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4《间谍之桥》：关于美国精神的三重影像
阿贝尔与妻女团聚，苏联从未公开承认他的间谍身份；盖瑞1977年死于坠机事件，后来获得国家勋章；1962年费德瑞克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间谍事件”中三个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圆满解决，而做到这一切的是幕后的那个人，“吉姆受肯尼迪之邀代表美国进行了谈判，1962年，他与克斯特罗谈判，最后猪猡湾的113名战犯被释放，他成功地让9703名男女与幼童重获自由……”不仅仅顺利、圆满解决了“间谍事件”，而且最终成为美国代表团的谈判代表，化解了古巴导演危机，113名战犯和9703名男女和幼童重获自由。
这是电影最后字幕交代的“后续”，它与电影本身的故事构成了历史，“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标签同样提示这是一部历史传记片，这是斯皮尔伯格某种转型的标志：以2012年的《林肯》为起始，斯皮尔伯格在展现真实的历史中注解着什么是人道，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国际主义——在这部电影中，故事的背景就是1950-60年代的冷战，而冷战就是美苏争霸制造的对立，如何在被恐怖笼罩的冷战中寻求对话？如何化解对立中对生命的戕害？斯皮尔伯格根据美国律师詹姆斯·多诺万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就是突出一种人道主义立场，而这种人道主义是基于美国宪法和美国精神的平等和自由，在化解两大阵营的对立中体现的是基于生命意义的“国际主义”——与《林肯》的主题异曲同工。
电影的编剧除了马特·查曼就是科恩兄弟——一种疑惑是：为什么科恩兄弟不亲自拍摄这部电影？的确，在电影的叙事处理上具有很强的“科恩兄弟式”的影子，尤其是蒙太奇的运用上，比如吉姆在为“苏联间谍”阿贝尔辩护时，和为获取苏联秘密的美国飞行员盖瑞的故事形成了一种交叉剪辑，交叉剪辑也意味着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被连接在一起；盖瑞在两万一千米高空拍摄苏联基地的照片时被导弹击中，最后关在监狱里，在严刑拷打中陷入某种昏迷，而当他醒来，镜头却是在美国监狱里的阿贝尔；对阿贝尔的审判进行第二轮法庭宣判，在一声起立中，下一个镜头是吉姆的儿子罗杰所在的学校教室里，老师正在为学生讲授“美国精神”的课程，大家起立跟着老师对着美国国旗宣誓……但是电影中最具隐喻意义的镜头则是阿贝尔在住处画画时的叙事：他对着镜子，镜子里现出的是一个自己，而在镜子之外则是已经基本完成的自画像，由此真实的自己、镜中的自己和自画像构成了三重影像，这三重影像相互言说，又在关联中具有自己的独特意义：镜像是一种现实的投影，它看上去真实却是虚拟的存在；自画像是一种想像的存在，它在像的意义上更是一种虚拟；唯一真实的是自己，这个自己是具身性的存在，和它有关的唯一性就是鲜活的生命。
| 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
不知道这个三重的影像是科恩兄弟天才的创造，还是斯皮尔伯格的经典叙事，但不管如何，三重影像的隐喻是进入故事的一个核心线索：镜像、自画像和真实自我，具有的是关于阿贝尔这个自我的三种身份：喜欢艺术的画家、被美国情报局定义为间谍的犯人和活着的个体，而围绕着间谍事件，这三重身份也各自具有了叙事意义，当阿贝尔被抓获，他的罪名就是间谍罪，这是冷战时期的固有思维，它走向的是一种对立；当吉姆成为他的辩护律师，当吉姆开始了解他的生活，阿贝尔一直说自己是个画家，妻子也是一个艺术家，这种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让吉姆和阿贝尔的对话充满了超越国界的温馨感，甚至为他们之间的友谊建立创造了条件；但是不管是间谍的身份还是画家的生活，都是模仿的模仿，都可能是一种虚拟的身份，那么真正属于阿贝尔的是不是只剩下那个真实的自我？吉姆如何在去除重重障碍中发现真实的阿贝尔，从而发现一种人的存在？
但是，吉姆以人道主义立场、以美国精神为信仰让这种冷战对立走向一种和解，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备的，它的转变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阿贝尔被中情局抓获，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按照美国法律必须为他安排一名辩护律师，按照林恩的说法，为他辩护就是体现司法公正，就是一种“爱国的义务”，而吉姆本来是一个保险律师，现在却变成了刑法律师，而他接受这个任务也是为了实践司法公正，而在这里，司法公正自然变成了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在与阿贝尔见面时，吉姆就说起了自己的爱尔兰裔的身份，“但在美国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宪法代表的法律，无论是谁，在这个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也只有在这个规则里才能得到公平。这是吉姆对于规则意识的阐述，而对于阿贝尔的辩护，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最后阿贝尔没有被送上电椅，而是被判30年监禁，从中情局对阿贝尔间谍罪的界定到吉姆为他辩护，冷战的对立性已经被规则的公正性所取代。
而阿贝尔之后说起自己小时候游击队侵入、父母被打以及朋友受到酷刑，他告诉吉姆的是：“他从来不会被打倒，只有这样才能站起来。”朋友最后被放了生路就生动阐释了这种“屹立不倒的人”具有的斗争性，阿贝尔自己也没有倒下。这样的结局在吉姆看来，不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灰色地带”，他对此事的结果又做了解读，这次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性，变成了互惠性，“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是让阿贝尔活着。”因为这样才可能交换被苏联抓获的美国间谍，阿贝尔之所以没有被判间谍罪而处死，是因为他有用处，那就是为以后交换间谍做准备，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灰色地带”。而实际上，这一转变在电影中可能存在着人物形象的弱化，也变成了对美国精神的一种违背：之所以会成为交换的人质，必然承认阿贝尔就是间谍，无非是基于美国利益考虑而变成了一种互惠性的设置——但是这种弱化和违背，是不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反而使得吉姆具有了更多的可信度？
《间谍之桥》电影海报
的确，故事也正朝着这种互惠的方向发展，盖瑞被苏联方面抓获，他也成为了间谍，而所谓的美苏对话就可以交换人质了。但是真正的转变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吉姆作为协调员前往东德，他要处理的就是交换人质一事，而在东西德的柏林墙附近，发生了另一件事，一名叫费德瑞克的年轻人为了将教授和他的女儿带到西德，却被砌好的柏林墙挡在了东德，而东德的军警怀疑他是间谍并将他拘留。当吉姆来到东德，他的任务发生了变化：不是让盖瑞和阿贝尔交换，而是用阿贝尔交换费德瑞克。苏联和东德、苏联和美国以及东德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三名间谍的角逐中变得复杂，而吉姆作为协调人的任务也完全被改变了，在众多的信息不对称中，在自己遭遇高压政策中，在目睹了柏林墙发生的血腥事件后，吉姆果断提出了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决定：用阿贝尔换取盖瑞和费德瑞克，这看起来不是一对一的交换，破坏了互惠和平等原则，但是它却是建立在更高的原则之上，那就是人道主义，三个人都是作为人而存在，不是间谍，不是罪犯，不是冷战的交换物，而吉姆提出这样的交换条件更是对于生命的尊重。
从实践美国司法的公正性，到体现美国利益的互惠性，再到对于生命尊重的人道主义，吉姆的转变最后归于对个体的生命意义，或者在斯皮尔伯格看来，这三重的影像所阐释的就是一种真正的美国精神，吉姆冒着危险化解对立、尊重生命就是一种“国际主义”体现，而不仅三名人质得到了妥善和圆满的安排，作为谈判的英雄，吉姆更是化解了更危险的导弹危机，这足以载入美国历史。但是当美国精神被简单等同于国际主义，斯皮尔伯格是不是在三重影像中去除了最重要的真实具身性，仅仅以镜中影像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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