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2 《战火葬童年》：红唇刻印的个人史

那一个红唇曾经留在十二岁的安东额头上，印在那张抵抗组织反抗的军事地图上，如此醒目，如此鲜艳，却也是如此尴尬：十二岁的安东在女人的红唇中感受一种温暖，但四周是漆黑的夜，是冰冷的监狱，是恐惧的枪声，而在地图上，包围它的是攻击的箭头，是反抗的地点，是作战的方向。但是，一枚鲜艳的红唇，一个未曾看清面目的女人，一种失去家人之后获得的关爱，却在童年的心灵世界刻下印记，它是生存的力量，它是活下去的勇气，它是孤独中的爱，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之外，成为永远的符号。

对于童年的安东来说，那种力量、勇气和爱，是用撕下来的纸张燃起的火，是救济处领来的一碗稀薄的肉汤，是抵御牙齿疼痛的丁香，是心怀着5000年后被打开的时间筒的想象，更是用爱温暖彼此的家人。尽管1945年寒冬的哈勒姆边缘地区还没有结束战争，但是在这个小镇上，安东的生活里有食物，有欢笑，有向往，有父母和哥哥。但是即使在这个边缘地带，在这个一家四口的小小家里，战争也无孔不入地破坏了一切。

在那个宵禁还没开始的夜晚，当四个人一起开始下棋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枪声，就是这突然到来的枪声，成为安东一家悲剧的开始，顷刻间所有的一切都走向了毁灭。被人称为混账的当地纳粹头子普拉格骑自行车被人伏击，死在了雪地里，当安东的哥哥彼得开门，看见邻居科德维克和卡琳父女正在将尸体从他们家门口抬到安东的门口，气愤的彼得出去想要把尸体再移回原地的时候，德国士兵赶过来向他开枪，接着彼得拿起丢在地上的手枪跑了，而安东一家人则因此被关押，而和自己分开的父母，在这个夜晚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导演: 冯斯·罗德麦克斯 编剧: Gerard Soeteman / Harry Mulisch 主演: 德雷克·德·林特 / Marc van Uchelen / 莫妮卡·梵·德·冯 类型: 剧情 / 爱情 / 历史 / 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 荷兰 语言: 荷兰语 / 英语 / 德语 上映日期: 1986-02-06 片长: 144 分钟 又名: 攻击 / 袭击 / The Assault

哥哥失踪，父母死亡，以及那幢房子被焚烧，这是那个夜晚枪声之后的所有悲剧，而对于安东来说，当成为这场悲剧中的唯一幸存者，童年就已经笼罩在无尽的阴影里。并不是一次战役，却亲眼目睹了死亡，而这种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偶然之后的错误，甚至是道德意义上的陷害——如果当初普拉格的尸体不再这条街上，如果在他被枪杀之后科德维克和卡琳不来搬运尸体，或者如果他们把尸体搬向另一个邻居的方向，那么命运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哥哥不会为了报复而闯入科德维克家中，不会因为拿出了那把手枪而被德国士兵杀死；父母不会因此而被带走，更不会死在即将迎来和平的年代，而安东，也完全可以继续在一家人和睦的生活中过完他的童年。

但是偶然却注定会成为必然，实际上在战争年代，这一起谋杀事件所折射的是在宏大的历史中个人无法对抗的命运，是个人生存的无力感，而不仅在战争年代，当安东告别悲剧的童年，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这样一种无力感的个人宿命反而越来越明显，从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美苏冷战，到1952年安东回到哈勒姆时发生的朝鲜战争，从1956年苏联镇压布达佩斯暴乱和阿姆斯特丹的反抗浪潮，到1965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甚至1983年欧洲的核扩张导致的军备竞争，所有这一切，或者在安东的身边，或者远离安东的生活，但都是一种宏大历史，里面是对抗和冲突，是独裁和镇压，是集权主义，是野蛮和暴力，而在这历史的洪流中，个人依然像活在战争中，活在无力的现实里，在人类历史的“对抗的一页”中，安东所感受到的依然是恐惧，依然是孤独，依然是被裹夹的命运。

《战火葬童年》电影海报

偶然和随机，似乎是个人命运的注解，普拉格的死导致全家人的悲剧，可以不发生；哥哥不拿枪不去找科德维克，也可以不发生；甚至当德国兵冲进他们家，如果安东的父亲不在看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也不会因为和亲犹太人而被抓捕；而安东的幸存更是一次次的偶然，如果选择和哥哥一样去报复，他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在被德国兵送回的路上，他在飞机的轰炸中逃过一劫，而他所遇到的些“善良”的德国兵，似乎也让幸运降临在自己身上——那个抱着熟睡的他回警察局的士兵，那个给他吃三明治牛奶给他穿德国军装的士官，他们充满微笑，他们亲切和蔼，像不是纳粹的一员，而是具有人类博爱的友善之人。

他们也是一个个的个体，当战争、暴乱、武力不断发生的时候，个体命运的这种偶然性，个体生存的无力感，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安东选择的方法是逃避，1952年他作为一个医学院学生回到哈勒姆的时候，远离那些讨论朝鲜战争的同学，独自回到了自己曾经留下记忆的地方，他站立在烧毁的家的位置，他寻找普拉格雪夜死亡的地方，他看望已经苍老的邻居，他也在战争纪念碑里寻找父母和哥哥的名字；1956年当阿姆斯特丹爆发反抗动乱的时候，就在自己房子旁边是警察和示威者的对立，他也完全不去关心；和第一个妻子结婚后参加的那场葬礼上，他也从来不参与别人谈论越南战争的话题，之后和第二个从印尼回来的妻子结婚，他也从来不问她印尼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在他看来，只有远离话题才能远离死亡，只有避开政治才能避开恐惧。

这是一种逃避，但是上学、结婚、事业有成的种种经历，并不能让他完全隔离政治，反而现实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那次普拉格被谋杀事件在安东的世界里一点一点的还原，他从1952年回去的哈勒姆
知道了普拉格的种种劣迹，他从1952年参与街头暴乱的普拉格儿子腓克那里知道了一家人挣扎的生活，他从1965年遇到的吉斯那里知道了抵抗组织实施的那次暗杀行动，知道了那个夜晚谁打死了普拉格，而他从1983年的反核示威游行中遇到的卡琳那里知道了彼得曾经冲进了科德维克的家，知道了最后被德国兵打死的结局，知道了科德维克移民新西兰却最后选择自杀，也知道了当初为什么母女会将普拉格的尸体移到安东门前而不是相反的方向移到阿尔茨门口，“因为他们藏着犹太人。”

也是个体命运的无奈，科德维克和卡琳希望危险不在自己身上，这是个体活下去的欲望，他们没有将尸体移到阿尔茨家门口，是怕因为有犹太人而使阿尔茨一家遭遇悲剧，其实在恐惧面前，他们根本没有选择，因为不管是那一种选择，最后导致的结果一样，只是安东一家的命运因为这种偶然性而更有宿命感，所以看起来被历史裹夹的个人命运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但是偶然性其实是一种必然，谁也没有办法逃脱，谁也没有办法避免，就像面对腓克的时候，安东说：“我父母是无罪的。”腓克的回答是：“我父亲也是。”就像科德维克在那个夜晚避免了厄运，却在三年之后还是因为负罪而自杀，“不用你去杀死他，但是你一直在他身体里。”而安东不介入政治，甚至逃避政治，那种恐惧和无力的感觉也一直在自己的身体里。

但是，在这必然的个体遭遇面前，却有另一种东西可以成为力量，可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可以化解恐惧和无奈，那就是爱。在安东被抓进警察局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的对面是一个女人，看不清脸，却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叫他靠在自己身上取暖，她告诉他德国法西斯的罪恶，她用沾着鲜血的手抚摸他的脸，她也用自己的嘴唇刻下那个鲜艳的红唇。在枪声、火焰和哭喊交织的夜晚，在家人分离甚至死亡的严冬，她是唯一的温暖，唯一的力量，而这个陌生的女人也告诉他，“这个世界到处地狱，但是还有光明，还有爱。”她说起自己爱着的那个男人，“我爱他，即使他不知情。”爱可以是两个人相关的爱情，也可以是关心陌生人的博爱，对于安东来说，这个夜晚开启的爱，这个夜晚留下的红唇，成为他一生支撑的力量，成为他一生在寻找的目标。

这个女人其实就是和吉斯一起枪杀了纳粹普拉格的抵抗组织成员，他们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击中了普拉格，但是普拉格在垂死之际却又向女人开了枪，她受伤最终被德国兵抓捕，而在冰冷黑暗的监狱里，她给了安东一种对抗的信心，注入了他的生命里，成为被偶然和必然推行着的个人命运中最坚实的力量，成为他在历史洪流中努力寻找自己的希望。1960年，在伦敦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像是那个女人在监狱中对他说话的声音，于是在被激活的记忆中，他和这个女人结婚；1965年出席朋友的葬礼中，安东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被激活的记忆再次让他寻找，最终在吉斯的回忆中知道了他们的故事，知道了那晚的袭击，而就在吉斯的房间里，他看见了那一辆自行车，看见了那个女人的照片，看见了墙上的地图，而地图上就印着和自己额头上一模一样的红唇，依然鲜艳，依然夺目，在充满了火药味的作战箭头里，红唇却成为一个永远的符号，让他回到了那个夜晚，回到了那所监狱，回到了女人身边，回到了爱的世界。

十二岁时，红唇在德国士兵的驻地被洗掉，现在，红唇被密集的箭头所包围，这是一种现实，也是一个隐喻，对于安东来说，红唇早已经变成了灵魂里的一个烙印，关于生与死，关于爱和恨，关于善和恶，关于战争和悲剧，关于历史和命运，曾经被记住，曾经被遗忘，而一切的一切，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永远，就是一种意义，所以当安东站在反核示威的人流中的时候，他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儿子彼得，这是一种爱的力量，一种活着的意义，个人并不是在群体的历史中被湮没，而是用自我的存在方式书写另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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