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2《乡村医生》:泛道德的“救赎”
1909年的默片,大卫·格里菲斯无疑又是在片名上体现了他的创作主旨:“乡村”展现的是一种平静和美好,“平静的山村斯蒂尔沃特”就是对“乡村”的注解,在第一个镜头里,格里菲斯就通过长镜头,将远景中的小村、道路、群山、河流和近景中的医生住宅、草坪、树木都纳入其中。在长镜头之后,则是医生哈考特一家出门游玩,他们从和人齐高的草丛,走向山花烂漫的山坡,一家人享受着阳光、微风和美景,这是幸福、和谐的生活。
“乡村”之后是“医生”,而医生作为一种存在,就担负着治病救人的职责,那么很明显,医生之存在的必然性,在“乡村”里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乡村存在的落后和闭塞,导致疾病的施救变得有些困难,一个医生如何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二是当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医生所体现的拯救是不是可能会有悲剧性的结果,那就是很多人得不到及时救治。所以“医生”的存在在这双重的含义中具有了不同的指向,医生必然和疾病有关,医生就是因为疾病之存在而存在,所以在格里菲斯的叙事中,“疾病”制造了痛苦,带来了伤害,甚至还会夺走人的生命,它具有的破坏性不仅是对“乡村”美好的解构,更是对人的生命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疾病是“乡村”的反面,它甚至就是一种恶。也因为疾病是一种恶,担负使命的医生就成为善的象征,而这种善是在对恶的抗击中完成了救赎的意义。
导演: 大卫·格里菲斯 编剧: 大卫·格里菲斯 |
“乡村”和“医生”的片名构筑了一种对立结构,而在哈考特医生身上,对立反而变成了对道德的考量:哈考特一家享受着乡村美景,但是下一个镜头,女儿伊迪斯躺在了床上,她被疾病击倒了,躺在床上正面朝向摄影机的伊迪斯眼圈发黑,病魔正在折磨着这个小女孩。于是哈考特给女儿治病,但是另一家的女儿也生了病,突发疾病使得家属找到了医生,他们哀求医生为女儿治病,在这个时候,哈考特就面临了两难:两个女孩都患上了疾病,而且都很严重,而自己只能医治一个人。在分身乏力的情况下,哈考特去了邻居家,为邻居的女儿诊断,而在这个时候,伊迪斯的病情急转直下,妻子再次让仆人去叫哈考特。面对两难,哈考特最终给邻居女儿医治,直到她得到了救治,当哈考特返回家里,才发现伊迪斯已经气绝身亡,他只能靠在床沿上,和妻子相拥着陷入在失去女儿的悲伤之中。
女儿去世,这是家庭的悲剧,“山村包围在黑暗之中”,格里菲斯再次以一个长镜头展示了“乡村”的美好和平静,和第一个镜头形成了呼应,但是在这里,长镜头并非是因为故事带有的悲伤情绪而显得压抑,而是对美好的一次回应:因为哈考特为他人治病救人并最终使得孩子脱离危险,而获得了灵魂意义上的救赎。这是一种赞美?格里菲斯无疑表达了一种道德意义的“美好”,但是这种所谓的救赎是泛道德意义的,哈考特治病救人的身份是唯一的,那就是“医生”,而不是自家女儿的父亲,也不是邻居家的朋友,所以面对疾病、面对病人,作为医生都是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拯救病重的女儿和邻居,并没有道德上的优劣,甚至谁死去也都不应被道德谴责,但是格里菲斯却因为医生把救助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而赋予了“医生”更高的道德评价,这无疑变成了“泛道德”,如此命名,也就失去了“救赎”本应有的意义。
《乡村医生》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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