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31《无理之人》：手电筒有什么对错
紧紧抱住、用力推搡、拼死挣扎……在电梯打开的一瞬间，在相互争斗的一刹那，在生死攸关的关键点，从包里掉出来的小小手电筒，滚到了电梯门外面的地板上，亚伯的脚忽然就踩了上去，随着手电筒的滚动，他也失去了重心，最终掉落电梯井，消逝在暗黑的深处。亚伯亲手把自己葬送在设计好的电梯陷阱里，而侥幸逃离死亡的吉尔惊魂未定，如果没有意外之中掉出来的手电筒，如果亚伯的脚没有踩到它，如果不是亚伯比吉尔更靠近电梯，那么掉落电梯井的是不是吉尔？那么这场谋杀是不是最后会是亚伯得逞？
生和死的问题，是由手电筒决定的，手电筒成为了关键点——电影片名香港翻译成“爱情失控点”，台湾翻译成“情迷失控点”，不起眼而意外出现的手电筒就成为了决定命运转折的“失控点”：亚伯因为抵达了这个失控点，自己害死了自己。无疑，这是一个有关运气的结局，和伍迪·艾伦《赛末点》一样，在决定谁赢睡熟的关键节点上，亚伯抵达了失控点，而吉尔则赢得了赛末点。当艾伦用运气解读命运的归宿，当然不是一种主动选择意义上的，当亚伯参加聚会拿起枪对着自己的脑袋上演“俄罗斯轮盘”游戏，在众人只是将它作为谈论的话题而亚伯却亲自实践，他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阐述了运气论。电影无疑是对艾伦以往主题的重复和对形式的再包装，但是显然运气论不是电影真正的主题，艾伦很明显在把结局推向未知的运气时，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回到“无理之人”的设定：一个对理性进行怀疑而要找到自己生活合理性的人，是不是要想当然地构建自己的体系？这样的体系在无法自圆其说中是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实在运气论中，手电筒作为概率的存在分开了生与死，但是手电筒本身没有对错，同样，当亚伯谋划着对毫不相识的潘格勒法官下毒，潘格勒法官是不是也是无辜的？作为一名法官，作出最后让女人无法获得孩子监护权的判决，这里面可能有不公，但是法官也一定有他判决的理由，亚伯只不过是在和吉尔用餐时偷听了邻座女人的哭泣和抱怨，知道她和丈夫的离婚案中失去了孩子监护权，所以亚伯要替天行道实施了毒死潘格勒法官的完美谋杀：他和法官没有任何交集，他没有杀法官的动机，他在公园里掉包了法官喝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这是在作案手段上的“完美谋杀”，更是在道德意义上的完美谋杀，因为做出这样判决的法官就是给他人带来痛苦的癌症，而亚伯承担起了惩恶的职责，当他将潘格勒法官杀死，女人和类似女人的命运就会有一个转机，所以他既是为受害女人报仇，也是为这会除去了毒瘤，这难道不是一个“道德人”应该做的？
| 导演: 伍迪·艾伦 |
但是和手电筒一样，手电筒无关乎对错，潘格勒法官也无关乎对错，甚至女人也无关乎对错，作为一个只听取了片言只语的旁观者，怎么可能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出判断？怎么可能以所谓道德的立场决定一个人死？但是当亚伯面对知道了真相的吉尔说自己是一个“道德人”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在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不是为社会惩恶，而完全是为了构筑自己的体系。这个没有交集、没有动机、人不知鬼不觉的“完美谋杀”，抛开如何一步步泄露了信息最终导致吉尔知道真相不谈——里面当然有很多逻辑漏洞，有很多艾伦一厢情愿的推论——亚伯之所以要将谋杀法官作为自己道义担当，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为毫无意义的人生寻找意义。一个12岁时母亲自杀、朋友在伊拉克战争中被“斩首”的男人，人生一定覆盖了某种阴影，亚伯在这片阴影中当然悲观地看到了人生的无意义，如果常人，这种无意义带给他的一定是对社会的仇视，对他人的冷漠，对世界的隔绝，甚至在自怨自艾、自甘堕落中最终选择结束毫无意义的生命。
但是亚伯是一个哲学系教师，虽然他的日常生活总也是悲观和颓废，但是哲学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压阀，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康德、克尔凯郭尔、胡塞尔，自己所做的论文是关于海德格尔和法西斯主义的，甚至当他拿起枪真的要玩“俄罗斯转盘”，也把它当成一堂存在主义的实践课。但是这种解压照样给他制造了理性的焦虑，“康德说人的理性是被不能反驳也不能答辩的问题所困扰”，困扰理性的问题是什么，是道德？是选择？是人生的偶然性？是感性的美学？是追求自由的诗学？没有答案可以提供，是因为理性本身就陷在困境中：为什么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选择反而会带来焦虑？为什么海德格尔会和法西斯主义相关？康德的道德律令为什么不能真正带来幸福？所以越是纠缠理性，越是想从哲学中寻找理性，也越让自己陷入无理性世界，“一切哲学解答都只是意淫。”他这样对学生吉尔说。
可以说，亚伯对世界、人生的悲观想法，并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在寻找生活合理化中的建构，甚至建构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体系完全置于自我理论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闭环，而这个自洽的系统所要体现的只有目的：在无理性中寻找理性，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它是亚伯式的理性和意义，它就是“亚伯体系”。当他听到女人不公平的遭遇，他找到了构建“亚伯体系”的完美进口，“要让她摆脱这一切就是杀人。”表面看起来他是为了这个受害者，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这个合理性的自洽系统：查询潘格勒法官的详细信息、那种观察他的生活习惯、从实验室里偷取氰化物、在买来的饮料里下毒、坐在潘格勒法官休息的长凳上、调换了饮料、起身离开……当报纸上刊登潘格勒法官在公园里猝死的报道，亚伯的谋杀以几乎完美的方式形成了自洽系统。但这仅仅是谋杀过程上的，对于自己“无理性”世界的自洽意义更为重大：他从谋划的那一刻起，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所以他一改往日的颓废气息和怨世情绪，感觉整个人有了活力，连和丽塔之间的婚外情，最初的阳痿也被治愈了；当他看到法官死亡的消息，更是“成就感涌来”，因为一个社会的癌症被摘除了，不仅和吉尔之间的感情富有激情，论文的写作也极为顺利。
杀了人，不是错，更不是罪，而是正确的做法，是善的行为，之所以将谋杀反法律、反人性、反社会的一切都清楚赋予其合理意义，就在于亚伯将它纳入到了只属于自己的亚伯体系中，没有负罪感，没有惊慌失措，所以会慢慢将相关的线索吐露出来，最后吉尔知道真相之后，说他完全是疯了，更重要的是，当潘格勒法官被尸解是中毒身亡，而警方又逮捕了另一个嫌犯，亚伯体系就面临着困境：嫌疑人没有杀人却可能被判刑，那么他不正是无辜者？亚伯以道德人的名义杀死了潘格勒法官，是不是也间接杀害了这个无辜的嫌疑人，那么这是不是一种不道德？是不是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亚伯从一开始就是对无辜者下手，它最初就偏离了轨道而被强行纳入了所谓人生意义的亚伯体系之中，在自洽和合理性之中，它完全变成了非理性。哭泣的女人有什么对错？陌生的潘格勒有什么对错？无理性的亚伯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判断，那么当他站在无理性的现场，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让他滑入了更无理性的深渊——但是手电筒有什么对错？
《无理之人》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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