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5《烧船》：到处都有奇妙的缘分
母女两个都穿着茶色的毛衣和黑色裤子，衣服已经很脏了。但我想不通，为什么我觉得她们看起来像白色的蝴蝶呢？
——《在路上起舞》
起舞的白色蝴蝶，在道路上，它构成了另一种风景，而这种风景在被我看见之后，却演变为一种更为诗意的存在。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被托付给住在尼崎的姑母照顾，人生地不熟的我想着回家，“我是讨厌尼崎，讨厌国道二号线以北的街巷，讨厌那些酝酿着芜杂和贫瘠的全部风景。”但是当看到一对母女在那里的时候，却在讨厌的世界里发现了美丽的风景。但是这一处风景和芜杂、贫瘠的尼崎相呼应，因为这是一对乞讨的母女，因为母亲还是一个盲人，还因为租后那个盲人母亲死了——据说是被车轧死的，也有说法是，“某天快到傍晚时，她还像往常那样乞讨的时候，突然朝前倒下，就那样没了呼吸。”
这是和童年有关的记忆，这样的记忆被唤醒是在三十九年后，我来到中国新疆的莎车县旅游，在村子尽头的道路上看到了同样是在乞讨的母亲，母亲跪在那里，抬起双手、张开手掌做出乞讨的动作，而那个七八岁的女孩，则在她妈妈身边开心地跑来跑去。隔着三十九年的时间，像白色蝴蝶一样的母女诗意般的重现，当记忆被唤醒，对于我来说，似乎有着混杂的感觉：母亲是盲人，最后在乞讨中死去，而那个开心的女儿呢？三十九年前的春子没有死，三十九年后的女儿也还在，母亲的死仿佛是一场悲剧，但是活着的女儿在续写着记忆相关的故事。而当我将遥远的记忆和现实连接在一起，作为旁观者，也许更多是将“在路上起舞”看成是一种缘分，而一对母女在不同的时间以相同的蝴蝶般的方式出现，是不是也是一种缘分？
实际上，宫本辉并不是在讲述一种和自己无关的缘分，“在路上起舞”重现母女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想要书写的缘分，缘分就是说不出什么原因却奇妙地出现，缘分就是不需要解释就自成为一种故事，而宫本辉在小说中所要讲述的其实是和“母亲”有关的缘分。《胸之香》的确是一部有关缘分奇妙的小说，母亲在六十九岁时罹患胃癌住进了医院，她的临床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是一家面包店老板的妻子。在母亲离世半年前，她任性地说要去那家面包店，“那边呀，可是有妈妈的回忆呢。”母亲的回忆将面包店、面包店老板的妻子连在一起，更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情感经历串联起来：自己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去世，父亲和年轻的女人私奔了，被亲戚轮流抚养的她留在心中最早的记忆，就是烤面包时酵母的气味；后来父亲也一样离开了，母亲和父亲是再婚的，在生下我之前而和前夫还有一个男孩，母亲后来在电车上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怀孕了，按照母亲的推算，那个女人的孩子比我小两岁；母亲住院的时候，面包店的老板会给妻子带来面包，母亲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味道……
一切都被连接成了一条线，父亲曾经买面包时带回来的气味，电车中遇到怀孕的女孩，邻床面包店老板的妻子……当母亲准备迎接生命尽头回家后，这些线便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个面包店的老板就是怀孕女人的儿子，怀孕的女人就是父亲的情人。将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只是“胸之香”的体味，“特别是，那种气味在他的胸口一带，尤其强烈。”体味和香味跨越了时间，却指向了隐秘故事中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是到处都有奇妙的缘分啊。”是母亲还在回忆离开自己的丈夫？是母亲从父亲私生子身上找到了人母的感觉？尽管母亲也没有真的拆穿这个故事背后的伦理道德，但是“缘分”的背后却并不是美好的，就像“在路上起舞”的白蝴蝶，“如同遭到雷击一样，深夜里，我在没有人的医院的厕所里，站了很久很久。”这里就显得有些不一般了，缘分像一种虚无缥缈却突然降临的东西，母亲没有将过去的哀伤说出来，也没有背过身去避开，而是把它当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而不管是“在路上跳舞”的旁观者，还是在母亲故事中的听众，我都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个缘分故事里，但是当母亲的故事被连成了一条线，我自然就有了被纳入其中的位置，“我对他说，以前您妻子住院的时候，邻床有个老婆婆，我就是她的儿子。”
| 编号：C41·2250406·2274 |
在宫本辉的这本小说集中，“我”的身份有一种转换，这是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换，更是从缘分到恩情的改变。在《后记》中，宫本辉说，“母亲的死尤其影响了这七篇小说。”在母亲死后他读到了日莲和尚说的一段话，“父母之赤白二渧，和合以成我身。宿母胎内，二百七十日，九月之间，有三十七度死之苦。生落时隐忍之念，自顶出烟达于梵天。生后饮乳一百八十余石，三年间游于父母膝下……”这就是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层关系并不简单只是母子身份的连接，从“和合以成我身”，到“三十七度死之苦”，再到生落时“隐忍之念”，孩子的诞生就是父母受苦受难的结果，或者说孩子之生是建立在父母之死意义上的，于是母亲去世这个在小说中的母题就有了更多的隐喻：孩子生命的诞生以及小说文本的诞生。所以当宫本辉创作这些被母亲的死影响的小说，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一种对父母之恩的报答，“生而为人，必须报答三种恩情，‘父母之恩’就是其一。”
这就是在这本小说集中实现的转变：从奇妙的缘分变成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从偶然的连接到必然的态度，而且在宫本辉看来，这种报答不是礼仪，也不是道德，它就是作为人子和母亲的天然连接，在《胸之香》中，母亲念念不忘的其实并不是父亲的体味，而是从父亲的体味中寻找“儿子”，这就是宫本辉所强调的“生”本身和怜爱他者的生命力。在收录的七部短片中，都有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从母亲的角色，演化出那个如蝴蝶的春子，演化出面包店老板，演化出听说母亲故事的我，而除此之外，宫本辉的“母亲”也在非礼仪和道德层面探究了和我有关的情人、妻子等角色，而这更让我从旁观者变成了“生”本身所代表的生命的见证者——但是在强调“母亲”这一身份具有的生命力象征时，那些妻子、情人故事中带有的道德问题是不是也被这种所谓的“父母之恩”而合理化了？
《涟漪》的开篇第一句是：“酒醉后我随便约了个女人。刚回旅馆，她就打来电话，问我现在能不能过来。”女人不是情人，只是为了一夜的肉身关系，但是在宿醉中，女人的肉体并没有激发我的欲望，“我没能和她做爱。”后来这个叫真须美的女人便离开了。这不算是一次成功的性交易，而且当两年后在葡萄牙里斯本偶遇她，这个故事就完全变成了对母爱的赞歌。真须美带我去了寓所，那里有一对老夫妻，真须美说那是丈夫的父母，我看到了一张带着相框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子正在微笑，这是真须美两个月前去世的丈夫，“一年半前。在东京办的婚礼。那时候他在日本留学，比我小两岁。”也就是说，两年前是应召女郎的真须美，一年后就已经嫁做人妻，而且她也成为了妈妈，在一则笔记中，真须美写道：“今天，去医院了。检查出怀孕。我要生下孩子。在葡萄牙生下来养大。我去工作，养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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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本辉：父母之赤白二渧，和合以成我身 |
真须美的身份转变，尤其在成为了那个养育孩子的母亲之后，我对她自然有了一种对父母之恩的天然感触，“就像是在水中游泳，累了之后想要在什么地方温暖一下冷掉的身体，终于爬上岸了一样。”对真须美母亲身份的赞歌实际上也是让自己得到了赦免。《烧船》的故事和婚外情有关，而且也和“母亲”有关。我和珠惠乘飞机去了鸟取县的S市，住进了一个只有五间客房的老旧廉价旅馆，这次并不算是旅行，而是要和她分手，“我们半年前相识，到现在，情人关系也维持了三个月。对此，两个人都已经厌倦了。”这种厌倦是因为珠惠说我们之间“有结果”是不可能的事。没有结果而厌倦，厌倦而分手，这也许是我身为一个妻子的丈夫应该做出的决定。但是在住进这家旅馆之后，这种道德上的罪恶感似乎慢慢消退了，甚至变成了对婚姻本身的反思。
我和珠惠看见海边的一只小木船，而且小木船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悄悄移动，后来发现移动小船的是旅馆夫妇。这对看上去只有二十二岁的夫妻，这对结婚才三年的夫妻，为什么要移动小木船？老板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和妻子在八岁时就有了婚约，小时候的他们就常常坐着小船一起玩，后来他们结了婚，小时候的玩笑变成了现实，但是看起来恩爱的他们却在半个月前决定离婚，于是要把那只船烧掉，怕邻居们觉得奇怪，妻子便在夜晚的时候移动小船让它在适合烧船的位置。青梅竹马的爱情，令人羡慕的婚姻，如何走向离婚的结局？宫本辉并没有提及，但是这个无解的问题却在我和珠惠的关系里得到了隐秘的回答：我发现自己并不想失去她，“在珠惠喜欢上别人之前，我们还是继续相处吧。我们一定能创造出那种‘有结果’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结果”成为了一种希望，更成为了维持情人关系的必要条件，也许正因为旅馆夫妻没有得到结果，所以他们选择了离婚，而当船真的烧起来的时候，珠惠把我送她的18K窄手镯扔进了未熄的炭火中。旅馆夫妻8岁时的婚约和结婚以来的矛盾，以及18K的手镯，都成为了“烧船”的象征，甚至还有我和妻子之间的婚姻关系，它们都是没有结果、令人厌倦的存在，而真正的感情需要的是“有结果”，那么，这个“有结果”是不是就是怀孕？是不是就是孩子？是不是就是让珠惠成为母亲？《浮月》也许是小说集中最好的一篇小说，因为宫本辉将这个故事置于母亲和儿子的双重视角：我是母亲的孩子，对母亲自然怀有感恩，但是我又是可能孩子的父亲，我天然就成为了一个被感恩的对象，感恩和被感恩让我处在双重关系里，而且更为敏感的是，我是妻子的丈夫，是情人的情夫，丈夫和情夫又被赋予了两种身份，那么在双重关系和双重身份中，道德问题是不是就像在《烧船》中一样，取决于“有结果”而具有了合理性？
我乘坐中先生的船从旅馆出发说是去看中秋满月，但是我心情不好路上不断叹息，因为我受困于两件事：两周前美幸知道怀上了我的孩子，她说要去找朋友商量，“据说那个朋友比我大两岁，不过名字、工作，还有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美幸怀上了孩子，我就是孩子的父亲，但是要不要这个孩子美幸不和我商量，而是去找我不知道的朋友，是不是意味着在孩子面前我是缺席的；家中的母亲已经八十岁了，三月份的时候因为轻度脑梗住院了，六月份出院后总说自己的肚子里怀有婴儿，她不让我的妻子碰她，因为她说儿媳要杀掉这个孩子。怀孕的美幸，肚子里有“孩子”的母亲，她们在我面前都是母亲，都是孩子的母亲，但是不管在美幸那里，还是在母亲那里，我却是一样缺席的，而且最核心的事实是：美幸只是我的情人，而我的妻子担负起了照顾母亲的工作，妻子不知道我外面有情人，当然美幸也没有想要让我的家里人知道这件事，甚至如果有了孩子她也会努力将他养大。
在美幸面前，我是缺席的，不仅仅是她没有让我陪，更是我作为他的情人并没有名分，在母亲面前，我是缺席的，她生病我没有尽到儿子的职责；在妻子面前，我更是缺席的，妻子任劳任怨照顾母亲，而丈夫却早已经出轨。但是这里最好的设计不是我在三个女人面前的缺席，而是“孩子”这个象征是缺席的：母亲以为自己肚子里有婴儿，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病态产生的粪便和气体，“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妈妈的肚子恢复原状了。”妻子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美幸找到了我，在船上她告诉我孩子已经流产了，是在五天就已经流产了，“就这两周，我却泄气了，所以肯定会流产的。我原以为自己的精神会更强大的，但并不是那样。”美幸这样对我说。母亲排出了粪便和气体，肚子里不再有婴儿，美幸流产了，也不再是一个有孕的女人，对于我来说，似乎生活中的不快随着这两个孩子的消失而化解，但是，我不是别人，恰恰是母亲生下的儿子，恰恰是流产胎儿的父亲，是不是当两个孩子消失，我身为儿子和父亲的身份也被取消了，“美幸紧紧抓着我的腰带向后拉去。我和她一起仰面倒在了甲板上。船身剧烈地左右摇个不停。”而这是不是变成了道德意义的某种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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