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2《德意志人》：放在历史秤盘上的时代
这位智者的存在就像太阳之于基遍，因为看呐，这个人伸开四肢仰躺在地，当其身后尘世的力量竭力追求他们脚下的尘土时，他沿着赫拉克勒斯之柱迈向了宇宙。
——《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致冯·穆勒首相》
1832年3月22日，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歌德在魏玛去世，9天之后，歌德生前好友冯·穆勒收到了德国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的信函，在信中策尔特同样表达了失去这位有人的悲伤心情，“我就像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孀妇，失去了她的主人和供养者！”在他看来，歌德这位智者就像是“太阳之于基遍”，“这个人伸开四肢仰躺在地，当其身后尘世的力量竭力追求他们脚下的尘土时，他沿着赫拉克勒斯之柱迈向了宇宙。”“基遍”的典故源自《圣经》，以耶路撒冷王为首的五个亚摩利国家联合出兵，攻打与以色列人签订合约的基遍城，约书亚得知后，带兵与基遍人合力将城外的联军击溃。策尔特心目中的歌德就是击败敌人的太阳，“沿着赫拉克勒斯之柱迈向宇宙”也是对歌德一生伟大贡献的赞誉。
作为萨克森-魏玛-史森纳赫大公国的首相，穆勒也一定回了信，在他们双方的交流中一定共同表达了对生前好友的怀念。从寄信人到收信人，信函之间的交流总是呈现为一种私密性，但是歌德逝世作为一个事件，也超越了朋友之间的私密话题，它成为了德国一个时代的标记。穆勒的信中就无比悲伤地表示，“期待之事、忧惧之事，必须要到来。丧钟已经敲响。”但是他也认为，“我不可以悲伤”，因为，“我要保存这一珍宝并且将它的利息变成资本。”这是什么样的“利息”？又将成为怎样的“资本”？无疑策尔特和穆勒都把歌德看成是时代人物，甚至是如太阳般存在的“太阳”，用以解救被围困的基遍城，这就是将利息变成资本的一种隐喻：虽然时代的丧钟伴随着一代伟人的离世而被敲响，但是这个时代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私人性的交流成为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公共性话题，这也是瓦尔特·本雅明编写这本以信件为主体“编纂性”作品的初衷，“这本册子中的二十五封书信涵盖了一个世纪的时段。第一封注明的时间是在1783年，最后一封是在1883年。”25封信组成的是德国百年的历史，从私人性的交流这个小写的历史变成跨越整个世纪的大写的历史，本雅明完成了一种转换，他也从这些信函中窥见了一个远去却能够“将它的利息变成资本”的时代。歌德是这个时代的巨大标记，在本雅明选取的信件中，除了这封在歌德去世之后的信件之外，和歌德的时代有关的信件还有其他几封。
1827年10月16日，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就给歌德写过一封信，当时的歌德已经78岁，策尔特也已经有69岁了，可以说，歌德依然是策尔特的前辈，而作为后辈的策尔特，表达了对歌德的敬意，也表达了对自己年老的担忧，“你是如此舒适地安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是如此乐意听你谈论那未被世世代代的人看见的、通过宇宙发挥作用的原始自然力，以至于我预感到一个相同之物，我的确觉得自己理解你最深刻，然而我太老了而且太过落后，无法再开始一场对大自然的研究。”回顾自己年强时代开始的奋斗历程，策尔特也强调了自己一直在“同自己作斗争”，他把歌德看做是自己的指路明灯，而在年老时日，依然表达着不可分离的感情，“你是唯一一个过去忍受着我、现在还在忍受我的人。我可以与我自己分离，只是不能与你分离。”对此本雅明认为，这封信是“最完美无缺的一封”，对于策尔特和歌德来说，他们更为珍惜的是一种友情，“互相凭借令人吃惊的祝词度过了生命中剩余的日子”，这一种友谊也许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分离，就像策尔特在信中所说，“为了巩固我内心最隐秘的渴望，你会屈尊为我放上基石：即艺术与自然、精神与身体堡堡到处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的分离是——死亡。”
另一封和歌德有关的信件是贝尔特拉姆致苏尔皮茨·布瓦赛雷的，苏尔皮茨·布瓦赛雷和他弟弟梅尔希奥·布瓦赛雷都是德国艺术收藏家，他们共同收藏了大量德国和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木板油画，写信人约翰·巴普蒂斯特·贝尔特拉姆，是德国画家和艺术收藏家，布瓦赛雷兄弟藏画的共有人。这封信的寄信人和收信人都不是歌德，但是却和歌德生命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有关，在歌德62岁的时候，对兄弟俩收藏绘画中表现的中世纪题材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这也促成了他经典名著《浮士德》的完成——在这封信写就之时，歌德《浮士德》的第二部即将完成，在本雅明看来，“这封信不仅仅是一份作为证明的第一等级的文学史资料，讲述了将天主教的意象世界置于年迈的歌德的目光下这一非同寻常的实验是带着何种担忧进行的；它同时表明，这个人的存在还多么安排性地和指导性地远处区域。”这也是这封信中所谈到的“微小的胜利”，贝尔特拉姆在信中写到，“在令人压抑的市民和家庭的关系中，在反对长年累月的偏见、反对对更高之物的漠不关心与冷酷无情的斗争中，在各种痛苦和悲伤的困扰下，我们暗自继续我们的道路，除了内在更好的意识和忠诚以及坚定不移的性格的支撑外，没有其他鼓励和支持。”时代的浓雾很可能让这一切的努力失去光泽，但是永远不能被扼杀和毁灭，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绘画收藏本身也变成了“生命里最大魅力的一切”，而这就是一种时代精神，“谁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对纯粹美好的意愿意识清醒，时代不情愿的催逼和驱使就不能如此轻易地使之迷乱；谁将他的思与行奉献给至高无上者的服务，谁就不会缺少独自拥有真正价值与持久的智慧，也不会缺少能够控制征服世界之精神的机智。”
| 编号：H42·2250414·2280 |
文学和艺术同样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注解，歌德在1832年1月3日写给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塞贝克的儿子莫里茨·塞贝克的信中也强调了这点，歌德和托马斯·塞贝克是好友，他们合作致力于颜色论的研究，写这封信的时候托马斯·塞贝克已经去世，“您杰出的父亲之过早离世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个人损失。”歌德在信中对莫里茨表达了哀伤，但同时认为，虽然自己年届已高，但是仍有责任，“至少在其特质中承认从未离开我们的人性，并且有责任通过对缺点的反省来让自己平静，这些缺点的归责不能完全被避开。”这是歌德生前最后一批信中的一封，但是本雅明选录这封信，除了记录他和塞贝克之间的友谊和对年轻一代的激励之外，更在于老年的歌德贡献了“一份如此伟大的文献”，尤其是在语言学方面——恩斯特·莱万在一篇《论老年歌德的文风》的文章中表明，老年歌德的沉思个性在这封书信中完成了“特有的语法和句法的搭配”，复合词的优势、冠词的缩减、对抽象的强调，它们的共同作用就是给予“每个词尽可能大的意义内涵”，并使得整个结构和从属的语言类型相适应。
本雅明选取和歌德有关的信件，谈论的是艺术收藏，是信念的支持，是人性和责任，甚至是语言学的革新，看起来和所谓的时代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歌德作为“沿着赫拉克勒斯之柱迈向了宇宙”的伟大人物，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回到本雅明放在“前言”中的那封信，在他看来之所以选中这封信，就在于它凸显了时代之开始和时代之结束：歌德的青年时代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是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主将，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而这个开端也是“资产阶级取得重要地位”的时代开端，而当歌德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资产阶级只是保住了地位，而没有保住他们曾用来占据这些地位的精神。”对于这个时代走向一种终结，歌德在76岁的时候写给策尔特的话中就描述了这一状况：“财富和速度是令世界赞赏、人人孜孜以求之物。铁路、邮政快递、蒸汽轮船和所有可能的联络设施就是文明世界超越自一个能力出色之人的世纪，是一个长于实干之人的世纪，他们拥有一定的精明，尽管他们自身不是最有才华的人，但还是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有优势。让我们尽可能地坚守我们来时的信念；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少数几位——将会是一个不会很快重现的时代最后留下的人。”
铁路、邮政快递、蒸汽轮船都代表着文明迈向了新的时代，这应该是德国资产阶级更大发展的时代，但是歌德明显感到自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后留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这个追求财富和速度的时代的一种批判。时代的开始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重要地位，时代的终结则是资产阶级保住了地位却丧失了精神，所以很明显，引用歌德写给策尔特的话，选录策尔特在歌德去世之后的信件，本雅明就指向了一种对时代观察式的记录——而这封信突出安排在“前言”这个重要位置，本雅明就是将其视为对时代观察最好的文本：这封信写于1832年，在从1783至1883年由25封信构筑的百年历史中，它恰好位于中间，“这封信从本书所含的一个百年的中期出发”，这种中间性恰好可以形成对时代开始的回望和对时代终结的展望，而这就是本雅明选举这些信件的真正意图，而这里还有另一个关于历史的隐喻式注解：本雅明挑选这些信件并进行点评是在1931年至1932年，他的目的就是在纳粹主义横行的德国人面前展示一个进步的、人道的、更好的德国资产阶级形象，这些信件由“德意志人”书写，给“德意志人”阅读，它们构成的就是“德意志人”的精神内核，而在本雅明匿名将这些书信刊登在《法兰克福报》之后的1933年，他被迫离开德国开始了流亡生涯——1932年离开德国而成为流亡的“德意志人”，本雅明个体命运背后的时代之变不正是距离那封从百年的中期出发的信件100周年？从1783年的信件到1883年的信件，本雅明构筑了“德意志人”的百年历史，而从可以窥见时代之开端和终结的1833年到自己流亡的1933年，本雅明又构筑了“德意志人”另一个百年历史，此百年和彼百年，此时代和彼时代，此观察和彼观察，不正是构成了对时代“德意志人”的一种呼应？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将其全新创造的、举足轻重的言辞放在历史的秤盘上的时代。”这到底怎样一个被放在历史秤盘上的时代？这是一个被写进历史中的大时代：其中有写给歌德、歌德写就和谈论歌德的信件，而在歌德之外，和“德意志人”这个大写的人有关的还有康德，1789年8月21日，约翰·海因里希·康德在写给哥哥康德的信中，表达了对哥哥照顾自己孩子的感激之情，“我亲爱的妻子如姐妹般地拥抱你，并且对你几年前派到她这儿来的保姆再次衷心致谢。”最后的落款是约翰·海因里希·康德四个孩子的签名和年龄最大女儿的执笔，“我们，亲笔签名的我们所有人，将会衷心地爱着你们，尊敬你们。”在这封信中，本雅明看到了“真正的人性”，一个生活在自律中的康德生活也有些清贫，“当人们走上楼梯……经过左侧一间十分简朴、毫无装饰、部分被烟熏黑了的前厅后进入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虽然它意味着最好的房间，但没有展现任何豪华之处。”但是康德无微不至照顾弟弟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人性也是启蒙运动的光明所在；1792年1月23日，德国圣经学者和虔信派的重要代表萨穆埃尔·科伦布施写给康德的信中，说到了信仰和道德，虽然科伦布施认为两人在对上帝的观念上有着不同，“我很遗憾，康德今世和来生都对上帝无所希冀，我对上帝的许多美好之物怀着希望。”但是尊敬和爱依然是最伟大的信仰。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代表黑格尔，同样在本雅明收录的信件里成为这个时代大写的“德意志人”，这封信是1831年11月15日由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写给克里斯蒂安·梅克林的，“黑格尔教授昨天晚上死于霍乱。”在信中施特劳斯告诉梅克林这一震惊全德国的事件，对于施特劳斯来说，黑格尔这一伟大导师的去世对自己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现在我要动身离开了，没有了黑格尔，我在柏林做什么呢？”他回忆在上周四还拜访了黑格尔，黑格尔还询问了符腾堡形形色色的情况、图宾根对哲学糟糕的恶意，对于葬礼，施特劳斯的描述是：“这块坟墓被雪覆盖着，左边是夕阳，右边是升起的月亮。如同黑格尔希望的那样，他被安葬在费希特的旁边。”他还遇见了一位正在哭泣的男子，“他是一位法学家，黑格尔多年的学生。”施特劳斯是德国新教哲学家和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耶稣传》就是“长期持续斗争之源泉”，更是青年黑格尔派神学的形成标志，而施特劳斯和梅克林共同对基督教的批判起点就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在本雅明看来，“假定在一个个体、一个圣人身上，那些被教会归功于耶稣基督的个性与功能自相矛盾，那么在物种的理念上它们互相一致”，这就是黑格尔学派的视角，1831年的时候这样的观点还处在萌芽状态中，但是因为黑格尔的一场葬礼而具有了某种振奋效果。
这个时代有歌德，有康德，有黑格尔，这是一个开始和结束都被大写的时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的那封信反映的是19世纪保守主义的“梅特涅时代”，“未来不再属于我，而当下很少给我满足。”梅特涅亲王对伯爵如此说道，在本雅明看来，这个时代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站在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没有将第一个敌人封建主义摔倒在地，“梅特涅的同时代人已经对此有亲身体验。”这是一个德意志知识分子陷入困苦的时代：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尔，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家、旅行作家和革命者，1792年领导美因茨共和国的成立工作，1793年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之一，之后普鲁斯联合奥地利重新夺回了美因茨，福斯特尔成为被放逐者，他在巴黎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民族是——它过去始终是——轻率且多变的，缺乏稳固性、缺乏温情、缺乏爱、缺乏真理：只不过是大脑和幻想，没有心灵和知觉。”尽管陷入困苦，但是福斯特尔并不屈于命运，他对无法再见面的妻子深情地说：“我再一次愉悦地看到了树木的第一抹绿色，对我而言，这比花朵的白色要动人得多。”
身处困苦的世界，却能看见开放的百花，这也许是本雅明切入这百年历史看见的时代精神，“他的舞台是在欧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几乎是唯一一位从根本上去理解欧罗巴对现状之答复——这一答复由这些现状所推动——的德国人。”而这就是“德意志人”的精神内核，它在荷尔德林写给同窗好友卡西米尔·伯伦多夫的信中就是“最高的一类标志”的求知渴望和生命意识，“它与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民族性结成的苦难联盟是历史变化的隐秘，是希腊精神之实体转变的隐秘，是荷尔德林最后的颂歌的主题。”它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威廉·里特尔写给弗兰茨·冯·巴德尔的信中，就是“热爱命运”的力量，“很有可能，我在一切中寻找的只是一个永久之物，没有它可能就没有任何正直之人。”它也是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写给尼采信中的忠诚友谊，“你获得胜利对你的朋友们而言——对在一般意义上对你忠诚的所有人，还有在特殊意义上把你视为‘生命代言人’的那些人而言——也是一件严肃的事。”它更是在个体意义上所激发的爱，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的妻子因为疾病而去世，他在写给阿梅隆的信中回忆了和妻子的相识相爱过程，“在这个出色的身体里恰好住着一个我寻觅已久、却从未找到的灵魂。”但是疾病无情夺走了她，“啊，我的上帝啊！这位天使般的姑娘在1782年8月4日傍晚伴随看落日在我眼前逝去。”本雅明将这种爱看成是“比弗里德里希的武装力量更加纯粹、更富有人情地展现了普鲁士精神”。
每一个人，都成为“德意志人”的一个样本，每一封信也都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文本，一百年的25封信突破私人性而具有了历史意义，它是另一部德意志人的历史，而历史并不只是被封存在档案之中，它指向的是当代：1931年本雅明用匿名方式挑选和登载这些信件，既看到了时代开端的荣光，也发现了走向终结之必然，站在距离那个百年历史中期一百年后，本雅明也同样看见了历史可能的走向：25封信之后的“附录”，或者也表明了本雅明对当代的一种态度，这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致施莱尔马赫的信发表于1799年，那时两人的关系已变得冷淡，施莱格尔把话题也引向施莱尔马赫¨对无信仰的信心”，但是新的世纪即将掀开新的一页，信中那句“不要回信”不也正是对这种痛苦的遗忘？不也正是对新时代的一种希冀？“于是至少还有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代有一天学得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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