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17《认识论元批判》：它是一种最后的哲学
与旧时的摄影师类似，现象学家用其“悬搁”的黑布蒙住自己，恳求客体保持不动、不要发生改变，最终，以不具有认识主体自发性的被动方式，照出母亲“温情地望着她的孩子们”这类“全家福”。
——《第四章 本质和纯粹自我》
站着或坐着，但必须保持一种恒定状态：眼睛凝望着镜头，表情不要变化，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这种不变性就会被定格，就会成为一种静态的影像，甚至是以母亲“温情地望着她的孩子们”而成为幸福写照的全家福，但是一瞬间的定格成为永恒，并非是一种真实，而是成为一种虚构。阿多诺以摄影为例，指出了胡塞尔现象学所谓的“悬搁”就像是那块黑布，它不仅蒙住了摄影师，而且在让被摄对象的不变中取消了客体的“事实”，让“现象”变成了思维的伪装，让引号变成了一种同语反复的虚构。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就是用引号将现象悬搁起来，但是在阿多诺看来，不管是引号还是现象，在胡塞尔那里都变成了一种物化：运用引号，将现象放在引号里，是为了表明现象学的纯粹性，但是就像新闻记者在表达幽默感时，把娼妓写成了引号中的“女士”，“女士”不仅不能达到一种纯粹性，在新闻的幽默中“女士”就是现存世界的同语反复，所以引号所具有的悬搁变成了虚构；摄影师的黑布也是一种引号，也是悬搁，但是不变的客体并不是那个“温情地望着她的孩子们”的真实母亲，照片也不是真的是“全家福”，更关键的是，摄影师以“不具认识主体自发性的被动方式”完成了悬搁。之所以悬搁在阿多诺看来是一种同语反复的虚构，是一块遮蔽了主体自发性的黑布，就在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悬搁是一种物化的过程，它建立了同一性的一元论。
现象学关心的是现象，现象就是主观上单纯显现又超越主观的“实事本身”，但是在胡塞尔那里成为了思维的特定矛盾：胡塞尔的思维是为了与概念偶像作斗争，但是它所触及的“实事本身”，是“凝结了的劳动”，是思维功能伪装之后的物化，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思维剥夺了思维权利，它只满足于“描述”，而这种描述产生的是“无显象的自在者的显象”，它的对象概念具有的超主观的实在性内容是一种更高的物化尺度。所以，悬搁区分出所谓的“绝对的孤独”，在黑布和引号中，与世界的所谓联结以及行为产生的意义中，单纯着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主观意义的世界，纯粹主体性表现为真实存在的错觉，阿多诺便认为，现象学变成了一种从主观到主观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就源自唯心主义，“并且，在其每一阶段上，它都将唯心主义作为经常被扬弃的因素在自身当中再生产出来。”不仅如此，悬搁所区分的“绝对的孤独”也反映了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矛盾：当现象学真诚地记录社会状况的“地图”，个体反而变成了无力的接受者，他完全依赖在先被给予的现实，在这样的机制中，个体变成了众多物中的一个，而他自己自认为是难以辨清、不被理解和自足的存在。
源自唯心主义的现象学带来了虚构的全家福，每个客体成为了绝对主体的物，每个个体成为了绝对主体的财产，而现象学的初衷是将本质之物和必然之物判给纯粹此在者，因为此在者具有纯粹意识，这种意识无需任何物就能存在，由此，现象学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阿多诺就此认为，“现象学的突破企图终止了。”胡塞尔建立现象学，其目的就是处理“绝对起源的存在领域”，以避免“被组织起来的矛盾精神”，为什么最后会陷入到这样一种二律背反中？为什么避免矛盾精神自己却制造了矛盾？在这里，阿多诺返回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构想，他认为现象学一开始就将辩证的分析以及黑格尔的否定性视为“必须拒斥的敌人”——黑格尔在与歌德的对话中，曾将自己的操作标明为一种矛盾精神，这是黑格尔的一种质疑：绝对第一者作为哲学的不受质疑的确定出发点。不受质疑的出发点构成了绝对第一者，这是黑格尔的质疑，质疑之质疑，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辩证法，但是在阿多诺看来，胡塞尔解构了这种辩证法，并以现象学的认识论创造了第一者的神话。
| 编号：B82·2240108·2051 |
阿多诺无疑也是对绝对第一者提出质疑的，它甚至直接将质疑指向了第一者本身。在概念意义上，当哲学家们断言一切应当从第一者的原则中产生出来，无论这个原则是存在还是思维，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无论是本质还是事实性，第一者的总体要求便是“它应当是非中介的、直接的”，但是在概念中，第一者和直接之物却又必然是被中介的，因此悖反的是：第一者并不是第一者；哲学上的第一者就意味着包含一切，精神会将同化了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占为己有并编目列表，这些东西就具有了可计数性，可计数性又变成了公理，它造就的是哲学和数学的联姻，这就使得第一者自在地属于数的领域，它规定了“第二者”，规定了可计数的体系，这就是一种连续性，而连续性所要清除的是“一切与它判断不相符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哲学的贫困，体系被矮化为怪物，因为，“数学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它的全部统治范围仅限于它预先准备好的、被驯化了的东西。”
第一者所关涉的其实就是“起源哲学”，而起源性就是统治的同一性：拥有权力的人才是第一者，才是起源者，“作为一种政治计划，绝对同一性变成了绝对的意识形态，一种再也没有人相信的意识形态。”阿多诺由此指向了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那里，最古老的东西应当直接地、如实地进行统治，篡夺第一者的倾向变得明目张胆，最后具体化了的鲜血与土地变成了他们的起源力量，“它们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甚至变成了孩子们的游戏。”第一者和起源哲学实际上就是适用于总体国家的总体哲学，它所要求的便是将随意性的口号和无异议的独裁命令关联起来，“权威与篡夺再次直接合而为一。”第一者是非中介的，是可计数的，是可支配的，是起源力量，是独裁，是总体哲学，阿多诺认为，第一者实际上就是一种同语反复，它无法说出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同一性的专制，也正因为第一者观念最终将消耗自身，阿多诺认为这也成为了它的真理，“如果没有第一者哲学，我们将不能获得这一真理。”这一真理就是对于同一性批判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它之后形成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阿多诺是在二律背反中对同一性进行批判的：起源哲学在有限之物中逃之夭夭，从而转向了主体与纯粹的同一性，但是起源哲学又害怕迷失在纯粹主观之物的有限性中，纯粹主观之物从来没有达到过纯粹同一性，并且它的对立面正是它的缺陷——从有限之物中逃离又迷失在有限性中，转向同一性却又始终没有达到纯粹同一性，这就是伟大哲学的二律背反。这样的二律背反表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一方面，胡塞尔宣称现象学还原应当产生出“绝对起源的存在领域”，还原变成了一种任意行为，他取消了理性的必要性，甚至取消了矛盾；另一方面，胡塞尔认为起源哲学的科学形态是认识论，认识论希望通过反思主体将绝对的第一者提升为绝对的确定之物，但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同一性被强制扩展开来，思想反而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不断地后退中，思想远离了主体内在性中散发出去的东西，起源哲学的观念以一元论的方式指向纯粹同一性，当主体内在性无法还原为纯粹同一性，先验主体性的“原创立”在阿多诺看来就是一种“原谎言”。
无论是起源哲学还是第一者，其实都是一种中介存在，只有在中介存在中才能揭示为一种起源原则，所以主体内的精神和被给予之物都不是第一者，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相互中介的，而中介性指向的就是取消了起源之权威和独裁的辩证法，“中介性不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实证陈述，而是一种对认识的指令，它要求认识不要安于这种实证性，归根到底，它要求具体地孕育出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既不是寻求绝对第一者，也不是建立纯粹同一性，而是在中介性中反思为一种批判的关系：罪与罚的关联，必然的错误和徒劳的正确之间的关联。所以没有反思就没有辩证法，没有反思就没有矛盾，没有反思也将无法解构同一性的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解释世界的时代已经终结，哲学也将告别，改变世界将成为新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作为科学语义学的哲学应当将言语翻译为逻辑，那么，留给思辨哲学的，则是将逻辑赋予言语。”阿多诺由此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第一者的哲学，“而是一种最后的哲学。”
从第一者的起源哲学转向“最后的哲学”，阿多诺用“二律背反炸毁了以实现了的同一性观念为自己观念的体系”，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论，因为二律背反之出现正是特权化的结果，“任何为一种特权化了的范畴作辩护的企图都会陷入二律背反之中。”那么从特权化的建立到同一性的炸毁，阿多诺如何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中寻得这一辩证法路径的？首先，胡塞尔提出在“原始给予的直观”中“掌握实事本身”，这是他试图通过哲学的沉思来打破物化的魔咒，也就是说，胡塞尔借用了科学的描述形式达到哲学的思维，这是一种逻辑绝对主义。但是在阿多诺看来，当认识越是客观，越是摆脱了观察者的错觉，“它在操作的总体性就变得越是主观。”为什么？因为“科学的”思维中，思维已经从思维中驱逐了出去，对自然世界的还原就是一种物化，逻辑绝对主义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科学的论证，却恰恰体现了科学的拜物教化，“逻辑学之物化的悖谬起源在于将所有事实性都抽象掉。”这和庸俗经济学一样，价值归于自在的商品而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反映，认识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接受，所以胡塞尔的逻辑绝对主义扬弃了自身，消除了概念的可明察性，使其变成了“外在运算形式”，阿多诺由此认为，逻辑绝对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绝对唯心主义，认识论所建立的就是一种同一性，“作为思维的自身异化，逻辑学之物化对于思维所关涉的内容的物化来说，既是等价物又是典范，这内容指的是诸客体的统一，对于处理这些客体的思维来说，它们凝结为同一性，如此一来就能够忽视客体的可变的内容，能够建立起它们的统一的单纯形式。”
胡塞尔的逻辑绝对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它在物化中构建了同一性的体系。同样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象哲学中，同一性也不可避免。意向哲学具有一种意指意义，意指是行为的质性，无论是意向客体还是意指行为，都是变化的，甚至它赋予个体行为不同的特征。但是胡塞尔唯心主义把认识材料看成是混乱的，所以他要把意向对象绝对化为一种同时被给予之物，又将它绝对化为一种被规定之物，也就是说，胡塞尔对某物的意识具有意向性，并以认识论的方式将其置于核心地位，结果就是：不以复多性来衡量绝对个别性，而是以同一性构建意向的相关性，本质变成了虚构，主体思想变成了任意，客体变成了物——由主体的意向控制的物，而中介之物也变成了总体。所以胡塞尔试图调和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试图在住客体之间建立现象学的中间岛屿，最后还是变成了被还原到主体性上的同一，“被感知的物世界似乎变成了彻底的第一者。”
从处理“绝对起源的存在领域”为计划，以逻辑绝对主义为方法，试图在哲学的沉思中打破魔咒，结果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二律背反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绝对起源”，现象学的认识论就是基于“普遍的法权关系”而构造的，它标注的是“属地”，使用的“创立”，那么它和绝对的意识形态又有什么区别？它的结果就是绝对第一者的现象学神话，“这种契约从未被履行过，因而本质上是无限的，并且不停地在自身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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