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2《班尼的录像带》：再次回到犯罪现场
他观看了杀猪的视频，然后把录像带倒回来，在慢动作行进中，仿佛置身于杀猪现场；他用摄像机录制了自己拿出土制气枪对准陌生女孩的视频，在给父母播放时告诉了他们自己杀人的过程；他向警察“举报”了父母，监控中他说出了一句“对不起”，碎尸抛尸的父母便被警察带走——无论是看见杀猪的录像带，录下自己杀人的视频，还是父母被带走的监控，14岁的班尼一次次把自己带到现场，对于他来说，录像带里的死亡和罪恶，只是一个游戏，只是一种见证，只是让自己置身于其中获得现场感，一种冷酷、讽刺和血腥的影像世界里，他反而成为那个无罪的人。
“杀人纯粹出于好奇”？当班尼和母亲从埃及旅行回来，在家的父亲已经将他杀死的女孩处理掉了，在没有了证据的情况下，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班尼没有在这个杀人案中画上句号，他去警察那里举报了父母，而证据就是自己趁着父母不注意拍下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是一张房间里的床，对着外面亮着光的门缝，父母都没有出现身影，但是他们的对话却记录下来，当父母被警察带走，监控里那一句关于杀人的好新奇以及被带走之前的“对不起”，仿佛变成了班尼“陷害”父母的佐证，而当父母面临法律的可能制裁，班尼却像脱离了罪恶——在好奇心驱使下杀人，父母作为监护人对他的庇护，以及举报父母让他们绳之以法，那一场谋杀和班尼似乎再没有联系。
班尼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游戏，游戏充满着趣味性和冒险性，但是当他用录像带记录一切，看起来是对于录像的痴迷，实际上在自我沉溺的游戏中，揭露了14岁的孩子不断制造犯罪现场的冷漠，也撕开了这个社会掩藏着的暴力法则，他正是让录像带一次次回到犯罪现场，也以影像记录的方式提供了社会无处不在的杀人真相。的确，当班尼杀死了那个女孩，是作为一个杀人犯而存在的，他身上带有不可抹除的罪恶，但是这个杀人过程似乎缺少动机，在他看来甚至就像是杀死一头猪一样，“死是很容易的。”这是他在女孩面前提到死，死亡首先是作为一种被叙述的事件而存在，班尼回忆了自己小时候祖父之死，当时棺材是打开着的，父亲抱起他让他看死去的祖父，这是班尼第一次知道死亡，他起先闭着眼睛不敢看，但是死亡是无声的，看见死去的祖父就像看见一种物，所以班尼在叙述这次记忆时，说死亡是很容易的。
记忆中的死亡是亲人之死，当死亡变成围观，当死亡不让人悲伤，它只是发生而已。班尼认识的第二种死亡，是父母屠宰场里那头猪的死亡，它被录像带记录下来：一头猪被众人拉出猪圈，有人拿着土制气枪朝猪的头部射击，在近距离的击打中，猪发出了痛哭的嚎叫，之后挣扎了一下，土枪再次击中猪的头部，最后猪便悄无声息地死去，死就这样变成了另一种围观，这种更是不掺杂感情的死还可以一遍一遍地回放：录像带倒退，猪再次被拉出来，再次被击打，再次倒地抽搐；录像带也可以慢放，猪死亡的过程被拉长也被分解。无论是祖父之死，还是猪之死，对于班尼来说，死亡都成为容易的事，而当他成为录像带的观看者，死亡又变成了一个消费品，就像街上可以租借的录像带一样，在反复的回访、倒带、慢动作回放中，一次次接近死亡，一次次退出死亡，在录像机按钮的暂停、倒放、播映，以及结束中，死亡变成了一种可以操控的行为，它甚至只是一系列连续的动作。
| 导演: 迈克尔·哈内克 |
所以当陌生女孩出现在录像店门口，班尼带着她回家，像是和她一起分享死亡的过程——在班尼发现女孩并走出商店和她对话，这时候的声音没有出现在哈内克的镜头里，或者是他故意用其他的噪声掩盖了两个人的对话，这一种缺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班尼杀人的动机论：他或者只是邀请女孩去自己家里看录像。而女孩和他来到家里，班尼热情招待了她，给她吃披萨，和他说起自己关于死亡的记忆，也向她展示那一台出于工作状态的录像机。但是正因为班尼对死亡的消解，他便慢慢把女孩纳入到死亡叙事中：他播放了那段关于杀猪的视频，然后也拿出了那把土制气枪，而且完全交给了女孩，让她对准自己——如果女孩和班尼一样，把死亡看成是一种消费，那么女孩也会和班尼一样射出枪里的钢珠，所以杀人的可能是女孩，死去的可能是班尼。
但是这一种可能的置换并没有发生，因为女孩从来没有把死亡看成是一个游戏，从来没有想要体验很容易的死亡，所以气枪又回到了班尼手中，而女孩似乎生气地说了一句“胆小鬼”，这像是一个刺激的信号，班尼终于朝着女孩射击，啪的一声过后女孩倒地，然后开始大叫；班尼又跑过来，找到了什么东西之后又向女孩射出了一枪，女孩开始在地上爬行，伴随着痛苦的尖叫；班尼让她闭嘴，但是女孩没有停止喊叫，接着又是沉闷的医生啪，女孩的喊叫戛然而止。女孩就这样死了，比杀死一头猪多了一击，班尼无疑成为了杀人犯，但是面对死亡，班尼没有害怕，他冷静地听了音乐，倒了牛奶，然后拿出一块布，擦掉了女孩身下流出的血，血没有被止住，在擦掉的地方又流了出来，班尼又移开了还有体温的尸体，然后继续擦血，一遍又一遍，就像操控录像机里的按钮一样，操控着死亡的全过程。
或者是女孩骂他激发了他的愤怒，或者是女孩不肯闭嘴让他彻底杀死了他，或者班尼的确对死亡毫无感觉，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三次沉闷的击打声中死去，班尼甚至不知道她是谁，一种毫无瓜葛的死以如此冷酷的方式上演，对于班尼来说，他亲手制造的一次在现场的影像，并非是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被录制下来的谋杀和死亡过程，更像是班尼所定义“一头猪而已”的杀猪视频的延续：摄像机起初是对准窗外街道的，之后在两个人对话中班尼将它转向了室内；它在班尼的射出第一枪的时候，并没有拍下他们的身影，只有声音被记录下来；第二次录下了班尼跑过来的镜头，而最后一击时，镜头只拍摄到了班尼和女孩的一角。这是一个并非预谋的杀人视频，它在空镜头和残缺的影像中被记录下来，但是当变成了录像带，它却成为了杀人的证据。
《班尼的录像带》电影海报
从杀猪的视频到杀人的视频，班尼把杀人变成了一种练习，而死亡如此轻易发生，他只不过找到了真正在现场的感觉，当录像带记录的事件被看见，他便一次次回到犯罪现场——当哈内克把班尼推进现场，这里隐含的用意是：是谁让班尼成为杀人者？班尼是在父母出门的那一个日子杀人的，父母的缺位正是一种象征，所以当父母回来之后看了班尼录下的杀人视频，他们急于把自己的缺位给补上：父亲对母亲说：“他还小，这是监护人的责任。”所以他们问班尼除了他之外这件事还有谁知道，他们问陌生女孩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证人，如何判他有罪？”一种逻辑是：只要将这件事隐藏起来，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班尼没有罪，也就意味着作为监护人的自己没有罪。于是，班尼被母亲带着去往埃及旅游，而父亲则在家里处理女孩的尸体。
父母就是把班尼从谋杀事件中抹除，自己缺席导致了死亡的发生，班尼离开现场也就意味着死亡被抹除，他们对待生命就像对待一头猪一样，在这样的家庭里，班尼成为一个暴力的实施者当然成为了必然：他在课堂上打了同学一个耳光，又在老师眼前趾高气扬地离开，又把自己剃成了光头，当然还毫无愧疚地把杀人的视频播放给父母看。家庭造就了没有犯罪感的班尼，同样，整个社会也都在无处不在的暴力中，那些电视上播放的新闻是宗教冲突，是种族战争，是利益纠葛，而这一切被记录下来，也在录像带里成为时代的现场，每个人都活在这种录像化的世界里，它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就像在埃及旅游时，班尼还拿着摄像机，拍摄游客，拍摄景点，甚至拍摄在卫生间小解的母亲，当现实变成录像带，当隐私被刻录在录像带上，那段关于谋杀的视频当然也成为“死是容易的”简单证明。
录像带记录现场，录像带可以回放，录像带就一定能再次回到犯罪现场，所以“班尼的录像带”既在社会学意义上提供了暴力的样本，又在犯罪学层面上成为一种证据，即使班尼并不想要真正举报父母，即使他还在实践着影像记录的意义，但是这个社会、家庭症结的解决，需要的也只是一盘录像带：犯罪现场在录像带里，杀人者在录像带里，父母在录像带里，警察也在录像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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