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0《梼杌萃编》：惟有使人各适其性
看他到著末一回，结句还是“且听下回分解”，心里想道：“这部书到底完了没有呢？”
——《结束》
以“缘起”为始，以“结束”为末，构成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封闭结构，这封闭结构共有十二编，十二编分别以禹、铸、鼎、温、燃、犀、抉、隐、伏、警、贪、痴命名，每编分上下两回，十二编共计二十四回，组成了《梼杌萃编》的完整性，但是完整性又通过最后一回“且听下回分解”这种中国章回小说的特有表达所打破，也就是说，小说还有未完的故事，还有后续的情节，对完整性的解构，似乎都像抱真子一样发出疑问：“这部书到底完了没有呢？”
署名“诞叟”所作的《梼杌萃编》其实有着同时代小说没有的“先锋结构”，缘起和结束独立于故事之外，它构成了一种“别册”，而这一“别册”又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诞叟在这里创造性地使用了嵌套结构：十二编二十四回构成了最内部的部分，它是小说的主体，而缘起和结束两回又内在地解释了这部小说，它既独立又融入其中：诞叟和抱真子是莫逆之交，抱真子去上海游玩了几天后回来和诞叟在汉口话别，在讨论了酒色财气的生活害人与否的讨论之后，诞叟就提到了朋友写的一部小说，“我初次看了一遍，见他既没有朝代年月，又没有关涉治乱兴衰的事业，也没有格致算化的学问，并没有甚么诗词歌赋、酒令灯谜；而且写到男女闺房之事，虽不致蹈那些淫书的恶习，也有些觉得形容太过的地方，那笔墨似乎还不及《品花宝鉴》、《花月痕》呢，也就把他放开了。”但是因为正契合两个人讨论的话题，于是诞叟就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抱真子，让他消遣消遣，当抱真子拿过书十二本白纸毛边的抄本，发现就是十二编的这部小说。抱真子看完书之后，也推荐给茶馆的主人，主人看了书之后，问他要不要排印出来，抱真子同意排印，但是书没有名字，于是馆主人给书取了名字，“既然你说这书上没有一个好人，就叫他做《梼杌萃编》罢！”
在缘起是提到了这本书，在结束中最终给书命名最终排印，也就是说，《梼杌萃编》是在故事讲述中成书的，而故事本身就是《梼杌萃编》，所以，在结构上，《梼杌萃编》既是包含十二编二十四回的故事，又是更多包括了缘起和结束的小说，这就是嵌套。而且这种嵌套并不只是在文本意义上，比如书中写到的诞叟就是这本书署名的作者，故事中的贾端甫是抱真子认识的贾端甫，任天然则是抱真子在船上认识，抱真子甚至还拿着写着任天然故事的小说给任天然看，“前回在上海，有个朋友拿了一部书与在下看，内中有一位的姓名与天翁相同，就连如夫人的芳名亦复一字不差，此次去游嵩岳，这书上也叙及的。这是甚么缘故呢？”任天然觉得诧异，也拿起了小说翻阅，的确看到了同样名字而且就是自己的任天然，“这书上所说的任天然自然是我了，叙我的生平事迹虽然不能十分详细，大致也还不差”，也正是这样，任天然解释了书已完结却未完结的奇特之处，但是这书上的人，就我所晓得的，还有一大半在世上，以后的穷通正未可知，你教他做书的怎样替他归结？自然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不仅如此，抱真子除了在缘起和结束之中成为主角，在故事部分的二十四回中也有他的身影，第一回就讲到抱真子打开那本书，发现里面的贾端甫就是自己所认识的甘肃臬台，“他是个有名的暮夜却金、坐怀不乱的君子，怎么也被这人编入小说里头？”同样在故事中的诞叟就告诉他：“你到船上慢慢的看梼，这书也并未埋没了他的好处。”正是这种过渡，从缘起进入到故事中；在第五回的时候，插入了抱真子阅读之后的一番感悟，“这部书上做官的法子最多，稍为学点，宦途总可得意的。但不知这做书的他到底做过官没有？他做官又是用的甚么法子？”抱真子带着阅读中的疑点，“几时见着诞叟，倒要问问看呢。”
故事中的人物又在故事之外，故事之外的人物又被编排在故事之中，由此构成了小说的嵌套结构，这的确是小说形式上带来的革新，甚至是一种惊艳。而回到抱真子关于这本书既完结又没有完结的疑问，嵌套结构又具有了结局的更多可能性，任天然看了书之后，认为自己就在书中，很多人也都在书中，而且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归结，也就是说，人物和故事都在一种发展过程中，这种正在发展的过程其实表达了诞叟对“梼杌”进行时的态度，“就是这书里叙的几件新奇怪诞的事体，虽为理之所无，却为世之所有，并非全由捏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故事所反映的主题适合现世，那么站在当代性的意义上来说，诞叟要作这一本小说就是为中国的现状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正如他在缘起中交于抱真子所说，小说“没有朝代岁月”，正是预示着正在发生的故事，而故事围绕着酒色财气四个字，也成为诞叟对中国如何更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一种态度。
在缘起时，诞叟和抱真子讨论了这四个字的生活，抱真子因为在上海游玩时花天酒地，起初感觉快心，但是后来渐生厌倦，所以他认为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害人的生活。但是诞叟予以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酒为用有限为害当然也不多，气是因为财和色不平而起，也不是害人之因，所以四个字关键就在财和色上面，他认为看起来它们害人，但是如果没有更害人，引用古籍中的说法，“有财此有用”、“无财不可以为悦”“食、色，人之性也”“未见好德如好色也”，这些说法并不是说财色害人，反而是必不可少的，“那除非叫这五大洲的人皆人了佛家寂灭之教才可，那还成个甚么世界呢？”诞叟甚至就拿眼前两个人对坐饮茶来举例，如果没有财，“并此几间破屋、两盏清茶都不能办，岂不成了两个乞儿荒郊对语，试问有何趣味？”同样，如果没有色，人种不是就灭绝了，诞叟还认为，既是所谓的淫也有其作用，“不淫无以申其情，无情不能动其好。”淫中也含有情，而情更是男女相悦，“不但风流才子、慧业佳人往往由他作合，就是那些蠢女痴男野田草露，也未尝没有这‘情’字行乎其间，情愈深则好愈笃。”
| 编号：C25·2240826·2169 |
从反向来论证，诞叟认为，如果在财和色上面不能如愿，就会生出很多是非，“或则忧伤憔悴，夭折其生；或则背礼败常，自罹于法；甚而至于愍不畏死，酿成犯上作乱之事。”还有人受了折磨耐了凄凉，最后甚至造成了矫揉造作的戾气，“小则殃及身家，大则为害邦国。实按起来，比那愍不畏死的为祸还要烈呢。”诞叟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阐释，然后又找出了财色问题的根源，“推原其本，君相亦不得辞其责。”对于这个说法，抱真子颇为不解，个人的财色问题难道还和君相相关，难不成要国家按人头“分给家资，选择配偶”？诞叟解释说，君相之责就在于君相要使举国的人各有专业生计，“足以自生其财，自得其色，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实际上，缘起中诞叟所说财色是一种必需，是基于缺乏而言的，因为缺乏所以为害，而不是有了而为害，但是无论是抱真子所说，还是小说中所述，真正的问题是过多的问题，积财过多是一种害，因色而淫而放纵也是过多的表现，当然是一种害。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成了财和色到底多少才是适宜的？这个适宜问题，诞叟就从个人事务相关问题变成了国家礼仪的诟病，“中国婚姻多由父母作主，男女一面未识，试问从何生情？到了合卺的时候，以为理所当然，兀足为喜，那情自然薄了。”在诞叟看来，中国古来婚姻理想的状态是由男女自主，“寤寐求之”、“求我庶士”就是这种理想化的表达，如果这样，彼此无情何必去求？但是中国社会却慢慢走向了因情制礼、以礼废情的现实，如此便出现了现在的流弊。无疑，这里诞叟的观点也是对于“君相之责”的一种补充。
小说展开之后，以贾端甫为主人公的故事就在这多和少、有和无、求之和拒之之间摇摆。贾端甫死了父母之后托亲友找了个馆地，为师爷的孩子破蒙，后来去了酒馆，就看到了色的一幕，增二少爷堂而皇之去摸丫鬟小银珠的双乳，桂云在炕上替周师爷大烟，文卿则趁人不见拉着龙少爷到自己房里去了，只有贾端甫一个人坐着，颇感凄凉，回到住处贾端甫就心里不平衡了，“同是一样的人，他们有钱有势，就如此快乐，如此光辉。我一介寒儒，不但没人理睬，还要被这些浪子淫娼奚落嘲笑，怎能有一日让我吐一吐胸中的这口恶气呢！”但也只能自己生闷气，但是后来出恭的时候捡到了杨姨妈的茉莉针，杨姨妈正是背着丈夫和毛升鬼混，不小心丢了茉莉针。当她发现贾端甫手中的茉莉针，才知道自己的事被他知道了，于是杨姨娘开始勾引贾端甫，而贾端甫正苦闷中，所以一个是浑身欲火发动，一个则是放出胯下英雄——但是，“这书再照这样作下去，那就成了《金瓶梅》、《肉蒲团》了。”诞叟果断叫停，他通过贾端甫的自省而终结。
一方面贾端甫认为杨姨娘勾引自己只是因为自己撞见了他们的私情，所以用来塞自己的嘴，另一方面，贾端甫认为自己是个秀才又是处馆的，如果做了就会败了名声，“不如现在忍一忍欲念，将来被人家晓得，我还可以落一个夜拒奔女的美名，何苦贪恋这一息息的欢娱呢！”不仅自己忍住了欲念，而且还斥责杨姨娘，“我一个圣贤子弟，几乎被你这浪货所误！我同你家老爷是多年宾主，你的儿子、女儿都是我的学生，你怎好这么无耻呢？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比那些奴颜婢膝的家人，你拿我当作甚么样的人看待？还不快替我滚出去！”这是贾端甫维护自己名声守住节操的证明。后来贾端甫科考，居然考了个一号第二，有人变来说媒，女人是周姑娘，这周姑娘禁不住浴火和白小官勾搭，白小官又离她而去，伤心之时正好说媒的将她说给了贾端甫，而贾端甫并不知道周姑娘的风流韵事，认为自己是一一介寒儒，有人嫁给自己也是福分，于是也就答应了，“难得这么一位富翁丈人可以招赘上门，不但自己目前免了孤单，日后也还有个依靠；而且那个小官听说已不知流落何地，这事有无也还没有甚么实在的凭据，怎好因旁人蜚语，误了这美满良缘？”于是结婚，后来还生下了女儿静如，可以说，在这里贾端甫又表现出一种“善举”，而且他从此深恶烟花，绝迹不入青楼，“有人同他谈到风月闲情，他不是正言弹驳，便是掩耳不闻。”
中了进士之后，贾端甫又在贺宴上对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将来我放了外官，我那衙门里可一个官亲也不用。倘各位高亲以俗情相待，到那时远道见访，不要怪我贾崇方无情。不但衙门里不能破例位置，就是盘川也分文不能送的。宁可将来回家多多尽情负荆请罪，在官的时候可不能不恪守官箴的呢。”贾端甫将官亲看做是衙门最坏的事，所以他采取了全然拒绝的态度，让乡亲断了念想，这也是贾端甫不失操守的表现。后来增朗之为了从贾端甫那里得到好处，要用金钱贿赂贾端甫，贾端甫拒绝了，并且对增朗之说：““我们读书做官的人，这操守二字是最要紧的，就同女人家名节一般。我虽是个寒士，却向来于这些上头最有把握，通籍两三年来，从未受人家丝毫非分之财。岂不知道这部曹是个穷京官？”贾端甫暮夜却金更是传为美谈。可以说，贾端甫的种种行为都可以说是道德典范，甚至成为了小说中的“好人”。
但是在宦海之中，贾端甫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人，诞叟再现了官场的腐朽淫靡、放荡庸俗的生活，上至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总督、巡抚，下到藩台、(臬司)、知府、县令以至管家、奴仆，对金钱、权势、女色无止境的占有欲望，写尽了财色为害的故事，其中第十回就写到了骇人听闻的一起案件。范星圃成为臬台之后，从孝廉那里搜出了重要的册子，孝廉夫人知道丈夫保不住命了，自己又在公堂上被人乱摸，于是一头撞向了阶前石上，血液横流，脑浆进裂。孝廉被带上堂之后就咒骂范臬台，“你做臬司，执法是你的义务，那也不能来怪你，你却不应该设这些阴谋诡计，锻炼周纳的害这许多善类。”孝廉一针见血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贪图升官发财，以博取闺中妻妾的欢欣，无疑就是被财色蒙住了双眼。范臬台搜查到了这本册子，就可以知道谁是保皇党谁是革命党，长沙府保善从范臬台那里骗取了册子，发现里面一半人是学堂里的学生，“这本册子留着，照着这册子一个一个的拿起来，不知要连累多少人！不如我拼着一官，救了这些人的急难罢！”就把这册子烧了。他的这一行动就是保命，连抚台也出来为他解释，“这种会匪的事体重在歼厥渠魁，若要把那些胁从、附和的人一一追究起来，必致弄到人人自危，万一激出点变故，岂不好，不如记他两过，使大众知道这本册子已经被他烧去，那些被人哄骗的也可以安心悔过。”于是范星圃随风就转也不再追求，所谓四境平安也就是这种非法勾当的结果。
不管是贾端甫的道德操守，还是范星圃的见风使舵，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就是官场的自保术，而诞叟之所以讲述财色的故事，其实是在表达维新和守旧的问题，厉尚书曾对贾端甫说起百日维新的事，他认为这是要废祖宗成法，“我们是老旧无能的人了，且看他们这一班维新经济的好手怎样支撑这个时局罢！”贾端甫当然也是维护这样的利益，“朝廷虽一时求治，太急用了他们这些新进喜事的人，久后必定还要念及‘人维求旧’的这句古训，倚重老成典型的，藉此暂时怡养怡养也好。”而通过魏太史的话，道出了政治上的专制之必要，““他们讲新学的总说不可用专制手段，其实天下事非专制不行。就是他们外国，说起来呢有甚么君主、民主、立宪、共和的分别，替他按实了考较起来，也还不是这专制的主义！”所以和守旧一样，专制才能维持秩序，“若讲到治家，更非专制不可，若不专制，儿子不服老子的管教，妻子不受丈夫的约束，那还成个甚么人家呢？”
诞叟无疑是对守旧和专制持批评态度，所以财和色的必要性其实也是追求革新甚至是自由的意愿，回到贾端甫最后的命运，妻子和女儿的淫荡最后都付出了代价，所以诞叟提出了这个问题，“贾端甫如此一位道学先生，家政又如此严肃，怎么他的妻子儿女会得如此淫荡呢？”在他看来，这就是专制的悲剧，不是贾端甫治家不严而是太过专制，“不知道天下的事体无一样可以强制的，只有顺性而导，使他涵濡于不觉，自能就我范围；若去逆而制之，就如抟沙遏水，必致溃败决裂。”专制带来的就是缺少，一旦被打开就会造成决裂，“男女身备淫具，他不动欲念则已，动了欲念，铜墙铁壁不能限他，刀锯斧钺不能禁他，只有愈遏愈炽的。”因为专制而抑制欲望，因为抑制了欲望所以会爆发，这是从极少到极多的双重问题，所以在引入外国观念提出维新思想的时候，诞叟又将其变成了中庸，那就是适宜，“有鉴于中外家国历来变乱，无不由于防制太严，惟有使人各适其性，方能消患未萌。而且人生处世，无论何人，总宜待之以诚。”如果能各适其性，那么妻妾子女就各循其分，国家秩序也会在礼法中得到维护。
所以诞叟故意以未完结的方式完结，就是让这条“各适其性”的金科玉律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取名为《梼杌萃编》就是让故事里的人物都成为坏人，以坏人的故事反坏人，正如结束中任天然最后的解读：“不过细看他这部书里的皮里阳秋，大旨是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这还不失天地公理。倘然传到世上，是书中的人，看了固应汗颜；自返不是书中的人，看了也可触目惊心，于世道人心也还不无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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