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6 《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一次序言的平方
他用枯燥的拉丁文记下
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
——博尔赫斯《斯维登堡》
枯燥的拉丁文里有解剖学、物理学、代数学、化学里的灵感，枯燥的拉丁文里写下奇特的六步韵诗，或者，枯燥的拉丁文里还有十二卷本的《神秘的结合》——当这里没有演绎的推理，这里避免了争吵，那种平静、干净和利索的说明，是不是更进一步对于“枯燥”的拉丁文的一种回应？枯燥之语言，其实是有意避开世人“看不见的事物”，当火红的几何学、上帝的水晶宫殿，地狱欢乐的漩涡在那里展开，当世人看不见的时候，谁又能看见他？一个比别人高处一头的人，一个在芸芸众生中行走的人，一个从来不呼喊天使隐秘名字的人，灵魂世界里的天国和地狱，科学和神话，以及枯燥的拉丁文，都变成了“岁月永恒的反映”。
博尔赫斯的十四行诗，并不能充分说明斯维登堡的《神秘主义著作》的全部内容，博尔赫斯以他的名字作为诗歌的题目，却有意忽略了一首诗明确的诞生时间，“一九六几年我写了下面这首十四行诗”，在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里，“岁月永恒的反映”也变成了神秘主义之一种，那么，那些“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会不会以一种独立自主式的神秘主义向永恒致敬？“他走遍阴阳两界，清醒而勤奋。没有谁像他那样充分地拥抱生活，热忱地研究生活，理智地热爱生活，渴望了解生活。”一个来自瑞典的作者，在博尔赫斯看来，不是走遍阴阳两界，而是横跨了物质与精神、科学和哲学，身体和灵魂：他提出了拉普拉斯-康德星云假说；他设计了能在空中飞行的艇，能在海底航行的船；他创立了一种确定经度的方法；他还留下了一篇关于月亮的直径的论文。
这是科学的成果，但是当那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之后，是不是“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变成了神秘主义真正的注解？神秘主义有着确切的时间：一七四五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有确切的地点：伦敦，有确切的人物：起先在伦敦街上默默跟着他，然后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最后告诉他那人就是上帝，要交给他关于布道的使命：唤醒陷于无神论、迷途和罪孽中的人，使他们能够树立起真正的宗教信仰——对耶稣的信仰；以及确切的方法：可以游历天堂和地狱，可以和亡灵、魔鬼和天神交谈。
五十七岁的斯维登堡在这个重要而确切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方法之后，进入了自己的神秘主义世界，作为代言人，斯维登堡说，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一种空间而是一种环境，谁也没有禁止进入天堂，当然也没有注定要下地狱，也就是，两者的门都开着，死人遇见的陌生人，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他可能进入天堂也可能进入地狱，完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天堂或者地狱，也就是说，两个领域的平衡体现的自由意志，每个人不是在为自己的彻底毁灭创造条件，就是为自己灵魂的得救而努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死后还会是什么。
一个确切讲述的故事，或者最后不是变成了神秘主义，而是变成了斯维登堡派：一种关于道德的学说，一种关于对应的观点，当天堂和地狱不再进行死后选择的时候，它就是被自己生命所对应的灵魂归宿的位置，或者再延伸开来，人无非也是上帝在世上的反映，于是这种灵魂观又进入了斯维登堡的微观宇宙：人是宇宙的镜子。当一七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斯维登堡逝世之前，他的身边是一件旧的黑色天鹅绒外套，一把柄部样式很怪的剑，他仿佛还在和天神交谈。
枯燥的拉丁文终于不再枯燥，神秘主义的天堂和地狱也不再神秘，那么在这关于拉丁文的十四行诗背后，是不是也让博尔赫斯看见了“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人是上帝在世上的对应，人是宇宙的微观镜子，而灵魂成为岁月永恒的反映，斯维登堡为博尔赫斯提供了一把进入的钥匙，而那本《神秘主义著作》就放在那里，像被启发的灵感，而博尔赫斯一九六几年的十四行诗，就变成了这本纽约新耶路撒冷冷教堂出版的书的一则序言，门打开了，会有陌生人来接你，你或者去往天堂或者去往地狱。
并非只是道德式的虚构，导引的博尔赫斯显然在这一则序言里发现了“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的自由意志，去往何处是自由选择，其实也是你活着时候灵魂的一种对应。神秘主义的天堂和地狱，也如神秘的序言一样，总是在现实里成为“小径分岔的花园”。倒回去，博尔赫斯其实是以一种远离的方式来看待序言，在《布罗迪报告》中他说：“序言过长，上帝不容。”一句克维多的话，似乎在人世中看见了上帝的好恶，上帝不容过长的序言，是因为像《布罗迪报告》这样的虚构作品，一个读者并不需要被开着的门前的陌生人带向误读的世界，阅读也是自由意志，甚至也是神秘主义，他早就被自己的一切的习惯所左右，所以写序言似乎变成了一种赘述，“我还得啰嗦一句，我从来不看萧伯纳写的序言。”或者也是博尔赫斯以一个统领者的角色拒绝过长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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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E63·2160313·1281 |
似乎正体现着在在门前陌生人的自由意志，一次序言的平方，以另一种激增的方式进入天堂和地狱，进入不同的世界，而这种激增是因为永远有一个读者带着灵魂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便是恢复传统：“我们的任务是，像美国一样，建立一种不同的传统。”而这样的自由意志面对的现实是：“在那个我们已经与之脱离的国家寻找传统，显然是有悖情理的；而在一种想象中的本土文化中寻找传统则更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重建传统，或者是依靠托马斯·卡莱尔一样的英雄主义，“世界历史是大人物的传记。”在《论英雄》中他宣布世界历史就是一本圣书，“它的注释和撰写权应该属于所有人，他们都应被写进历史”。而一年之后的《旧衣新裁》中他说，伟大的人物是真正的圣典，而那些具有才华的人以及其他人则仅仅是一些评论、说明、注释、介绍和说教。对于卡莱尔来说，英雄绝非是凡人，而是半神，他们通过武力来粗鲁言语来统治平民百姓，所以博尔赫斯认为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绝不是自由意志的表现，因为当一个腐朽世界瓦解之后，权力又将落入到强人手里，“结果是出现了奴役、畏惧、野蛮、思想的贫乏和背叛变节。”
重建传统，或者是像阿尔马富埃尔特那样革新了伦理主题之后有否定了对于幸福的追求？在他看来，所有人的本质命运和最后的结局导致了一种失败，而这种失败来自于卖弄、傲慢的迁就以及人对人行使的肆无忌惮的“最后的审判”，所以孤独的阿尔马富埃尔特不相信上帝，也对现实不怀希望，他蔑视天堂的诱惑，坦陈幸福是不值得追求的，“于他来说，才德是世间一切力量的一种不幸。”重建传统，也不是如圣地亚哥·达沃韦在《死神和他的衣裳》中所说的虚无主义，博尔赫斯说：“为了这一场带有一九六〇年印记的梦幻或现实，圣地亚哥溘然谢世，旋而长存于这一本书所构想的梦境与现实之中。”重建传统需要的是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就是一种革新的力量，如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在《莫雷尔的发明》中“为我们的土地，为我们的语言移植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自由意志就是一种激情的迸发，如卡洛斯．M．格伦贝格在《犹太诗草》中的嘲讽和洒脱的气魄，走遍秃鹫的窝巢的勇气和满怀优美高雅的火焰；自由意志是如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身上一种爱的永恒，“马塞多尼奥否认在世界的表象之后存在着永恒的物质，否认能够感受这个世界表象的自我，但是他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激情，它表现在各类艺术和爱之中。”自由意志更是一种国家信仰，阿斯卡苏比诗歌世界是那个“使他朴素地而又愉快地在那个闪烁刀光剑影，同时又匕首乱舞的令人惊恐的清晨，挺身向前”的作战精神，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甚至把美洲当成是一个国家，“无论今朝还是昔日，我们都使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义，或者用这个或那个省份的名义思考；明天我们或许会以美洲，以‘人类’的名义思考。”
但是，重建传统的自由意志更多是一种融合，博尔赫斯又提到了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马丁·菲耶罗》，在他看来，这个当过庄园看管人、士兵、速记员、记者、语法教员、打笔墨官司的人、土地买卖经纪人、书商、参议员，以及那个时代内战的军官的唯灵论者，以“马丁·菲耶罗”作为自己的名字，作为作品人物的名字，就体现着一种绝对的对应，马丁·菲耶罗是高乔刀客的代表，而作者的马丁·菲耶罗则是高乔文学的代表：“产生了创作一种诗歌的念头，要描绘一个高乔人用真正自己的声音吟唱政府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和悲惨境遇。而这个高乔人必须带有普遍意义，每个高乔人都可以与他认同。”每个人高乔是个体，个体组合成的整体就是整个民族的自由意志，所以当何塞·埃尔南德斯变成马丁·菲耶罗，他就开始了一种对于传统的重建：“菲耶罗让埃尔南德斯屈就了自己。他不再是原本故事里要描绘的那个爱发牢骚的可怜虫了，而是我们熟知的一条硬汉，他逃离尘嚣，开小差，放声歌唱，玩弄刀子，而且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还是一位勇士。”
“埃尔南德斯或许做到了一个人对于传统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革新。”把革新作为重建的关键词，意味着所谓的传统其实就是一种新思想，新灵魂，所以当序言的大门被打开，博尔赫斯并不是在那个狭小的世界里寻找“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人是上帝的代言，人是宇宙的缩影，那么这一种需要创新的传统也是人的传统，也是文学的传统，所以从高乔出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从阿根廷出发，走向更远、更广的世界，走向更多的文本。
在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身上，发现了宽容的精神，发现了人的意义：“他最感兴趣的却是人，不管是作作为整体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爱德华·吉本身上，发现了反对基督信仰背后的那种让人愉悦的讽刺口吻，“读他带有讽刺口吻的摘要远比迷失在阴沉的或者说不近人情的编年史家的原始材料里更令人愉快。”在弗朗西斯·布雷特·哈特身上，发现的是具有生命力是的浪漫主义，“其他各种流派不同，浪漫主义远不只是一种绘画或学的风格，而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风格。”而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的是那种难以忍受的现代困境，”他渴求一个地方，哪怕寒酸到家，不管什么社会秩序；无论在宇宙，在一个部，在疯人收容所，还是在监狱。”在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身上，发现的是过去和现在、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和最后的抉择，“在我的如此贫困、矛盾而同时又执著于某种难以言状的崇高愿望的生活里，我依稀看到我们这个可怜的南美洲，尽管竭尽全力要冲破铁笼展翅腾飞，却一直挣扎于赤贫之中。”
凡此种种阿根廷之外的文学，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最贴合重建传统的则是沃尔特·惠特曼，以及他的《草叶集》，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有着“美国史诗”的粗狂和伟大，从草叶而变为美国史诗，那些一草一木的世界里是不是隐含着人的宇宙观，是不是人就是上帝和宇宙的对应？“它应该是多元的，应该公开宣扬所有的人无可比拟地绝对平等，并以此为基点。”这不是变得纷繁和混乱，在惠特曼的手中，这个危险的实验变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博尔赫斯说：“他像拜伦一样需要一位英雄，但是他的英雄，作为大众民主的象征，必须像会分身的斯宾诺莎的神一样，数不胜数、无处不在。他创造了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奇特人物，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是作者，是读者，是人物，三位一体的世界，就是多元，就是无限，就是“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
美国史诗里的英雄就是大众，自由意志体现的就是无限和多元，单独的文本最后变成了永恒和不朽，惠特曼是博尔赫斯给予感情的一个象征物，是重建传统的一个样本，而当斯维登堡的那扇门打开的时候，当序言的平方创造了激增的力量的时候，会有陌生人来接你，你或者去往天堂或者去往地狱，“地狱和天堂就在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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