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6《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当战后变成战前
1918年乔·布斯凯被子弹射中脊柱，终生瘫痪的他在“看不见的伤口”中迎来新生；1918年，一只鸡被戴上了防毒面具，和人一样，它们并不缺少战略物资；甚至一群羊穿过了里昂的街区……战争也许已经结束了，战争开始远离了的生活，战争的确变成了1918年之后人们记忆的一部分，它们在丹尼斯·贝隆的镜头下成为对过去的定格，乔·布斯凯对她说：“它们表明了我生活在黑暗中，而你的手知道如何使我重生。”
但是，在贝隆用手为布斯凯拍摄下那张照片之前，西蒙娜·薇依写信给布斯凯的是：“你的身体里寄存着战争，要深思不幸，就必须用肉体来承受。”一个在一战中被子弹击中脊椎的士兵，一个活下来却终生瘫痪的作家，当身体里的战争记忆成为肉体和精神的创伤，贝隆的镜头如何能让他重生？还有那些扭曲的脸，变形的脸，甚至失去了五官的脸，当他们用一张脸来展示和指证战争的残酷，幸存者的他们在贝隆的镜头下是不是也会迎来新声？1918年的战争已经远去，当然他们可以慢慢走出阴霾，可以慢慢迎接明天，可以慢慢忘记创伤。
但是，贝隆似乎更想让世界记住什么而不是遗忘。“她的每张照片都属于一个过去，但破译了一个未来。”照片定格，是将瞬间变成永恒，它是关于正在发生的纪录，在时间之中，它必将变成已经发生的场景，影像带来的记忆当然是一种和过去有关的存在，但是为什么记忆可以破译未来？为什么已经发生的故事会预言将要发生的一切？照片穿越过去和未来，打破时间可能的阻隔，只有在被命名的当下会成为一种证明：它连接起了过去和未来，它却在每时每刻的现在：现在是自由，现在是解放，现在是重生，当然，现在也是战争，现在也是肉体的伤害，因为从过去而来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寄存着战争。
一座埃菲尔铁塔，一片天空的云，以及一个闪烁着现代性的少女，这是关于1900年新世纪开场时的影像呈现，当然它更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时代的标记，这是身体从压抑中得到解放的时代，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被羞辱和殉难的身体赢得自由，贝隆的镜头里书写着身体的革命史，它们在运动，在野营，在度假，在游泳，在登山，它们甚至被接除了最原始的覆盖，甚至贝隆的摄影本身也成为自由的象征：1934年法国成立联盟图片社，“一个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便是超现实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时代，便是以艺术的方式追求自由的时代，便是在时代的身体里寻找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的时代。
| 导演: 克里斯·马克 / 雅尼克·贝隆 |
1938年1月，达利的“雨天出租车”迎接了巴黎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的第一批参观者，当时的新闻界分为讽刺和情感两派，“如何看待这个充满威胁和伏击的世界？”布勒东如此写道：“此后，就黑暗，怪异，窒息的方面而言，这句话太有先见之明，对于那些指责我们对这种气氛津津乐道的人，我们很容易回答，事实上，黑暗和狡猾的残酷还在遥远的来日等待着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充满威胁和伏击的世界，这是就超现实主义对当时人们的观念冲击而言的；黑暗和狡猾的残酷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这是就超现实主义对现实的预言而言的——当超现实主义在1938年制造了黑暗、怪异和窒息的世界，这个时代是沿着1918年一战结束而重生的道路前进？还是重新回到那自由的身体被一颗流弹击中而承受痛苦的记忆中？
“丹尼斯·贝隆抓住了这个独特的时间点：战后变成了战前。”贝隆自己扮演的就是一个成熟的超现实主义者，当她把镜头对准布斯凯这样有着“看不见伤口”的人，她就是揭开了这个充满威胁和伏击的世界，她就是制造了黑暗、怪异和窒息的世界，当然她把“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呈现出来。她拍摄了马赛尔·杜尚，拍摄了杜尚眼中的艺术，拍摄了有猫的艺术家和没有猫的艺术家；她将镜头读准1938年的法国，那时的雪铁龙，那时的街道，那时把沥青倒得像葡萄酒的工人；1938年之后，法国之外，她拍摄了事迹展览会的苏联馆，拍摄了地图上粉红色的撒哈拉，拍摄了非洲矿区生活，拍摄了马格里布的士兵和妓女，拍摄了黑人应征者诺加，当然而已拍摄了吉普赛人的婚礼——同一期杂志上一边是吉普赛新娘，另一边则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或者还有1939年的黑人扫盲运动，和苏联结盟的芬兰士兵，法国的“锅炉运动”，被摧毁的马赛港口，以及那座巴黎的桥——但不是Bir Hakeim桥，它在字典里的注释是：“它离奥斯维辛很近”。
《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电影海报
很近，很近，贝隆是在靠近战争，是在靠近未来，而其实，她用镜头让战后变成了战前：1918年已经结束，它却在另一个意义上重新开始——人们都说：人民阵线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发现了大海，发现了天空，但是大海边的横躺着的女人身体总会让人想到那些散乱的尸体，那些从天空跳下体验自由的跳伞者其实就是伞兵。“当战后变成战前”，这是一个旧的时代，不仅仅是德国、苏联在参与更大的战争，而且法国也从来不是受害者，那些属于“法兰西帝国”的土地何尝不是一场战争的结果？“殖民主义具有两幅面孔：剥削和施舍。”所以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当1900年开始的现代让它成为世界的中心，接下去他们就开始编排“自己的自杀”。
整个就是一次戏剧式的演出，贝隆是这出戏剧的见证者，她用摄影刷新着失败的记忆。但是，超现实主义制造了黑暗、怪异和窒息，它是在演绎着战争还是一次逃避？1940年，她把镜头给了不具攻击性的题材，1944年，她开始拍摄自然，拍摄朋友，而当1947年新的超现实主义展览开幕的时候，她又和超现实主义者聚在一起——战争又一次结束又一次离开了现实，自由的身体又回来了？“超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但却重拾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时髦。”一种运动，一种态度，一种创作，最后留下的是瑞茨沙漠人造自然中的最后一张合影，超现实主义者让自己成为影像中的人，这是启幕还是落幕？
“所有偏离理性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儿的偏离，都有资格成为超现实主义。”这是克里斯·马克最后对超现实主义的评价，偏离理性的超现实，是对于秩序的解构，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是对于记忆的改写，“它的谵妄，它的不堪忍受，它的画地为牢，它的政治动荡，它不自觉地传达了对自由的真正渴望，即布勒东所说的别的东西——那颗不可粉碎的夜的核心。”这仿佛是写给超现实主义的最后一封情书，因为，战后就是战前，战前也变成了战后，现实无可逃避现实却一再被遮掩，“本世纪的历史将是面具的历史。”连超现实主义者的合影上，面具也成为了每个人遮蔽自我的唯一，历史是一部科幻小说，未发生的未来就在当下，超现实之后就是现实，克洛德·鲁瓦说：“一去不复返只为我自己而存在，关于某个未来的记忆，幻梦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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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鹿粪有许多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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