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31《我的世界观》：生命是最高的价值
我坚信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烈和最高尚的动机。
——《宗教与科学》
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提出了光量子假说，是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这是属于爱因斯坦的头衔和至高荣誉，而拿在手上的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著作”之一的《我的世界观》？种种对爱因斯坦的评价都是基于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如何这本书成为了“学术著作”？这的确是商务印书馆的一种“泛学术”做法，这本书收录的文字大多是爱因斯坦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科学观甚至战争与和平、宗教与科学、自由与独立等的表达，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本散文集，那么在他身上所具有的学术观甚至学术味到底在哪里体现出来？
这本集子的书名来自爱因斯坦1933年刊于纽约出版的《当代哲学》第13卷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介绍了自己的“世界观”，而世界观所容纳的则是生活的态度、个体的自由、社会的责任、政治的理想等等诸多方面：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为别人而存在的，“首先是为这样一些人，我们自己的幸福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愉快和健康；然后是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同情的纽带将其命运与我们紧密相连。”所以他相信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简单纯朴的生活，他的理想生活是善、美和真，“它们不断使我充满生活的勇气，使我乐观面对人生。”但是他并不相信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激励他的是叔本华的一句话：“人可以按意愿行事，却无法控制意愿。”所以人必须对待他人宽容，这是培养自我幽默人生观的前提。但是个体要拥有幽默、乐观的生活，并不仅仅是自我的事，它涉及到政治、社会，他呼唤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是民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每个人才会受到尊重，由此他认为科学就是让人拥有最美好的体验，这种体验就是神秘体验，“这种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的策源地。”而科学探索的目的就是探索生命的奥秘，从世界的神奇结构中领悟世界理性的部分。但是，要使得个体能拥有这样的体验，能激励这样的探索，就不应该有强迫性的独裁专制，甚至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
正是从“我的世界观”中引申出爱因斯坦文集中不断提及的几个关键概念：生命的意义、政府的作为、战争与和平、科学精神。对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生活的意义》上他写道：“认为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毫无意义的人不仅不幸，而且几乎无法生活。”在《人的真正价值》中他认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主要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而在《社会与个人》一文中他认为健康的社会需要个人之间的密切结合，更需要个人的独立。这些观点看似泛泛而谈，看似平淡而直接，但是却延伸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责任担当和独立人格，1930年刊于《柏林日报》的《宗教与科学》可以视为爱因斯坦对于科学精神的一次阐述，他把人类的宗教分成三个阶段，一是通过对虚幻之物的取悦而出现的“恐惧式宗教”，之后则出现了有一个上帝的“社会或道德意义”的宗教，这两种宗教都有一个拟人化的上帝观念，它只属于非凡天才的个人，但是还有第三个阶段的宗教经验，爱因斯坦将这种纯粹的上帝观念称为“宇宙宗教感情”。
在这一阶段，没有明确的上帝观念，也不是一种神学，而是用一种宗教感情保持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烈和最高尚的动机，它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引用他人的观点，“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笃信宗教的人。”在这里爱因斯坦其实是将代表科学精神的宇宙宗教情感和“恐惧式宗教”、社会或道德意义的宗教区别开来，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更是强调科学家所相信的是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它指向的是一种必然性和确定性，“这种感情是科学家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只要他能成功摆脱私欲的束缚。这种感情与历代宗教天才所怀有的感情无疑非常相似。”相信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指向事物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宇宙宗教感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在爱因斯坦看来其实就需要一种个体的独立性，所以他认为，大学需要培育独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需要让人在人格上得到和谐发展；在因为揭露政治罪行而被排挤的“贡贝尔事件”聚会中，爱因斯坦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必要性，“若想建立一个健康的政治社会，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或缺的。希望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所读的东西来判断，而不是任凭道听途说。”
他在《在洛伦兹墓前的讲话》中给予了洛伦兹极高的评价，“他的天才思想照亮了从麦克斯韦的理论通往当代物理学成就的道路，并为今天的物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和方法。”这一评价就是基于洛伦兹的科学精神和独立人格而作出的；同样，他认为约瑟夫·波佩尔-林凯乌斯既是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和作家，也是少数秉持时代良心的杰出人物之一；自然科学之外，他向萧伯纳致敬，“今天，我要向这位最精通此法的大师致以真诚的敬意，感谢他寓教于乐，使我们所有受益。”他所致敬的就是萧伯纳一直保持的独立性。这个社会需要不管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独立性品格，也只有那些真正拥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可以树立自己的科学精神探索世界的必然性和确定性，但是爱因斯坦的这种理想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扼杀，这种扼杀来自战争，来自独裁，来自法西斯主义，“我想请您劝告墨索里尼先生，莫让意大利的知识精英受这种羞辱。”这是爱因斯坦对墨索里尼的一次劝告，但是它所指向的却是对真理追求进行扼杀的法西斯主义和独裁政府。
| 编号：H78·2260924·2567 |
当然要民主不要独裁，当然要和平不要战争，但是在对战争和政府以及科学家的作为上，爱因斯坦也有过矛盾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他在《和平》一文中认为，推动和平既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更是民主政治时代国家的职责所在，所以在1930年代的时候，爱因斯坦坚决反对政府的兵役制，在《和平主义问题》中他积极支持反战勇士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反对政府中争取权力，他在1930年发表了《在学生裁军集会上的讲话》，而1932年的裁军会议上，它更是将矛盾指向了国家体制，“因此我确信，推行义务兵役制是白人道德沦丧的首要原因。它不仅威胁着文明的存续，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这里爱因斯坦之所以反对国家的战争体制，就在于这是一种“国家武装的和平主义”，“只要军队存在，任何严重的冲突都会导致战争。”针对裁军会议，他提出的观点也是如此，“仅仅用协议来限制军备保证不了安全。”它最后导致的将是沙文主义、有害的民族主义，最终将导致战争的升级。
《国家的和平共处》，在这篇为罗斯福夫人组织的电视节目所作的讲话中，爱因斯坦更是明确指出，“对目前的军事技术而言，相信通过武装国家来保障安全，是一种灾难性的幻想。”他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最先制造了原子弹而助长了这种幻想，在美苏军备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处在了一种灭绝的边缘，“这种发展的可怕之处在于那种似乎势不可挡的趋势。每一步都像是前一步无可避免的后果，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尽头处就是完全毁灭。”但是爱因斯坦不正是在战时为美国率先研制了原子弹？美国的原子弹不正是投放到了日本？在1952年《消除战争威胁》一文中，他讲述了自己支持罗斯福总统这一计划的原因，在他看来，虽然原子弹的研制对人类会造成可怕的威胁，但是面对德国同样的研究，他必须这样做，“我认为，战争中杀人丝毫不比通常的谋杀更好。”爱因斯坦明显区分了两种杀人，法西斯的研制是一种对人类的谋杀，而美国研制则是对战争制造者的杀人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彻底消除战争和战争威胁才能有所帮助”。
武器可以用来谋杀，也可以杀死制造战争的人，更可以消除战争和战争威胁，但是一旦杀伤性武器被研制成功，它也可以带来潜在的威胁，甚至它所威胁的是全人类，所以爱因斯坦前后的矛盾也许凸显的是武器观的不同，作为一个正直、善良、正义和和平主义者，他相信科学就是为了帮助人类，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武器为谁所用，真正掌握武器的人才能决定是导致战争还是消除战争，所以在《国家的和平共处》中，爱因斯坦突破了自己有些狭隘的科学有用观，而是立足于建立国与国之间共同体，从而推动国际性的和平，“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如何才能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甚至是精诚合作呢？”所以要建立“超国家的审判执行机构”，以实现“有限的世界政府”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战争危险。不管是自己亲自研制原子弹，还是呼吁建立政治共同体，爱因斯坦无疑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之所以他呼吁和平、投身和平，就在于自己遭受过纳粹的威胁，1932年爱因斯坦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12月10日，他和妻子离开德国去美国，原来打算访问美国，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1933年，德国纳粹政府查抄他在柏林的寓所，焚毁其书籍，没收其财产，并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的人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的爱因斯坦决定不返回德国，他并于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同时保留瑞士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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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我庆幸身为犹太人 |
“只要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待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奉行政治自由和宽容，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1933年3月的这份声明可以说是爱因斯坦与纳粹政府斗争的宣言，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通信中，他强调：“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在法律面前不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作为犹太人，他更是指向了纳粹对犹太人的不公甚至迫害，“对我来说，对犹太人不公正就等于对我自己不公正。我在自己的事情上不便裁判，而只能等公正客观的局外人作出裁决。”所以他离开德国再没有返回，所以他要比德国人更早研制出原子弹，这是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科学家的道德和责任，而面对美苏争霸导致的军备竞争，他反对国家体制下的兵役制、军队制，反对用武器保障安全的幻想，其实都体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更具象化为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在政治上提出国际间的合作，爱因斯坦在民族问题上同样呼吁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而这个文化共同体就是基于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而建立的。
“我庆幸身为犹太人。”爱因斯坦认为犹太人的传统特征就是“为追求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地热爱正义，追求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在面对巴勒斯坦重建问题上，他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应该形成合作计划，“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按照犹太人的古老传统建立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犹太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态度，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立一个中心，正是我们应当为之倾力奋斗的事业。”而这样的想法在现在看来似乎越来越成为了一个通话。而爱因斯坦强调“共同体”的目标就是为了体现一种犹太世界观，那就是对生命的肯定，“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其他价值皆等而下之。”
国与国之间要实现和平需要政治共同体，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需要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作为一个科学家，科学的研究所要完成的任务在爱因斯坦看来也是在经验与逻辑、事实与理论、演绎与归纳中建立一种共同体。本文集“科学贡献”部分或许才可以称为一种学术，他在马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宴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原则”，“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寻求那些最一般的基本定律，由它们推导出世界图像。”成为世界图像的定律不是靠纯粹的逻辑，而是“通过建立在经验同感基础上的直觉”，但是经验具有不确定性，如何是不确定性成为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爱因斯坦认为，在所有可能设想的构造中，必然有一个远远优于其他构造的存在，这就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前定和谐”，而科学就是发现这种前定和谐，“渴望看到这种前定和谐乃是无穷的耐心与毅力的源泉。”
那么这个必然存在的“前定和谐”的世界，如何在科学理论中得到体现？一方面经验研究并不总是能按照归纳的方式最后得出定律，另一方面即使从原理推导出的结论也完全超出了经验的事实领域，需要多年的经验研究才能查明理论原理是否符合是在，所以爱因斯坦认为需要双向的合作，“归纳物理学会向演绎物理学提出问题，演绎物理学会向归纳物理学提出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而在《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中，爱因斯坦认为通过“纯粹的数学构造”，我们能够发现概念和定律，通过纯粹思维把握实在，为什么是数学？“数学之所以有这么高声誉，还因为数学赋予了精确自然科学以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如果没有数学，这些科学是达不到这种确定性的。”在《几何学与经验》中他这样说，数学不依赖于经验，但是数学中的“公理学”会把“逻辑的-形式的”东西和事实的、直观的内容分离开来，理性通过它了解实际事物的性质。
爱因斯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物理学理论，一类是从相对简单的形式体系出发构造出复杂现象的图像，另一类称之为“原理性理论”，它并不是综合法，而是分析法，是从经验中发现自然过程的一般特征，然后通过原理给出理论所描述必须满足的标准，也就是说普遍的经验事实出发，推导出各个事件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构造性理论的优点在于完整性、适应性和清晰性，原理性理论的优点则在于逻辑的完美性和基础的可靠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原理性理论，“相对论就像一座由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组成的双层建筑。作为广义相对论之基础的狭义相对论适用于除引力以外的一切物理现象，广义相对论则给出了引力定律以及引力与其他自然力的关系。”从经验出发寻找普遍性规律，从原理出发推导出经验中的必要条件，将演绎和归纳结合起来，这一种科学的共同体所建立的相对论更清楚揭示了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并非起源于思辨，发明它完全是为了让物理学理论尽可能地符合观察到的事实。”
从原理出发，基于经验回到事实，爱因斯坦认为相对论并不是一种革命，而是“更清楚地揭示一般概念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因果链条，达到必然性和明确性的认识目的，而这不正是爱因斯坦所强调的科学精神？而坚信世界在“前定和谐”中本身具有合理性，爱因斯坦更是在一种宇宙宗教情感中接近了上帝，“我坚信有一个高超的心灵在经验世界里展现出来，这种深挚的感情密切相关的坚定信念代表着我的上帝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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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众里“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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