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0《柳堡的故事》：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甲：你听着，我这是“《寅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柳堡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些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
——乙：我给你对 “《卖花姑娘》《蜻蜓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
石言以及《柳堡的故事》似乎一点一点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是听了刘伟和冯巩在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相声《巧对影联》中知道《柳堡的故事》，而且并非是首听，是在不断被刷到之后加深了印象；当然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里的主题曲《九九艳阳天》，演绎着冬九九结束时的初春美丽景色和一段深情的爱情故事；但是这部1958年上映、由王平导演的电影并没有观看过，就像石言的小说一样，并不构成所谓的记忆，当它被发现却以更为新鲜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部中短篇小说拍摄成80分钟的电影，可以说电影里演绎的东西超过了小说本身，名声也是。而小说，的确是一种远离现实的存在，当代小说中有石言这本代表作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籍籍无名的、沉默的——用8.8元购买这本小说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沉默的注解。但是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描写的也是发生在1949年的故事，作为“当下”的一种存在，石言以回忆的方式再现了一个爱情与军规相矛盾的故事。一个军人和当地的老百姓谈恋爱，起初被扣上了“腐化”的罪名，是思想不正确甚至是“很大的错误”，无论是军纪党纪都不允许，这当然是一种政治上的界定；但是按照副班长李进自己的说法，这不是腐化，“谈恋爱不作兴？战土就不作兴谈恋爱？”这是男女之前纯真的爱情，所以腐化是不存在的，但是恋爱就可行？这里的问题是：“但是不行，军队的纪律不容许！不能批准这个恋爱的‘计划’。”按照指导员“我”的说法，那时的老百姓还有封建头脑，尤其是在新区，群众会起来反对，而且，“一个人这样，部队里个个人都可以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
这里的矛盾依然是军人和百姓身份的矛盾，就像“我”所设想的，如果李进只是一名普通百姓，这样的恋爱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石言书写到的矛盾就是“当下”的现实，军人背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的人物是打击敌人解放中国，怎么可能在男女私情上动脑筋？虽然不是腐化，二妹子也不是“特共”，但是身份的差异使得这个“柳堡的故事”很难向一般的爱情过渡。但是石言这部小说之所以和当时其他小说存在着差别，就是不断修正爱情的观念，这种修正是在宏大叙事中建立了一种“私人叙事”。当然爱情在这里也并不是卿卿我我的事，李进所谓的“战士作兴谈恋爱”也是要将爱情提升到另一个高度，“我是真的要她，正式的，我不会三心二意！”那么爱情是如何战胜所谓党纪军纪？如何在战争年代变成一曲正义之歌？
首先是对爱情的人性表达，1944年的时候，副班长李进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是“我”眼中的“小鬼”，二妹子当然更是情窦初开的女孩，所以对于他们年龄的强调就是突出一种更为具体和丰富的人的存在。而“我”对于女性的存在也采取了欣赏的态度，第一次听班长说起二妹子，想起了这个小姑娘，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而且，“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而在第二次真正见到二妹子的时候，我更是看到了一种美，“她今天换了件天蓝色的短衫，还相当新。乌亮亮的前刘海在风里飘飘，太阳光下，金黄的麦田，衬着她绯红的脸，的确很招惹人。”两次对二妹子的描写，都是基于人的目光，都是对女性美的一种赞叹，在这里就已经撇除了政治和阶级的目光，回归人性，使得他们的恋爱合理化了。
当然，从对美的一种纯粹欣赏，也反应除了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差异，当“我”听说了二妹子一家的遭遇，面对“二黄”中队长刘胡子想要霸占她的恶劣行经，“要救她，一定要救！”是唯一的目的，但是在这里就有了一个转变，“我”内心中想要救的是百姓，这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李进所说的百姓就是指遭遇困境的二妹子，这是个人情感支撑下的解救，所以“我”的内心感觉到了另种说法背后的问题，“我所说的老百姓，是模模糊糊的，不分阶级的。李进说的老百姓，是雇工，是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当正式决定打蒋桥，就是把对具体化百姓的解救融入到革命的意义中，“好好练兵！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要我们去救呢！”部队以故意撤离的方式引蛇出洞，但是后来“小猪”前来报告，说二妹子被人绑走了，当“我”带领部队前去营救，李进更快一步从船里救下了二妹子，之后部队打死了刘胡子，解决了敌人的碉堡，然后转移到了70里外的地方练兵，“从此远离了柳堡”。
这是发生在1944年的“柳堡的故事”，“回忆录”中完全凸显了一个和阶级仇恨有关但是更具人性的故事，它从宏大叙事中回归——无论是对女性美的关注还是对“百姓”的阐述，都回到了爱情本具有的特征中，也像《九九艳阳天》所唱，“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一样，都是青春的美好展现。但是在这个故事回到现实之后，当李进在四年后再次回到柳堡，这个故事又回到了宏大叙事之中，李进一路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为的是“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在经过柳堡再见二妹子曹学英的时候，二妹子已经从普通百姓变成了共产党员，“一个妇女正向我们迎面走来，那是二妹子，辫子剪了，头发在耳边飘着，她穿着深紫色的衣服，低头走着。”四年的时间让她变得成熟，也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曹学英讲述这四年的生活，虽然完全一种个体叙事，但是明显变成了宏大叙事，她的战斗经历证明她也成为了一个战士，和她面前已经成为“二级人民英雄”的李进完全是同样的人，而在这个意义上，爱情更具有了合法化，最后离开柳堡，战士们高唱着歌曲：“……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前进！要做新中国的主人，前进！”而坦克也是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轰隆隆地向南——个体的爱情故事终于湮没在人民的欢呼声中。
| 编号：C28·2240418·2103 |
这就是石言的“当下”，革命、斗争、解放是中心词汇，它指向的是一个宏大的叙事系统，但是石言还是在这个系统里发现了属于人性的东西。在这部小说集中，石言的故事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叙事风格，创作于1944年的《子弹》是文集中最早的一部小说，冯刚作为七班的党小组长，看着还留着副班长血迹的子弹盒子，满怀着仇恨，他留下从鬼子那里缴获的“三八子弹”33颗，“对嘿，还不是为了打鬼子！又不是什么私有财产！”最终用这些子弹射向了鬼子，在最后时刻，他受伤了，但是子弹却都打死了敌人，最后在扔出手榴弹的时候，后面的部队冲了上来，“他跑着打了一个手榴弹，想：回去，我要告诉指导员，我的救命子弹已经打完了！”冯刚对鬼子的仇恨，把应该交公的子弹留了下来，这是对纪律的一次违背，但是子弹同样射向敌人，这种矛盾就在这里被消弭了。
在宏大叙事中表现细节，这是石言小说的一个基本特色，《门板》就是通过老许在战斗中扛着一扇门板体现一种私人叙事，和他相关的还有一个“小红鞋事件”，他从国民党四十九军官兵被俘前的背包里找到了一双小孩的红花鞋，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小珠子，他要把红鞋子带给小珠子穿。后来就发现了门板，这块门板就是老许自己用杉木做的，而门板上留着调皮的小珠子画着的涂鸦，这更让老许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在这场战斗中，老许回到了故乡，他没有见到小珠子，“小孩的脚断了筋似的垂着，脚上的小红鞋有一只已经不见了。”村里已经变成了废墟，老许的亲人都死了，“他的家远在后方五六十里，他却觉得自己正在向家里跑，那只脱落了鞋子的小脚，那只焦黑的胳臂，一直在他眼前跳动。”
冯刚的交公的“子弹”，老许想起儿子的门板，都体现了战斗中士兵的一种人性存在，石言通过这些具有情感寄托的“物”，激活而成为一种情感。还有通过部队的教育改造而成为了一名合格战士的《“虱大王”》，投入政权重建而舍弃小家庭的“红丫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小研究”，石言都是通过细节的展示塑造出丰满的人物，这些小切口无疑也是在宏大革命叙事中创造了个体化的故事，而《“小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对“小研究”的介绍引出他成长的故事，“第一段，说的是‘小研究’这外号的来源”，段落化就像是一个说书人一样，把“小研究”的故事分成了不同的重点，“不过，你们看下去或者听下去就全明白了。”当说书人面前是观众，是听众，这种结构和风格又带入到一个嵌套之中，这无疑是石言创作上的一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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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言：马蹄急促，人影逐渐模糊 |
当然在结构上最大的突破是在小说《魂归何处》中，这部小说创作于1984年，距离最早的小说有40年的时间，这40年石言经历了什么？或者说这40年这个时代经历了什么？从1984年的当下回到小说中的1946年，“穿越”就是在结构中完成的：老战友的女儿从南京来访，带来了她父亲陈曦1946年的一本日记，这写日记主要可以做我写小说的素材；而1946年的日记主要誊抄着当时国民党军官唐正雄和后方的女友谢春红的往来书信——从恋人的书信到战友的日记再到小说本身，三层的嵌套是结构上的开拓，但是很明显，除了第二层的日记和第一层的书信存在着叙事上的交错之外，第三层小说中的“我”几乎不和嵌套内的故事存在关联，所以这个嵌套结构完全可以去除最外面一层。
但是石言之所以把一九八四年和我有关的引言作为其中一个嵌套层面，无疑是让自己站在当下，从而以更客观的方式审视小说中展现的历史和矛盾。在1946年的时候，唐正雄在内战中时国民党的团长，但是在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进行的通江战役中被击中，从而获得了他写给在上海的女友谢春红的信件。在信件中谢春红表达了对内战的担忧，这种担忧一方面是对在前方的恋人生死未卜的不安，另一方面则是对内战爆发感到不理解，这里就有对“共产党”的后方议论，“共产党，听说很不人道。”但是回到内战却又是反对的，“很多人在说内战不可避免，而且并不是共产党要打，而是你们国民党一心要打。十年剿共，八年抗战，老百姓渴望和平，为什么还要打呢？”所以谢春红在信件中表达了自己对和平的渴望，“人和动物的区别应该是互爱互助。这是我的宗教。你何时能皈依呢？”而唐正雄在这封最后一句是“共军又开始进攻了！”的信中，告诉谢春红，“到了国共激战的前线，你那互爱互助的宗教就绝对行不通了。”还乡团和土共是“两种截然不同之动物”，他们互相仇视，所以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他又强调，国民党正规军和还乡团不同，他们是“既愚且恶”，而他提到的“南通惨案”也是中统所为，对于唐正雄来说，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啊，缺少英雄的国家！缺少雄狮的国家！”
唐正雄在信中所表达的就是自己的爱国情怀，“那是因为我亦中国人也。”对于内战，他的观点也是：“我不会战至最后一个人，更不会流尽最后一滴血。毕竟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有必要牺牲那么多青年的生命，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唐正雄并非是逃避，而是对内战的一种矛盾心态。当部队在通江战役中击中了正欲逃跑的唐正雄，“我”给谢春红写去了一封信，信里告诉了她唐正雄中弹身亡的消息后，也鼓励她站起来，“希望你能投身到反对内战的正义斗争中来！”而谢春红在回信中说：“你的信是热忱的。但是你们太政治了。打死了一个青年女子的未婚夫，竟然还那么信心百倍地劝说她同你们一起‘斗争’。”这里依然凸显了后方对内战的态度，以及在个体情感表达中对解放军的“误解”。后来没有找到唐正雄的尸体，却发现他还活着，于是便安排他在一个庵内养伤，并把谢春红从上海接来。
恋人相见，这是生死离别之后的重逢，但是他们何去何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部队的建议是让他们留在解放区，“待我军自卫胜利，祖国重新统一，再为国防事业服务。”当然他们想回上海也没有阻拦，但是谢春红写来的信却提到了唐正雄的态度，他告诉谢春红，“你太真挚了！人群和狼群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人会说话，会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说成是合理的、正义的，甚至是神圣的。这是人类最大的优点和罪过。”谢春红尽管劝他，但是唐正雄依然没有转变态度，尽管之后在“通江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还乡团对唐正雄的污蔑被还以清白，在谢春红态度完全转变的时候，唐正雄却依然固守自己的位置，他一方面认为陈曦代表的共产党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理解的力量”，拥有这样的力量可以把一切都吸走，实际上他对这种力量是拒斥的甚至也充满了怀疑，“我更担心这种力量是伪善的，是在最神圣的辞藻下的最玲盼的攫取。你的信给我复杂的印象：写信的人要就是赤诚圣徒，要就是伪善恶魔。”当谢春红决意留下来，唐正雄只能忍痛割爱，“我是一个从武器到精神都被击败了的人。至此，我才意识到，春红过于清高，与我终非佳偶。我再不能接受她的爱情。我不能忍受她的爱情！”不甘心失败的他最后骑走了他原本乘坐的卢雪马离开了。
谢春红在这封信的附笔中写道：“我同意。”而她在内战时也留在了部队，后来进入了江淮大学。但是恋人唐正雄一去无踪。1984年的石言讲述1946年的故事，明显和40年前“当下”的观点不同，小说中的唐正雄作为国民党团长，亲历了内战，也接触了共产党，但是他内心的疑虑依然存在，这个军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希望中国复兴，而且时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完成这一理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理想最后破灭了，最后他的离开是一种无奈的逃避？还是另一种坚守？实际上石言没有给出答案，唐正雄离开所追寻的是一种叫“自由”的东西，“我还有自由。在茫茫宇宙中多么孤独又多么难得的自由啊！”那么这种自由是一种将自己包裹起来的盲目？还是不顺应潮流的一种独立？
最后的一段描写可以看做是1984年的石言的一种态度，它以魔幻的方式书写着自由主义者的最后命运，骑手、浓雾、战场，“一座倾圮的石牌坊，只剩三根立柱和一条石梁。”这是英雄刻写的倾圮，“马蹄重重地叩击着地面，去而复来。他在彷徨吗？他在留恋吗？他在致意吗？”何去何从的疑问最后变成了一次孤行，“忽然，战马发出两声刚愎而凄厉的长啸，马蹄急促，人影逐渐模糊，蹄声腾登远去。”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留下，最后的孤行是对自由的终极表达？“魂归何处”代表着沉寂之后石言的一次发问：当硝烟散去还是非此即彼的世界？当战争结束还是要分出输者和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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