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2《南洋姐》：背乡、望乡和返乡
这是阔别50多年后的返乡，从距离日本并不遥远的马来西亚回到了故乡，对于菊代善道来说就像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穿着干净衣服的她，从船上下来，被人簇拥着，这是一个陌生的日本，更是一个陌生的家乡，菊代看见了它，但是她并没有太多的惊喜，甚至目光中有着隐秘的迟疑和不适，就这样被裹挟在人群中，就这样在今村昌平跟拍的镜头里，纪录片最后一句话似乎在解读着菊代的返乡之旅：“让她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看看日本是否有了什么改变。”
菊代的“返乡”之旅被时间隔开了太长时间，如果没有今村昌平的“发现”，也许返乡之旅将永远湮没在时间的内部，无声无息，而即使最后她真正返回了故乡，迷离而怯生的她也像被人群所湮没，今村昌平的那句话并没有给出后续的答案，它仿佛悬置在那里，这样一种不被回答的问题也成为了对菊代人生可能涂抹的注解：也许在菊代看来，日本没有什么改变，也许这本就不是她出生和生活过的日本，甚至，连故乡这种情怀也在自己苦难、麻木以及痛苦所组合成的岁月中流逝了，今村昌平没有让菊代回答，也许这个问题本就不该让一个经历了重压而佝偻、瘦削的女人来回答。
返乡是仪式化的落幕，而对于菊代来说，73年的人生完全是背乡、望乡和返乡这三部曲的上演。当时19岁的菊代被一个叫富子的女人从广岛的家乡离开，然后到了码头，然后坐上了轮船，开启了一趟背乡之旅。所谓背乡，完全不是菊代自己的选择，或者对于她来说并没有选择——那时的日本女性被卖到海外主要是卖淫，日本政府之所以默认这种行为是将她们作为谋取外汇的手段之一。国家之“还债”就成为这个个体的“生活”，菊代从幽暗的轮船底仓到同样幽暗的“马来街”20号的娼馆，改变了地点，也改变了命运，她所要偿还的债务是600美元，在“20号”里，每接客一人多的时候赚取2美元，其中自己分得6成，3年内菊代将这笔钱还清，但是用完全的肉身来还债，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因为还了债之后，生活对于她来说依然是艰难的，在餐馆做服务的时候，她还是要用身体赚钱，而那时法律已经禁止卖淫，日本又被抵制——甚至连她也成为了日本货而被抵制。
| 导演: 今村昌平 |
那时的她会去“看船”，那是她的一个常客，她甚至有点喜欢上了他，这是菊代人生中极少的“快乐时光”，但也许是因为喜欢所以菊代并没有把它看成是爱情，因为她知道低贱的自己无法得到爱情，之后她嫁给了在照相馆工作的日本人，丈夫去世之后又嫁给了在铁路部门做医生的印度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在第二个丈夫去世之后也把房子卖了之后还债，战争期间她也被关进印度人的“集中营”，后来她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背井离乡之后，菊代卖淫、还债、嫁人、生孩子，她目睹了很多人的离开：富子在带她来了之后就去世了，她梦见自己和哥哥见了最后一面，后来丈夫去世，但是她的人生似乎是简约而平静的。但其实，这是和战争有关的一段岁月，她和其他“南洋姐”的命运被牢牢系于日本的结局，但是，国家的输赢似乎并没有对她们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她们从一开始就被抛弃了，“我们都受骗了。”菊代在战争结束近30年后面对今村昌平的摄像机这样说。
在纪录片里，菊代总是和今村昌平谈笑风生，她抽着烟“轻松”回忆着往事，她似乎并不为自己曾经低贱的身份而羞愧，按照别人的说法，菊代是坚强而乐观的——也许，她曾喜欢过“看船”的那个男人，是她生命中作为一个女人所保留最美好的回忆。但是当瘦弱而无法反抗地她被货船带离故乡，她所注定的命运就是被抛弃，所以在南洋生活的漫长日子，她虽然有过回故乡看看的想法，但是“望乡”的思念完全在这种作为起点的背离中消失了，甚至日本的输赢对她们来说也无关紧要，她们成为了异乡者，而故乡也早已作为异乡而存在。从被抛弃的背乡到无所挂念的望乡，实际上菊代在所谓的国家面前，已经变成了被湮没的个体，那种苦难被抹除，那种歧视被忽视，那种颠沛流离的恨被隐藏，坚强而乐观是对菊代性格的注解，但是这何尝不是个体被湮没之后的无奈和无力？
面对这种历史造成的命运，今村昌平的发现一方面让“南洋姐”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称呼重新浮出水面，它不是一个符号，一种标签，它的背后是鲜活的个体，是有着太多苦难故事的女人，所以今村昌平以一种去标签化的方式还原了“南洋姐”的生活，以菊代为中心，连接起了山肋玉、阿寅、阿松等女性，他们在镜头前各自回忆自己经历的故事，“我们是不幸的人，这就是命，我们生来就背负着这样的重担。”除了这些活着的“南洋姐”，菊代还带着今村昌平去了公墓，“日本帝国臣民之墓地”里埋着很多“南洋姐”，这里有21岁就自杀的女人，菊代说她因为一日元的纠纷而选择了绝路，除了南洋姐，还有“皮条客”的墓，当然更多的是没有墓碑的无名墓，它们散落在墓地四处，只有数字的简单编号，当他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这就是对个体生命的抹除。而另一方面，菊代将手上的花一支支插在墓前，然后双手合十，这是她“记得”的标记，也只有在这样的记得中，他们被拂去了湮没的尘埃，被还原为具有尊严的生命。
“南洋姐”不是一个符号，“南洋姐”是历史的牺牲品更是自我历史的书写者，历史让背乡、望乡和返乡变成一种被动状态，而像菊代这样的女性又在活着的意义上将被动变为主动，将符号变成具象，将历史变成命运，而今村昌平又以记录的方式，通过影像让他们在场，“不是他们抛弃了日本不回来，而是因为被抛弃了而无法回来。”《南洋姐》与《回到无法松的故乡》《追寻未归还的士兵》（《泰国篇》《马来篇》）《续·追寻未归还的士兵》合称为“弃民”系列，在他的镜头里，这些“弃民”以另一方式回来，以活着的方式返乡。
《南洋姐》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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