人敢试，于是卫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果然有一人站出来徙木，金钱的诱惑，卫鞅变法才走出了第一步；变法一年后，“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面对这一问题，卫鞅说出了变法推广之难的关键所在：“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规，虽然太子犯法，最后“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但是卫鞅的变革还是有其彻底性，于是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司马光在评价变法的时候，谈到了“信”的重要性，“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他举例说：“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否则的话，“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司马光所说的“信”是信誉，是信任，是建立良好关系的保证，当然也是维护秩序的关键，公孙鞅从卫鞅到商鞅，变法之本就是让国君建立信誉，“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称不上完美，而商鞅甚至可以说有些刻薄了，但是处在战攻之世，天下尔虞我诈，他们尚且不忘树立信誉以收服人心，何况今天治理的统治者呢？

到目前为止，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卫鞅都采取了正面的评价，但是二十九年发生的一件事，卫鞅的刻薄甚至变成了欺骗，当时他在秦孝公面前评判了秦魏的关系，““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所以秦孝公同意卫鞅举兵伐魏，而魏国派公子卬出战。在两军对阵时，商卫鞅写给公子卬一封信，“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于是和他相会，正当双方盟誓已毕，卫鞅让事先埋伏好的甲士冲了进来，俘虏了公子卬，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而卫鞅因为这次取胜获得了商於十五邑的封地，从此便称为商鞅。

当秦孝公去世之后，秦惠文王继位，有人搞商鞅有谋反之心，于是前去拘捕，商鞅逃到了魏国，魏国没有接纳他，他又返回到了秦国，带着他的手下发兵攻打郑国，最后，“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商鞅车裂而死，似乎也成为自己变法的牺牲品。对于商鞅的悲剧，司马光记载了曾经商鞅和赵良之间的对话，商鞅问赵良自己治理秦国和五羖大夫相比，谁更具有贤德？赵良认为，五羖大夫“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当他去世时，秦国的百姓流泪悲伤，所以，他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在他看来，商鞅完全不顾这些，“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阂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所以他对商鞅提出了忠告，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但是自恃其高的商鞅没有听进心里，最终五个月不到就大难临头。

【仁义为利】

显王三十三年，司马光记述了邹人孟轲见魏惠王，谈到仁义和利的问题。仁义，一直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传达的治国之道，而在孟子这里，仁义和利的关系被辩证地建立起来，魏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远道而来，是什么利益驱使？孟子在回答中首先否定了利益：“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完全为了仁义，但是孟子进一步阐述中把仁义也看成是一种“利”，“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时的“利”只是有利于的说法。而在孟子和子思的讨论中，子思认为，对于牧民来说，第一位的就是利益，孟子对此的说法是：“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而子思则阐述说：“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仁义本身就是利益，如果上不仁，那么下就无法安分，如果上不义，那么下就会尔虞我诈，子思引用《易》中的话说：“利者，义之和也。”仁义就是利益的最大化。

对此，司马光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孟子和魏惠王，孟子和子思的对话，对于利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在魏惠王面前孟子闭口不谈利，而直接宣扬仁义，但是和子思一样，认为最大的仁义就是一种利，如此，根据不同的对象谈论内容，这也是仁义的表现，“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天下之将】

司马光关于仁义的思想也体现在用兵之道上，他记述了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况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论兵的经过。荀况先是论述了“仁人之兵”，“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仁人之兵所体现的就是王者的仁政，“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仁人之兵，可以使上下一心，可以使三军同力，“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相反，如果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那么，这些也都成了“盗兵”。

从仁义之兵，荀况又论述了“为将”的看法，“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如何达到无悔，荀况提出了“六术”，“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提出了“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提出了“三至”，“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提出了“至臣”，“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小能怒，夫是之谓至臣。”提出了“大吉”，“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提出了恭敬，“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提出了“五无旷”，“敬谋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由此，荀况认为，做到这些便是“天下之将”，“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荀况长篇大论了仁义之兵、天下之将和王者军制，那么，这些思想的背后是不是一种权术？是不是只为争夺？当陈嚣问荀卿：“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况对此的解释是：“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战争的本质是除害，是禁暴，而不是争夺。

【自屈者负】

项羽最后战死垓下，对于项羽这一生，司马光借用司马迁的评价：“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在最后时刻所说“天亡我”，被司马迁认为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司马光还引用了杨雄《法言》中的评价，杨雄也质疑了项羽之败的“天也”，他通过项羽和刘邦不同的态度对比来说明项羽“自屈者负”，“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一个是群策群力调动众人的力量，一个只是凭借一己之力想要征服天下，所以结果是一种必然。

司马光引用了司马迁和杨雄的观点，阐述了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和“自屈者负”的悲剧命运，从而否定了所谓的“天命”。而在广武涧对阵中，司马光通过刘邦细述了项羽的十大罪状：“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矫杀卿子冠军，罪二；救赵不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罪六；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

【人物评价】

孟尝君：“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

韩非：“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燕太子丹：“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韩信：“世矢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张良：“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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