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6《春苗》：成长在“大革命”时代
电影完成摄制是1975年5月，刚好是我出生的月份，在50年后以“写影·1975”的方式打开，这完全是一个观影者生命之外的文本，它构筑的是一种“前历史”的叙事，所以对于影片中的故事并未亲身感受和亲眼目睹的情况下，进入电影不是进入历史，而是进入一个单一的文本而已，而所有的观感也仅仅是从这个单一文本出发的。
这种去历史化的观影，实际上也是对影片反映的那个特殊时期乃至敏感时期保持某种沉默。就电影而言，导演谢晋、颜碧丽、梁廷铎其实充分利用了视听语言和影像画面进行叙事：小妹患病，大家焦虑，最后被送到了大队卫生所，钱济仁正要把养生治疗法的报告给卫生局的梁局长送去，所以对于小妹的病的态度是“等一等”，镜头接着出现了钟摆，这是时间的一种表达，也衬托了大家焦急的心和钱济仁爱答不理的矛盾，之后的镜头就是小妹已经发白的嘴唇；当在众人的要求下进行抢救，钱济仁拿起听筒进行听诊，然后慢条斯理说了句：“怎么不早点送来？”言下之意这里没有办法抢救，要送到县医院，不想错过了抢救的小妹死了，镜头便给了那块掉落在地上的围巾，这是希望的破灭，这是生命的逝去……在这个场景中，导演用了不同的镜头语言推进故事，在叙事上的确有着鲜明风格。
电影推进情节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制造矛盾，从小妹的死为起点，之后便是贫下中农缺医少药的困境和卫生所爱答不理的态度，在小龙感染肺炎的时候，已经具有了初步医学知识的春苗让水昌伯去配药，自己则在大队医疗室进行救护，但是卫生所的杜院长认为，卫生室没有进过批准属于非法行医，而水昌伯手中的药方又认为没有处方权，春苗只好自己冒雨去采草药，最后小龙脱险；在大队推荐春苗去卫生所学习，励志成为赤脚医生的时候，杜所长和钱济仁又千方百计阻扰她学医，认为医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拿锄头而和拿针头的手毕竟是两回事，春苗反驳说：“我们这双手推翻了三座大山，也一定能拿好针头。”但是她在卫生所并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钱济仁每天都让她干杂活；在歧视中春苗离开了卫生所，利用自己所学背起了药箱，开启了卫生室，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却遭到了卫生所的反对，卫生室被取缔，杜院长还以春苗党员转正为威胁；当然最大的矛盾出现在水昌伯的腰病上，春苗和分配来卫生所的方明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腰腿病，他们还将水昌伯送到了卫生所，把“养生疗法”换成了“腰腿痛治疗室”，为了压制他们，杜院长和钱济仁制造舆论，说水昌伯的腰腿病恶化了，要救护车送往县医院，而钱济仁竟然想要在药物中加入致人死亡的药物……
| 导演: 谢晋 / 颜碧丽 / 梁廷铎 |
电影处处体现着矛盾和斗争，这种叙事制造了情节发展的紧张气氛，体现了某种张力。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电影，它的创作难以逃离“御制”的规则，所以所谓的矛盾在渐次发展中，从缺席少药的社会矛盾变成了阶级对立的政治矛盾，尤其是后半段完全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贫下中农的对立面就变成了滥用权力的坏人。这个转折也体现在春苗成长的转型上，起初她手捧的书籍是“纪念白求恩”，她给小龙讲的也是白求恩的故事，白求恩身上体现的是国际主义精神，而他和核心思想则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治病救人。但是后来春苗手上拿着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书中划线的那段是关于资产阶级当权派，这就变成了政治斗争，而矛盾也转移成为了对走资派权力的控诉和揭露。
在电影中被塑造成坏人的有三个，一个是在大队里看病的贾月仙，她并不懂医学，而是用封建迷信看病，这被春苗看做是“骗人的巫医”；另一个则是钱济仁，他不关心贫下中农，却给贾月仙提供药物，这是一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而最后竟然要谋害水昌伯，这就变成了一种反动行为；杜院长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是卫生所的领导，他不仅没有阻止钱济仁的行为，而且还为他们说话，他的行为就是“修正主义”，也正是他，成为了钱济仁等人的代理人，而这完全符合书中所描写的斗争情况，春苗在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就指出了坏人的本质，那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所以斗争的性质就变为揭露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而实际上这部电影的一个亮点，是这些出场的“坏人”背后还有更大的坏人，县卫生局的“梁局长”始终没有出场，他藏匿着但又控制了一切，他也便成为了这些提线木偶背后真正的权力象征。
作为那个时代的电影作品，“三突出”原则必须一以贯之，矛盾的激烈化和斗争的政治化也是一种叙事的常态，也正是电影充满了对政治的图解甚至政治想象，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文本。但是从观影角度看，50年后重现，对于“前历史”来说，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春苗眼中的仇恨目光令人不安。当然抛却历史叙事，抛却阶级斗争，甚至抛却革命思维，故事似乎在当下也还有一丝启示意义：当看病难依然是一个社会问题，当医患关系依然紧张，这其中是不是也有权力配置的问题？
《春苗》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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