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6 《团圆》:感情和恩情的抉择
一边是随台湾老兵返乡团来寻亲的国民党老兵,一边是曾经解放上海的共产党老军人,一边是四十年多前失散分离的恋人,一边是现在生活在一起的丈夫,一边讲着台湾普通话,一边是浓浓的上海话,他们分列在桌子的两边,对视而且对话着,而在中间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女人。饭桌上,他们吃着台湾特色的佛跳墙,喝着藏了十多年的那瓶酒,三个老人寻找着记忆的片段,这是失散的故事,这是占领的历史,这也是对于现实尴尬的化解,只是那一首浓郁的怀乡歌既不是为了回来,也并非是要带走,“回呀回呀回呀”的反复中,他们共同举杯喝下这有些苦涩,有些幽怨,有些哀愁的酒。
他们生活在被分隔的两个世界里,即使记忆,也完全变成了和自己有关的片段,刘燕生说的是民国三十八年,陆善民却纠正说是一九四九年,即使是相同的二月十四号,在各自的还原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天气,刘燕生说:“那天天下着大雨。”陆善民却说:“不,那天出了大太阳。”在乔玉娥的记忆中却是“打雷打闪”的一天,不同的天气印证着他们不同的记忆,对于刘燕生来说,这是他和部队撤退离开大陆逃亡台湾的一天,对于陆善民来说,这是他和部队入驻上海的一天,而对于乔玉娥来说,则是失散的一天和留下的一天,这是旧与新的转折,这是生与死的抉择,不仅对于那个时代的国家走向,同时对于个体的命运,都成为一个断裂的部分,而当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当三个人又重新坐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断裂也已经无法弥合。
| 导演: 王全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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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感情真挚、思乡浓烈的寻亲信对于刘燕生来说,是埋葬四十多年感情的一种释放,“自问一生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愧疚,乃是对你的承诺无法实现。”而这些真挚的表达在乔玉娥的外孙女娜娜的口中,却丝毫没有感情,就像念书一般朗读着,还喝一口响亮的汤,乔玉娥坐着,陆善民坐着,他们的心情或许是有着事件经历过的沉重,但是对于没有见过父亲的建国,对于不是刘燕生所生的两个女儿,却是一种生疏感,建国说:“我不认识他。”两个女儿说:“台湾的老婆死了就来找了?不要理他。”
这是两代人的隔阂,对于子女来说,那个叫刘燕生的“爸爸”或者“叔叔”都是陌生的,就如同民国三十八年或者一九四九的那一天,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世界。所以欢迎刘燕生回家的那一幕只是一种仪式,敲锣打鼓,丰盛菜肴,甚至是街道领导在场,都构成了一种非家庭式的欢迎形式,而欢迎的对象也只是“台湾老兵”这个属于政治层面的身份。所以在陆家的这第一餐“团圆饭”的确显得尴尬,乔玉娥介绍着家庭成员,陆善民张罗着调和着,刘燕生和大家碰杯友好地碰杯,当街道潘主任站起来说:“祝天下有情人——祝天下亲人像你们一样早日团圆。”场面完全变成了一种礼节,而建国对于这个陌生父亲的敬酒,甚至是一种抵触,他没有站起来,没有看他,也没有碰杯,当然也不可能叫他一声“爸爸”。
刘燕生的到来,似乎只对于乔玉娥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个国民党老兵,是四十多年前离开自己的丈夫,说好在十六浦会合,带着身孕的乔玉娥却再也找不到他,从此天各一方,这四十多年或许有着曾经的期盼和想念,有着重逢的渴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记忆的模糊,那份想念也埋没在心里,与陆善民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因为是国民党遗属而遭到政治迫害,甚至有过像跳河自尽……当刘燕生到来的时候,这一切的记忆又复活了,或许只有经历过才会有万般的感触,才会有别人无法体会的复杂的感情。当大家出门去迎接“台湾人”的时候,只有乔玉娥一个人站在厨房间里,静静地看着冒着热气的菜,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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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电影海报 |
分别四十多年,对于乔玉娥来说,时间改变了容颜,改变了生活,改变了身份,但是在她心里,刘燕生是一个固定的符号,那是她最初的爱,那是她最难忘的感情,也是她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起初也是礼节性的,和陆善民商量,让刘燕生不住宾馆搬到家里来,为他铺床铺被,还关照他这里有穿堂风要小心感冒,这是主人的礼节,但是当刘燕生握住她的手,当他们回到石库房民居314房间回忆第一次见面时的情节时,他们已经消融了那间隔四十余年的分离,心慢慢走到了一起。
她带他去看正在建造的新房子,跟他讲这里的生活,他则讲起自己在台湾的生活;她问他当初怎么没有在会合地看到他,他却问她和老陆的生活,她告诉他文革时的遭遇,他却说起了在台湾守金门却想念家的情形——她似乎想要一种拥有,而他却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她的家人。当刘燕生说出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带乔玉娥到台湾去,她没有惊讶,也没有拒绝,她似乎料到他会提出这个决定。在四十多年的经历中,乔玉娥身上似乎永远留着那次失散分离的烙印,一方面是爱的逝去,是孩子父亲身份的缺失,另一方面,她的“国民党遗属”的身份也遭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所以当刘燕生突然出现她面前的时候,她几乎是一口答应他去台湾的想法,在与儿女所谓“商量”的家庭会议上,她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我与老陆在一起四十多年,有的是恩情;我与燕生虽然在一起不到一年,但有的却是感情。”对于乔玉娥来说,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真正的复归,恩情是为别人而活,感情才是为了自己而活。
但是这多少有点理想主义,当四十年的变迁尘埃落定,当新的家庭重新组建,当和丈夫、儿子和女儿拥有新的感情的时候,乔玉娥的离开或许更是一种逃避。特别是老陆,这个曾经在自己最危难、最丧失生活信心的时候帮助他,并且抚养不是自己的儿子,甚至在被打击的特殊时期也给她生活勇气的男人,在她看来,是仅仅只是一种恩情,“老陆是个好人”使他对于陆善民的评价,所以她把老陆放在一个感恩的位置上,所以在她看来,她选择是一种感情,属于自己的感情,而恩情或许可以用物质来补偿,而这一点也正是刘燕生的想法,他希望把自己的一笔钱给他。
陆善民似乎也淡然地面对这一切,似乎自己就是一个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好人。刘燕生到来之后,平时节俭的他特意去市场买了最贵的四只青蟹,而当刘燕生提出要带乔玉娥去台湾,老陆似乎也欣然同意,“你们商量好了就可以了。”似乎他就是乔玉娥感情生活中的过客,不能驻足,永远是经过。在家庭会议上,当子女们提出反对意见,大女儿甚至说,妈跑了,对爸不公平。而老陆却生气地说:“你们应该成全她,你妈跟我吃苦,现在有了机会,就要让她去,只要你妈开心就好。”那一句对大女儿的“滚”似乎就是一种大公无私,一种成人之美。
但是这种“无私”却显得有些不合情理,甚至有些荒唐,在同意乔玉娥跟刘燕生去台湾之后,他提出的想法是两个人先去离婚,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也是一个自我边缘化的决定,这完全变成了一种“让”,变成了乔玉娥感情回归的牺牲,他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像一个仪式一般去办理离婚证。但是工作人员却说,离婚需要结婚证,而他们在四十多年里没有结婚证,只是一个事实婚姻。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他们又先去办理了结婚证,这个被冠以“黄昏恋”的故事让两个人有些啼笑皆非,而当他们拿着新办的结婚证要办离婚证的时候,由于涉及到财产分割,而那幢新房子还没造好没有房产证,所以离婚又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拍结婚照是为了离婚。”老陆把这一切成为荒唐,而其实这荒唐一个词也变成了老陆对自己生活的解读,在餐桌上,喝了酒、抽了烟的老陆似乎换了一个人,“从今天开始算正式合法夫妻了。”所以在老陆看来,“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以前认为省吃俭用是一种美德,而现在才知道生活是一种享受,应该笑对人生。这种享受式的感悟正是解构了乔玉娥的那句“老陆是个好人”的感恩式评价,从解放前自己政治上的光明,到之后因为照顾国民党遗属的乔玉娥,而使自己丧失了人生最美好的机会,这是为别人而活的生活,所以老陆在酒后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想不通,这几十年我活了什么?”
曾经把自己当成是乔玉娥身边的过客,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只是使自己成为道德意义上的丈夫,他们在一起生儿育女、携手渡过难关的过去只是一种可以用钱和物质计算的恩情,所以这酒后的一番真言让老陆真正做回了自己,而他的激动也使他患上了中风,平时身体硬朗,或者也只是被掩映的一种不真实的现实,因为患病不能受刺激,所以老陆又反过来成了需要照顾和帮助的人,刘燕生和乔玉娥在某种程度上也取代了老陆感恩者的角色,在道德意义上开始否定去台湾的行动。
刘燕生亲自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做了台湾风味的佛跳墙,三个人再次在饭桌上聊起了过去,现在,聊起了民国三十八年或者一九四九年的撤退、失散和占据,聊起二月十四日的下雨、太阳和雷电,他深情地唱起:“这是孩子们年轻的故乡,也是我们最后的家园,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它收藏了我的梦,我的爱我的伤痛我的希望……”她唱起了《天涯歌女》:“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爱呀爱呀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老陆坐在轮椅上,高兴地喝着酒吃着菜,他第一次听到刘燕生驻守金门时的思乡情,他也第一次听到乔玉娥“患难之交恩情深”的感慨,而在这三个人的对话中,老陆也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过去,看见自己的现在,以及看见自己的未来。
在三个人一起唱起的“香槟酒满天飞”的旋律中,刘燕生的决定是:“我不打算带玉娥走了,希望你们好好活着,多注意营养。”这是一次取舍,曾经放在乔玉娥面前的是恩情和感情的抉择,而其实放在刘燕生、陆善民面前的也是恩情和感情的纠葛,为自己而活和为别人而活,有时候并不是仅仅只是带走就能划清界限的。刘燕生和陆善民,两个男人,两个丈夫,在乔玉娥身上体现着两种感情,而在某种政治隐喻中,也代表着两套话语,他们对坐在那里谈起四十年前的那一天,就好像国共双方的谈判,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刘燕生不是回归上海而是带走乔玉娥,就是源于政治信仰和男权意识,而陆善民借着酒坦露自己的心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这样的政治隐喻是隐性的,它以一种折中的办法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所以当刘燕生说不带走乔玉娥的时候,他知道其实他也带不走她,带不走四十多年的隔阂。
最后的团圆,是一场在雨中的聚餐,只是当大雨倾盆的时候,那一首最拿手的《毛毛雨》最终没能从刘燕生的口中唱出,那一杯告别的酒也没能最终举起,雨下在丰盛的饭桌上,下在空无一人的椅子上,下在拥挤却无人的小巷里,下在四十多年前失散而现在又要分离的上海——当刘燕生最终登上那艘轮船的时候,乔玉娥和一家人都在码头上向他挥别,这不是四十年前那次别离的重演,但是当时间又重新开始启程的时候,不管是回来还是离开,都会是一个未知的结局。
就像一年后的新房里,乔玉娥等不到儿子和女儿回来吃饭,陆善民坐在轮椅上吃着饼干望着窗外的城市,他们孤独地守望着未知的生活,而娜娜告诉他们:“我决定要和他结婚了,先去领证,等他去美国两年之后回来办酒。”两年,似乎又是一种别离和等待,似乎又将是一次抉择,而娜娜却说:“再长,也比你等地短。”其实,不管是乔玉娥还是陆善民,或者娜娜,他们所担心的绝非是一种时间的长度,而是在时间的演绎中,那些东西是会改变的,就像那一天,是下雨,是天晴,还是打雷?“统统把它们吃了,一点也不留。”其实,生活的过程也只是在当下有着自己的意义,当物是人非的时候,一切的美好也只是留在心里的那份记忆,那个歌声响起的314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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