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2《资治通鉴（十五）》：私且诬者谓之朋党

《资治通鉴》第十五册记载了《唐纪五十三》至《唐纪六十五》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806年丙戌，尽于公元859年己卯。

【佛不足信】

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在施政上有几大变化，一是利用唐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裁抑藩镇的大臣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与裴度等人，坚决用兵，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二是注重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鼓励大臣直言极谏，“为君推诚，为臣尽忠”是其调整君臣关系的准则，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直谏的大臣大为增加，形成了贞观、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空气；三是在经济上赋税按省估折纳，规定观察使须先征用所治州之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其余州之税，减轻了纳税者的负担。

但是，唐宪宗在晚年的时候极好神仙，还求天下方士为他合长生药，多服金丹性转躁急，左右官宦往往获罪。元和五年的时候，唐宪宗与宰相问及神仙，“果有之乎？”当时的李藩对他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这是一次劝谏，但未说及当时唐宪宗的态度。但是之后的唐宪宗好神仙，并且颁诏在全国寻求方术之士，先前担当鄂岳观察使的宗正卿李道古“以贪暴闻”，他担心自己要被治罪，于是寻求向皇上献媚的办法，正好唐宪宗寻找方士，于是他通过皇甫镈，推荐山人柳泌，说他能够制作长生的药物。元和十三年十月甲戌，宪宗颁诏让柳泌住在兴唐观中炼制药物。柳泌向唐宪宗推荐了天台山，说那里神仙所聚，有很多灵草，为了获得灵草，柳泌提出：“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于是唐宪宗答应了他，让他当了台州刺史，还赐服金紫。面对谏官提出的疑问，唐宪宗竟然这样回答：“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

好神仙之外，唐宪宗在晚年还崇信佛教，功德史进言说，凤翔法门寺的塔中有释迦摩尼的手指骨，先传寺塔三十年才开放一次，开放的时候年成丰熟，人民安宁，而明年正好开放。于是唐宪宗在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派遣中使率领僧众迎接佛骨。元和十四年，中使将佛骨迎到了京城，宪宗让佛骨在宫禁中停留了三天，之后遍送各寺，上自王公贵族，下到黎明百姓，都瞻仰供奉，施舍钱财，有的人还把全部家产充当布施，还有的在上肢和头顶上点燃香火供养佛骨。这一现象引起了官员的重视，当时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对宪宗的行为直谏其危害。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韩愈一开始就对佛教进行了定位，认为是夷狄的一种法而已，而中原之地从黄帝、夏禹、商汤到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也安居乐业，那时候并没有佛教，但是在东汉明帝后佛教传入中国，“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和北魏对佛法都很恭敬，但是这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十分短促，梁武帝虽然在位四十八年，他曾先后三次舍身为寺家奴，但最后也是遭受侯景之乱而身死台城。所以，韩愈认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他认为，百姓信佛就是因为自己愚昧无知冥顽不化，尤其是“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所以针对天子的做法，韩愈认为，“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如果真有佛在人世，陛下完全可以接待他，“不过宣政一见，礼宴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且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的只不过是枯朽骸骨，这样将他迎到宫中，还在全国举行仪式，“臣实耻之！”韩愈的建议是：“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

韩愈全面否定了佛教的意义，甚至希望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及时制止这种崇佛之举，“佛如伺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看了韩愈的奏表，唐宪宗大怒，要宰相“加愈极刑”，当时的裴度、崔群对唐宪宗说：“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于是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对于唐宪宗的做法以及韩愈对佛教的看法，《资治通鉴》里没有出现“臣光曰”，但是言辞也都是一种评论，佛教之出现以及被崇信，其原因在于两个：“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韩愈也是唯一一个“恶其蠹财惑众”而极力否定的人，虽然他的言辞过于偏激，但是韩愈所做的《送文畅师序》论述最的要领，其中说到：

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飞禽走兽都害怕危险，都面对敌人，它们生活在“肉弱强食”的世界中，整天提心吊胆，但是韩愈却认为自己和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完全不同，之所以能如此闲逸自得，就在于没有畏慕罪福的想法，没有论难空有的虚无，而这也间接地指出了远离佛教的用意，司马光对这篇文章的赞赏，也的确隐约表达了自己对信佛的反对。

【苟徇近功】

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陷入到藩镇割据的国家危难之中。元和十四年发生了一件悲剧。当初的时候，朝廷平定淄青后，把淄青分为三镇，李师道在郓州的士兵则被分配到郓、青、沂三个藩镇。沂州的观察使王遂被王弁杀害，朝廷认为李师道的余党还在，于是命令棣州刺史曹华率领棣州的军队奔赴沂州，他去沂州干什么？那就是讨伐李师道的余党。曹华到达沂州城后对将士进行安抚，将士们并未对曹华的来意起疑。三天后曹华还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沂州的将士，曹华事先将披甲持枪的千余士兵埋伏在帐幕后面。在宴会中，曹华让大家分开来，郓州的将士在左，沂州的将士在右，之后他又让沂州将士出去，然后关上门，对在场的郓州将士说：“王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将土何得辄害之！”说完那些埋伏的士兵冲出来围而杀之，死者共计千二百人，这一场屠杀血流成河，“门屏间赤雾高丈馀，久之方散。”

对此，司马光作出了评价，他谴责了阴谋主义者的诱杀行为，《春秋》记载了楚子虔在申地诱杀了蔡侯般，这件事发生在动荡的春秋时代，是诸侯之间的矛盾，但是孔子依然对这种不仁道的行为进行了指责，而现在天子竟然也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所诱杀的自己的将士。回顾王遂和王弁之间的斗争，司马光认为，王遂被唐宪宗看中而镇守沂州这个刚被官军平定收复的地区，但是他施政苛刑暴虐，以致激发兵变，而王弁则是一个庸夫，他乘将士们对王遂不满才发动了兵变。所以这里是朝廷用人的问题，而唐宪宗竟然派曹华设下圈套，屠杀了一千多个不幸的士兵，这难道不是滥杀无辜吗？这还将造成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将帅和士兵之间变成了仇敌，更是为战祸埋下了祸根。

“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司马光叹息道，唐宪宗平定了藩镇治乱，几乎已经达到了天下太平，而他的这一举动只是为了眼前小利，最终也将丢失诚信，造成更大的灾祸。

【游戏无度】

唐宪宗之后的唐穆宗和唐敬宗，都死得蹊跷，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个人的喜好导致出现弊政。唐穆宗即位后，流放制造丹药的方士，罢宰相令狐楚、皇甫镈，后以李逢吉为相，有一次宦官打毬堕马，唐穆宗受到惊吓，竟然患上风疾，足不能履地，朝政为宦官王守澄与宰相李逢吉所掌控，之后他又拜牛僧孺为相，他又急切推行消兵之策，导致被裁撤的兵士无以为生，啸聚山林，社会动荡。长庆四年正月，唐穆宗因服食金丹之故驾崩，年仅30岁。 

唐穆宗之后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游幸无常，昵比群小”，每月听朝不过几次，大臣都很难进见。针对这一现象，宝历元年二月壬午，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向敬宗奉献《丹康六箴》，第一叫《宵衣箴》，规劝敬宗勤政爱民，上朝不要太少太晚；第二叫《正服箴》，规劝敬宗遵循法度，服饰不要杂乱而不合制度；第三叫《罢献箴》，规劝敬宗禁止各地奉献，不要向地方征求珍宝古玩；第四叫《纳诲箴》，规劝敬宗虚心纳谏，不要侮弄和抛弃百官的忠直上言；第五叫《辨邪箴》，规劝敬宗辨别忠正奸邪，不要信用左右的小人；第六叫《防微箴》，规劝敬宗提高警惕，不要轻易外出游玩。其中《纳诲箴》曰：“汉骜流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

对此，唐敬宗虽然“优诏答之”，但是他“游戏无度”的弊病丝毫没有改变，宝历元年七月的时候，下诏命王播修造用来游乐比赛用的竞渡船二十艘，并命把造船用的木材运到京城长安修造，总计费用大体相当盐铁转运半年的收入，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极力劝阻，敬宗方才下令减为十艘；唐敬宗喜欢和身边的小人玩踢毬、摔跤，禁军和藩镇则争相进献大力士，供他游乐，敬宗自己也出钱一万缗，让内园栽接使为自己招募大力士；唐敬宗还喜欢深夜外出捕捉小狐狸……性情急躁的唐敬宗一旦遇到出言不逊的大力士，就把他们流放甚至没收家产，宦官稍有过失就会被棍棒毒打，众人既怒又怕。

宝历元年十二月辛丑，唐敬宗像往常一样，在夜里外出打猎后回到宫中，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踢毬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饮酒。酒兴正浓时，敬宗到房中换衣，这时，大殿里的火烛忽然被吹灭，苏佐明等人乘机在房中杀死敬宗。刘克明等人假传敬宗的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制，由绛王李悟暂时代理朝政。一代君主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仿佛他的生死也成为了游戏的一部分。

【朋党自生】

唐敬宗游戏人间，在他之后即位的是李昂唐文宗，在被封为亲王的时候，他就深知唐穆宗、唐敬宗两朝的弊政，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对宦官专权“心愤仇耻，志除凶慝”，尤其在厉行节俭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唐纪五十九》中详细记载了唐文宗下诏的内容：凡官女未担任后宫职务者全部放出，共放三千多人；五坊使所养的鹰和猎狗，除保留少数用于游猎外，其馀一律放出；度支、盐铁、户部和州府每年供应宫中的日常用品，一律按照贞元年间唐德宗规定的数额供给，不得增加；裁减教坊、翰林院和宫范总监所辖多余人员一千二百多人，停止唐敬宗对内诸司所辖宦官增加的衣粮待遇；皇家养马坊场和近年来为皇上另外积存钱谷所占用的水田，一律归还当地州县收管；各地按规定所贡奉朝廷的数额之外下诏勒索的绣缎、雕镂等物，一律停罢……除此之外，唐文宗还一改敬宗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的弊政，复过去的制度，每逢单日上朝，向宰相和群臣百官访询朝政大事，很晚才罢朝。于是，朝廷内外都一致相互庆贺，认为天下太平大有希望。

但是这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现实看起来更为残酷，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唐文宗在朝时的举措和事件进行了多次的点评，是唐朝皇帝中评论最多的，这些评论似乎也戳穿了对于太平盛世的幻象。太和五年的记载是：卢龙监军奏报，节度使李载义在毬场后院设宴接待朝廷派来的敕使，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喧哗作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对此，牛僧孺对唐文宗说，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范阳一直“非国所有”，那时的刘总归顺朝廷，朝廷花费了八十万缗的钱财却一无所获，所以现在杨志诚夺取了幽州，不如就此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使捍北狄，不必计较他对朝廷的态度。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之后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对此，司马光一方面质疑唐文宗的做法，“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的作用就是“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只有这样，“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李载义士节度使，对国家立下战功，却被杨志诚无端驱逐，作为天子应当对杨志诚严惩不贷，“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批评了牛僧孺，国家设置藩镇不是为了让他们擅自据有当地的财富，而牛僧孺这样处置，完全是对藩镇的姑息，这种苟且偷安的办法“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元和六年十一月乙卯，唐文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时多次上言，他认为，朝廷命令西川把吐蕃降将悉恒谋捆绑送还，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后无人再敢来降。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有害。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牛僧孺失策。这时候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乘机间隙，使得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十分不安，文宗有一次问他，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标准，现在，周边夷蛮族不至于来侵犯，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虽非天下大治，也可谓小康了，陛下如果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追求什么太平，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到的了。但是在退朝后，牛僧孺对同僚说到皇上其实开始对我们责备抱怨，于是，他接连上表请求辞职。

对牛僧孺的这一行为，司马光从君臣之间的关系说起，“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但是唐文宗和宰相讨论天下太平，却依然是宦官专政，依然是藩镇叛乱，依然是战乱不断，但是牛僧孺却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不亦诬乎！”身为宰相，牛僧孺在被擢拔时苟且偷安、阿谀逢迎以便窃取宰相的职位，辞职时又欺骗皇上，诬蔑时事以盗取名声，“罪孰大焉！”其实，不管是藩镇治乱，还是牛李之争，都是“朋党”之祸害，太和八年十一月，文宗任命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李德裕和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对此文宗很担心，他发出的感叹是：“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朋党的祸害到底源自何处？司马光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说起，认为他们如冰炭不可相容，“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君子的处理方式，“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而小人的处理方式则完全相反，“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什么是朋党？“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如何辨别君子还是小人，正直还是朋党，就需要君主慧眼，所谓明主，就是这样的人：“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这样自然就不会有滋生出朋党，否则，“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在对君子和小人、正直的人和朋党进行定义之后，司马光再次指出了朝廷出现朋党，君主首先应当自责，而不是责备群臣，唐文宗忧虑朋党之争，却不去核查他们的行为，所以重要的是全面考察臣子，“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他认为唐文宗埋怨群臣，就像一个农夫，自己不种田不除草反而迈远田地荒芜一样，所以司马光不无忧虑地指出，“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甘露之变】

司马光的忧虑在太和九年成为了现实，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以夺回失去的权力。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唐文宗也遭到软禁，五年之后的开成五年，唐文宗抑郁而终，年仅三十二岁，而朝廷依然被宦官掌控，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对于甘露之变，司马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很多人谈论甘露之变都认为王涯、贾餗有才学卓著的声誉，开始并不知道李训、郑注企图诛除宦官的密谋，但最后却意外地惨遭灭族的灾难。他并不这样看，而是认为宰相的职责就在于在危难之际救危扶难，而在甘露之变中，“涯、餗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力取将相。涯、餗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所以他们其实是失责，是尸位素餐，甘露之变中被诛杀，不是仇士良所为，而是“天诛之也”。

【会昌法难】

唐文宗之后，唐武宗即位，武宗李炎即位后，贬逐牛党，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相，李党陈夷行、李让夷等亦先后为相，一时形成李党独掌朝柄的局面，李炎对宦官亦稍加挫抑，拥立他的大宦官仇士良亦被迫致仕，会昌三年，其命诸道平定昭义刘稹叛乱。

但观唐武宗施政，极具争议的则是“会昌法难”，《唐纪六十四》记载如下：“上恶僧尼耗蠹天下”，于是下令拆毁山野之间的菩萨佛像和小佛祠，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左、右两街各留佛寺两所，每个寺院留僧侣三十人；天下各镇凡节度使、观察使的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所佛寺，将佛寺分为三等；上等可留僧侣二十人，中等可留僧侣十人，下等可留僧侣五人；其馀僧侣及尼姑以及大秦穆护、袄教僧人也一并勒令还俗；寺庙除应该留下的以外，立即命令所在官府拆毁，并且由朝廷派遣御史到各道去进行监督；佛寺的财产、田产全部没收入官府，寺庙的建筑材料用以修缮公家的官舍和驿传的棚屋，佛教铜像、钟磐等器物熔化后用以铸造钱币。

据记载，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拆毁佛寺共四千六百多座；勒令还俗的僧侣、尼姑有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袄教僧人也有两千多人；拆毁菩萨佛像、小佛祠四万多区；从寺院收得良田数千万顷，收得寺院奴蜱十五万人；其余所留下的僧侣都隶属于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管辖，而不再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祠部郎中。唐武宗下诏陈述佛教的危害后，对于这样的结果，朝廷百官都奉表称赞庆贺。不久，唐武宗又颁布诏书命令东都只留僧侣二十人，诸道原留僧侣二十人的减去一半，留十人的减去三人，留五人的全部减去，一个不留。

唐武宗制造的“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共称佛教“三武之祸”。但是唐武宗晚年因服用方士所炼的金丹，性格急躁，疾久未平，在“会昌法难”一年之后去世，年仅三十三岁，李炎成为唐朝自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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