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16《文心》：更留心去读没有字的书
文学是我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容纳下去，完全消化了，作为我们的营养料，以产生我们的新血肉！
——《最后一课》
这是初中学业的最后一课，下星期三开始学生们就要举行毕业会考了，大家在课堂上听了王先生讲授的这最后一课，而在工厂的周乐华虽然没有完成初中学业就进工厂成了工人，但是他心系学校，写信说要请假参加大家的毕业式，并且希望分配给自己十分钟的言说时间，“在听受教师、来宾致辞的当儿，也听一听一个工人的话，我想你们一定很乐意的。”乐华既作为曾经的学生，也是现在的工人，演说必然是校园和工厂的结合，必定能从个人的经历中分享到不同的感受。而学生的这最后一堂课全不是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描写的沮丧、迷失和颓废，王先生告诉他们文学的真正意义：
我也不是要人人做文学者，大家都从事于创作；文学者不是人人能够做的，须视各人的生活、修养以及才性而定，并且，事实上也没有人人做文学者的道理的。我只是说对于写作既已学习到了相当的地步，就该让这写作的技能永远给你们服务；无论是应用之作，或者兴到时所写的一篇东西、一首诗，总之用创作的态度去对付，要忠于自己，绝不肯有半点的随便和丝毫的不认真。文学者固不必人人去做，然而文学者创作的态度却是人人可以采取的。惟能如此，才真受用不尽呢。
这也意味着“最后一课”从课堂教学走向了社会教学，而王先生对于“文学遗产”的继承更是着眼于现实，文学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人要容纳它、消化它，并且作为一种营养要“产生”我们新的血肉。这是学校国文课教学的意义所在：文化就是继承，更是创新的起点。而编写于1930年代的《文心》正是实践着将中国优秀文化继承之后创新的要求，为中学语文教育注入了“新血肉”。夏丏尊和叶圣陶都是中国的教育学家，他们在三十年代担任《中学生杂志》编辑时发现中学语文教学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合写了这一本《文心》，通过故事的方式专讲读和写，走出了中学国语教学的一条心路，在《序》中，朱自清认为这本“读写的故事”是一部“空前的书”，它结合了读法和写法，“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它通过故事的穿插让人容易记住一些常识，是中学教师的重要参考书，当听说夏丏尊和叶圣陶结成儿女亲家时，他更希望将序文作为订婚礼物送给孩子。
为什么一本“读写的故事”会成为一部空前的书？书中从“文学的遗产”的营养料中产生了怎样的新血肉？从教学实践来看，这本书是转为从小学转入初中的孩子编写，当成为了初中学生，英文需要从头学起，算术还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最大的变化就是国文，比如第一课老师就让他们预习的是鲁迅的《秋夜》和姚鼐的《游泰山记》，“不但文言文难懂，白话文也和从前的样子不同。”尤其是《秋夜》中：“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的写法更让学生难以理解，初中生不仅仅是换了一个学校，大了年纪，而是“忽然变成大人、变成古人了”，面对学生的疑惑，乐华的父亲枚叔就告诉他们，“你们能懂得多少，就懂多少，从文字里去收得经验，学习经验的方法。”枚叔曾经担任过中学国文老师，他的这番话就指出了这些课文更注重文学的“内部经验”，“外面的经验是差不多人人共同的，最容易明白。内面的经验却各人不同。”要成为大人，就要把思考力、想象力练习到水平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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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生的一次转型，也是教育方法上的改变，《文心》就是基于“我们忽然变成大人、变成古人”为成长逻辑，以故事的方式形成对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这里有文学描写的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有题目和内容的关系，有古诗和新诗的区别，有诗词、戏剧、书信、升调和降调、小说和叙事文、修辞等等相关的文学知识，通过课堂教学、家庭讨论、学生们交流中得以阐释。这些只是新的国文知识，是在最基础的常识层面进行的教育，《文心》显然并不是要编写成为一本对课堂教学的辅助读本，它的“新血肉”关键就在于从一般的课堂教学走向更为广阔、更为丰富也更能锻炼人的社会教学，更是在文化、教育上阐述了继承和创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问题。
《文心》通过故事讲述这一教育过程，而且这些故事完全是当时现实的一种反映，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初秋到一九三四年夏天，人物是出身于职员家庭和教员家庭的学生，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背景和人物身份，就是在和现实贴近中讲述故事，这其中就发生了日本的侵略、社会经济的凋敝，家庭生活的困难和失业的威胁，其中周乐华家里的故事就是重点，他父亲枚叔曾经是个中学教师，但是因为厌弃教师生涯，在银行里担任了文职；九一八十遍之后，很多学校组织了抗日会，乐华所在的第一中学成为全市学界抗日协会的分部，学校成立了抗日诸课，学生担任《抗日周刊》编辑股员，撰写抗日文章，编排抗日戏剧；放寒假的时候，乐华随父亲去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上海开始了抗日，乐华也写下了《难中日记》；“一·二八”事变引起了金融恐慌，各业周转不灵，公债价格暴落，枚叔所在的银行也倒闭了，于是他失业了；后来经朋友介绍去了四川，希望能找到一个教学的工作，但是战局紧张枚叔不但没有找到工作，反而差点无法回家，最后从兵荒马乱中辗转奔逃回家，乐华也因为家庭无力承担学费不得不停学；他进入了利华铁工厂习业，从此离开了学校，告别了同学，开始了工人生活；在“轮子的飞转，皮带的回旋，火焰的跳跃，铁声的叮当”中继续学习，也有了最后想要在毕业礼中为同学作一番演说的想法。
一边是一些文学相关的知识，一边则是水深火热的生活，《文心》就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更深刻地阐释了文学的社会性意义以及国文教育的社会性课堂。在“题目与内容”一节中，王先生就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诸君作文，须永远记着他们的话。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作文和说话、吃饭、做工一样，是生活中缺少不得的事情；在朱志青、周乐华、张大文、汤慧修、周锦华成为《抗日周刊》学生编辑的时候，王先生就对他讲到了文学中知情意的关系：知是知识，情是感情，意是意欲，“我们该以热烈的感情激动大众，以坚强的意志鼓励大众，叫大众也起来和我们一起抗日！”枚叔失业之后为了排除烦闷看起了陶渊明的田园诗，他对乐华说起了中国古代的田园诗，也说起了苏联的工场诗，“田园与工场，同是人的生活的根源，田园可吟咏，当然工场也可吟咏的了。切不可说关于田园的词类高雅，是诗的，关于工场的词类俗恶，不是诗的。”父亲去了四川，在写给乐华的信中讲到了如何作文的问题，“作文的材料，到处都是，并非仅在书中，专从书上去学文字，即使学得好，也只是些陈言老套，有什么用处呢？我劝你勿只把文字当文字读，勿只从文字上去学文字。”同时他谈到了“触发”的问题，“书是用文字写成的，我还希望你于有字的书以外，更留心去读读没有字的书，在你眼前森罗万象的事物上获得新的触发。”
大家讨论高中有个国文老师专看古书、专读古文的事，乐华说到了当地的国学会曾邀请父亲加入，于是一场“新旧之争”开始了，王先生认为，“国学”似乎被人用坏了，“文字学是‘国学’，历代各家的本体论、认识论是‘国学’，《尚书》和《左传》是‘国学’，诗、词、歌、赋也是‘国学’。好比不伦不类的许多人物穿着同一的外衣，算什么意思呢？按照本质归类，称为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岂不准确、明白？”王先生似乎只是为“国学”正名，但是“国学”背后却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有人将这一切统之为“国学”，含含糊糊的背后是要“从它那里拾一点宝贝回去”，而有的人撰文称之为“骸骨”，则是把它看作腐败的存在，双方都是一偏之见，对待思想和学术不能凭借主观的爱憎，而是要用科学的批判方法，“说得明白点，就是要考究出思想、学术和时代、社会的关联；它因何发生，又因何衰落。”慧修在家读新体诗，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并不喜欢这些新文艺，他认为新体诗不能叫诗，只有古代的诗词才是真正的诗，慧修告诉他，“诗这个名称包括的东西很多，凡是含有‘诗的意境’的都可以称为诗。所以从前的古风、乐府、律句、绝句固然是诗，而稍后的词和曲也是诗，现在的新体诗也是诗，只要中间确实含有‘诗的意境’。”慧修给他读了不押韵的新体诗和押韵的新体诗，但是父亲对于这一新生事物还是存有疑惑，他以新体诗还没有出现名人为由拒绝接受，而慧修引用王先生的说法，“新体诗从提倡到现在，才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便要求有大诗人出现，未免太奢望了。”
对于古典文学的不同态度是一种新旧之争，对于新体诗的接受和拒绝也是新旧之争，而对于课堂教学和社会教育的不同，也是一种新旧之争，乐华停学之后成了工人，王先生得知后认为进学校求学只是中产以上阶级的事，“缴得出学费的，学校才收；缴不出学费的，便无法进学校的门：这种经验你们大家都有，不用细说。”很多人终身和学校无缘，但是他们也学到了实在技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大多数人的知识如何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如何改进，这就提出了教育的真正意义：从课堂走向社会，将社会变成课堂，乐华进入工厂继续在齿轮、皮带、火焰中学习，枚叔教导他从有字之书到没字之书的“触发”，赵景贤说到修辞是认为重要的是从生活的根源立脚来做 修辞功夫，以及王先生在最后一课中教导大家“文学者的创作态度”须人人要学的观点，都是这种社会性教育的生动阐述。
种种这些，便构成了《文心》中真正的“心”，这“心”便是在“忽然变成大人、变成古人了”的新旧之交、战局动荡和现实困厄中赋予的教育使命，也是在丰富的营养料中产生出的“新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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