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0《入眠之力》:思想发明了时间
要想真正睡着,我们需吸收夜的黑暗来使意识逐渐暗淡,需汲取夜的寂静来安抚身心,需将自己融化在呼吸的节奏以及温热的气息中,把思维灌入其间(睡眠绝对是人皆可享的神秘体验,它聚焦于思维的放空),任身体的热气逐渐包裹一切,改变触感模式,破除人体边界,将世界之身化入自我之身。
——《序言 时差》
从醒着到入睡,是两种状态的过度,其标志就是时间:清醒着的时候,它被置于一种自然时间里,白天或者黑夜,都是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时间,甚至这种时间支配着感性和理性,呈现出一种完全“意识化”的时间,而当进入睡眠,时间开始逃离自然状态,开始从序列中逃逸,它进入到睡眠固有的时间之中——或者就是梦所构筑的无意识的、幻觉的、失常的,甚至是变形的时间。
皮埃尔·巴谢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时间的变动:时差,一个乘坐飞机的人在时差中找到了一种渴求的状态,当人身处异乡的时候,时差让每一个人脱离原有的时间区域,让自己不再属于时间,它进入到陌生的时间,他者的时间,按照约瑟夫·德迈斯特尔的说法,这是一种“自我终结”:“人类是时间的奴隶,但本质上却处于时间之外……因为时间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东西,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终结。”一方面是脱离,是瓦解,另一方面则是穿梭,是移动,这就是睡眠带来的改变,1962年米歇尔·西弗尔岩洞实验就是验证了这一变化:在入眠的时候,人逃离了时间维度,而在醒来的时候,则意识到了时间的存在,不仅如此,在从醒来到睡去的过程中,我们重获感知时间流逝的能力,回忆随时间而去的东西,从而记录和整理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小小回忆。
岩洞实验或者是从科学、生理等方面对人的睡眠进行研究,但是时间的改变却从科学拓展到了思想,甚至正是因为“入眠”的存在,导致了时间具有另一种重要的意义,“假如睡眠不存在,时钟或许就不会被发明。”这一种重要的意义,皮埃尔·巴谢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阐释的,而且他所关注的是从清醒到睡眠变换过程中的“入眠之力”,即“Ski into Sleep”,在法语中它可以表达为“滑入睡梦”,又是“眠之雪场”——当从醒着的状态进入到睡眠状态,在文学层面中,“入眠之力”是一种对不用时间的沟通能力?还是重新获得对人生的理解?或者说,入眠之力是一种离开还是一种抵达?皮埃尔·巴谢把这种力看作是“将世界之身化入自我之身”的力,它所表现的就是“思想”,“在睡眠的指引下,思想终于发明了时间,并将其作为一种规则或约束推广开来。”那么这种发明了时间的思想,到底是让梦呈现为一种醒着的状态,还是醒着是一种梦的状态?
皮埃尔·巴谢不是从自然状态阐述从醒着到入眠的过程,在他看来,睡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一种决定、一种默许,甚至一种力量,也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想要睡着,就意味着要掌控好自己,要让自己抛却一切,然后将身体全然交付与睡眠,这是一种意识支配下的“入眠之力”,而且睡也变成了意识控制下的行为,这就是“清醒睡眠”的概念,在这样一种能力的支配下,睡眠反而变成了一种痛苦,波德莱尔就说,“入睡与醒来,同样让人疲惫不堪”,皮埃尔·巴谢认为,酣睡变成了一种印象,有时人会忘记自己曾醒来过,而当清醒时间过长,人也会误以为一夜不曾合眼,它是不是就这样模糊了醒着和睡着的状态,是不是就将其带入到了另一个意识中——更为疑惑的是,入眠之力发挥作用后的梦,到底是一种意识,还是一种无意识?
当然,皮埃尔·巴谢不是要对“入眠之力”进行精神分析,也不是对梦展开研究,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分野中,文学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睡眠观。一种来自亚里士多德,他所写的《论梦》中把睡梦定义为“梦的出现之机”,看起来也是一种普遍的常识,但是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睡眠的力量在于阻止(入眠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不是对意识的否定,而是另一种意识,是阻止的意识,或者最后变为一种阻止之力,所以梦就是一种“误会”,一种“疏漏”之错,而对于这样一种错误意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入眠者知道自己正在睡觉,但是知道自己睡觉的认知却是幻象,也就是说,睡眠中看到的并不都是梦,而是“似真非真的画面”,“梦似乎是类真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睡眠过程中因感官活动而产生的似真非真的画面。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实际上将“似真非真的画面”联结起了外部和内部、世界和心灵,它们具有某种可渗透性,它们在进行着交换互通,从而真正创造了梦,“不论是入睡之人,还是以为自己确有所梦的清醒之人,对于他们来说,是信念把这些微小活动变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梦。”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似真非真的画面”,就是入眠之力所构筑的一种表象,而以联结的方式出现在梦中的信念就变成了柯勒律治的神学“磷光”。在家人都睡了之后,柯勒律治却在深夜中投身于一种东西里,这种东西是闲散的思维,是无用的思考,是众人皆睡更显清醒的活动,柯勒律治感受到这种东西,而且认为这是一种有罪的思维活动——因为在他看来,思维寄生在他人的睡眠之中,从中窃取养分和时间,睡眠也就意味着折磨,是对自己应受的惩罚,这就是一种恶,“我希望至少能想明白一件事,即精神之恶的源头在于思绪在无限组合过程中显现出的激流奔涌般的自然本性……”这就体现了柯勒律治神学思想,在他看来,只有人类身处天堂的时候,睡眠是不受折磨的,是绝对纯洁且出于自愿的,所以即使柯勒律治用神学理念解释睡眠,他也在一种意识的控制中远离备受折磨的恶,远离睡眠,从而看到了“磷光”,“……我按了按大腿,大片白色光雾便从中溢出,好像鬼魂的腿一样。”
编号:H21·2240306·2071 |
以意识控制错误和恶,阻止进入梦的折磨中,亚里士多德和柯勒律治是让“向我走来”的睡眠成为意识的一部分,而在精神病院关了10月之久的奈瓦尔却把梦看做是对意识的阻止,只有当“失梦”中,即失眠而让梦流失的过程中,人才感受到了自我的错位,才会被置于幻象破灭的境地,所以梦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醒来发生着所以才有梦,“梦因其最后界线而存在,因其被终止、被置于精神的较暗区域,才得以成为梦。”从醒着而进入梦,“我做梦了”的感受就是从一个处于意识断裂处的“我”看见另一个自己,一个确定的自己,一个不和现实对决的自己,这就是奈瓦尔在医院禁闭期间写下的“我即彼人”,这个“彼人”在精神失常期间完成了《通灵者》《十月之夜》《西尔薇娅》《火的女儿》《奥蕾莉娅》等作品,可以说,精神失常就是奈瓦尔的梦境,甚至构成了梦的信仰,“我在墙上写下:‘昨晚,你来看过我’。”
亚里士多德把梦看做是一种对意识的阻止,是一次“错误”,奈瓦尔则把梦看作是阻止现实的侵入,现实是一种“失梦”的状态,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入眠之力”,所以这种力既可以是清醒着的现实对幻觉之梦的侵入,也可以是梦的意识对现实的拒绝,它们总是处在一种拉锯的状态中,但是不管是从醒着到梦还是从梦到醒来,两种状态也可以完成一种对话。波德莱尔对睡眠有反感,有蔑视,有惧怕,他认为睡眠会使人忘记自己,从而在遗忘中受制于他人,但是他又乐于享受他人的睡着,因为这样就可以察看他人中的自我,“那里有一副美妙身躯,看它酣睡令人心生温存……”另一方面,波德莱尔又想干预自己的梦境,希望达到“愿梦”“知梦”的境地,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识到了自我的“双重本性”,它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它是行为本身也是对行为的控制,睡眠当然也是一种“双重本性”的体现,醒和眠就是生和死的对应,睡眠所寓意的死亡更是包含着生之可能性,于是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构建了一个象征世界,他在这里发现了世界和人性的“双重本性”,皮埃尔·巴谢认为,“睡眠的奥秘,不在人间的毒品中,也不在天上的药房中,而是全然藏于人的内心之中。”
同样,将两者置于对话之中的还有兰波,皮埃尔·巴谢认为兰波“享受着两者的同时性”,“我陷入持续几天的昏睡中,起床后,凄凉至极的梦境仍在持续。”醒和眠呈现出一种渗透之景,在醒来既是对夜反抗也是接受的同时性中,兰波让两个自我相互陪伴,最后一起坠入睡眠之境,“我一脚撑在檐口上,沿着藤—下至马车之中,这承载我孤独睡梦的灵车、庇佑我痴言妄语的牧屋……”还有写下了《没有个性的人》的穆齐尔,他构筑的“无梦之眠的梦”,一方面把梦看作是杂糅,“穆齐尔把梦视为自私达到极致的时刻,因为做梦人会全心投入自己以为正在经历的事,并与赋予其这一经历的所谓现实世界达成了一致。”而另一方面,醒着就是在一种“就像从书上撕下的一页”的状态中,它发现一种创造的力量,从而开始构建自我、审视自我,“第二天早上,乌尔里希如出水之鱼般,从睡眠中一跃而起。这场无梦无痕的睡眠,已将前一天的疲乏尽数吸收干净。”
入眠之力可以沟通自我,可以审视生死,可以在同时性中构筑渗透之景,但是,卡夫卡却提供了另一种“入眠之力”:皮埃尔·巴谢从《城堡》中发现了卡夫卡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关于“过夜”的主题,“我能在哪里过夜?我有权在这里过夜吗?”“过夜”代表着休息,只有在身心疲惫的时候,在受到疾病、年岁困扰的时候,才渴望有一处可以休息的避身之所,也正是这种对“过夜”的疑问和寻找,揭示了生命的问题、人性的矛盾:“过夜,即是穿过分割今明的危险地带,这地带的一侧是此刻清醒的意识,另一侧是今夜过后仍会苏醒并继续支撑个体生命的意识。”一方面这种寻找是一种等待,等待意味着从真实生活中引开,意味着充满美好的期待,这是卡夫卡用想象构筑的梦;另一方面,对“过夜”的寻找就是见证一些人的睡眠,从而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体会永恒之冬的压迫,它表现为一种痛,“这是人在最软弱、最无助时被迫承受的一种痛,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睡之欲。”所以“过夜”所构筑的就是卡夫卡的一种文学活动,“卡夫卡在深夜伏案工作、与睡意抗争时,倾听着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声音在空间中穿梭,这些声音在夜间格外清晰,他试图将其收集起来,用以滋养自我,同时也还其公道。”
但是,不管在文学作品中写到睡眠还是醒着,对于进行创作的卡夫卡来说,一定是一个醒着的人,而这样的醒着本身就呈现出战斗的状态,“自己的作品恰是在睡醒交融的状态中成形,恰是他从失眠、从睡意手中夺来的。”而这就是皮埃尔·巴谢所说的“滑入”,“眠之滑雪者正是借力于神智的昏沉或重负,才引导着自己滑落于睡意之中。”文学创作的这种滑入状态还在两个作家身上得到了体现,一个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另一个则是根纳季·阿伊吉,他们都亲历了诞生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谜样社会”,这个“谜样社会”提供了一种幻觉之梦,但是所有的梦都指向了睡眠,这就是“俄罗斯大地的睡眠”,是生命被掩埋的“大雪之眠”,甚至是不再醒来的“无限的冬之眠”。但是正因为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和根纳季·阿伊吉书写了“集体睡眠”,它的意义就是重新构造梦,在普拉东诺夫那里是革命,小说《切文古尔镇》就构筑了一种非睡眠的清醒之梦,“普拉东诺夫常以一种兄弟般的、不抱幻想的温柔口吻,谈起俄国革命的命运,这命运终将通往一座睡眠避难所,通往一场渴望忘却的大梦。”而在诗人阿伊吉那里,即使长眠不醒,也都不是死去,而是“栖身于睡眠之中,以睡眠滋养自我,与睡眠相互交流”。
我们入眠,我们醒来,我们失眠,我们失梦,时间在逃离中被构建,自我在痛苦中被审视,实际上,醒和眠从来不是对立的存在,现实和梦境也不是完全可以分开,它们被连接在一起,它们具有同时性,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凝聚,最终形成了一种东西,那就是思想,“入眠之力”就是思想之力,“所有入眠者都是彼此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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