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21【“百人千影”笔记】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独行杀手”的红圈宿命

所谓悲剧，就是你身处一个死亡随时到来的非常世界。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

死亡，是被枪杀在酒吧里的“坏分子”库里那之死，那是法国“罪恶的世界”的见证；死亡，是白雪皑皑的山上哥哥雅克死于偷渡者之手，那是关于拯救的反向悖论；死亡，更是战场上血腥和暴力制造的集体屠杀，那是消灭了生命之光的最阴暗时代……见证死亡，目的死亡，听说死亡，死亡随时都会到来，死亡其实早就到来、正在发生，也将成为永远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经历了整个二战的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对于死亡的悲剧性阐述。

而当梅尔维尔看见死亡，他是不是也在死亡之中？在梅尔维尔的人生履历上，最重要的关键词一定是：战争。他于1937年加入军队，1940年被遣返，1944年参与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战役，1945年退役，作为犹太人，梅尔维尔目睹了太多的生与死。但是，对于战争，梅尔维尔却说：“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是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置于其中为什么讲其看成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在战争的死亡面前他发现了怎样一种迷人的气息？当梅尔维尔以回望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战争观，无疑已经走向了一种复杂的状态，“你喜欢战争吗？”梅尔维尔的回答是肯定式的“是的”，但是有了明显的转折：“很可耻。”为什么梅尔维尔会“喜欢”可耻的战争？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道：“只有战争才能让人找到真正的自我。”梅尔维尔喜欢“很可耻”的战争，也许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战争揭示了很多内心的东西。

1944年还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梅尔维尔忽然对他的战友说：“我不会死在战场上，战争将会结束，将会重回巴黎，将会找到一个地方筹备我的工作室。”预言果然应验了，战争结束梅尔维尔没有死在战场上，回到巴黎他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从此开始了梅尔维尔影像里的“战争”。这是梅尔维尔敏感的体现，当他如此急切地想要通过6岁时就打开的电影世界来展现孤独、沉默和死亡，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战争对于内心所揭示的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战争对于内心来说，永远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这从他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片名得到解读：《海的沉默》。根据法国作家韦尔科尔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1941年”所凸显的故事背景无疑就是战争，让-皮埃尔·梅尔维尔打出的字幕说出了电影的主旨：“该片并非旨在缓和法德民族矛盾，两国关系依然困难重重，纳粹在德国民众支持下所犯下的残暴罪行仍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德国纳粹的入侵，法国民众的抵抗，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矛盾主体，当一名德国军官进驻到法国乡村这间屋子的时候，这种体现在两国和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并非可以改变，军车开进来的碾压声，惊扰的马蹄声，士兵抬箱子的声音，声音叙事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而在这间屋子里，只有时钟有规律走动的声音，和老人、侄女的状态一样，它在外部声音的抵达中，变得寂静而沉默。

这是“海的沉默”，而即使德国军官沃纳一次又一次站在壁炉前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一次次表达自己对法国文化的热爱，最终得到的依然是“海的沉默”——“海的沉默”呈现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想要改变却无法改变的沉默，它是想要选择而无法选择的沉默。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居然在打仗。”是战争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导致了这一切的变异，导致了“海的沉默”。但是梅尔维尔的这部电影所开启的“沉默”却指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在叙说前的“沉默”，它是对于处于隔阂状态的“孤独”的一种极端书写，一间屋子容纳了所有的孤独，它甚至是无法突围的幽闭；另一个则是在叙说之后的“沉默”，它是在寻找对话而无果的状态下最终走向的寂静。前一个沉默是保持隔阂的沉默，是个体孤独的象征，后一个沉默是无法对话的沉默，是死亡随时到来的悲剧时刻。

第一种沉默表现的是孤独的状态，这完全可以看做是梅尔维尔所有电影的叙事起点，《可怕的孩子们》在幽闭的房间里“游戏”，他们是孤独的；《赌徒鲍伯》在黑夜中生活，对于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甚至忘记了抢劫行动的时间，他也是孤独的；《大黎明》中的警察爱德华信奉的那句话是：“在警察的心里只有两种感觉，冷漠和嘲笑。”把冷漠和嘲笑变成冷酷的他更是孤独的，他们故意脱离个体，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是对孤独的现象学表述，而最大的孤独来自于《独行杀手》。“武士能够忍受世间最不堪忍受的孤寂，也许只有森林中的猛虎能够与之相比。”引自《武士之道》的格言其实是梅尔维尔的自撰，他在这句话里指出了“独行杀手”的必然性：忍受孤寂而成为孤独，拥有孤独而变得冷漠，杰夫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杀手，他才能比对手更快地掏出枪。

杰夫的世界从来只有一个人存在，也必须一个人存在：在长镜头里，封闭的房间没有开灯，封闭的窗只溜进来一缕光线，他躺在沙发上，吸着烟，足够漫长的时间是一支香烟的长度，从始到终，一切都不曾发生改变，而杰夫就像那支烟，在自己的世界里燃烧。他一个人出门，一个人用那串钥匙打开停在路边的车，一个人开着车到指定的地方上了牌，一个人拿着那把枪返回，一个人按照雇主的要求杀死人，一个人离开，一个人回家，这是永远一个人的世界，即使手臂被火车站台上的人打中，也是一个人包扎一个人清洗一个人养伤。梅尔维尔赋予了孤独一种诗意，所谓独行杀手，就是冷漠，就是孤独，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做自己必须做的事，就像警长所说：“他是一匹孤独的狼。”但是那孤独的房间里不是一个人，偌大的笼子里养着一只小鸟，它也是孤独的，在封闭的世界里，它从来不需要飞走，不需要自由。而当最后他用枪指向马蕾莉的时候，枪里根本没有子弹，这不是杰夫买凶杀人的现场，他只是用没有子弹的枪完成了一个仪式：因为他是一个杀手，一个独行杀手，一个最后让自己死去的独行杀手。

“独行杀手”在梅尔维尔的电影里所体现的是一种普适的存在主义，甚至也是梅尔维尔自我的写照，喜欢猫的梅尔维尔在家里养了三只猫，一生孤独的梅尔维尔曾说：“我们永远是五个孤独的个体——我，我妻子和我家的三只猫。”人人都是独行者，人人也都是独行杀手，拿着那把没有子弹的枪射向所爱的人，也以仪式化的方式射向自己——梅尔维尔在这个最后结尾却赋予了“独行杀手”另一个意义：自我朝着反向的方式离开。因为战争而孤独，因为孤独而隔绝，消弭战争的唯一办法便是回到自我找到自我——回到战争本身，梅尔维尔说自己在那场战争中发现的是战争的反面，那个关键词就是信任，或曰：友谊。梅尔维尔回忆说自己曾和纳粹聊天，“尽管我们是敌人。”甚至他说自己和党卫军是朋友，“就像兄弟一样。”纳粹和犹太人，德国党卫军和法兰西士兵，他们在战争中就是敌我双方，就在生死一边，但是梅尔维尔和他们聊天，和他们成为朋友，这就是对人的还原，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唯一力量就在于信任。

信任是从战争中发掘的人性，而实际上梅尔维尔在自己的电影中，发现了孤独世界里属于内心的东西，他们是友爱，是尊严，是勇敢，电影中的黑帮分子，似乎都是这种战争的影像化外延：在对战争本身的展示中，没有血腥的屠杀，没有残暴的枪击，《海的沉默》中的德国军官沃纳总是礼貌叙说自己内心想法，在“海的沉默”中并没有制造死亡，《莱昂莫汉神父》中的小女孩和德国士兵对话，问他会不会离开法国，德国士兵给了小女孩手链，还吻了她……除了战争本身之外，梅尔维尔在黑帮电影中也深入到那些罪犯的心里世界，他们面对的考验关乎勇敢、信任以及尊严，《红圈》《影子部队》《独行杀手》的背后都有梅尔维尔“真正的自我”的影子，这也构成了他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方式。

“人出生时就注定只有一个永久的权利——选择死亡。如果说他的这种选择是出于对生命的厌恶，那么可以说，他所拥有的只有被人的嘲笑。”梅尔维尔的《第二口气》是对“第一口气”的超越，从生到死，构筑人的一生，如果说出生是一种不由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人唯一的权利则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亡，这是将人放在绝对主体的地位，其中的存在主义倾向更是为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不对生命表达出厌恶，因为厌恶只能被他人嘲笑。在这里，主体性的人得以确立，他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他选择的死亡从来不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它是对生命的另一种驾驭。由此，梅尔维尔很明确地表达了“第二口气”的选择性意义：它是在“第一口气”可能的盲目之外的理性选择，它是对于生命尊重的唯一方式——即使“第二口气”成为最后一口气，里面也写满了人之为我的绝对尊严。

古斯塔夫虽然身为一个黑帮分子，但是有属于自己的责任感，有自己拥有的荣誉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毁灭的，而自始至终古斯塔夫的举动就是在维护属于自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当警探法迪亚诺制造陷阱、使用暴力甚至对制造舆论，古斯塔夫当然无法接受，他此时才开始了对自己死亡权利的捍卫：他利用生病在医院的机会逃出去杀死了法迪亚诺，并在法迪亚诺死之前写下了声明：原先对记者发布的内容是错误的，还让法迪亚诺写纸条给司法部长，承认存在着逼供；他又来到了那间屋子里，找到了乔和帕斯卡、安东，开枪射死了他们，而自己也不幸中弹。古斯塔夫的最后一搏是为了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一切，而除了声誉之外，梅尔维尔在整部电影中更是让古斯塔夫展现出对爱的某种真诚。玛努什是古斯塔夫的堂妹，他们的情感超越了这层关系，在古斯塔夫越狱之后他首先找到的便是玛努什，十年前犯事的时候玛努什曾经想帮他，但是古斯塔夫一意孤行，而现在越狱之后，两个人旧情复燃，古斯塔夫处在险境中，玛努什一直暗中保护他，而当古斯塔夫决定参与抢劫，玛努什劝他不要放弃，但是古斯塔夫还是听从了自己的选择，当玛努什即将走出那间小屋时，回头忘了一眼古斯塔夫，眼神中有不舍，更有祝愿；最后古斯塔夫去找乔他们时，玛努什再一次望着古斯塔夫，眼中依然是泪花；而当古斯塔夫最后中弹，他躺在布洛特的怀里死去，临死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三个字：“玛努什。”

“第一口气”里更多是冒险，是利益，是活着的方式，是偶然和意外，而第一口气之后是深呼吸中的“第二口气”，为了声誉，为了爱，为了不被玷污和嘲笑地死去，人生画上了必然选择的句号。这是对孤独的突围中对生命之必然性意义的命名，《影子部队》展现的是抵抗组织的斗争生活，一样是在阐述生命的必然性，背叛了革命的保罗走向了被处死的必然，“伟大的组织者”玛蒂尔德因为女儿而选择了“背叛”，抵抗组织的决定是处理她，这是一种“她必须死”的必然性，卢克说：“我们要杀了她，因为她要我们杀了她。”再怎么不舍，再怎么残酷，再怎么有争议，死就是一种必然，一种死，是“她要我们杀了她”的死，这种对背叛者做出的唯一选择，也是“不再跑”的一个决定，在冒险和残酷构筑的战争中，必然性的死指向的是责任，甚至是使命，“不快的记忆我也欣然接受，因为那是我遥远的青春……”而这也是梅尔维尔的记忆，也是他的青春。

从孤独的起点出发，梅尔维尔在寻找对话，它们是信任，是友谊，是爱，是尊严，在由内向外的转变中，这依然只是一种自我对话，甚至是一种臆想，“独行杀手”杰夫其实没有成为真正的独行杀手，如果他是一个永远的孤独者，他就不会去让娜的房间，不会站在门口，当然也不会遇到韦拿，当然韦拿也不会指认他，警察也不会跟踪、监听他，他也不会在天罗地网的城市里不断逃离，最后更不会死在警察的枪下——让娜说：“我喜欢被需要的感觉。”马蕾莉说：“两个小时后打我电话。”都变成了杰夫无法逃避的宿命，它或者叫做爱，或者是懵懂和暧昧的感觉，但是一旦在心里留有了一个位置，便不再是纯粹的孤独，不再是绝对的冷漠，不再可以干净地杀人——而这就是第一部长片所揭示的关于“沉默”的第二重意义：叙说之后的“沉默”，它是在寻找对话而无果的状态下走向最后的寂静，最后的宿命，最后的悲剧。

《海的沉默》中沃纳试图在那间屋子里寻找对话者，这是对封闭世界的一种解构，无论是“美女与野兽”的比喻，还是把法国文化比作“遥远的公主”，在内心来说，他的确是表达了对法国文化的“喜爱”；另一方面，法国的老人和侄女选择沉默，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态度，起初他们把沃纳看做是一个闯入者，对他保持着警惕，之后他们慢慢被触动了，开始关心他，开始倾听他，最后则是某种挽留，最后的“再见”或许真的是一种期望“再见”的表达——沉默只是表象，对话是内心的声音。但是脱下军装的沃纳重新穿上了军装，对法国喜爱的沃纳重新成为了法国的敌人，“他就这样离开了，把自己交付给命运，和其他人一样，和整个不幸的民族一样。”那一声“再见”成为对话最后终止走向悲剧性宿命的标志。同样的“再见”是从莱昂莫汉神父的口中说出，“不，我们会再见的，不在这个世界，在另一个。上帝保佑你。”曾经她也是孤独，曾经他们也在对话，但是他们的最终结果还是“再见”，而且是在另一个世界上。

对话为何变得不可能？女人芭妮在对话中想要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她走在肉身为情、为欲的路上，她炽热地表达私人化的爱，但是站在他对面的莫汉是神父，是上帝的代言人，甚至是一个基督化的存在，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在追寻肉身为道的意义，一个是女人，一个却是神父，一个渴望私有的爱，一个却献出上帝的爱，一个是寻求庇护，另一个则在拯救众人，一个和另一个永远不在同一个世界中，这或者就是那个时代制造的“错误”，“我的灵魂就像一个妓院”是芭妮对私有之爱的忏悔，踉踉跄跄在“再见”中离开是芭妮的命运，孤独、冷酷以及黑暗，上帝其实在别处，爱也永远在别处。《眼线》里有“戴帽子的人”，它是最直观的“眼线”标志，但是当戴帽子的西里安在友谊和爱中渴望找到自我的时候，最后却莫名死在一场误会里，那句“今晚我去不了了……”和沃纳的“再见”、莱昂莫汉神父的“再见”一样，成为了一种悲剧性的宿命：对于西里安来说，死于谁之手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给法比安的电话也永远无法打出，就像“戴帽子的人”和眼线之间从来不是必然对应的关系，甚至，“眼线”是一种遮掩，它遮掩了信任，遮掩了爱，遮掩了真相。

从孤独到孤独，从沉默到沉默，从死亡到死亡，梅尔维尔的宿命论就是那一道“红圈”，“当人们就算不相识，有一天遇到，无论他们遭遇为何，还是道路迥异，那一天，却不可避免地聚在红圈里。”《红圈》引用的是佛经上的那句话，当佛祖画出那个红圈，就是把有罪的人圈定在一起，无法逃离，无法改变，回来便是最后的归宿——这句话当然也是梅尔维尔的自撰，三个人的故事里有过对话，有过信任，但是当发生的一切改变以“回来”的方式重现的时候，就是一种宿命，回到另一个犯罪现场，就是回到同一个犯罪现场，就是回到命运同一起点，三个不同经历的人，三个相遇的人，但却是三个有罪的人，当他们以相同的方式无法逃离羁绊的时候，只不过是对于那个“红圈”宿命的一种注解：“所有人都一样。”没有正义和邪恶，没有警察和罪犯，当他们都成为“红圈”里的同道人，只有邪恶的本性，只有有罪的人性，只有宿命的人生。

从孤独到宿命，这是梅尔维尔在电影世界里绘制的一条悲剧性路线，而实际上这也是梅尔维尔把自己置入其中的命运安排：他经历了战争，他也制造了另一场战争，他塑造了罪犯，也让他们成为了英雄，梅尔维尔在英雄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成为他的一种理想，这其中有美国电影，有美国文化，当然也有美国英雄，他将自己的名字从原名戈巴克、别名卡莱尔、绰号纳诺改名为梅尔维尔，就是对写作《白鲸》的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喜爱，这是不是另一种英雄崇拜？他将和现代巴黎完全不同的旧式风衣带到法国，是对美国传统的复原，这是不是对美国文化的崇尚？他六岁时在贝尔福电影院看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在“太不可思议”的感慨中打开了属于自己的电影世界，他对美国电影极为推崇，甚至最大的梦想就是获得奥斯卡奖，这是不是对美国电影的痴迷？甚至，这个敏感、脆弱的人，自己也渴望着英雄般的权力，在电影拍摄中甚至变得苛刻——最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宿命论中，施隆多夫说：“他把自己锁在电影世界里，他不出门，不和人交往，他把自己保护起来。”就像他镜头下的那些人物，藏匿是面对外面世界的常用方法，这种藏匿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封闭，甚至在这种藏匿的状态中，他自己也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

他开着那辆凯迪拉克，他戴着宽檐的礼帽，他喝着可口可乐，“我总是让我的人物——我的‘英雄’——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像我自己一样做事。老实说，我只对和我自己的一些特点相似的人物感兴趣。这是不是显得有些唯我独尊、偏执狂妄、夸夸其谈？不是的。这只是所有创作者天生的权力罢了。”他创造了足以成为传奇的梅尔维尔式的黑色电影，他也难逃自己早就预见的梅尔维尔式的宿命：1973年8月2日，疏于运动的梅尔维尔因心脏疾病去世，享年55岁——据说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因为同样的病，死在同样的时间点上，这个宿命论的终点，也许就是最标准的梅尔维尔式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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