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06《象征之林》：正是缺席才意味深长
如果一个女人走过一个从前是割礼棚屋的地方——在那里男人们曾经采制过恩芬达药物——麻风病就会侵袭她。姆布姆巴从男孩们接受割礼之地的上空攻击人。但是如果你的血能抵抗住姆布姆巴的话，你就会没事。
——《隆达医学与疾病治疗》
这是恩登布人疾病名单上的“麻风病”，这也是治疗手册上对于麻风病相关的说明：当一个女人走过男人施行割礼的棚屋，里面使用过的割礼防护性药物“姆布姆巴”——包括表皮渣子、割礼学徒的尿、烧毁的隔离棚屋以及“圣火”的灰烬，以及其他具有高度危险的物质——就会袭击她，于是她就会染上麻风病，因为“姆布姆巴”意为“死亡之地”，但是如果女人的血能抵抗住姆布姆巴的话，“你就会没事”。同样在“疯癫”这一疾病治疗相关说明中，“如果所有那些药物都无效的话，就要‘敲起’疯人祖灵的鼓点。人们开始设想是那些因疯癫而死去的人的魂灵‘逮住’（占住）了病人。”
疾病治疗手册上介绍的无疑是和治疗有关的行动和“药物”的意义，无论是对麻风病的说明还是疯癫的治疗，手册并没有给出这么做的解释，当然更不是一种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治疗，维克多·特纳之所以事无巨细地记载了恩登布人“隆达医学与疾病治疗”，就是它代表了恩登布人头脑中最明细的常见病型，它们是在恩登布人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但是在这里“没有给出解释”是不是意味着在可见的疾病和治疗手段还隐藏着特纳所说的“潜藏”的原则？一方面，恩登布人的确把这些疾病看做是一种“歹运”，“歹运”包括打猎时的坏运气、生育出现的问题和人身事故和财产损失等，出现“歹运”就意味着受到了“困扰”，恩登布人就会通过“困扰仪式”来化解，在这个意义上，仪式本身就构成了“治疗”方法，在特纳看来，这样的思维并非是前逻辑的，而是“非常有逻辑的”，但是这种逻辑是基于神话式的前提，这就意味着治疗过程的困扰仪式很多是实验性的，甚至就是象征，“恩登布人的立场是，通过象征手段使之可见就是在治疗疾病，而治疗措施本身也是象征性的。”
但是这种缺少解释的象征性仪式，虽然在恩登布人那里是可操作性的，是“可见的”，但是特纳的疑惑是把疾病当成仪式来治疗，是不是还有潜藏的原则，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不可见的某种观念——甚至是一种遍布于更广泛行为上的信仰？他们把麻风病看成是与男孩割礼相关，把那些药物烧成灰消除病症，“将它们扔到燃烧着的恩古拉里面去，所有的病就会被烧没了。”还有用“孔加米”在孩子胃里发出的冒泡声能够“把疾病赶到一边去”，卡姆皮或者姆瓦卢的枯萎可以“杀死口中的病”，穆塔塔有“难闻的气味”，它能杀死“女人的胃病”，诸如此类，这些通过预先设定好的象征方式达到对疾病的治疗，是可见的，但是特纳认为，在这些仪式背后还有另一种核心观念，那就是这个可见世界是被一系列“力量”所穿透的，可见世界也是这些力量的显现，但是背后潜藏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恩登布人当然也有专门唤起这些力量的人，他们是具有专门的知识，懂得如何让力量为善或作恶，“比起我们，在恩登布人里，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更有实效。”
但是这些懂得背后力量的恩登布人也只是具备了知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些知识也是可见的，甚至在特纳看来，这也是基于神话式前提的思维，而作为人类学家，特纳所要关注的是真正背后潜藏的象征意义，它是社会的、部落的，也是宗教的——就像头痛治疗就显现为一种宗教观念控制下的过程，它通过过程的象征行为和物件表达出来，白与红、上与下、健康与疾病、日升与日落、男性气概和刺痛等等的关系都构成了这种象征，“目前还没有对某一具体部落社会的疾病治疗与宗教信仰、观念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系统讨论。”无疑，在一种空白处，特纳的观察、调查和分析也许也是实验性的，但是对于这种潜藏原则的挖掘和发现、对于仪式背后的象征符号的解读，特纳就是要让不可见的东西成为一种可见，未知的东西成为一种已知。
“自然是座庙宇，有生命的柱子，/有时候发出含含糊糊的话语；/人从这象征的森林穿越过去，/森林观察人，投以亲切的注视……”引用波德莱尔的诗歌《通感》，特纳所要建立的“象征之林”，就是在穿越之中“投以亲切的关注”，从而发现“含含糊糊的话语”背后“生命的柱子”，如何穿越？如何观察？如何投以亲切的注视？作为曼彻斯特学派的重要旗手，特纳在中南非洲赞比亚西北部恩登布人生活区域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田野调查，他参加了恩登布人的仪式，搜集相关仪式的材料，记录各种仪式的过程，通过对象征和巫术进行理论探讨和对仪式各方面进行描述，他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和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上的实证主义，以及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不同，特纳的研究关注文化象征之间的系统关系，强仪式符号，最重要的是，他既关注社会延续又强调社会过程，而社会过程论观点所强调的就是过程中的冲突性。
| 编号：B82·2260415·2470 |
在《绪言》中，特纳介绍了恩登布人的两个主要原则，一个是母系继嗣制和从夫居婚姻制度：在选择居住地、继任官位和继承财产上，母系制原则优先；一个男人有权利选择和他基本的母系亲属或类分的母系亲属一起居住；如果母亲住在父亲的村子里的话，他也可以选择住在那里，而如果母亲不住在那里，由于父亲是村庄里母系成员，作为父亲给予的一项特权，他则被认为有权利作为父亲所属的母系村庄里头人的候选人，并有权分享某个死去的母系族人的财产，而另一方面，男人有权利带着妻子主导自己的村子里去。母系继嗣制和从夫居婚姻制度，是恩登布人的居住模式，在这两个原则的影响下，父子关系被高度仪式花了，但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母系社会中父亲是中心，作为父亲和丈夫的男人希望把妻子留在孩子身边，但是母系方面的兄弟和舅舅又希望他的姐妹及孩子住在村子里，恩登布人强调同一代姻亲之间的友爱，但是这往往遮蔽了其中的矛盾，而他们期望建立由所有亲兄弟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儿子组成的理想社群，也从未在事件中得到实现，“因为母系继嗣制——它在女孩子的青春期仪式以及许多与女性生殖相关的祭仪中被高度仪式化——阻止了这一理想模式在实践中的完全实现。”
这种矛盾和斗争背后则涉及到仪式本身具有的不可调和性，比如在生命转折仪式中，都有男孩和女孩的入会仪式，但是这两种仪式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男孩子要割包皮，女孩子不用切割阴蒂；男孩子是集体入会，女孩子则是分别入会；男孩子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入会，女孩子则在青春期到来时入会；男孩子入会时会灌输部落价值标准、狩猎技巧和性教育，女孩子的入会仪式则是为婚礼做准备；男孩被隔离在灌木丛中接受教导，女孩子入会则在村子里的草屋中进行……入会仪式不同，意味着它们承担的功能不同，更意味着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不同：男孩子的割礼仪式是为了使他具有进入狩猎祭祀的资格，女孩子的青春期仪式则为步入生命仪式做好准备；男孩子的入会仪式是集体性的，女孩子则是个体性的，男孩子的经济活动和男人们一样被仪式化了，而女人强调的则是性能力和为母之道，这样的不同，一位恩登布女子的解释是：“如果很多女孩子和女训导人一起长时间离开的话，谁到园子里去劳动、打水、给男人做饭？”
母系继嗣制和从夫居婚姻制度导致了男女入会仪式的不同，而入会仪式的不同又折射出背后象征意义的不同，那么恩登布人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哪些是可见的，哪些是不可见的？特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建立在他对象征符号本身的精细分析之上，在《恩登布人仪式中的象征符号》中，他将仪式界定为“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在这一界定中，象征符号构成了仪式的最小单元，同时也是仪式语境中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特纳强调，象征符号并非静止的指涉物，而是“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的动态复合体，它始终与人们的利益、意向、目标和手段相关联。正是这种语境关联性，赋予了象征符号以动态实体的结构和属性，它不是在实验室中被隔离观察的标本，而是在社会行动的洪流中不断被重塑的力量。以恩登布人女孩青春期仪式中的“穆迪树”为例，特纳展示了同一象征如何在不同语境中裂变出截然不同的意义面向：恩登布妇女称这棵树为“奶树”，因其白色胶乳如同母乳，在本土解释层面，奶树首先被理解为乳汁与乳房的化身，进而延伸为母子关系的象征，再抽象为母系继嗣原则的表征——这一原则规定了职位承袭、财产继承与居住权利，是恩登布社会组织的根本支柱。甚至有信息提供人将其比作“英国国旗”，声称“穆迪是我们的旗帜”，在此，奶树似乎呈现出一幅和谐的社会图景：母系制度的统一、妇女群体的团结、社群价值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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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纳：象征符号“对谁有意义？” |
然而，当特纳将分析从解释层面转向操作层面时，这幅和谐图景便出现了裂痕，在恩坎加仪式的具体语境中，奶树并非仅仅象征统一，它同时成为社会差异与群体对峙的动员符号。它是妇女的“旗帜”，用以排斥男性、动员两性对峙；它标志新入会者的个体身份，将其从所有其他妇女中区分出来；它构成“死亡之地”或“受难之地”的空间核心，使女孩在酷热中忍受整日的静止，以此表达她与即将进入的成年妇女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它还在亲生母亲与成年妇女群体之间划出一道张力之线。奶树的多义性并非语义上的含混，而是社会行动本身的矛盾性在象征层面的忠实映射，恩登布人并未自觉意识到他们对奶树的阐释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龃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不一致对人类学家无关紧要，恰恰相反，特纳由此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追问：“对谁有意义？”同一象征对于头人、对于母亲、对于新入会者、对于仪式专家、对于普通村民，是否承载相同的信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每个参与者都携带着自身“结构主义的视角”，其理解受制于他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以及由该位置所规定的利益、情感与目的，仪式象征的客观性不在于意义的单一，而在于多义性本身的系统性。
为了进一步厘清象征符号的复杂机制，特纳引入了荣格的区分：符号是对已知事物的缩略表达，而象征符号则是“对一个相对未知的事实可能的最好表达”。这一区分将人类学的注意力从象征的显白意义引向潜藏意义，特纳将仪式象征符号的核心特征概括为“浓缩”——一个简单的形式承载着多重所指，更为关键的是“支配性象征符号”所具有的意义两极性：一极指向社会的道德秩序、组织原则与规范价值，特纳称之为“理念极”；另一极则关联自然与生理现象，如奶树的乳胶对应母乳、穆库拉树的红色胶乳对应血液，这一极被称为“感觉极”。理念极引导人的行为，使其符合群体规范；感觉极则激发欲望与情感，诉诸人类经验中最原初的层面，两极并非割裂，而是统一于同一象征体之中，使象征符号同时成为社会控制与情感动员的枢纽。与支配性象征符号相对，特纳还辨识出“工具性象征符号”。前者在仪式系统中具有高度的持续性与自主性，其意义超越特定仪式的表层目的，后者则必须被置于特定仪式的整体象征网络中理解，它服务于仪式的明确目标，是达成目的论的途径。在这里，特纳主张，对象征符号的分析需要综合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理论与社会动力说三种视角，尤其当支配性象征符号被把握为意义的两极统一体时，分析的边界与效力才得以清晰界定。比如在对恩坎加仪式分析中，妇女们为抢夺“奇普瓦姆普威鲁粥”而争斗、戏弄新入会者及其母亲，这些情感表达并非偶然的情绪宣泄，而是由工具性象征行为所引发、并与支配性象征符号所表征的氏族团结紧密交织的社会事实。仪式中存在着信息提供人自身也不曾明确意识到的意义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意义不可知，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对象征模式与行为语境的系统性考察，推导出潜藏的逻辑，象征符号因此不是被动的文化残留，而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它本身又是许多对立力量的产物”。
如果说对象征符号的分析是特纳方法论的基石，那么“过程论”则是其方法论的灵魂，在特纳看来，仪式的本质在于转换，而非确认，在于使不可见变为可见，使未知成为已知。他在《恩登布人的仪式象征体系、道德和社会结构》一文中，通过对“奶树”的进一步剖析，提出了意义的三个分析层面：解释意义、操作意义与位置意义。解释意义来自信息提供人的口头阐释；操作意义则需观察人们“怎么做”而非“怎么说”，它直接关联社会动力；位置意义则关注象征符号在整体格式塔中与其他符号的关系，穆迪树与受难、死亡的关联即属此类。奶树的语义结构被特纳比作一棵树本身：根部是“母乳”这一基本意义，向上分化为多条抽象支脉——乳房、母子关系、母系继嗣、部落传统，或乳房发育、女性成年、婚姻与分娩，或从吸奶到学习做女人的责任与权利。通过这三重意义的区分与交织，特纳将那些隐而未显的意义维度逐一揭示，使不可见的结构变得可见。
在《恩登布人仪式中的颜色分类：原始分类的一个问题》中，特纳将这一“使不可见可见”的方法推向更深层面。恩登布人以白、红、黑三色作为基本分类范畴，白色关联“仁慈、健康、仪式的洁净、免于厄运、政治权威、幽灵的汇集”，代表道德秩序与美德的整体；红色关联血液——动物之血、分娩之血、母亲之血，“红色事物具有威力”；黑色则笼罩着恶劣、邪恶、不幸、疾病、巫术、死亡、性欲与黑暗。特纳注意到，颜色与性别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红色有时代表男性，有时代表女性；白色亦然，真正重要的并非二元对立本身，而是被恩登布人刻意回避的“黑色”：在仪式实践中，黑色因其不吉而难以公开出现，但“正是它的缺席才意味深长”，黑色是那些隐藏的、秘密的、不可知的东西的真正象征，是潜在性与否定性的场域。白色与红色在多重对立中构成“生命”的共同体，而黑色则是作为死亡与否定性的他者，特纳借象征逻辑学家肯普之语指出，人类习惯将三元关系拆分为二元组合，而“所有的二元组合关系，其实都是包含了一个无效因子的三元组合”。黑色的缺席恰恰证明了它在思维中的在场，这种以缺席形式实现的可见，是特纳对象征分析最具穿透力的洞见之一。
在《模棱两可：通过仪式中的阈限阶段》中，特纳将这一洞见扩展至仪式过程的核心机制，范根内普所揭示的过渡仪式三阶段，即分离、阈限、聚合，而在特纳手中获得了全新的理论深度。如果说社会的基本模型是“位置结构”，那么阈限便是结构之间的缝隙，是“不可见”的结构性存在，“阈限人”既不再被分类，又尚未被分类，他们既非生也非死，又既是生也是死，他们的状态“模棱两可、似非而是”，是对所有习惯范畴的混淆。由于性别区分本是结构位置的核心要素，阈限阶段便天然地排斥性别分化，新入会者被象征为无性别或双性存在，阈限因此不是简单的过渡地带，而是“一个纯粹可能性的领域”——它否定一切积极的结构性主张，却又是这些主张的源泉；它脱离结构，又未被纳入结构；它将人带入与无限、无穷、不受约束之力的紧密联系中。在阈限阶段，新入会者被剥夺过去的思维与行动习惯，被迫反思社会、宇宙与支撑它们的力量，这使得阈限同时成为“反思的阶段”，正是在从结构中走出却尚未返回的间隙中，文化的基本大厦被矛盾地揭示出来。
这些层层递进的分析，共同构成了特纳对“对谁有意义”这一追问的回答，仪式在广阔的社会进程中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矫正偏差、预防冲突的模式化阶段，仪式符号可划分为“支配性象征符号”与“工具性象征符号”，前者自身即为目的，后者则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要充分理解一个象征，必须将其置于最广泛的行动场域语境中，仪式自身只是这一场域的一个阶段，当仪式体系被同时视为信息提供人的解释与行动者的实践时，它便获得了超越抽象模型的丰富性与深度。特纳将仪式置于意蕴丰富的场域背景中，关注文化象征之间的系统关系，强调仪式符号的过程性，以社会冲突与动态转换的视角颠覆了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框架。
“自然是座庙宇”，特纳穿越象征之林，投以亲切的注视，让那些含含糊糊的话语背后生命的柱子一一显现，从奶树的多义裂变到颜色分类中的缺席辩证法，从阈限的不可见性到治疗仪式中的力量显现，特纳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将人类学从对静态结构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使之转向对动态过程的把握，从对可见之物的描述深入到对不可见之物的洞察。象征符号不是死的标本，而是“有生命的”存在，它“孕育着意义”，在行动中被不断生成与转化，“正是缺席才意味深长”，这不仅是对黑色在恩登布人思维中地位的精准概括，更是特纳整个象征人类学的方法论宣言。那些不在场之物、被遮蔽之物、潜藏的原则，恰恰构成了理解一个文化最为关键的入口，在这个意义上，《象征之林》不仅是一部关于恩登布人仪式的民族志，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在象征的密林中寻找意义之光的方法论著作，它启示我们：真正重要的，往往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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