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9《中国文化史导论》：如何融化开新
到现在，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样鞭策呢？
——《附录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附录”一文其实是钱穆在重庆中央训练团的讲演稿，后来收载在《国史新论》之中，原来以为“附录”迟于正文之《中国文化史导论》，但是看成文时间才发现固有思维是颠倒了时序：《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作于民国三十年冬，而《中国文化史导论》则成文于民国三十七年，相隔七年，是先有关于传统文化之演进的演讲，后来才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所以发生颠倒，是钱穆在讲演中第一次用文字方式界定了“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同时提出了面对到来的第四期文化史，我们如何努力向前鞭策自我？但是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却并没有将此前明确指出的“第四期”进行进一步论述，而是在回顾了中国文化史的前三期之后，提出了面向现实的问题：“因西方的富强，推翻了我们自己的安足，中国文化要开始在不安足的环境中失败而毁灭。”由此钱穆提出了中国人“当前遇到了两个问题”。
钱穆在民国三十年的演讲中就提出了当前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而在七年之后却淡化了“第四期”的概念？是不是认为真正属于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还没有真正走到“当前”的位置？虽然并无钱穆对“第四期”修正甚至否定，但是但他明确提出当传统演讲面临两个现实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关乎中国文化史如何一脉相承的问题？在“附录”的文章中钱穆很简单地提到了鞭策的方法论：一是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忠孝、仁义、廉耻、节操等道德观念和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政治观念；二是要不能让中国社会重新回到封建制度中，也不能完全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而是要“发挥出现代力量”，但是如何发挥、发挥何种现代力量，钱穆并没有进行阐述；三是他认为中国社会不许有像西方的资本主义产生，中国应该加强工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理想的世界主义——第三点实际上也是对第二点的某种回应。但是在提出这三点设想之后，钱穆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政治理想上，“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
之所以强调要用政治的手段达到社会秩序的公正，就在于将努力和鞭策的问题变成“自己内部的事”，“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遇到了问题，这是中西文化之不同带来的更大刺激，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自己内部来，以内部的力量孕育我们的生机，激发我们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问题是在和西方接触、矛盾甚至斗争中产生的，答案当然也必须在这之中寻找，中西文化之不同不是要让中国文化俯首于西方科学，而是以自我的更新完成演讲的大目的和大理想，这无疑是钱穆的一种文化自信，而七年前完成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是钱穆在中心文化之不同的对比中建立的的文化自信。《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期间，这也是继《国史大纲》之后第一部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系统著作，钱穆认为这两本书合读效果更佳，而对于这本文化史的主要内容，他在一九八七年修订时明确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中西文化异同问题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所以将其放在中国文化史的维度里，就在于写作此书时钱穆面对的就是中国文化如何更好演进的问题。中国文化需要继续演进，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力量，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应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种自信从何而来？这一本导论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并没有条分缕析的详细阐述，纲领性的分章只是梳理出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但是在“弁言”里，钱穆非常有创造性地解读了文化和文明这两个移译自西方、国人多混用的概念。钱穆认为，文明偏于外，属物质方面，而文化偏于内，属精神方面，文化可以产出文明，而文明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正是由于文化具有内在精神性，所以他把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及近海岛屿，而农耕文化则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三种文化产生了三种自然环境，形成了三种生活方式。
钱穆认为，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是由于内不足，所以要向外寻求，所以它们是流动的、进取的；农耕文化可以自给，不需外球，因而是静定的、保守的；游牧和商业有强烈“战胜与克服欲”，所以有深刻的“工具感”，草原之马和海滨之船就是这种工具感的体现，这也使得他们对外时充满了敌意，对自然也是如此，这种对立感形成了天与人的对立，敌和我的对立，它的哲学心理上则是内外的对立，这也造成了他们“尚自由”“争独立”的性格，所以这两种文化的特性就是征伐的、侵略的；而农耕文化所依赖的是气候，是雨泽是土壤，它们都不是人类自力安排的，所以农耕文化是内感的文化，强调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是安分和守己，文化的常见特性是和平的；游牧和商业文化在富强中前进，农耕文化在安足中演进，“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
| 编号：W37·2260924·2566 |
当富强和安足呈现这样的前进方式，其实就蕴含着中西文化之间的刺激问题，中国作为农耕和平文化的优秀代表，最缺的就是“新科学新机械只装备与辅助”，但是安足的中国文化也是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中国文化背后的不足与自信问题。而对于中国文化的安足与和平，钱穆认为整个一部中国文化史，表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一方面钱穆勾勒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历史脉络，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梳理，总是将其放在中西文化之异同的维度之上，以一种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方式寻找中国文化强劲的内在力量和对世界和平应有的贡献。在第一章《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中，钱穆从自然环境之不同区别了中心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农业文化在河流水系、气候中不断建立和发展，它形成了独有的特点，一是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的才能”，所以中国能成为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二是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从而在不受摧残中保持了文化的进展；第三则是在不断的刺激下，中国文化内部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使得文化常有新的精力。
中国文化的这三种独有的特性，正是它们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西方的历史是变动的，是进步的，中国人的历史则是转化的，是绵延的；西方人追求的是自由和联合，这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主流，“因有两体对立，所以要求自由，同时又要求联合。”而中国人偏向于箱内看，所以人生和社会是浑然一体的，它是自然是天，是小我，当小我和自然浑然一体，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而在宗教信仰上，西方人也是以对立思想看待天国和人世，而中国人并不看重另外的天国，天国只在这个世界之中，所以西方的天国是宗教的，中国的天国是伦理的，进一步说，“在西方常以义务与权利相对立，在中国则常以义务与自由相融和。”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化，是和平，是伦理，是义务，所以有了民族与国家的融凝为一，有了宗教观念表现出的人道观念，有了民族、宗教和国家观念的一体性。
钱穆对中国文化史划分出了一个大致的分期，先秦以上是第一期，“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汉唐时代则是中国文化史的第二期，在此期内，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唐代以降的宋、元、明、清时代是第三期，“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但是当走到第三期的时候，中国国力走向了衰弱，这种衰弱也是在中西文化之接触和对比中体现的，但是钱穆的分析则基于社会之变化：一是随着封建贵族的消失、工商资本并不能抬头，社会内部没有小组织的特殊势力，整个社会战斗力随之降落；那时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从而忽略了国外情势；当中国社会不断向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发展，北方的高原大陆被忽视、被遗弃。
这三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在第三期开始国力的衰落，但是在衰弱过程中，中国文化体现了其转化的能力，出现了几件大事，一是宗教思想实现了“再澄清”，“唐、宋以下的社会，到底不需要再有宗教。所有的宗教，均占不到文化机构上的重要地位。”二是民族之“再融合”，在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文化移植通过民族融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理想依然进步着；第三则是“社会文化之在普及及深入”，尤其是在文化事业、经济事业、警卫事业上形成了稳步推进的公共事务，也由此创造了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更大发展。第三期正是在国力衰弱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却表现出它内在的力量，这似乎为钱穆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鞭策努力找到了线索，当中西形成正面的接触，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如何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时支撑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地位，二是如何在学习之中不把自己传统文化安足的一面损害掉，也就是说，如何在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中“使中国文化更广大与更充实”？
这其实是一个融合与更新的问题，中西之间的差异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自然科学上的差距，“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傥无科学的地位，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中国学得科学而把新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对此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科学，而是科学的地位不高，中国不缺科学思想，缺的是自然科学思想，这其中也有中国文化本身的原因，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共通与秩序，是变通与解放，“因此中国人的命运观，并不注重在自然界必然的秩序上，而转反注意到必然秩序里面一些偶然的例外。中国人的法律观，亦不注重在那种铁面无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上，而转反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条文以外的变例。中国人的上帝观念，亦没有像西方般对于理性之坚执。”所以中国人的兴趣在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却不注重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是“不近情理的冷硬而无生趣的强”。
就像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形态，“一边只见破碎分离，一边只见完整凝一”，但关键是中国文化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是否面临着“必需急激的西方化”问题？钱穆当然没有否定中国文化需要向西方文化借鉴，需要通过自然科学化实现一种转化，但是他的立足点依然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上，也就是一种变通之上的共通，一种解放之后的秩序：用中国的人文科学接纳西方的自然科学并利用和驾驭之，这样不仅是一个接受的问题，更是一个融化和开新的机遇，“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而这种接纳和变通不正是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力量上的接纳和变通，这种融化和开新不正是激发中国传统化的活力而完成的融化和开新，根基没有变，自信没有变，但是中国问题真的仅仅是文化上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601]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