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22《我不想保持正确》：为一切之整体做决定
物理学澄清了“Ju”，人文科学阐明了“Piter”。我们从此认识了“我们的父”，更了解了“于天上”之意。
——《访谈四 批评的终结》
Ju和Piter，两个单词，组成的是复合词：Jupiter，朱庇特；当然，复合词的“朱庇特”也可以以逆向的方式拆解成两个单词——米歇尔·塞尔拆解之后的解读是：Ju的意思是白天，Piter的意思是父亲，Ju代表的是理性，Piter代表的是情感，Ju指向的是科学精神，Piter指向的则是人文科学。当复合词可以被拆解，意味着被清除、被解释、被阐明和被批评的开始：如果Ju被清除而剩下“父亲”，意味着理性主义或物理主义的明释之后，宗教就只剩下了情感的一部分，只属于人的、非物理的部分，这就是“白日出走，唯父留存”的时代；如果Piter被清除而只剩下白天，走出的“父亲”则意味着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物理主义大获全胜，世界就走向了“上帝之死”。
不管是“白日出走”，还是“上帝之死”，拆解的结果都是让宗教不再真正是宗教，而这种缺失也并非只是在宗教意义上的，它在人类学、哲学意义上也面临着困境，而所谓的拆解并不是塞尔的一个游戏，它是历史，是现实，是人类自身的困境，“人类要么就是独自面对自然，形单影只，没有集体，没有社会；要么就是投身于政治，于是再无世界。”塞尔认为，这是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重大断裂的标志，这是认识理论、历史理论、宗教和哲学的危机，这是教育实践对世界的污染，甚至导致暴力、谋杀。但是拆解必然有一个逆向的过程，那就是合体，就是组成，当被清除、被解释、被阐明和被批评存在拆解的可能，那么是不是我们必须要让“批评终结”，从而回到“朱庇特”的世界？是不是可以在组合中让“我们与我们的父同处一片白日之下”？在这里，塞尔并没有以机械的方式让Ju和Piter回到“朱庇特”，白天和父亲的连接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连字符，它所代表的就是科学，而宗教就是要从这个连字符的缺席处回归，同样，哲学也需要在这里完成自我的命名。
让我们和我们的父同处在一片白日之下，这是词源意义上的解读，而从拆解到组合，再到连字符从缺席到回归，塞尔的“同处”思想其实就是站在那个连字符的位置上，就是在弥合那道裂痕，他的学术追求、人生理想也正是在在拆解和组合、缺席和回归中被构建起来。比塞尔小了一代的拉图尔在访谈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塞尔之谜”的问题：“您既出名，却又不为人知。您的哲学界同行很少看您的书。”更具体的表述是：“您勾勒出路径，但这条路却四通八达，通往科学、神话和文学。但与此同时，您又抹去了通往这些研究成果的痕迹。”似乎塞尔被呈现出来的就是“朱庇特”这个组合之后的复合词，但是却并没有人完全能够解读“塞尔之谜”背后的故事。塞尔面对这个问题，就从自己的成长开始说起，而这个从现在进入过去所勾勒的成长之旅的过程是不是意味着塞尔站在了那个连接符的位置上？
“我的青春从《格尔尼卡》开始，经由奥斯威辛，然后到长崎结束。”实际上塞尔所说的这个青春，从起点到终点都是一种同一的存在，那就是战争，就是暴力，是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1939年的纳粹闪电战而和集中营，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这也是塞尔对“时代”的定义：权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成长，从此对政治退避三舍：权力对我们而言仍然意味着死尸和酷刑。”所以当塞尔开始了学业，他一样看到了权力和暴力，他把大学教师看成了暴君，所以他抵制主流思想，所以他不断逃离政治，所以他说自己没有追随过任何一个当代思想家，所以他告诫自己“不要成为某某的一分子”，这是一种拒绝，拒绝服从，拒绝权力，拒绝被纳入，甚至拒绝那些布满了引用和注脚的著作——塞尔当然是反传统、反权威的，“我希望我所有的读者在我的作品的每一页里都听到爆炸的声响。”
塞尔把自己的成长归结为三次革命：第一次是数学的转变，从微积分和几何转型到代数和拓扑学结构，这一次转变赋予了全新的思维；第二次是物理学的革命，从经典物理学转变到了量子力学和信息论，这一次让塞尔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第三次革命则是在结识了雅克·莫诺之后认识了生物化学，阅读了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一次革命给我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但是这三场革命都是和方法有关的认识论，塞尔又否定了自己在认识论上的转变，于是有了第四次革命，那就是从科学转向了哲学，转向了道德、社会政治，最重要的是转向了文学——为什么是文学？因为文学意味着创造，因为文学比哲学更深奥。但实际上，塞尔所说的文学是文学化的哲学，是抛弃了大段引用和注脚的哲学，是作为整体之知识的哲学，“读百科全书，学知识；行走世界，理解生命。”在他看来，哲学的整体意味着不排斥任何东西而试图容纳一切，这样的哲学不正是理性和感性、科学和人文、“白天”和“父亲”组合的朱庇特？不正是用缺席而回归的连接符连接的整体？
| 编号：B83·2250113·2228 |
连接符从缺席状态回到自己的位置，已经不是简单的复位，而是新的创造，而“时代”对于塞尔来说也是一样，战争从童年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塞尔面对后战争时代的时候，他的整体知识的哲学是不是可以完成对时代的超越？在第二次访谈中，拉图尔就从“时间”开始，“为什么您可以把所有的类型、作者、作品和神话放置在同一个时间里呢？”塞尔把这个时间问题变成了“时代”问题，变成了“同时”问题：当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提出了流体力学、湍流、混沌、偶然性和决定论、第一条曲线“克里纳门”，他是不是那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历史人物？塞尔认为他就是当代的，不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上而是在哲学思考上的“当代”，正是卢克莱修提出了流体、湍流和混沌，所以他和我们的时代相连，一个看不见的连接符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朱庇特”就赫然站在哲学思想的神殿之上。
这就是塞尔对于“当代”的理解，也是他的时间论：时间不是一条不可逆的直线，而是知识和创新的直线；时间不是线性的，它不是永远指向人类中心论的“进步”，人类也不是活在时间的当下，时间是分裂的，甚至可能断裂的，但最终时间是混沌的，“我的时间更像是混沌时间，它以极度错综复杂且难以捉摸的方式流逝……”塞尔认为，对于时间论的解读有两个词，一个是“漏勺”，它表征的是时间的流逝状态，时间并没有流走而是被过滤了，这就是渗流；另外一个词则是“互涉”，塞尔举例说到了一块手帕，如果将它熨平展开，上面不同点之间就有了远近，但是当将它揉搓起来再放进口袋里，那些在平面上的远近距离已经不存在了，曾经最远的两个点可能靠得最近，甚至重叠在一起，平面上的距离是度量几何，而邻近和撕裂就是拓扑学，时间就是这个被揉皱的多面体，不同的时间在这里的关系就是互涉的，它们在“互涉”中保持着“之间”的关系，这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一，而是一种“异”——这就是塞尔的著作以“赫尔墨斯”命名的原因，“中介者、赫尔墨斯；天使和作为各门科学之间、科学和文学之间中介的我自己，都不得不沿着这些曲线飞行。”赫尔墨斯就是异的信使，它的“搬运”“是最好的，也是最差的；是最清晰的，也是最黑暗的；是最疯狂的，也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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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VS拉图尔：访谈就是互涉 |
时间的运动是是渗流，时间的存在是互涉，时间的意义是赫尔墨斯的中介——不是将连接符安放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自动置入了连接符，使它成为“当代”，这就是互涉，就是交流，就是翻译，就是转移，而塞尔对拉图尔说自己的风格是：“速度，边写边走，从天涯一头到另一头。”边写边走的塞尔就是赫尔墨斯，赫尔墨斯就是连接符，在这个连接符的作用下，魏尔伦在“希望就像马厩里一根闪着微光的稻草，那只陶醉着狂舞的马蜂，你为何要怕它？”的十四行诗中提出了噪声论，魏格纳在春天浮冰裂开中想到了大陆漂移学说，牛顿在苹果落下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当然卢克莱修也成为了和塞尔生活在一起的同时代人，“哲学不仅应该创造，更应该创造出未来创新所需的共同土壤。”这种被连接符连接起来的共同性就是塞尔所说的整体意义。但是当科学拥有了全知、全能和全部的理性，就意味着它用权力拆解了这种整体，甚至将人文意义上的“父亲”清除，于是哲学变成了知识，于是哲学被奴化了，所以为了恢复整体，塞尔提出了综合的方法，“综合是由高度差异化的关系构成的整体。”他必须找到更可靠、更有力也更有创造性的那个连接符。
那就是“介词”，那就是介词映射的关系，那就是关系构建的互涉：一方面塞尔反对建立在名字和动词基础上的传统哲学，“传统哲学总是从一个神圣的太阳出发，它照耀万物；或从一个原点出发，继而展开一段赋予规范的历史；从一条原则出发，进行逻辑演绎；从一个逻各斯出反，赋予哲学以意义；从游戏规则出发，组织一场辩论……”它们忽略了关系，只有关系是以“居间”的方式形成互涉，而这就需要介词：介词的“和”是关系，“穿过”是关系，“在其旁”是关系，“语言内的其他元素相比，介词好像拥有一切意义，但又几乎无意义，所以它同时具有了最小量和最大量的意义，就像传统分析中的一个变量。”介词构建的关系就是赫尔墨斯，但不是被固定的介词，它是信使，“赫尔墨斯经过又消失，产生意义，又摧毁意义，展示噪声、信息和语言，缔造了音乐，然后是书写，制造了翻译以及翻译的种种阻碍。”
介词构建了关系，赫尔墨斯成为信使，实际上拉图尔对塞尔的访谈也可以看做是被构建了关系的对话，那么他们之间的问答是不是就是也是互涉的“介词行为”？很微妙的是，拉图尔似乎将自己拜访在后辈的位置上，他对塞尔提出问题就是对塞尔的解读，无疑塞尔就是访谈的中心，但是塞尔又是拉图尔的对象，这就有了非常有趣的关系：在问答上，提问永远是主动的，永远是矢量的，但是塞尔却在很多问题中以“不谈这个”为由拒绝，实际上就转变为主动，将话题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当拉图尔想要塞尔对怀疑哲学做出评价时，塞尔就说：“请您不要让我做评判，不要让我对远在天边那一头的哲学简单说两句，因为这可真是难为我了。”塞尔认为批判不是给予哲学审判一种权力，而是赋予哲学创造的能力和言说的条件，“所以批评的最终目的是逃脱一切可能的批评，让自己无懈可击。”但是塞尔虽然谈及的是哲学批判的意义，但是言辞中也有针对拉图尔提问略显不满的嫌疑，“他提出一切问题，以至于让其他人对他无可提问。换言之，最优秀的警察也是最聪明的小偷。批评哲学最终成了侦探杜宾，一个您认为无懈可击的人。”这句话不正是暗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拉图尔？
但是拉图尔似乎也并没有完全变成被动，在谈到现代性这个问题时，拉图尔忽然就完全抓住了主动性，他从“歧路”中用力将访谈拉了回来，他谈到了自己对现代的理解，“变成现代，意味着要做出一场双重的哥白尼式革命，一要把过去和现在分开，二要把被认知的世界和认知的精神绝对区分。”塞尔问了一句：“这就是现代吗？”拉图尔又深入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要成为现代人，就是要把人类群体和物之间做出绝对区分，“这种区分让我们彻底远离神话，远离过去，远离其他的文化，把人类自己搁置在一边。”拉图尔认为，希腊人、迦太基人沉没在人类集体之中，无法区分表象和世界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现代人却知道这种区分，这也是现代的标志，当塞尔并不同意拉图尔的说法时，拉图尔又阐述说，“成为现代人意味着不再重复康德的纯化工作，所以这意味着永远不可能成为我提出的定义上的现代人，在我们身后从来没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把过去彻底取消，把我们人类与世界彻底分离。”一方面拉图尔认为塞尔所做的正是这条中间道路，另一方面他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现代过”，他认为塞尔冒险所做的事并不证明他是现代人，也不是反现代的，当然也不是后现代的，“我尝试说您是无现代，或者说非现代，意思是您发现如果我们审视过去，去除其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及政治革命，去除了康德、马克思和巴什拉等人，我们从来就没有现代过。”
拉图尔完全掌握了主动，完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塞尔只是很简短甚至有些应付地回答“是的”“对”等，但是这种对话中的转变并不是在主动出击中形成中心继而变成权力，反而是将访谈变成了对话，或者正在实践着塞尔所说的建立在“介词”中的“互涉”，就是构建了连接符的关系，或者说正在朝着整体的方向努力，在第五次访谈中，塞尔就明确提出了整体论的目标，“我们必须为一切事物做决定，为一切之整体做决定：包括物理和热力学的未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生命、地球和时间……我们要对可能性进行筛选，对进入存在之物做出评估，而莱布尼茨在谈到对神秘无限的理解时曾经把这些归为造物主的壮举。”这种整体需要的就是哲学回归到它的本质：追求智慧，但是智慧是什么，它所需要的依然是连接符：从我们能力的最柔弱部分开始，从我们“坍塌、缺失以及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尽的下坠”中开始构建科学的基石，从记住“恶”的起源中唤醒哲学的使命，“每一个介词只说出恶的一小部分。”最终在柔弱、下坠和恶之中建立智慧，而且是上帝的智慧，——我们传统上称他为“仁慈上帝”——是所有良善关系的总体。”
回到关系之中，就是回到关系的整体之中，就是回到人类理性和人文的整体之中，这也是塞尔对于时代之暴力的另一种审视，从恶出发最后必然回到“仁慈上帝”身上，它是父亲，更是白日之下的父亲，是理性和人文结合的父亲，“义务之大者在于爱，不仅爱至亲之人，更爱所有的整体：个人、集体、生命体和无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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