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2《新潮女郎与哲学家》：她一定要走出去
在千禧年即将来临之际，有一位满腹经纶的才子执意要写一本书，献给当今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跟他们谈谈时下年轻人普遍感到理想破灭的问题。
——《误入歧途的戴利林波尔》
一九二〇年，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了《新潮女郎与哲学家》，作为菲兹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集，还没有成为“爵士时代的漂亮王子”的菲兹杰拉德在小说中就直白式地陈述了这部小说的要旨，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显得有些不成熟，甚至有一种先入为主式的幼稚。但是很明显，菲兹杰拉德是要通过这部小说表现一个时代的症候，1920年，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这一年菲茨杰拉德24岁，正是他口中的年轻人，无疑这本小说集就是献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自己，那么当他要谈及“年轻人普遍感到理想破灭的问题”，无疑就指向了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作为这本书的序言，菲兹杰拉德又是直接告诉读者这个时代的特征：当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知不觉中度过了青春期，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喇叭吹得震天响的辉煌年代”。
这无疑是一种反讽，而布莱恩·戴利林波尔就是这样一个度过了青春期的“一代人”，就是进入了这个“辉煌年代”而感到理想破灭的年轻人——小说中的戴利林波尔23岁，和菲兹杰拉德几乎同龄，那么他是如何在理想破灭的情况下重新找回自我的？理想的破灭很大一个原因是家族的没落，父亲供养他去读了州立大学，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走向主流社会的开始，但是仅仅读了两年父亲就撒手人寰，而此时的戴利林波尔正奔赴在战场上，等他回到家乡，除了留下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还有小匣子里藏着的那些欠下的账单——这就是家族没落的证据，那些家具代表着某种“辉煌的年代”，但是对于戴利林波尔来说却是一无所有，于是在这个自立的年代，他必须找到工作，还好，他终于在梅西那里找到了一个岗位。
但是这个就业机会对于走入社会的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每天要按时考勤打卡，负责调教他的员工却颐指气使，而且他们也在盘算着新的工作，更让戴利林波尔感觉到不公平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却总是遭到冷遇，成为了“一件兑换来的典当品”，而好的工作总是被梅西的各种亲戚和朋友霸占，“也许，熬到年届四十岁的时候，他也能混上个会计当当，像老赫斯那样，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老赫斯还在为了那份微薄的薪水整天干着那份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工作呢，已经成了贫民公寓里人们茶余饭后打发时光的单调无趣的谈资笑柄啦。”这就是摆在戴利林波尔面前的人生，未来已经被写好了，还有什么理想？还有什么希望？他先是愤怒，然后抗议，之后是反叛，作为还有某种理想的青年，他想要到东部去，想要到大城市去，想要结识更多的人，可以说，这仍然是属于戴利林波尔的理想，仍属于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梦想，但是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喇叭吹得震天响的辉煌年代”。
最终他想到了“走捷径”，而且也知道走捷径意味着做人要心狠手辣：他开始抢劫，紧紧依靠面具和吓人的话，就可以轻易得到别人的钞票，尽管他从入室盗窃看到的假牙想到了主人的生活从此被改变，由此“触动了他那慈父般的恻隐之心”，但是走捷径的强烈渴望又熄灭了这种良知。心狠手辣抢劫，戴着面具的戴利林波尔完全走向了理想的反面，这就是年轻一代“走捷径”的命运。但是菲茨杰拉德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将理想破灭的年轻一代变成堕落的一代，命运在他并不主动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改变，梅西再次找到他告诉他本市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大人物弗雷泽找他，这个大权在握的人为什么会对一个理想破灭的人感兴趣，当戴利林波尔不安地去见弗雷泽，弗雷泽告诉他的是：“我打算安排你进州参议院。”因为他认为戴利林波尔能够勤奋工作，能够坚守岗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劫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品质？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就在于他曾经上过战场，就因为他拥有勋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得到这个消息的戴利林波尔还在自语：“可是，我已经完蛋啦，我已经名誉扫地了。人家已经开始讨厌我了。”
| 编号：C54·2250519·2308 |
从不安于现状而走上抢劫的捷径，这是个体改变命运“心狠手辣”的办法，但是从一个名誉扫地的劫犯变成州参议员，这条走向政治高处的捷径却不是个体的努力所为，而是这个时代的丑陋表演，“看来，人生也不过就是这种样子而已嘛——走捷径——走捷径——基本常识，这就是人生的法则呀。”这条人生法则击破了善恶报应的规律，颠覆了理想奋斗的路径，而这也并不是个体获得的法则，它完全是由这个时代造就，也因此成了菲茨杰拉德用以讽刺的“喇叭吹得震天响的辉煌年代”。同样的讽刺还在《吃了四次拳头》这篇小说中，和23岁的戴利林波尔长长的人生不同，塞缪尔·梅雷迪思已经五十出头了，所谓的理想造就不存在了，但是这个从十四岁在欧洲都市里度过、吃着鱼子酱长大的美国人，终于在母亲患病后走向了人生的低谷，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他用的是“四记拳头”，“每回他的小毛病只要一露头，就会遭到迎头痛击，然后很快就被打压得服服帖帖。”因为四记拳头，他成为了卡哈特的合作伙伴，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峰，“这么做，才能让他铭记吃过的那四拳，那教会了他优雅从容、头脑清醒的四拳，那给予他启迪、警醒他心智的四拳。”
戴利林波尔的人生转折来自于这个时代的一场闹剧，塞缪尔人生的重新开始则源于个体的牺牲疗法，但不管如何，它们都成为了对这个时代的讽刺：年轻人走在失去了自我的道路上，上升和下降，直行和拐弯，都成为了一种“误入歧途”的行为。那么不误入歧途能不能实现自我？小说集取名为《新潮女郎与哲学家》，对应的是两个故事，“新潮女郎”是《近海海盗》中的阿蒂塔，“哲学家”则是《脑袋与肩膀》的贺拉斯，他们如何在理想破灭的个体遭遇中回应这个辉煌年代？或者在逃离辉煌年代的骗局中找到另一种理想？《近海海盗》中的阿蒂塔是生活在优渥世界的女孩，当她躺在汽艇的躺椅上读法郎士的《天使的叛变》，“天使的叛变”其实就指向了阿蒂塔的遭遇，在社会急剧变化，价值观发生改变的时代，她成为了叛变的“天使”，成为了被人看不起的新潮女郎，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
“在这个狂热喧闹的州里，不管是哪一座该死的老城，我都绝对不会踏进一步的。”这是阿蒂塔的态度，也是她和社会“决裂”的态度，但是她由此被“柯蒂斯·卡莱尔和他的六个黑人朋友”所劫持，卡莱尔作为“海盗”，对她的警告是：“如果你能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之内把你那张被人娇惯坏了的小嘴紧紧闭上，你就可以自个儿划着我们的那条船上岸去了。”之所以阿蒂塔被“海盗”卡莱尔劫持，因为卡莱尔完全是另一个阶层的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请孩子，“那地方可真叫穷啊，就是因为太穷，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才唯独只有他们这一家是白人。”黑人们跟着他，把他当成了崇拜者，之后他带领他们闯下了祸也组建了乐队，开始在咖啡馆谋生，之后还开始了巡回演出，手下的贝比在百慕大时刺死了老板，卡莱尔对于奔波的演出也开始厌恶，于是开始了“海盗”生涯。但是在“劫持”阿蒂塔的过程中，两人却发生了暧昧关系，卡莱尔发现了阿蒂塔的美，这种美不仅是外貌上的，还有“新潮女郎”所代表的桀骜不驯，而阿蒂塔在卡莱尔激情奔放中也唤醒了内心的渴望，当两人来到岛上，所谓的劫持反而变成了一场爱恋，也正是在爱恋中，卡莱尔指出了阿蒂塔所谓的骨气只不过是建立在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之上的，“就我所过的这种灰暗沉闷的日子而言，甚至连骨气也是一种灰暗沉闷、毫无生气的东西，别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场有些奇怪的爱情里，菲茨杰拉德在一次站了出来，他澄清道：“本篇故事讲述的并不是一对孤男寡女在某个荒岛上的传奇经历，至于孤男寡女在独处一隅时容易产生爱情这一话题也与本故事基本无关。”他解说这个故事刻画的是代表性人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满足于生存与繁衍，也会为获得这两种权利而奋力拼搏，只有为数很少的或幸运或不幸的人才会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思想，试图通过注定要失败的努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时代的、反社会的、反规则的——和在《误入歧途的戴利林波尔》和《吃了四次拳头》的反讽不同，菲茨杰拉德在这里完全让阿蒂塔和卡莱尔走向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正途，“在我看来，阿蒂塔身上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那股子勇气，这一点甚至会使她的美貌与青春失去光泽。”也正是在阿蒂塔找到了非家族式的骨气而是自我的勇气时，卡莱尔也承认了真相：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他不是海盗，穷人的经历也是虚构，但是在阿蒂塔发现了自我重新找到了理想之后，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我要你用尽天下最甜蜜动听的谎言来哄我一辈子。”
这是新潮女郎从“天使的叛变”之后找到自我的过程，和这个浪漫主义的故事不同，哲学家的故事却充满了一种生活的苦涩。贺拉斯追求知识，想要成为哲学家，他偶遇了歌舞团的女演员玛西亚，在玛西亚面前，贺拉斯保持着高贵的哲学家头颅，“我的生活是有条不紊的计划、一丝不苟的实验。”他拒绝玛西亚闯入他的生活，就像拒绝她坐在她的那张爱椅“休谟”上，但是贺拉斯身为哲学家的高贵头颅在爱情面前还是低下了，甚至也揭掉了自己身上的虚伪身份，“我的家人就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畸形怪物。”他不再做哲学家，他娶了玛西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遇到了困难，为了生存，贺拉斯找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他利用自己曾经学过的杂技功夫，成为了吊环表演者，每天去竞技场进行表演，而玛西亚开始了写作，她的所谓“文盲写作”能带给她一次连载三百元的稿酬。曾经玛西亚认为自己是家庭中的“肩膀”，要靠在哲学家贺拉斯的“脑袋”上，而现在反过来，玛西亚写作成了家庭中的“脑袋”，而贺拉斯用身体赚钱则成了“肩膀”，但是不管谁是脑袋谁是肩膀，《脑袋与肩膀》中的组合就是用现实主义构筑了另一种人生，虚无的理想破灭了，生活就是重新定位后的重新开始。
《误入歧途的戴利林波尔》和《吃了四次拳头》是对时代的反讽，个体在这种时代的闹剧中摇身一变，“新潮女郎与哲学家”的故事则以个体更为积极的态度面对时代的变迁，最后寻找、掌握了自我。而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特殊小说则是《冰宫》，这也可能是整部小说集中最为深刻的小说。莎莉·卡罗尔·海珀生活在南方，她是迷人的姑娘，也是新潮女郎，和朋友们在一起挥几杆高尔夫，打打台球，或是来点儿“带劲的烈酒”，暴发户克拉克对莎莉的忠告是：“别家给北方佬。”对于莎莉来说，南方给她的是一种记忆，甚至一种情结，“我不会为了这个世界而改变你。你这样挺好。所有使你失败的东西我都一直爱着——过去的生活，无数个懒散的日日夜夜，还有你无忧无虑，慷慨大方。”这是她对克拉克说的话。但是莎莉邂逅了北方的哈利，而且萌发了爱情，甚至为此而前往北方结婚，“他只花了一个安静的下午和一个篝火烈烈的晚上就处理好了这件事，因为哈利·贝拉米有莎莉·卡罗尔想要的一切，而且，她爱他——用她专门为爱情保留的那一面去爱他。”爱情势不可挡，而且能够化解南方和北方的距离，但是在莎莉娶了南方军人的墓地时，发现了那里“身份不详”的墓碑，她颇有感想：
不，不，不是我，是它们——那些我想要留住的往昔时光。他们仅仅是些男人，一些很明显无足轻重的男人，不然他们就不会‘身份不详’了；然而，他们为了世界上最美的事业牺牲——逝去的南部。你知道，”她接着说，声音依旧沙哑，眼里泪光点点，“人们拥有这样的梦想，永远能够握紧辉煌的过去，而这样的梦想也伴随我长大。这很容易，因为一切都消逝了，对我来说不会再有任何幻想的破灭。我也曾试图按照那些过去的贵族准则生活——那只剩下一点点碎片了，你知道，就像一个古老花园里的玫瑰在我们身边枯死——那些我过去从住在隔壁的南部联邦老兵和几个老黑人那里听到的故事，还有这些男孩身上具有的一种让我感到陌生的谦恭有礼和骑土精神。噢，哈利，有些东西令人难忘，真的！我怎么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但它确实存在。
南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是一种历史传说，这是一代人牺牲的地方，这是用牺牲诠释骑士精神的地方，而“身份不详”的墓碑却无情地消解着时代的屐痕，个体的生命和精神似乎被抹除了——是谁抹除了它们？当莎莉终于去了北方，她慢慢解开了这个谜团。这是一个陌生的北方，这是一个众人冷漠的北方，这是保守的北方，甚至是一个哈利用占有的方式保持婚姻的北方，“在南方，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孩，甚至是一个已婚的少妇，在社交场合都会得到跟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一样半真半假的调笑与奉承，但在这里，这些似乎都是禁止的。”当暴风雪袭来，莎莉迷失在那座冰宫中找不到哈利，找不到帮助，“天空不见了——只有一顶黑暗的帐篷在街道上方垂下它不祥的幕帘，雪花如同一支庞大慑人的军队袭来——更恐怖的是，这支军队冻住了一扇扇闪着昏黄灯光的窗户透出的丝丝舒适的光线，湮没了拉着雪橇的马蹄发出的阵阵平稳的嘚嘚声，北风肆无忌惮地席卷了整个城镇。真是个可怕的镇子，她想——太可怕了。”似乎南方和北方又演变成另一场战争，在北方的冰冷中，莎莉想到南方的春天也会被葬送，于是她强烈的一个想法是：“噢，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回家。带我回家。”
当菲茨杰拉德最后给了回来的莎莉一个温暖的结尾，似乎这种对北方的逃避变成了对南方的再次拥抱，这是回归，自我的回归，精神的回归，当菲茨杰拉德以完全二元对立的方式区别了北方和南方，一种非此即彼的解决方式也变成了某种局限。但是无论是个体对时代的抵抗，还是时代对个体的压制，那句“她一定要走出去”其实就成为了一句宣言，时代的宣言，也是菲茨杰拉德身为年轻人真切感受并发出的集体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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