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06《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只能击败他们
客观来讲，葛兰西不信任任何同志。倒不是说他认为有谁会同当局告发他写的实际内容，他总是试图用难以捉摸的措辞来掩饰这些内容，而且从一开始就很少有同志知道他在写作。
——《附录 阿托斯·利萨的报告》
《阿托斯·利萨》的报告以“附录”的方式收录在书中，当作为一名铁路工人的利萨以片段回忆的方式记录狱中的葛兰西发表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当葛兰西在图里监狱的院子里分析意大利政治和经济形势，在被审查员可能知悉的情况下，提出关于“制宪会议”战略构想，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不是革命的游戏？当佩里·安德森引用这份在陶里亚蒂逝世后十年才发表的报告，作为书中观点的支撑，是不是本身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从文本到文本，从革命到革命，其实这份报告的指涉更多的不是葛兰西的政治路线是偏左还是偏右，是赢得盟友的策略还是夺权的策略，而是在狱中写作是怎样一种冒险主义？利萨回忆了自己在被关押在图里监狱的时候，葛兰西利用每天在院子里的时间讨论意大利的力量关系和国际局势，其中作为“一记重拳”的就是对党的官方路线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即“制宪会议”：葛兰西呼吁召开制宪会议，结集意大利所有反法西斯力量，作为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过程中的过渡目标。葛兰西是在对制宪会议进行了长期思考之后提出自己的构想的，他赋予制宪会议“最高的政治重要性”，而不是追求“最高纲领主义”，所以在共产党尚未获得革命胜利之前，必须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即政党身上，在他看来，暴力夺取政权需要创建一个军事类型的组织，并要广泛渗透进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分支里，在斗争决定性时刻能够沉重打击并重创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葛兰西在狱中阐述的这些政治观点成为对官方路线的“一记重拳”，按照利萨的说法，“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葛兰西的立场”，但是这似乎是表面的，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把监狱里的狱友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而利萨在报告中指出，葛兰西的最大问题是“不信任任何同志”，“一记重拳”或者只是他自己完全理想化的设想，在监狱这个与外界隔绝之地，葛兰西的夺权思想无疑是一种“左倾”。但是，利萨指出葛兰西不信任任何同志，就在于和狱友讨论的是这样的说法，写进了他秘密写作的《狱中札记》之中的可能是另一套阐述，或者说，所谓的讨论只是为了制造某种假象——因为他也担心这些思想会被人告发，所以真正体现他革命战略思想的就是狱中的笔记——但是如同讨论是一次冒险行为一样，如同利萨说他运用的是“难以捉摸的措辞”，当葛兰西在审查员眼皮底下写作《狱中札记》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春秋笔法：诉诸暗语和典故？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佩里·安德森提出并想要寻找到答案的问题，“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的反响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且牵涉甚广的学术话题。”安德森把《狱中札记》看成是葛兰西的“遗产”，他认为这份遗产具有的意义，一是它的多面性，“《狱中札记》涵盖的主题在左派理论文献中无可匹敌”，它包括欧洲国家的历史和统治阶级的结构，包括知识分子的功能和变异，包括工人的经验和农民的世界观、生产与消费的最新形式，以及哲学与教育问题，安德森用“广博”形容这本书的主题。第二则是作品具有的碎片化，葛兰西在狱中写作，没有参考书，也不可能自由写作，所以作品就只是一种探索性的随笔，而且写下的笔记还面临着被审查的危险，“札记中的笔记，和其他札记一样，都是草草记下作为备忘录的快速提示。它们都必须经过仔细严格的检查和修改，因为它肯定包含了很多误差、错误的联系、不合时宜的内容。”葛兰西自己也清楚思考的临时性和潜在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葛兰西思想的解读，《狱中札记》到底具不具有一种转变的标志性意义？
大约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这部作品中的多样性掩盖了碎片化的不足，所以成为了葛兰西思想的“遗产”，甚至将葛兰西作品中的留白、省略、矛盾、无序、暗示、重复等等，都看做是面对审查时的一种“秘密符号”，从而取消了葛兰西写作时客观条件的无奈。从这个角度出发，安德森阐述的“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完全建立在他成熟的思想之上，在他看来，通过语义学分析，只是从引起争议的词语“hegemony”是霸权还是领导权的歧义开始，之后才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概念起源和含义指涉具有怎样的政治语境？它对解读葛兰西政治思想的转变具有怎样的意义？——通过将“hegemony”一词设定为分析的焦点词，阐述葛兰西设定的西方革命策略，“这势必不同于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甚至最后扩展到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语境之中，“仅仅对他的观念进行文本内部重构是不够的，它们必须置于当时国际革命运动内外激烈辩论的格局中，而这以前从未被关注过。”而反过来，从对西方革命的战略构想又可以完成对葛兰西身份的再一次界定，“从政治上来说，葛兰西是一个带有列宁主义印记的革命者，他的战略思想只有在第三国际及其辩论的语境中才能理解。”
| 编号：B84·2250211·2233 |
碎片化的“误读”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是主观制造的缺失、留白、无序，如何将这些狱中无奈的写作境遇完全设定为对葛兰西革命思想的解读？也许在从本书的写作出发点来说，安德森就已经走错了一步。于是沿着这个错误的起点，安德森摘要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几处对“hegemony”不同语境的阐述：葛兰西对比了“东方”俄国式的政治结构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葛兰西关注了俄国和西欧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葛兰西提出了俄国革命路线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命题……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对比了“hegemony”具有的不同语义：在东方，市民社会是原始和混沌的，西方则是发达而坚固的；国家在东方是主导型的，而在西方则是平衡型的；东方的革命策略是运动战，西方则是阵地战；在节奏上，东方是迅速的，西方则是持久的……可以说，西方和东方的政治语境是对立的，而葛兰西的阐述无疑是在这种对立中做出选择，那么就关涉到他对革命的态度：“hegemony”既是霸权也是领导权，这个从十月革命产生的概念，当进入到新的革命时代，它是不是需要一种重构？尤其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无产阶级应该承认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还是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把诞生于俄国历史语境和政治语境中的hegemony赋予了时代使命，尤其是运用在西方议会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权力结构中，运用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中，在对立阐述中，葛兰西就是分析了权力结构可能的面向：国家与市民社会，同意与强制。葛兰西将hegemony词义延伸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它指向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与其他被剥削群体在共同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结成了阶级联盟之后，无产阶级对盟友做出让步和牺牲以赢得对他们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实际上意味着从“社团主义”到“工运中心主义”的转变；然后，葛兰西将其扩展到反对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视角，扩展到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机制；而伴随着这个概念的扩展，其指向的霸权或领导权在权力体系上也有了场所上的分野，霸权属于市民社会，强制属于国家，这也意味着功能发生了改变，霸权变成了“同意-强制”，国家就成为了“政治霸权的机关”；但是，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关于国家-市民社会、霸权-强制的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有的版本霸权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对立，有的版本则把国家看成是霸权的装置，有的版本取消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区分，国家变成了专政和霸权的组合。
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不同文本让西方的国家在不同位置波动：或者它和市民社会是一种平衡关系，或者它是市民社会的“外层表面”，或者是取消市民社会自主性的庞大结构，这就是葛兰西的赋予hegemony的“变体”。安德森的分析也从基础的语义学过度到了政治学，从葛兰西的变体变成了“不对称”：葛兰西恰恰忽略了西方市民社会这一关键分布，使得其与国家之间造成了不对称，“强制位于其中之一，同意则位于两者。”如果说西方资本的权力结构表现为一种霸权的话，这无疑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经典观点，葛兰西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他又主张西方资产阶级的霸权是“同意与强制的结合”，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关系的“精确校准”。在安德森看来，这里就包含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危险，它所表现的闭环就是：市民霸权等于阵地战等于统一战线，由此葛兰西的政治观点和战略学说就进入到了特殊的语境之中。
安德森分析认为葛兰西从“三月行动”的失败总结出运动战需要进行必要的政治修正，也就是走向“阵地战”，而且他明确将“统一战线”等同于阵地战，按照安德森的分析，“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耐心地组织和巧妙地鼓动工人阶级在行动中团结一致，从而争取西方群众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那么葛兰西将阵地战看成是统一战线，意味着要让西方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也标志着葛兰西与过去政治路线的决裂，要实现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葛兰西说，“需要非凡的耐心和创造力等品质。”在这里葛兰西提出了霸权或领导权的空前集中，还需要一个“干涉主义”的政府，还需要加强内部领导权的地位，“在政治中，只要没有赢得决定性的阵地战，运动战就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运动战是手段，阵地战才是目的，而阵地战要建立统一战线就是将其提升为劳资斗争中的决定性和关键角色，或者就是为了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建立更专制、能够压制所有异议的指挥部，安德森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死胡同”，“将阵地战战略与政治表达的集中统一联系起来，学到了共产国际最坏的一面，实在叫人不放心。”
安德森把葛兰西的“变体”看成是一种道德隐喻，当失去了革命胜利的直接希望后，通过这样的调整只是为了一种所谓的挽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如果想以阵地战和命令作风来实现劳动者的最终解放，注定要失败。”在对葛兰西作品的语义学分析、政治学分析之后，安德森其实站在一种左派的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当阶级斗争的清算时刻到来时，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暴动并行不悖。正是它们的结合，而不是其他因素，才能构成一场真正的社会机动战争，推翻隐藏在最强大堡垒中的资本。”所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对于安德森的“意义”就在于形成一种共识：将无产阶级革命构想为一场运动战，是一种致命的冒险，而将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一场阵地战，就是忘记了革命喷发的突然性，所以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寻找攻击的速度和机动性，这种机会就表现在首先要在团结中创造一种新的“大众权力”，然后实施军事行动，“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核心力量，他们经过特殊训练，拥有特别强悍的镇压职能，无法改造他们，只能击败他们。”
创造大众权力，实施军事行动，安德森的左派思路其实是关于革命的直接性阐述，“只有当群众切实体验到无产阶级民主明显优于资产阶级民主时，这样的革命才会在西方发生。”这就是真正的“统一战线”，它是让国家这一镇压机器自身走向分裂时才会实现，是在工人阶级拥有了足够的信念时才能夺权，“只能击败他们”的安德森无疑早就越过了“hegemony”的概念，将其变成了自己战略思想的一种真切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起义，有赖于大胆行动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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