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3《说苑》：大道容众，大德容下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君道》
《君道》第四十一则，刘向以反向的方式提出了“为人君”的使命：如果君主只是“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也就意味着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也就违逆了君位之宜事，而这也成为了“不承天意”的表现。很明显，刘向在阐述“君道”的时候，建立的是一种垂直关系：君主自然是“天之生人”，这是天意的表现；但是上天设立君主并非仅仅是设立一个君位，要成为真正的君主，就要成为“人君”，即百姓的君主——从天意到君位到人君，这一种垂直关系的建立，就是要凸显君主上承天意、下为百姓的使命担当，也正是这一垂直构建的系统成为刘向《说苑》的主旨。
刘向以“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的名义所写的《叙录》只是很简单地说明了编撰此书的原因：“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所以除去《新序》相关重复文章和“浅薄不中义理”之外，“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最后完成了二十篇共计七百八十四章节的《说苑》。但是刘向在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思想在第一篇《君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篇共采集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轶事共计46则，以“君道”为题，就是指向君王的治国治民之道，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君主应该具备德行，这是对君主自身提出的要求，此篇中有一半的内容是用来说明君王的德行，它包括大德荣于天下、清静无为、省刑爱民、文武俱行、恩威并用、行善道、重教化、言而有信，言出必行、关心民瘼，严于责己；二是君主要重贤使能、纳谏去谗；第三则是军主要掌握一定的权术。
这其实就是晋平公问师旷和齐宣王问尹文相同的问题：“人君之道如何？”师旷的回答是：“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尹文的回答则是：“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师旷和尹文面对共同的问题，也一致说到了“无为”，但是这个“无为”绝非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师旷言说主要的博爱，在任贤，在“卓然独立”，尹文则是在“无为”中让君主能“容天下”，只有当政事减少才能顺从，法令简省了才能遵守，只有宽容才能包容天下臣民，引用《书》上的话就是“睿作圣”。师旷的“卓然独立”和尹文的“大德容下”都是针对君主本身之德行而言的，但是这个君主本身之德又隐约地传递出自天意到臣民之间君主作为中间者的使命所在。
这里就有了两层意思，君主要使得这些德行能够得到体现，他就是要对下实施，这个下一方面是臣，另一个则是民。对于君臣关系，第十三则阐述了君臣的关系，“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从尧为君而九子为臣的例子指出了知人和知事是君臣之分，而君主如何知人？““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三者都举贤任用，所以伊尹对汤说到：“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要“使臣自贡其能”这便是君主知人的表现；第十五则指出王者选贤的意义，“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得贤才能自辅，“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土，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第十六则通过武王和太公的对话，指出君王“小善不是真贤”的观点，“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如果功过不分，罚赏不明，“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第十七则则认为君主还要有独断的能力，否则依靠人言则“殃也”，“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 编号：H62·2231212·2039 |
在方法论意义上，甯戚对齐桓公说：“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他更是指出了国不得士者的“五阻”：“主不好士，谄谀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只有去除这“五阻”才能有“豪俊并兴，贤智来处”；郭隗则对燕昭王区别了五种臣：“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帅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冥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齐晏子说到了“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作为国君，商汤更是自己认识到纳谏的作用，“药食先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先献于贯田，然后闻于卑。”君主对于各种言论，应采取这样的方式：“必自他听之，必自他闻之，必自他择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
君臣关系重点在于知人和知事，而另一个则是君民关系，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告诉他的是：“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君主要文武俱行才能有威德，有威德才能让民服之；而河间献王则阐述了尧之道：“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如果有百姓饥饿，尧则说是“此我饥也”，如果有百姓说很冷，尧就说是“此我寒之也”，如果有人有罪，尧则认为“此我陷之也”，这就是尧道：“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尧这种将我和民何为一体的德行也体现在禹身上，禹见罪人时自己开始哭泣，左右不解，禹对他们说：“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莫心为心，是以痛之也。”这就是《书》上所说：“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而邾文公的故事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君民关系，“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也将君主自身放在民之中，即使君主生命有涯，但是和民利相比，已经不值一提。
不管是君臣关系，还是君民关系，刘向引用这些轶事来阐述“君道”，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承天意之君主，要不忘其位所以宜事，也就是对下要有德行，由此便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从反向论述，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势失则权倾”就是天子失道，就是诸侯尊矣，同样如果诸侯失政，那么“大夫起矣”，如果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关键就在于上不失，而上不失就要维持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从《君道》到《臣术》的篇章秩序，也正好反映了这种上下关系。所以，《说苑》一书充分体现了刘向以儒家为主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尤其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自尧、舜、周公、孔、孟以来敬天保民的传统，主张最高统治者应该实行清静无为、德刑并用、举贤任能、反腐倡廉、重教促学的理政措施，也就是把最高统治者永远摆放在一种理想者的位置上，所有的治理都是遵循着自上而下的逻辑展开。
在《臣术》中，刘向辑录的言说就指出了为臣之术，在这里他认为臣的使命在于顺从，在于“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只有这样才能“身尊而子孙保之”，这其中透露出强烈的实用主义，之后他指出为臣关键在“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为“六正”？
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解；数称于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然而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
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和直臣是“六正”之臣，相反，六邪之臣则是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
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饬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持杯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尤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区分了十二种臣，并提出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其目的就是一个：“上安而下治”，而这就是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治理观。之后通过汤问的言说阐述了“臣而不臣”：“君之所以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土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而汤和伊尹的对话则阐述了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的体制之缘，伊尹的回答是：
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犹举绳，不伤于言；言足法于世，不害于身；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其赏；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
三公通于道，九卿通于德，大夫通于仁，列士通于义，这就已经在各司其职中建立了一种序列，“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这种体制的设立也体现了自上而下参事的等级层级，只有将这个等级层级对位于君臣之关系，那么朝内朝内就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道德仁义，“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当然在这里，刘向还阐述了君臣的另一层关系，那就是如果君有过，那就需要在顺和忠之外，赋予臣子另一种合理的行为，那就是谏诤辅弼，“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有能尽言于君，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知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能谏诤辅弼的臣子就是“社稷之臣”，而对待社稷之臣的态度也决定了君主是明君还是暗君，“明君好问，暗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暗君畏贤妒能而灭其业。”
如此的君臣关系，在《君道》和《臣术》之外，在《建本》《贵德》《复恩》《正理》《尊贤》《正谏》等篇章中也各有侧重进行了阐述。《建本》无疑言说的是根本大事，第一则提纲挈领借孔子之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来阐明建立根本的重要性，第二则则以问“元年”来说明国君的根本是“明智慎始”；《贵德》虽然包括人的道德修养，但是主要内容还是在君王的德行上，尤其体现了上下这种不变的关系，“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影响和带动劳动人民提高修养；《复恩》对这种关系的阐述更为明显，“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所以臣子辛劳为的是君王，报恩是一种“必报”的职责和使命，所以有了介之推的故事，有了韩厥报恩赵盾、程婴养孤十五年之事，则有享誉全球、催人泪下的悲情名著《赵氏孤儿》流传至今，这种“有功必赏、有恩必报”的理念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表现；《正理》谈的是治国治民的思想和方略，“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这三等政治所强调的就是仁德教化，所谓教化就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尊贤》只不过是对君主任贤的具体化阐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刘向将贤人比喻为鸿鹄之羽翼，游江海之舟船，致远道之车乘，历史上夏商周和春秋五霸的成败说明“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的道理；《正谏》则对臣子如何谏言提出了具体方法，引用《易》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来说明臣子直言谏诤并非是为了自己，之后把进谏方式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五种类型……
如此，都是从君臣关系来构建体系，这正体现了刘向的儒家思想，而对于个人道德，刘向在一定的篇幅中也做了阐述，但是一切也是围绕着自上而下的关系。《建本》在国家之本之外还对个人之本进行了言说，“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而孝为本；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陈有队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生才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闻记不言，无务多谈；比近不说，无务修远。是以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引用孔子的话说到了“君子之道”，孝、哀、勇、农、嗣、力都体现了儒家思想，而对于人之道，更是直接以儒家伦理做要求：“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于人。人之道莫大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立节》提到了个人行事的气节和操守，23则故事贯穿全部的一条主线就是儒家倡导的“礼、义、廉、信、忠、勇、孝”七个字；《贵德》中也提到了个人的道德品行，“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所谓淡泊名利不是个人的努力，而是上面的君主做出了好的表率……
《说苑》是关于言说的汇集，而言说应该体现多元性，但是刘向在这本书里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立言，在“说”本身上，《善说》中指出“谈说之术”就在于“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懑以送之”，认为“善说”的标准是“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还阐述了言说在交际中的重要意义，“夫辞者，人之所以通也”，但是最后却把问题提升到“尊君、重身、安国、全性”的高度来认识；《谈丛》即言论的汇集，刘向也辑录了儒家之外老庄、荀况、韩非的言论，但是中心点还是儒家的道德仁义，即以道德仁义、忠孝诚信为体，以老、庄、名、法诸家为用，目的仍在阐明并强调应该如何修身治国；《杂言》篇章是一种更杂的言论汇集，但是刘向取材的重点还是在儒家对君子品性修养的论述，全篇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共有38则，体现的就是相当纯正的儒家思想；《反质》和《修文》构成了不同的侧面，但是《修文》所修之文只是兴修礼乐教化，而《反质》阐述的回归本质，是反对奢侈、淫靡，举例墨子就是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但是一切的反对却也是为儒家教化而准备，“重礼不贵物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所谓质唯一的标准是礼仪，是德行，而这一切都源于圣人所谓，“圣人抑其文而抗其质，则天下反矣。”自下而上，最后也必然回到自上而下的治理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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