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0《死水恶波》：我是浪迹天涯的谋生者
“这是我仅有的一份手稿。”他号啕大哭，再一次探入水中，从左舷墙旁边消失。河水开始从打开的门里猛灌进来。
——《思想的领航员》
发电机已经停止运行，卧舱甲板的墙已经倾斜成90度，河水又从门里猛灌进来，然后是最致命的蒸气爆炸……老旧的拖轮“凤凰号”就这样沉入了水中，而船上的船员也迅速被流水冲走。一艘本来前去拦截遭遇事故驳船的拖轮，是为了救生，但是当自己遭遇另一场事故，就再也没有人来救了——当拖轮沉没，船员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他们一起滑向了死亡边缘，而就在这一刻，马克斯却失去了最后一次求生的机会，拖轮的船长伯特试图抓住他的衬衫领子，但马克斯还是挣脱了，因为，他要去救更重要的那份手稿，“这是我仅有的一份手稿。”
当伯特最后注视水面，他的拖轮不见了，马克斯不见了，当然手稿也不见了，当一艘白色的小巡逻艇在失事的水面打转，他当然希望能发现水里有什么东西，更希望潜水员会立即跳下去。但一切都没有发生，水吞没了拖轮，吞没了手稿，吞没了生命。一条老旧的拖轮，其实是一条备用船，老板迪克逊因为花费太大，卖掉了其他拖船，他让伯特负责这艘名为“凤凰三号”的拖轮。对于伯特来说，这艘老旧的拖轮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尽显荒凉，为了生存，他只能雇佣那些遭学院解雇的教师，“他想验证一下，看看这些伙计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是否还有可能变成水陆两栖动物。”甚至他认为作为两支拖轮船队的老板，迪克逊也是一个懂得知识分子真正价值的人。
蒂姆·高特罗以这样的情节设置，其实是在创造一种希望，旧拖轮、备用船、荒凉的密西西比河，以及遭解雇的教师，这些都是一步步磨灭了希望的人，但是在生存面前，他们必须寻找希望——这里的冲突在与：希望有时候会成为更没有希望的绝望。在一个经济萧条的时代，生活就像“凤凰三号”一样，破旧，沾满污泥，但是伯特招收的这些阿肯色人，却并不是没有教养粗野的人，其中的马克斯就是伯特在大学里的同学，一个谦和友好、做事执著的人，为了有额外的收入补贴，他曾到汽车发动机厂打工，还修了各种课程，之后完成了七百多页关于拜伦和尼采的论文，最终拿到了最后一个学位。所以马克斯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活在论文编织的希望里，按照他的说法，在拖轮上“我们是思想的领航员”。的确他们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即使在等待出航时他们也会带着手稿进行修改、润色和讨论，“伯特知道，他麾下的这些教授都还怀着一个梦想，即通过自己的学术论文在著名的学院获得名声和职位。”
思想就是他们不同流合污的象征，思想就是他们保持梦想的见证，但是思想在这条破旧得设备都老化的拖轮上，最后变成了负担，甚至将他们拖入了死亡，马克斯沉入水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仅有的一份手稿”完全变成了一种讽刺：手稿比生命值钱？思想比生存重要？手稿和思想是希望同样也是绝望，河道会无情地吞噬人的生命，这个时代也会残忍地抹去思想。这就是高特罗在《死水恶波》中制造的一种生存悖论：每个人都想要寻找希望突破生存的束缚，但是每个人最后都沦为了生活的牺牲品，希望即绝望，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到底谁制造了悲剧？这一切又是谁的错？
《晚间新闻令人胆寒》，就像小说片名一样，这个时代令人胆寒。杰西·麦克尼尔是火车机头的驾驶员，他的任务就是驾驶一列火车，将物品送达密西西比州的铁路干线进行中转，每天在五十号铁路干线上行驶，这工作即使枯燥，也是一份收入。但是对于杰西来说，生活绝非只是每天的机械化操作，自己也并非只是一个运输线上的零件：他的列车运载的是乙炔氧化物、氯气、乙酸抗爆剂等化合物，这些都是危险品，其他司机对这些危险品都谈虎色变，因为他们是“滚动的炸药库”。不过运载“滚动的炸药库”，危险是存在的，只要司机规范操作、谨慎驾驶也并无什么危险，问题就出在运载的人：杰西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渺小得名不见经传的司机，他自笑自己从来就是被人漠视的存在，只有更年期的妻子和财务公司了解他，但是和妻子卢琳在一起，他从来没有体会到生活的快乐，他甚至将她比作“恶毒刻薄的鳄龟”，在机车上工作，他每天在启动之前总是会偷偷喝上半升酒，然后驾驶火车开往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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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化合物是危险的炸药库，机车上的司机喝了酒情绪不好也成了炸药库，两种“滚动的炸药库”合在一起，这便生活的一种写照。果然，列车发生了事故，杰西认为这不是自己操作不当所致，很可能是自己脱轨或者车轮爆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当列车不受控制，杰西竟然逃出了机车然后离开了现场，列车上的危险品泄露，造成了方圆几公里的地方污染，甚至最后那个小镇也不得不搬迁。事故发生，找不到司机，杰西上了电视新闻，最后成了通缉犯——他第一次成为了全国都知道的公众人物。“晚间新闻令人胆寒”，在这样一种困境面前，他遇到了神父，在杰西并不是忏悔的话之后，神父说：“死守秘密是有害的，如果机长是无辜的，那他应该将真实情况公布于世，可是他逃到本地区的某个地方躲起来。”他让杰西去自首，由此获得宽恕。
杰西被生活所困，他借酒消愁，这是他试图对生活的抵抗；造成了事故，他逃离现场遇到了神父，他希望在神父面前获得原谅，但无论如何，酒精和神父都不是他最后的希望，甚至和马克斯的那份手稿一样，希望变成了绝望：杰西终于在露天停车场看到了警察，警察走了过来把杰西带走了，此时电视新闻开始了揭露真相的实况直播——而这才是最令人胆寒的晚间新闻，它把可能无辜的杰西让全国观众看见，他甚至接受着世人对他的审判。当最后警察问他：“你是杰西·麦克尼尔吗？”杰西在酒精无法麻醉自己，神父无法救赎自己的情况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像是两个不同的人。”有气无力说出的这句话是杰西最后的绝望，那个开火车的杰西，那个喝酒的杰西，那个和恶毒刻薄的鳄龟结婚的杰西，那个渺小得名不见经传的杰西，那个闯下大祸的杰西，那个被神父劝说自首的杰西，就是凌然胆寒的晚间新闻里的杰西，他已经被所有人宣判，而“不同的人”是一个他者，这个他者还在，但是对于杰西来说，命运还会走向不同的境况？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作为救赎意义的神职人员也出现在高特罗的另一篇小说《悔》中，“我要告诉你上一次我做告解的情形。”小说出现了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在“我”和“你”的对话中展开了故事情节，而对话中谈到的这位牧师就是第三人称，“我是在教区的老人院遇见这位牧师的，老人院是我上班的地方，在那里，我的职责是用汤匙为衰弱的老人喂食。”人称的区分实际上在高特罗的这部小说中具有的隐含意义是：牧师完全是一个事件外的存在，他无法提供一种精神的寄托，他永远是一个你我故事和对话中的存在——所谓生活的希望也是如此。这个故事和一辆卡车有关，和卡车上的黑人有关：我的卡车停在草坪上，但是后来发现那地方空空荡荡了，为了运货，我又买了另一辆车，将它停在了老地方。是女儿发现了树林里我的那辆老车，但是车上却靠着一个人，在黑人警察锡德在场的情况下那人被推醒，他是个黑人，叫费内斯特，他是喝醉了酒靠在车上，“我看得出这家伙已经醉如烂泥，他那副模样让人觉得他至少有连续六年的酗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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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姆·高特罗：这一瞥是他应得的 |
“我”的故事其实是费内斯特的故事，这个酗酒的男人就像是我上班的老人院里的老人，神志不清，“费内斯特在喂食槽里坐起来，头上粘满干草，他开始重重地咳嗽，并且禁不住遗出尿水。”对牧师说起这些，是想表达一种悔意：“我放弃这辆卡车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而不是为了帮助费内斯特。”但是第三人称的牧师那时举起一只手，准备将叮在自己手臂上的蚊子重重拍下去，但是最后吹了一口气将它赶走了——没有重重拍死而是让它飞走，这是牧师传递的救赎，或许也是一种希望的表达，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是为了让自己良心得到安慰，最后却陷入了更深的折磨中：在费内斯特的母亲死后两个月，接到了锡德的电话，锡德说在木马的西边发现了费内斯特，我以为费内斯特一样烂醉成了一团，但现实是：费内斯特死了，死在卡车里。
“我的脑中慢慢浮现一幅画面，在一条僻静的路上，费内斯特正在驾驶那辆将要发生车祸的卡车，他眯起眼睛朝挡风玻璃外面张望，想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面对费内斯特的死，我才意识到良心根本无法得到宽慰，也知道了牧师赶走蚊子的用意所在，只是这一些希望那么脆弱，它根本无法让人脱离生活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尽力了。”这依然是一种安慰，却也可能只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因为希望从来没有被给予。和神职人员出场预示着一种宗教救赎式的改变一样，“孩子”在高特罗的小说中成为一种希望。《劫持》中的弗洛伊德在听到自己的女儿莉泽特被妻子的新男友“劫持”了之后，动用了速度更快的汽车和飞机，为的就是让女儿回到自己身边。弗洛伊德的妻子玛丽被称为“堕落的女人”，每天好吃懒做，还“没有节制地狂饮珍珠牌啤酒，发狂似的迷恋乡村音乐”，莉泽塔跟着她生活在得州，“让一个不属于它的女孩生活在那里显然是残酷的”，所以当弗洛伊德听到被劫持的消息，“弗洛伊德在脑中勾勒他女儿莉泽特的模样，她有一张月亮般的圆脸，有乌亮乌亮的黑发。”
这仿佛是两种生活的对抗：粗野和文明，弗洛伊德的心愿只有一个，将女儿解救出来，让女儿成为自己也是家人永远的希望。解救最后成功了，“弗洛伊德关掉引擎，用手臂勾过莉泽特，吻着她的头顶心，她的黑发从那儿分向两边。”但是在飞机在得州上空飞行，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到底意味着什么？和生活一样，即使女儿在身边，也并不能改变什么，有时候希望只是那朵轻如薄纱的云彩，随风而逝去。《灭虫人》也是讲了一个孩子编织希望却只是一个符号的故事。以灭虫为职业的费利克斯·罗比绍常常为马洛内的房子灭虫，死去丈夫的马洛内则会邀请他喝上一杯咖啡，在费利克斯看来，马洛内是优雅的，但是生活是空洞的，而自己和妻子则每天忙碌着——这是不是某种臆想？这种臆想源于费利克斯低等的工作，他总是在灭虫的时候成为窥视别人秘密的跟踪者，窥视和臆想成为了他的爱好，这种爱好也让他虚构了自我，甚至麻痹了自己生活中的困顿。
费利克斯看到马洛内和律师麦考尔交往，后来又发现他们分手，而马洛内有一次说出了原因，“我怀孕了，但戴维并不想娶我。”费利克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对马洛内说，那个孩子可以生下来，因为自己和妻子一直想要个孩子，“我们倒是很乐意收养。”马洛内一气之下赶走了费利克斯，而费利克斯在受到冷落后竟然将灭虫的药水对准了斯卡尔逊一家，最终他被椅子砸中。费利克斯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什么，他也在日复一日的灭虫中阅尽了人世百态。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即使在他离开的时候男孩看着他的车尾，他知道孩子不是为他送行，但是，“他允许自己投去这最后的一瞥，这一瞥是他应得的。”一瞥属于“应得的”，这暗示着小男孩和十年前的马洛内有关，和自己收养的想法有关——但那只不过是自己的臆想，“应得的”更是自欺欺人编织的一个谎言。
希望何在？根本没有希望，这就是高特罗呈现在《死水恶波》这部小说集中的主题，希望是手稿，是神父或牧师的告解，是孩子，但是它们构筑在臆想之上，最后成了破灭的希望，甚至是绝望。在这里“死水”是每个人生活的现实环境，它和这个萧条的时代有关，是它造成了一种死水般的存在，但是死水之上还有“恶波”，它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死水恶波》也是小说集中同名的一篇小说，它就呈现了“死水恶波”的双重困境。哈里·林特尔是一个水泵修理工，和拖轮工伯特、火车司机杰西、灭虫人费利克斯、老人院中的护理“我”一样，高特罗小说中的人物都处在最底层。对于哈里来说，生活就像是一潭死水，妻子死于五年前，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离开他，每天奔波在不同地方，只是为了修理水泵，所以哈里把自己叫做“浪迹天涯的谋生者”。但是在这死水之上，还会不时扬起恶波，他发现了一个触电身亡的男人，认识了男人的妻子艾达，而在丈夫死后艾达对哈里有了不断地接触，有一次她竟然抱住他请求他带自己离开，哈里知道艾达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离开这个地方，“她只不过是一个向往新奇世界、渴望摆脱死水生活的女人，可悲的是以前她从未有机会踏足外乡。”
但是哈里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是艾达杀死了男人，他也许更知道无论到哪里都是死水一片。但是恶波之出现不是被死水困住，而是它是比死水更让人害怕的存在，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敌意，当生活中不再拥有信任，恶波就会吞噬每一个人：艾达用活动扳手狠狠敲向了哈里，“我还从未遇到一个能让我长久容忍的人，我很高兴，我得到了属于我的一切。”对于哈里来说，这是生命最后时刻的美好：天上飘过云彩，“觉得这些高挂在天际的宇宙碎片就像是未来的一项浩大修理工程，正在等着他，等着他……”朝上的工程是对向下“死水恶波”的背离，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希望，它美好，它超脱，但是最后还是回到这片死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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