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18《日本异妖谭》：他连讲了五六个故事
但是，没有人能对这种现象给出确切的解释。最终，这件事也只是成了坊间流传的一个怪谈。
——《被踩到影子的女人》
少女阿夕死了，是因为自己的影子踩到了之后真的抑郁而死？还是如传说所言被踩到影子的人折寿？或者是修行者的狐狸作妖杀死了她？这是恐怖的事，这是诡异的事，这是令人不解的事，“踩影子”一开始仅仅是一个小孩子玩的游戏，但是当孩子们在月光中聚集起来踩到了阿夕的影子，她感觉到了不详，因为传说踩到影子的人会因此折寿，有人并不信，但是阿夕却陷入了恐慌，之后在看望生病倒下的老太太回家的路上，一条狗从小巷跑出，在阿夕的影子上疯狂打转，还一直追着阿夕跑，终于经历了此事的阿夕变成了抑郁的人。父母去向修行者请教，不想用烛光照见阿夕的影子，有人竟然看到了骷髅，而当小孩子再次想踩阿夕的影子时，他们看见的是影子里的“妖怪”。最后阿夕倒在了大街上，她的右肩被人斜着砍了一刀。
害怕自己的影子被踩到，最终自己的影子真的被踩到，但是修仙者的蜡烛映照出骷髅的影子，而最后阿夕却莫名其妙被刀砍死了，阿夕到死是怎么死的？是影子的预兆将她带向了死亡，还是自己的抑郁将自己困死，或者是被狐狸作妖害死？对于这个问题，小说没有得出结论，冈本绮堂也没有打算给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当没有人对此做出“确切的解释”，阿夕的死亡之谜在众说纷纭中，在各种猜测中便成为了“坊间流传的一个怪谈”。之所以冈本绮堂要抹除对真相的解释，就在于为了抵达“怪谈”的目的，而这也是他作为日本“捕物文学开山祖师”所构建“捕物文学”的关键所在，而冈本绮堂的“捕物文学”在这本小说中就突出在对书名的说文解字中。“日本”当然是小说发生地，小说背后的日本历史、文化、习俗和传说，“异”则指向了故事的异常性和怪异性，它是对于日常的、现实的、合理范围故事的一种变异；而“妖”则体现了故事的神秘性和不可解释性，“谭”则是对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而“谭”的叙述方式又返回到内容的构建中，组合成了“异妖谭”为特色的“捕物文学”。
阿夕的故事里所“异”之处并非是被踩到影子本身带来的奇异性，而是在阿夕陷入抑郁之后，家人情修行者为她驱邪，结果影子中便出现了“妖怪”，这是异向妖的过渡，但是直到阿夕死去，她右肩被砍的一刀是人所为还是妖所为，并没有答案，这也就意味着在异和妖的混早中构建了神秘性和不可解释性。然而，“异”与“妖”的混融并非仅仅停留在不可解释的神秘层面，在冈本绮堂的笔下，“异”往往是对日常秩序的一次扰动，而“妖”则是这种扰动背后所折射出的幽暗人性。在《狛犬》中，S君回到故乡参加父亲的十七周年忌，这本是一次寻常的归乡之旅，却因为小袋冈上不是青蛙也不是猫头鹰的奇怪叫声而染上了异样的色彩。S君出于好奇前往探查，先后遇到了年轻女子辰子和穿着条纹西服的消瘦男人M，两人分别坐在明神迹的石头上，那块石头“隐藏在青绿色的芒草后面，有些倾斜，一部分埋入了土中”。不久之后，M教师死在了小袋冈，辰子也“就坐在明神迹的石头上”死去，坊间流传的说法是辰子与M是恋人关系，“因为教师突然死亡，辰子也陷入了绝望，于是选择了殉情”。这看起来是最合理的推测，但当人们从石头旁边挖出了一只石雕狛犬，“狛犬的脖子上竟然缠绕着一条超过一间的黑蛇”，一切便不再是单纯的殉情故事了。
狛犬本是神社的守护之物，黑蛇则是阴邪的象征，神社在明治初年的大洪水中被冲毁，神体与社殿一同消失，祭神不明的神社在“禁止神佛混淆”的时代被悉数拆毁，曾经守护一方的神明如今只剩下“明神迹”的遗迹和一块无人过问的基石。当信仰崩塌、秩序瓦解，被埋入地下的狛犬便成了“异”的源头，而缠绕其上的黑蛇则将“异”推向了“妖”的深渊。冈本绮堂在此不动声色地铺陈了一个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的缩影：旧有的信仰体系在现代化浪潮中土崩瓦解，曾经神圣的空间沦为荒凉的遗迹，而人性的欲望与恐惧便在这废墟之上悄然滋长。辰子与M的殉情究竟是爱情悲剧还是另有隐情？狛犬与黑蛇的出现是神明的警示还是人心的投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正是这种拒绝解释的姿态，让“异妖”超越了猎奇的层面，成为一面映照时代与人性的幽暗之镜。正如S君所言：“M死的时候坐在这块石头上面，辰子死的时候也坐在这块石头上面。这块石头的旁边挖出了一只缠绕着黑蛇的狛犬。想到这些，我的心里也冒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正是“异妖”叙事的核心，它不指向确定的真相，而指向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法言说的诡异氛围。
《马妖记》则将“异妖”与人性之恶的关联推向了更为赤裸的层面。神原家世代相传的“传家宝”是一束“妖马之毛”，每当神原家碰到吉事或凶事，就能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三声马的嘶鸣”，在《马妖记》记载的事件中，多多良村的夜晚出现了“怪马”，村民们的马在狂叫，田间小路上发现了“巨大的四足脚印”，猎马队伍设下陷阱，结果掉进去的却是一个名叫铁作的年轻人，铁作声称自己撞见了那匹“怪马”，但随后邻村的寡妇阿福被“海马踩死”，铁作也在奄奄一息中向阿福的母亲百代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阿福其实不是被海马踩死的，而是被他杀死的。”原来铁作与阿福有染，但当阿福的养女良稚年满十六岁，铁作的心又渐渐被良稚勾了去，阿福“心中便燃起了熊熊妒火”，动辄责骂良稚，对铁作“骂得更为凶狠，那副样子简直就像一个夜叉”。铁作在恐惧与欲望的双重驱使下杀死了阿福，却将罪行嫁祸给“海马”，城内的医生北畠式部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恐怕那不是来自水里的东西，而是从山上下来的熊或者野马。”铁作的罪行已经被揭露，“怪马”的传说不过是杀人者为自己编织的遮羞布。然而，冈本绮堂并没有让故事止步于真相大白，铁作死了，阿福死了，“妖马”也消失无踪，但“妖马之毛”作为物证依然保存在神原家的文卷匣中，“近年来也有两三个专家鉴定过那束所谓『妖马之毛』，但还是没能得出确切结论，只能猜测那是一种生活在陆地上的、现在已经灭绝的野兽”。真相与神秘在此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铁作的罪行是真相，但“妖马”的存在与否却永远悬而未决，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并置，进一步模糊了“异妖”的边界，它究竟是超自然现象，还是人类想象力对未知的投射？是人性之恶的借口，还是恶行本身所召唤出的黑暗力量？
| 编号：C41·2260601·2501 |
《钟之渊》则将“异妖”与人性中的嫉妒、虚荣和恐惧编织成一张更为细密的网。德川吉宗将军下令三名游泳好手潜入钟之渊寻找沉钟，三人按年龄排序依次下水，三上治太郎二十五岁，第一个下水，却被水中的漩涡卷走；大原右之助二十二岁，第二个下水，看到“一条大鱼的眼睛”，“红如牡丹花的大嘴”朝他直冲过来；福井文吾二十岁，最后一个下水，却发现了渊底的钟，成为功劳最大的人。将军特别夸奖了他一番，而先下水的两人“当然就很没有面子”，嫉妒的种子在此悄然埋下。大原在当夜发起了高烧，“胸部和侧腹部还肿得红一块紫一块，疼得像被火烧过一样”，而第二天早上，三上与福井的尸体在钟之渊被发现，“两个游泳好手在水中打斗，都想把对方摁到水里，最后两人都筋疲力尽，缠抱在一起双双断了气。”但最大的疑问是：“两人争斗而死，到底是因为渊底有钟还是没有钟？”前一种说法是，三上嫉妒福井的功劳，试图在水中杀死他；后一种说法是，福井觉得没有脸面，认为自己必须为之前的疏忽而切腹谢罪，反正都要死，那就拉上跟自己争执过的三上垫背。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却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人性中的嫉妒与虚荣足以将人推向死亡的深渊，而“水神的报复”这一说法，则是民间对无法解释之事的惯常归因。冈本绮堂让大原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也是唯一知道三上夜赴钟之渊动机的人，但福井为何也去钟之渊，这就连大原也不知道了，叙事的空白处正是“异妖”栖身之所，将军的命令、水神的传说、三人的竞争、两具缠抱的尸体，所有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关于人性暗面的浮世绘。
《鸳鸯镜》是小说集中最接近“捕物文学”传统的一篇，它以明治末年东北小镇警署的视角展开，带有浓厚的侦探小说色彩。弁天神社旁的池子里发现了“清月亭”老板女儿阿照的尸体，不久之后，艺伎染吉的尸体也在同一池中被发现，两面古镜，两个女人，同一个男人冬坡，构成了这个故事的三角关系。冬坡“过于懦弱，如果女人非常主动地接近他，他根本没有勇气拒绝对方”，于是同时与染吉和阿照保持着关系，两个女人为了争夺冬坡，开始向弁天祈祷，而且，两个人梦的内容一模一样：“弁天出现在染吉和阿照的枕边，告诉她们，去挖埋藏在神社柳树下的古镜，谁挖出镜子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染吉和阿照做了“一模一样的梦”，这梦是神谕还是心魔？是弁天的指引还是两人内心欲望的外化？阿照先挖出了古镜，染吉在争夺中将阿照推入池中，随后自己也“万念俱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冈本绮堂在此再次展现了他对“异妖”叙事的独特理解：他让侦探的逻辑与民间的迷信并行不悖，让真相大白的同时保留神秘的余韵，染吉和阿照的悲剧根源在于冬坡的懦弱与两个女人的执念，但古镜上的鸳鸯纹饰、两人相同的梦境、神明嫉妒的说法，又为这个世俗的情杀故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综观《狛犬》《马妖记》《钟之渊》《鸳鸯镜》这些故事，可以发现冈本绮堂在“异”与“妖”的处理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暧昧，他从不急于给出科学的解释，也从不让超自然力量完全取代人性的作用，“异”是现象层面的异常，是日常秩序被打破的瞬间；“妖”则是意义层面的神秘，是理性之光无法照亮的幽暗角落。但无论是“异”还是“妖”，它们的根源都深植于人性的土壤之中，辰子与M的殉情、铁作对阿福的谋杀、三上与福井的水中缠斗、染吉与阿照的情杀，所有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人性的欲望、恐惧、嫉妒与执念。所以，“异妖”不过是这些人性暗面的外化形式，是人们在面对自身无法承受的真相时，所投射出的神秘幻象。
然而，在这本小说集中，《西瓜》的故事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它对“异”试图做出解释，却又在解释的尽头让“妖”重新浮现。M君在静冈的友人仓泽家中读到一篇江户时代的随笔，讲述了一个仆役抱着西瓜走在御徒町，却被守卫误认为是抱着人头的诡异事件，但当他们再次打开包裹时，“包裹里的人头又变回了西瓜”。西瓜变成人头，人头又变回西瓜，简直就像是在看魔术师表演一个奇异的魔术，仓泽以“群体幻觉”的理论对此做出了理性解释：“既然承认群体心理的存在，当然也不应该否定群体幻觉的存在。”仓泽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他以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消解了怪异的神秘性，将“异”还原为群体心理的产物。然而，故事的后半部分却急转直下：仓泽本人不信怪谈，却在与M君分别后，与友人横田一起去西餐店吃了一个西瓜，随后便离奇去世。M君在仓泽死后见到了横田的幽灵，横田身穿白衣服、头戴草帽，向M君讲述了仓泽吃西瓜的经过。仓泽以理性之光驱散了“群体幻觉”的迷雾，却最终倒在了“西瓜的诅咒”之下，冈本绮堂在此设置了一个精妙的反讽：理性解释者最终成为非理性力量的牺牲品，科学的话语在“诅咒”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更为深刻的是，“西瓜的诅咒”本身也并非纯粹的超自然力量，它根植于一段关于暴力与死亡的往事，是人性之恶的回响，老太太被活活打死，草草埋葬，她的怨念化为诅咒，缠绕着又左卫门家的后人，当仓泽以“心理作用”轻描淡写地否定这一切时，他实际上是在否定历史与记忆的力量，而历史的幽灵终将以其方式完成复仇。
在这本小说集中，《女侠传》显得特别，它不仅将故事背景搬到了中国杭州，更在叙事策略上与其他篇章形成了有趣的对话。I君与K君在西湖边的“楼外楼”饭馆中，听着秋雨，谈论着中国戏剧与怪谈，K君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广东三水县的“戏台鬼魂”故事：扮演包公的演员李香在演出时遇到了“真东西”：“一个披头散发、脸上还沾着血”的男鬼，鬼魂将李香引到一座坟墓前，县令挖开坟墓，“土里居然挖出了一具男人的尸体，样貌就像活人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典型的中国志怪小说套路，但K君随后揭开了谜底：这一切都是李香策划的骗局。李香收养了崔英，崔英的父亲正是当年杀死旅人抢走钱袋的凶手之一，他在临死前向李香坦白了一切，李香“本来就是一个演员”，他利用崔英父亲提供的细节构思了一个剧本，“一直以来都扮演关羽的李香就突然演起了包公”，通过“鬼魂告状”的戏码让自己“一跃成为名人”。然而，“李香因崔英的父亲而名利双收，最终却因崔英而丢了性命”，崔英在一位“女侠”的帮助下杀死了李香，这位“女侠”“用纤纤玉手击倒两名捕快，还潜入衙役枕边放下匕首和书信”。K君最后解释道：在中国的语境中，“侠客”不仅指“锄强扶弱的仗义之人”，还包括刺客、间谍、剑客等，“中国的侠客面对的敌人有时会比幡随院长兵卫遇到的对手还要危险得多”。冈本绮堂在此展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他将包公戏、苏小小墓、侠客传统等中国元素熔铸于一炉，构建了一个跨越中日文化边界的“异妖”空间，李香的骗局是对“异”的制造，而女侠的复仇则是对“妖”的消解，或者说，是对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异妖”的召唤，在这个故事中，“异妖”不再是不可解释的神秘力量，而是人性中欺骗与正义的博弈，是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是“女侠”这一中国文化符号所承载的道德理想。
冈本绮堂的小说采用了《十日谈》式的框架结构，M君、S君、I君、Y君、K君等人围坐一堂，轮流讲述自己亲身经历或听闻的故事，但这种讲述并非第一手经验的直接呈现，而是经过了多层的转述与复述：S君讲述故乡的传闻，M君转述友人的手稿和亲身经历，I君复述大原家的记录，Y君讲述警署的调查，K君则在中国转述另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在转述与复述中，故事的真实性被不断稀释，而神秘性却在层层叠加中愈发浓郁，每一个讲述者都是过滤镜，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记忆和想象重塑了故事的原貌，而读者所读到的，已经是经过多重折射的“讲述的讲述”。这种叙事结构让作者冈本绮堂逐渐退出文本，将解释权交给故事中的讲述者，而讲述者们又各自持有不同的立场和知识背景，有的相信科学，有的迷信鬼神，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深陷其中，当多种声音在文本中交织，真相便不再是唯一的终点，而“异妖”也由此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谭”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科学理性成为主导话语，传统的怪谈与信仰被视为迷信而遭到排斥，但冈本绮堂通过“讲述的讲述”，让科学解释与神秘传说在文本中平等对话，既不偏袒理性，也不沉溺于神秘。仓泽的“群体幻觉”理论与西瓜诅咒的应验，北畠式部的科学判断与妖马传说的延续，警方的逻辑推理与花柳界的神明嫉妒说，这些对立的话语在叙事中相互碰撞，却从不达成最终的和解。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冈本绮堂的“捕物文学”处于一个独特的交汇点。他深受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的影响，试图在日本本土的语境中创造一种推理小说的形式；但他又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性，借鉴了西方文学的结构技巧，同时保留了日本传统怪谈的风味。这种跨文化的融合，使他的“异妖谭”既不同于纯粹的侦探小说，也不同于传统的因果报应型怪谈。冈本绮堂以他淡然的叙述口吻，将日本明治时代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与人性幽微编织成一幅幅“异妖”的浮世绘，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亲历那些无法解释、无法忘却的怪谈时刻，最后的《异妖篇》中，作为在座者中最年长的人，K“连讲了五六个故事”，然后让这些江户时代的怪谈在读者的心中，成为“坊间流传的一个怪谈”——永远流传，永远无法被确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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