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13《群魔》：这个病人就是俄罗斯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三十六节
莉莎翻开经文，读着关于“群魔”的这一段话，斯捷潘靠在哪里，他说这个病人就是俄罗斯，那些从病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的群魔，就在俄罗斯的体内，就是积累着的一切溃疡，一切乌烟瘴气，一切污泥浊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慢慢闭上眼睛的斯捷潘认为自己就是群魔的“头一个”，是始作俑者，也指出了群魔最后的下场，“从山崖跳入大海，统统淹死”，但是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病人将会痊愈。”似乎他也坐在了耶稣的脚前，然后闭上了眼睛……
斯捷潘死去，在福音书中死去，在坐于耶稣脚前死去，从自认是群魔的始作俑者到期望俄罗斯这个病人得到痊愈，身为父辈的斯捷潘似乎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安杰伊·瓦伊达似乎也从这种救赎中，完成了从虚无主义到基督教信仰的回归，但是群魔真的已经被淹死？俄罗斯的疾病真的可以治愈？回归信仰是不是真的完成了自我救赎？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小说改编，瓦伊达似乎冒着一些危险，把在这个结构复杂的故事影像化为114分钟的电影，在对俄罗斯大地上乱舞的“群魔”进行揭示，瓦伊达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无疑，瓦伊达一定有一个“移植”的预设，俄罗斯的苦难也是波兰的苦难，俄罗斯的群魔同样折射着波兰的历史，俄罗斯革命的虚无主义也是波兰革命的现实，但是在具象的呈现中，这样的预设能否真正达到瓦伊达的目的？
瓦伊达无疑塑造了一群丧失了信仰走在恶的世界的群魔，他以1870年的“革命”为切入口，“一群从瑞士返回俄罗斯的年轻虚无主义者，打算推翻现行的政体，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他们等待着领导者彼得，他应当带着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前来，斯塔夫罗金被视为小组的灵魂，是他们的弥赛亚……”瓦伊达从“事件”的讲述开始，在大雪覆盖的树林里，沙托夫拉着车匆匆赶过来，在一尊雕像前停下，然后将车上被布包裹着的东西放进坑里，然后掩埋起来。“埋葬”是沙托夫行动的关键词，而这种“埋葬”也揭开了革命虚无主义的序幕，“俄罗斯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来参加这场不可阻挡的革命，但是没有人知道小组的人数和真实意图……”契合于沙托夫的这次行动，“他决定离开小组……”车上被蒙住的设备大约是印刷设备，因为沙托夫的身份就是一名印刷工人。
从瑞士建立了革命小组，革命小组的领导返回俄罗斯，他们将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一个是领导者彼得，一个是“弥赛亚”式的领袖尼古拉，但是他们能推翻政府？能解救穷人？当加入小组的人从来不知道小组的人数和意图，实际上他们只是傀儡，甚至可能成为群魔恶的庇护者和“牺牲品”，这是一种对革命的盲目，而沙托夫以“埋葬”设备和退出小组的方式宣告了和这种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他的悲剧或许也在这里，个体的拒绝，个体的退出，个体的埋葬，真的能在群魔乱舞的世界里脱身而出？个体的群魔构成的关系成为瓦伊达在电影中表现的主题，当自由并不存在，当革命只是暴力，世界到处充满了憎恨、愤怒、嫉妒、不安和恐惧。
| 导演: 安杰伊·瓦伊达 |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被异化而异化的人性悲剧，而革命的虚无主义便是最大的异化。彼得回来了，尼古拉回来了，小组成员召开了会议，回来而革命，不是为了建立，而是为了破坏。斯捷潘告诉沙托夫，“我们热爱人民。”但是沙托夫却说：“你不爱俄罗斯也不爱人民。”当彼得回到家，他嘲笑父亲“为了人民”？他说父亲是“泯灭的一代”，说雨果和莎士比亚是十足的傻瓜，而自己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要砍死他们……”否定雨果和莎士比亚，否定父亲口中的“人民”，只是为了让革命推翻一切，只是为了砍死“他们”。当尼古拉回来，彼得邀请他做小组的领袖，尼古拉说自己不是他们的人，“你只是政客，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彼得却说要举行暴动，“犯罪是一种美德，我们要建立钢铁大厦……”对于彼得来说，革命就是破坏，就是暴动，甚至就是杀人，就是砍死他们。
不是社会主义者是虚无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是让文明退步的反社会主义者，小组的希加廖夫写了一篇政论，他认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旧有的世界“以无限的自由开始，以无限的专制结束”，所以人天生被分成两类，一类是拥有权力的人，一类则是被奴役的人民，而要打破这种结构，就必须进行革命，必须建立秩序：降低教育水平，取消文学、哲学，让世界变得愚昧。这无疑是一种倒退，虽然彼得反对建立这样的世界，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革命小组来说，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盲目的，对革命的意图是无知的，“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并不是出于正义和爱，而是出于对破坏的变态兴趣，而且因为他们懒惰图省事，解决无聊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破坏，只是他们需要给外界一个破坏的理由以便免责才找到革命这件外衣──而通往地狱的通常都是捷径。”
当然尼古拉也绝非是弥赛亚，“弥赛亚”的地位本身就是对尼古拉的讽刺，他说要娶跛脚的女人为妻，面对沙托夫的殴打不还手，在莉莎的面前保持高傲，似乎都是他具有领袖气质的一种表现，但是他的高傲是一种折磨，暗地里给了“魔鬼”1500卢比，让他杀死了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列比亚德金和他的坡脚妹妹，他在马夫里基去找他的时候又把莉莎“拱手相让”，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让说出“漂亮的人应该是一对”的莉莎感到痛苦。最重要的是他对基里洛夫的诱惑，工程师基里洛夫承受着痛苦，他曾经问沙托夫：“身上压着大山一样的石头，你难道不感觉到痛？疼痛来自于对石头的恐惧，谁能战胜恐惧，谁就能成为神。”大山般的石头压在每一个俄罗斯人身上，疼痛也是每一个俄罗斯人的苦难，但是基里洛夫选择是神的救赎，但是神在哪里？尼古拉告诉他，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成为信任成为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他就是上帝。而这一点正契合了基里洛夫的思想，他甚至认为热爱生活就是一种骗局，自杀才能人生的最高理想，而自杀反过来就是对身为上帝的自己的皈依。
《群魔》电影海报
基里洛夫完全在尼古拉的思想教导中走向了异化，而这就是所谓“弥赛亚”的拯救。彼得、尼古拉、希加廖夫构成了“群魔”，而个体的沙托夫则是“群魔”世界的牺牲品。沙托夫退出小组，是一种清醒；他打了尼古拉指责尼古拉对基里洛夫撒谎，这是一种反抗；在小组会议上，彼得说到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告密，沙托夫没有说话就离开了，这是一种沉默……他知道俄罗斯已经生病，知道每个人压着大山般的石头，也知道“世界将改变”，“这个世界到处是苦役犯，到处是撒谎、盗窃，并可以大开杀戒……”所以，从小组中退出本身也是一种态度：从虚无主义走向另一种人生之路，那条路对于他来说就是现实主义，就是回到生活本身。女人玛利亚找到他，在瑞士和他生活了三周，“我把自己看做是你老婆……”玛利亚自称是沙托夫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怀孕的她寻求帮助和保护的一种措辞，而实际上，尼古拉才是她的情人，彼得还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尼古拉的，但是沙托夫并不管这些，“那几周你爱我，我就满足了……”在玛利亚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丝毫没有犹豫，为了让妇人为玛利亚接生，沙托夫把自己的那把枪给妇人作为劳务费。
卖掉枪，只为玛利亚生下孩子，对枪的放弃就是对所谓革命的放弃，就是对暴力的放弃，而和玛利亚、孩子在一起也是沙托夫进入现实的标志，但是沙托夫永远无法从那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脱身，他的退出终于变成了罪责，彼得强调小组纪律，突出对告密者的严惩，就是一种警告，之后在群众示威中，省长抓走了参与者，沙托夫也在其中，但是彼得却让省长将沙托夫放了，“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实际上这是彼得的阴谋，当沙托夫没有被鞭打而被释放，他走出去面对那些群众，自己仿佛正接受着他们目光的审判，甚至自己就是这场行动的告密者。彼得从此也将他定义为告密者，他对小组成员说：“必须杀掉这个告密者……”刚刚沉浸在孩子降生喜悦中的沙托夫，第二天就被诱骗到了树林里，在自己埋葬了设备旁边被一枪打死，血溅在雪地上，暴力玷污了纯洁，他也像设备一样被永远埋葬。
“告密者”沙托夫在阴谋中被处死，这是革命者动用的私刑，瓦伊达就是用这一起事件构建起了“群魔”的恶，所谓革命、暴动、背叛、暗杀其实都是一种虚无主义，但是瓦伊达的叙事还是未能展现“群魔”背后的恶的本身，在人物关系处理上也显得破碎，尼古拉的塑造显得单一，群魔的帮凶瓦尔瓦拉甚至没有出现，尤其是身为群魔父辈的斯捷潘，在小说中是尼古拉的培育者和缔造者，是彼得的父亲，但是在瓦伊达的笔下完全是一个信仰主义者，在缺少铺垫和转折的叙事中，斯捷潘最后的回归也不是对早期犯下错误的清算，当然也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意义。而用电影表现事件，“群魔”的象征意义也显得单薄，瓦伊达并没有从传统信仰的层次关照虚无主义的典型，没有刻画出人格内在的变态和扭曲，当然也无法表达自我毁灭的悲剧性意义和制造了痛苦的人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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