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0《观察者》：每个生病的外婆都是一匹狼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与这种被遗忘的人类存在可能相比，我们才是残废、畸形人，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5》
科托伦戈选举站，是选举期间专为智障者、麻痹症患者、孤儿等社会福利机构的选民进行投票的站点，当公民阿梅里戈·奥尔梅亚成为这个选举站的监督员，当他开始观察这一天的投票时，“观察者”的他看到的是没有腿的矮女人，是“优秀姑娘”的孤儿，是无法下床的修女……他们当然是残疾人，是畸形人，是社会的边缘人，这是一个正常人对“他们”作出的注解，这是“观察者”本能的视点，但是如果人类之外还有存在的可能，那里有上帝，有巨人的世界，有奥林匹斯山，那么当我们被这个世界所观察，那些正常人是不是也变成了这些神眼中的残疾人、畸形人？
而另外一个意义上，科托伦戈的存在如果没有以慈善为由对它进行统治，那么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也不会有正常人所定义的残疾人和畸形人，但是世界总是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残疾人被高人一等的“正常人”所注视，正常人又被更高人一等的神所注视，在注视的视野中他就无可避免成为一个另类——取消了正常，这是不是一种倒置？但是，这种倒置却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当科托伦戈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世界，它必将在慈善的名义中将发现了这一问题的阿梅里戈吞噬，它取消了赤裸裸的残酷，制造的是一种虚幻，“美的世界如同海市蜃楼，消逝在可能真实的地平线上，而阿梅里戈为了再看一眼虚幻的海岸，他仍然努力游向海市蜃楼。”而另一方面，当阿梅里戈发现了这个世界不单独存在的可怕，发现人类的渺小，那个巨人的世界是不是也一样会将他吞噬，甚至连海市蜃楼也不会提供给他，人类整体将变成一个被统治、欺压和侮辱。
倒置带来了双重的危机，而对于倒置的发现正是阿梅里戈作为“观察者”的反思——反思而发现倒置，也许就是卡尔维诺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他在1963年接受《晚邮报》安德烈·巴尔巴托采访时，说到这部基于自己个人经历、花费十年完成的短篇小说时，就说到观察者进行哲学沉思的重要意义：
思考让智障者与麻痹症者参与投票的意义，思考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世界观对历史的挑战，这些世界观将历史视为虚妄之物；它还是意大利的不同寻常的一面形象，是人类原子未来的一场噩梦；但最重要的是，它是对主人公自身（一位知识分子）的沉思，是一位历史主义者的《天路历程》，他突然看到世界变成了巨大的“科托伦戈”，他希望能够力挽狂澜，维护正义还在的道理，以及维护他在那一天才察觉的人类最大的隐秘道理……
这个人类原子未来的噩梦夹在所谓慈善的科托伦戈和另一个巨大的世界之间，它实际上就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反思，那么，仅仅作为一个个体，如何能够力挽狂澜、维护正义？观察者观察科托伦戈，科托伦戈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倒置象征：科托伦戈位于都灵，它是“左派”的“宗教机构”，这无疑是阿梅里戈作为意大利共产党这一左翼政党进行投票选举的合适场地；它建有庞大的福利院，科托伦戈是“上帝仁爱小院”，很多智障、残疾、畸形人就可以在这个站点方便投票，甚至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们进行投票；这是人道的象征，这是悲悯的表达，这激发了人们对宗教的敬意……但是，倒置就在这座作为庇护的福利院发生了：它是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用权力的代名词，在民间俚语中，它的意思是白痴、蠢货，是加在不幸之上的荒谬，当选举到来，它还制造了愚民政策、中世纪、恶贯满盈等诸多形象……
一个慈善机构，一种富有人道的行为，一种在悲悯中怀有敬意的举动，完全被颠倒过来了，而这种颠倒让科托伦戈更具独立性？还是变成了选举投票中的妖魔化产物？阿梅里戈作为一个观察者，在这一天的投票中观察到了科托伦戈发生的种种怪事，而这些怪事当然和投票有关，他带着这种清醒的悲观走进了科托伦戈，而科托伦戈很快便以它自己的方式瓦解了他所有关于选举的日常理解：那些没有腿的女人坐在矮凳上被推进来，那些天生没有双手的男人用残肢夹着铅笔独自填好选票，那些智力迟缓的孤儿在修女的引导下排成长队，那些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的患者被“流动投票站”造访……当这些没有能力的人被赋予投票权，当投票以委托的方式进行，当修女和神甫代替那些既看不见又听不懂的人走进投票间，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民主的普世实践，还是民主最荒诞的谎言？“如果不是随机性的话，那是什么让阿梅里戈·奥尔梅亚成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公民，有觉悟的选民，民主权力的参与者，而非成为桌子另一边的，比如说那个傻笑着走过来，仿佛在玩乐的白痴？”如果一个人之所以是公民仅仅因为随机性让他的基因没有出错，如果他此刻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仅仅是因为命运偶然的偏袒，那么所谓的“公民觉悟”和“民主参与”又有什么道德优越性可言？
| 编号：C38·2260606·2503 |
阿梅里戈所面对的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颠倒：那些在科托伦戈被当作白痴对待的人，恰恰在宗教的视野中被赋予了与“有觉悟的市民”同等的价值，“在全知与永恒面前，白痴和‘有觉悟的市民’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所有关于理性、进步、历史的宏大叙事都遭遇了最严峻的挑战，历史和理性所建立的尊严，在科托伦戈的病房里被彻底抹平了，“历史回到了上帝的手中，启蒙运动的梦想在看似胜利时就被扼杀了。”他不再是观察者，而是被观察的对象，不再是监督者，而是被一种更巨大的力量所监督的俘虏，他曾经相信的战后意大利解放后的全民参与，那种“全民参与政治，参与当时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氛围，如今已像海市蜃楼般远去，只剩下眼前这个被修女和神甫操纵的、由畸形和白痴组成的投票队伍，在“上帝仁爱小院”的屋檐下完成了对民主最虔诚也最虚伪的致敬。
但是，作为观察者，阿梅里戈并不仅仅局限于投票行为是否合理合规的政治质疑，他并不只是揭露以那位议员为代表的犬儒主义者如何将科托伦戈视作选举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意操作的零件。他的观察从政治犬儒主义出发，却不可遏制地向外扩散，像墨水在水中洇开，浸染了文化、宗教、艺术和爱的每一个角落。当他在证件照中发现人们在镜头前“面部紧绷并且摆出一副极不自然的表情”时，他意识到这是一种“面对能将人变成物的镜头时极其不自在”的神经症，是“面对生者的照片中显示死亡征兆时”的不耐烦，而修女们则完全相反，她们“面对镜头时，似乎那张脸不再属于她们，这样，她们拍出来的照片便十分完美。”这个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却精准地捕捉了阿梅里戈整个精神危机的内核：在一个被观察的世界里，如何保持自我的真实性？如果连照片都能将生者变成物，那在科托伦戈这样一个时刻被上帝、被慈善、被政治、被意识形态多方注视的空间里，那些患者又怎么可能保存任何属于自己的意志？
当他走向宗教层面的反思时，思考变得更加锋利，“所有行为方式都以祈祷为原型”，在这里，祈祷即成为上帝的一部分，即接受人类的渺小，将消极情绪重新归结到总体考虑之中，这是一场精妙的伪装，慈善的面具之下是权力的绝对化，祈祷的形式之中是对人类自主性的彻底否定；他回顾了年轻时当作家的梦想，如今他却觉得，“人民的文学似乎是星罗棋布的墓碑，生者与死者的墓碑。”文学不再是救赎的途径，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博物馆，将活人封存进语言的棺椁之中；他在马克思的早期手稿中寻找解答，看到了关于“自然是人类的无机体”的论述，试图说服自己“一旦脱离使人成为事物的社会，所有事物——自然和工业——便成为人类，即使残疾人、科托伦戈人因为利用整个机体，利用机体的延伸而重新享有了人类的权利”，但马克思的理论同样无法消化科托伦戈的现实，因为那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异化，而是存在本身的荒诞，那些患者并非被剥夺了劳动工具，他们被剥夺的是被承认为“人”的基本资格，而宗教和民主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这种剥夺。
甚至，科托伦戈的阴影还蔓延到了阿梅里戈与女友莉亚的关系之中，他对爱的反思成为这场精神旅程中最私密也最疼痛的章节，在整个漫长而压抑的投票日里，莉亚的身影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起初如同“救命稻草”，后来却逐渐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困惑，他想象着与莉亚的争吵，想象着她那种“不理性”的思维方式，他在内心反复将“前逻辑思维”这个词甩到她脸上，仿佛这个从人类学借来的术语可以成为一把解剖刀，将她那种他不理解的生命态度切割清楚。然而，当他走在科托伦戈的病房之间，看着那个“傻小子”吃完零食后与父亲“都把手放在膝盖上，歪着头……用眼角余光注视着彼此”的场景时，他突然意识到：“是了，这二人彼此需要。是了，这种存在方式就是爱。人类到达了爱到达的地方。它没有边界，只有我们赋予的边界。”这一刻，阿梅里戈关于理性的全部自负被动摇了，他和莉亚之间那种不断相互挑战、如斗牛或狩猎般的爱情，与老农在周日来科托伦戈无声地看望儿子，竟然具有“相同的爱的含义”。还有关于生育的问题，阿梅里戈的反思更是直接指向了科托伦戈的核心，那些患者之所以成为患者，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生育的随机性与风险，他一直“是节育的狂热支持者”，认为“人们草率地生育”是“越穷越落后越生”的盲目行为，但在科托伦戈，在他目睹了那些因基因的偶然失误而被判终身监禁于福利院的生命之后，他对生育的批判忽然显得单薄而无力，科托伦戈向他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理性对于生命的规划有其无法覆盖的黑暗地带，在那片地带里，生育既非理性选择也非政治议题，而是一种比所有意识形态都更古老的本能，一种在绝望中依然延续自身的盲目冲动。爱也好，生育也罢，它们在科托伦戈的病房里呈现出与在阿梅里戈的书房里完全不同的面目——更原始，更含混，更不受“前逻辑思维”这类概念所框定。
然而，阿梅里戈作为观察者的全部反思，并没有对投票、选举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一切照常进行，他登记反对意见，他走出门抽烟，他在流动投票站阻止了一次明显违规的委托投票，但他随即意识到“一票，区区一票算什么呢？”个体的力量无法改变这个庞大的系统，甚至他本人就是这个荒谬世界的一部分，他也是那个在表格上签字的人，也是那个将证件照上僵硬表情当作“不正常”来解读的人，也是那个用“前逻辑思维”来命名自己所不理解之物的知识分子，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在最后一刻坍缩了，阿梅里戈和他所批判的对象共同构成了科托伦戈这个“人类原子未来的一场噩梦”中的两个等价原子，他以为自己站在系统之外进行审视，实际上他早已是系统运转不可或缺的一个齿轮，只不过他的齿轮转动方式不是为神甫开道，而是将反对意见记录在案，用一个合法的程序去见证另一个不合法的程序，从而让整个选举仪式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公正”的外观。
“每个生病的外婆都是一匹狼。”阿梅里戈在穿越修女宿舍时的这个念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全书最晦暗的隐喻，那些躺在白色幔帐中的老修女，那些穿戴整齐、坐在被子外面的虔诚灵魂，那些以祈祷为全部生存方式的女性，她们是小红帽的外婆，是慈爱与庇护的化身，但掀开幔帐之后看到的却可能是狼，是吞噬一切的权力意志，是以慈善之名行统治之实的黑暗内核。这一隐喻同样适用于阿梅里戈自己：他也是一个“生病的外婆”，他也是一匹“狼”，他的左翼信仰、他的悲观主义、他的理性反思，同样是某种幔帐，掀开之后露出的同样是某种攫取意义的权力欲望，用概念捕获科托伦戈，用哲学消化那些他无法直接面对的面孔。“每个生病的外婆都是一匹狼”既刺破了宗教慈善的虚伪面纱，也刺破了观察者自以为超然的客观假象，在科托伦戈这个被双重倒置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完全清白的，没有目光是完全无辜的，每一次观看都同时是一种占有，每一次记录都同时是一种剥夺。
但正是在这种彻底的困境中，卡尔维诺赋予了阿梅里戈以及他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身份以某种尚存的价值，不是改变现实的价值，而是反思现实的价值。“更多的是反思而不是事实”，这意味着小说的意义不在于记录科托伦戈选举站的舞弊行为，也不在于为左翼政党提供攻击天主教民主党的弹药，他让反思成为主角，因为只有反思才能穿透政治宣传的单一维度，进入一个更复杂、更含混、更令人不安的地带，在那里，投票舞弊不再是某个党派的阴谋，而是人类存在本身的一种结构性荒谬；在那里，智障者的选票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所有自诩“有觉悟的市民”的人脸上同样僵硬的证件照表情。阿梅里戈的“观察者”身份，经过一整天的精神折磨之后，最终也抵达了这样一种承认：他改变不了科托伦戈，甚至无法彻底理解它，但他可以继续观察，继续反思，继续在“印度”的类比与马克思的手稿之间来回摇摆，继续在莉亚的“前逻辑思维”与科托伦戈的病房之间寻找那条“或绑或缠结在一起的鞋带”所代表的联结。
反思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拒绝在犬儒主义面前彻底投降的姿态，卡尔维诺用一部“更多的是反思而不是事实”的小说完成了对自己那几个月无法写作的回应，“即使是最后一个不完美的城市也有其完美的时刻”，这不是和解，不是妥协，而是观察者在漫长的一天结束时，对自己所见证的一切给出的最诚实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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