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22《古希腊罗马军事史》：和平却是异状

真正的勇士在行进的队伍中奋勇向前、骁勇厮杀，英勇获胜
偶有牺牲却能救得后援步兵
较之逃兵，其荣耀之行为便是美德！
        ——《第二章 希腊重装备步兵方阵：各城邦找到了自己的战斗方式》

“贝克知识丛书”之一，依然是8.8元的特价书，而且是丛书中随机选择的一种，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按说作者莱昂哈特·布克哈特是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这本书理应是一本历史学学术著作，但是192页的图书也只是简单勾勒了从荷马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到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即337年的这段古希腊罗马的军事史。在前言中，布克哈特把对军事史的认识放在历史的总体论之下：既包括军事史中的结构史、社会史、战略战术以及政治影响，也包括军事发展相关的社会领域发展，和宗教史、技术史或医学史一样构成了该历史时期的重要方面，这种整体思路体现的就是一种史观，“否则，我们就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时代——尤其是战争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但是历史只是事件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只是基于时间坐标而构筑的历史，所以像斯巴达哀歌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这些诗作在这部著作中是唯一被提及的“文学”作品，即使这段历史的开场提及的是荷马史诗笔下表现的时代，也没有更多引用《荷马史诗》中的文学描述，没有从学术角度分析“荷马史诗”背后的军事思想——所以只不过把这本书当做8.8元知识的普及本来读。而实际上读完整本书，在知识层面通过贝克哈特的梳理对古希腊罗马的军事史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但也发现了贝克哈特没有表达但是却能从历史表层得到了一个具有流变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倒更符合布克哈特一本专著的标题：《公民与士兵》——公民与士兵既有着身份的差异，也有着指向的同一性，尤其是随着战争进展以及制度、人口、目标的变化，既有“公民即战士”在价值观上的一致，也有“战士即公民”身份上的认同。

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在“引言”中布克哈特强调了一个观点，从荷马时代到君士坦丁堡去世的这段历史，一个不变的特点就是基于军事冲突而发生的战争，也就是说，冲突和战争是一种常态存在，“而和平却是异状的”，就像柏拉图所认为的，和平只不过是一种“言说”，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天生的、必然的斗争：在雅典城邦时代，雅典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它的对手斯巴达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只注重军事成就的共同体代表；亚历山大帝国以及之后的古希腊政权都以统治者的军事能力为基础；罗马入侵而统治这个庞大帝国，更是高度军事化带来的结果；罗马也最终在穷兵黩武中走向了最后的衰落。战争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常态，而战争的局限性也体现在自然、文化、技术、经济、宗教等方面，战争的强度也以社会发展现状为先决条件，而另一方面来说，战争也长远地影响了相关社会共同体，在这种相互影响下，布克哈特就认为，只有“战争”才能涵盖历史的种种现象，与其说军事史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战争背后的军事才是这一时期最确切表达历史现实的统一概念。

《荷马史诗》无疑是对古典时代的一次文学上的命名，而这部欧洲最古老的著作描写的就是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战争就是特洛伊之战——布克哈特认为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特洛伊战争真实发生过，《荷马史诗》所描写的烽火连天、血溅沙场、刀光剑影、充斥着战斗的呼号和濒死士兵的呻吟的死亡场景却表现了人们对古典时期战争的某种想象，这种想象在史诗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神化”和“英雄化”人物，“我们在荷马的诗行间读到的英雄不过是神化的人物形象。”在布克哈特看来，一方面荷马通过艺术加工展现这个“英雄”时代，神和人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使得历史变得模糊不定，而另一方面，史诗中的内容也折射出诗人生活的时代，尤其是明显具有已经灭亡的迈锡尼时代的痕迹，它为史诗中的事件提供了真实背景。英雄化的人物当然并不真实，但是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也提供了历史解读的空间：一类是英雄和统帅，他们武器精良，英勇骁战，更像是被称为“普罗玛琪斯”的先锋和勇冠三军之神，而另一类战士则是无名无姓的普通战士，作为平民战士他们就是作为牺牲者来衬托主角的。

英雄的“普罗玛琪斯”和作为牺牲者的平民战士，这就是战争中主力的士兵的分野，这一分野也意味着“公民与战士”这一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希腊地区人口普遍增长，中产农民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断提升，英雄化的个人形象在和共同体发生紧密关联中开始出现了“保持节制”和“维护绝对的公民道德”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希腊城邦的出现，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开始实行自治，也就意味着战争从以前贵族氏族之间的私人斗争变成了整个共同体的事务，对于公民来说，参军作战就变成了公民精神的体现，所以提尔泰奥斯在哀歌中就指出了“荣耀之行为便是美德”的主张，他在诗中鼓舞同胞们英勇杀敌，甚至大肆宣言马革裹尸比逃生求生更值得歌颂的作战精神，只有在骁勇杀敌中牺牲，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种荣耀行为，才是美德。所以从《荷马史诗》到提尔泰奥斯的哀歌，文学上的变化也是战士性质的变化，英雄个人主义已经被集体化了，“战争也不再是为了替贵族们赢得荣耀，而是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荣誉。”

编号：Z43·2260211·2436 作者：莱昂哈特·布克哈特 著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18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8.80元当当8.80元 ISBN：9787542664198 页数：192页

公元前5世纪，希腊军事力量中的雅典和斯巴达发展成为了势均力敌的城市国家，这一时期便出现了双雄争霸的对峙局面，尤其在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中，出现了三桨座战船。在技术和设备的改进同时，雅典大力发展了四等公民，这些本没有土地、处于最下等阶层的民众，战争让他们找到了养家糊口的机遇，但是他们作为战士，生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为雅典的军事力量壮大出一份力，也就是说他们作为战士，是建立在公民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上的，是作为雅典公民得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有名的“十将军”就是由雅典公民大会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的职责就是统筹制定公民大会作出的作战计划，回报各项军事行为和后果，他们所代表的就是雅典十个部落公民的利益。而另一个共同体斯巴达，更是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色诺芬在著作中写道，只有斯巴达人才真正懂得军事技术，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为了能在战场上告捷，他们的第一政治要务就是满足军事上的所有需求。所以在这个观念的加持下，斯巴达对公民进行了价值观的培养，他们鄙视懦夫行为，极度推崇坚韧不屈和不顾生死的战斗精神，在等级划分中，斯巴达人的出身决定他们就是全权公民，而全权公民也就成为了军队的主力军。

希腊城邦的战士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公民，而斯巴达更是一个完全表达了“公民即战士”的完全军事化国家，当这两个希腊地区的城邦和共同体发生战争，又意味着什么？这场战争就是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希腊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战争几乎波及了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各国，更是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军事格局，而最重要的是，“公民即战士”的观念和制度体系也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战局来看，完全军事化的斯巴达击败了雅典，使得它的军事成就达到了顶峰，但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也削弱了自身实力，使得波斯、马其顿等外部势力在希腊地区日益增强。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各地出现了雇佣兵，而且雇佣兵的数量急剧上升，布克哈特研究认为，当时最受非希腊地区雇主欢迎的事重装备步兵，很多来自阿卡迪亚或阿哈伊亚的贫困地区的希腊人、失业的雅典人都加入了雇佣军，除此之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士兵由于无法适应平民生活再次投身沙场，成为了雇佣军，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在战争中赚上一笔。

从荷马时代统帅的英雄化甚至神化，到雅典和斯巴达共同体时代战争的集体化、公民的价值观变化和“公民即战士”的军事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走向了解体，随着战士雇佣化现象越来越明显，雇佣军成为了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元前4世纪时出现了专门的雇佣军市场，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泰纳隆海角就是雇佣军交易的地点，这也使得战争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起共同体时代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战的公民，很多雇佣军在战争中会倒戈相向，他们不愿浴血奋战，也没有英勇杀敌的欲望，更不要说维护全体公民的荣誉。不过，在这个时期，雇佣军还只是正规军的补充而已，到了希腊化时代，雇佣军才真正成为了各地军团的主力。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马其顿国力增强，随着腓力二世的上位，希腊军事史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这是腓力二世在希腊赢得统治霸权地位的时代，是战争规模达到历史新高的时代，是兵种更为细化的时代，更是“普通市民即战士”的时代——接受高强度训练的职业军人们在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指挥下，在喀罗尼亚大战中击溃了雅典和忒拜组成的希腊联军，马其顿获得了在希腊地区的统治权，这也意味着希腊个城邦失去了政治主动权。

亚历山大大帝完成了希腊地区的统治，接下去他开始了改变历史的东征，而这也意味着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在军事上，这场东征就是一场无比宏大的战争，他们的矛头直指长期以来的劲敌波斯，而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尤其是低估了格德罗西亚地区的贫瘠，几千名士兵因此丧命亚历山大这位“英雄国王”也死于突如其来的发热，庞大帝国也陷入了更漫长的战争中，帝国由此分裂成了三个大帝国和多个小国——最重要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马其顿和希腊的安提柯王朝，统治地中海一代的塞琉古帝国，亚历山大的自存们还建立了众多小王国和侯国。希腊化时代出现的国家分裂，导致战场上的战士大多为雇佣军，当“当兵是一种职业”，也意味着雇主和士兵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关系：或者是相互信赖，国王作出承诺，战士信任国王出战，或者是为了经济利益，甚至参战成为了一种致富途径，布克哈特认为那时的战争就相当于一种“零和博弈”：财产的占有由战争来决定，但是经济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

希腊化时期之后则是进入了古罗马时期，这是一个比马其顿更强化军事化的国家，在500年间都成为了地中海地区最庞大、组织最严密和战斗力最强的军事力量，他们经历了从联合部队过渡到方阵的早期、三线阵战术时期、向职业军队过渡时期常备军时期和机动野战军时期。这是军事史上的分界，而在战士身份和构成的变化来看，随着战争的不断爆发，尤其是罗马人和拉丁人的激战之后，罗马人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在队形更加机动灵活中也加速了战士身份的转化，到了后期，罗马和盟友之间的战事从未中断，一方面罗马军队的问题凸显出来，尤其是罗马统帅穷兵黩武、野心勃勃，他们往往不顾罗马的整体利益而盲目采取行动，而为了打败对手，他们必须拥有更多的战士，于是在征兵方式上出现了“招兵买马”的情形，盖乌斯·马略就曾在向朱古达开展前购置士兵，“在此期间，他都是亲自去招募士兵，既不看他们的出身，也不看他们的财产登记，而是看他们是否有意入伍，其中大部分都是按照人头交税的人（也就是无财产者）。”之后的庞培、凯撒都为了个人目的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也为了满足自己的独裁统治让这片土地尸横遍野，更为了自己疆土的拓展而雇佣了更多的士兵；之后的屋大维建立了罗马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将内战中的军队收编为统一的队伍，出台了安置退伍士兵的解决方案，而这也加重了国家负担，甚至官僚化越来越明显；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他创建了元首制，把皇帝称为“第一公民”，而军队就成为了一支职业军队。

从征服地区招募士兵成为统治者最常见扩充力量的方式，甚至采用强制性征兵办法，各地符合服兵役条件的民众被召进军队中，而辅助部队士兵一旦退役还能获得奖励，甚至还能得到罗马公民权。由此，公民和士兵的身份完全被倒置了，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公民即士兵”体现的是公民意识、国家价值和美德，当兵是一种荣耀，而到了希腊化时期，随着雇佣军的增多，士兵就是一种职业行为，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征兵和当兵完全是一种交易行为——从当兵是一种荣誉到成为一种职业再变成一种交易，最后颠覆的则是公民的身份，它把“公民即战士”的道德构建变成了“战士即公民”的权利获取。而这也埋下了隐患，当罗马帝国对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当招募的新兵却越来越少，很多士兵开始通过分期付钱、自残身体或其他手段逃避兵役，甚至入伍的士兵逃离了军队，罗马帝国由此进入了布克哈特所称的“士兵为王”的危机时期，它的最后结局就是纷乱四起、叛变造乱，最后击败罗马帝国的正是造反的日耳曼辅助部队，“日耳曼军队成了统帅全境的主力军，替代了罗马国民军的地位，而后者原本在古希腊罗马历史初期就一直都在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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