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4《隐迹之书：重写自我》：我是第一作者
对《隐迹之书》的关注，不是因为它是本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开幕电影，也不是因为它曾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及最佳剪辑奖，荣誉等身不是重点，而是一种疑问：为什么大会的官方介绍里导演的中文名字是“雪美莲”，而英文介绍里却是“玛丽·史蒂芬”？中文和英文之间绝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是一个名字牵涉出多重文化的表达和认可问题，更是两个名字背后的“同一与差异”。
“我总想不透自己的姓氏到底姓史蒂芬，还是姓雪、姓陈？明明生于典型华人家庭，何解会取洋人姓？”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雪美莲对自身的追问，而这也是这部纪录片叙事所构建的逻辑线。对于雪美莲的第二个关注点来自于她的另一重身份，她曾是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埃里克·侯麦的剪辑师，而且他们合作了数十年，但是在“百人千影”观影了侯麦几乎所有电影作品之后，却根本不知道剪辑师雪美莲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和侯麦之间有这一层特殊关系，除此之外，雪美莲还协助过许鞍华、杜海滨等人的创作。不论是第一个疑问还是第二种因闻所未闻而引起的关注，其实都回应着这部纪录片片名的前半部分——“隐迹之书”，那么，这本“隐迹之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它是如何写成的？它又是给谁提供了阅读的文本？
在本届大会上，有两部纪录片关涉的是和名字有关的自我问题，另一部昨天观影的约翰·史密斯短片《成为约翰·史密斯》，史密斯以轻松、诙谐、幽默和戏谑的笔调对自己最为普通的名字进行了追问，最后以“成为”的方式发现了自我的独特意义。如果说《成为约翰·史密斯》就是以名字为切入点、围绕名字做文章追问“我是谁”的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母题，那么雪美莲在“隐迹之书”中的追问则更为复杂和深远。英文名字是玛丽·史蒂文、中文名字是雪美莲，它们之间看似并无任何联系，为什么同属于一个叫“我”的人？从童年求学看到学生册上自己那个奇怪的“史蒂芬”的名字，雪美莲就有过疑惑，但是这种疑惑没有形成真正的问题，这可以视为雪美莲对于自我追问的第一个面向；直到近20年前有人告诉她英国意识流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本姓是史蒂芬，而且她还得知了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曾在中国武汉的往事，贝尔引起雪美莲关注是因为贝尔和当时武汉大学的著名作家凌叔华之间的隐秘关系，而凌叔华曾是雪美莲母亲的敬仰者，喜欢诗文的母亲甚至活跃在当时的文艺圈，雪美莲还曾看见过母亲写给凌叔华的书信，伍尔夫作为“史蒂芬”勾连起了贝尔、凌叔华和母亲之间的隐秘关系，这便形成了雪美莲对于“史蒂芬”这一名字的第二个面向；几年前她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侯麦电影展，成为侯麦的剪辑师数十年，雪美莲在电影展上不是对侯麦的电影有了新的解读空间，而是她从侯麦对名字的重中得到了启发：侯麦就是将他喜爱导演埃里克·冯·斯特劳亨的名字和小说家萨克斯·侯麦的姓氏结合，给自己取了“埃里克·侯麦”的名字。
| 导演: 雪美莲 |
第一个面向是对名字最原始的疑惑，第二个面向是对隐秘故事的兴趣，第三个则是名字的重写可能，正是这三个面向使得雪美莲真正开始了对“我是谁”的追问，这种追问从“隐迹之书”的阅读开始，到自我的重写，它是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变成了一个关涉家族历史、殖民身份、战乱流离的文本：从家中箱子里保存着的数十本黑色笔记本中，从父亲的照片、母亲的手稿、当时报章的简报、家庭信件照片和录像带中，雪美莲读到了以曾祖父为起始的家族故事：曾祖父是一个澳洲土著，生下了祖父，后来牧师给他取名史蒂芬；祖父生下了父亲，祖母带着父亲远涉重洋来到了香港；祖父去世时祖母便只身一人回到了澳洲，父亲却留在了香港，寄养在一家姓陈的家里；父亲求学、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抗日，还辗转去了北平等地，回到香港后在银行工作……从家族的名字来源来说，史蒂芬是牧师取的，陈则是养父的姓，后来报纸上登载的那个轻生的姓陈年轻人消失了，于是父亲改姓了雪。
从曾祖父到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从澳大利亚到香港、法国、加拿大，从史蒂芬到陈姓，再到雪姓，再到恢复史蒂芬……雪美莲化身为影像侦探，在跨越时空的“隐秘之书”中寻找家族的线索，完成一场跨越八十年、四大洲的寻根与身份重构之旅，“档案馆里蒙尘的胶片和信件，不是冰冷的史料，是我和八十年前那个拼命改写命运的年轻人，唯一能对得上话的通道。”但是这种和文本进行对话的发现和重写，并不是一种拨云见日的过程，随着线索越来越多，疑惑其实也越来越多，答案不是在减法中被清晰呈现，而是在变成一种不断累积的加法中真相变得更为复杂而隐秘：父亲陈狄芳从香港底层一步步改写身份是不是和那个轻生的青年根本无关？母亲的创作天性为什么会最后消退？贝尔和凌叔华之间的隐秘关系对于家族故事来说有什么关系？本来期望从这些档案文本中找到家族历史的最后一块拼图，最后却发现它本身就混杂了虚构和纪实之间的界限：黑色笔记本难道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而在寻访五叔的时候，五叔留给她的那张纸条似乎一下子否定了她的艰辛付出：没有澳洲土著的故事，没有牧师的赐名，父亲只是因为在抗战中感觉一切的付出都没有回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气之下把中文的雪姓改成了史蒂文。
这是一种对国家的失望，它转变为一种理想覆灭之后改名换姓的抗拒式态度，五叔寥寥几行字似乎就解开了关于姓氏背后的真相，也许这个绕过四大洲、历时八十年的追问本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雪美莲的追问继续：难道五叔所说的就是家族历史的真相？就是姓名故事的答案？它会不会也和父亲的那些黑皮书一样，也是另一种传说和虚构？“殖民、战乱、身份流动……真相与虚构层层交叠，孰能分辨？”但是五叔纸条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关于家族最后一块拼图，雪美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跳出了私人性的历史，而是在更大的框架里追问“重新自我”的意义，“当我们终于决定回头翻看那些家族遗迹，真正的未来才刚刚开始。”这一份“隐秘之书”和家族有关，更是漂泊者的隐秘之书，“我对着父亲留下的家庭影像一帧帧看，突然发现他藏在镜头背后的眼神：那些刻意拍给别人看的体面里，藏着他从来没说出口的漂泊感。”父亲从香港底层一步步走上来，他把自己改成亨利·史蒂芬，这是殖民时期华人对身份的一次主动却是无奈的“洗白”，洋姓就是一张通信证，甚至让自己的脸变白变光滑就能更好地立足于这个阶层流动的社会中。而母亲呢，曾经是一个有着“海燕”笔名的文艺爱好者，但是生活并不如她在诗文中所写的是在追寻自由中实现价值，结婚生子、为生计奔波消磨了那些美好的理想，“母亲一辈子都在别人的身份里活着，她的文学梦、她的名字，都被‘妻子’‘母亲’的标签盖得严严实实，连她自己都快忘了。”
《隐迹之书：重写自我》电影海报
改名的背后凸显的其实是殖民香港的阶层流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更是自我与他者不断撕扯、错位的身份叙事，所以雪美莲并不是要证明黑皮书、红皮书、手稿和五叔的纸条，哪一个才是真相？哪一个又是虚构？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绝对真实的家族史”，与其说这些都是不提供答案的“隐迹之书”，不如说自我从来就是夹在隐迹之书里，或者说，自我就是这本隐迹之书必然的作者。但是一切追问在脱离所谓家族史真相之后，它的价值就变成了关于“重写”的可能：“我从来不是想追寻某种绝对真相，而是将讲故事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主动权是发现那些尘封的文本，是有勇气将书中的文字读出来；掌握主动权是整理所有被掩埋的历史碎片，亲手翻开属于自己的书页；掌握主动权更在于不成为某种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他者，而是书写自己的文本，“重写自我不是把过去擦掉重来，是终于敢站出来说：我的故事，轮到我自己来当第一作者了。”
成为自己文本的第一作者，这才是雪美莲在发现隐迹之书后重写自我的意义，片名将现象和本质结合起来，它是更厚重的文本，而在这里关于对殖民化、他者化的批判，雪美莲并不是一味拒斥，而是以包容的方式寻找自我的多元化呈现：纪录片中有英语、汉语普通话、粤语和法语，不同的语言书写着同一本书；曾经的史蒂芬有着父亲“洗白”的嫌疑，而现在它是雪美莲的另一个姓，也是自己外孙女的姓，父亲对家族的命名又完成了一次闭环，这不是对所谓西方的讨好，也不是对母语的抛弃，恰恰是在一种多元共生定义了自己、书写了自我，就像雪美莲自己所说：“如今，我正致力于将这些素材整合成一幅既复杂又动人的锦织，希望能引起那些曾为身世、种族和文化认同困惑的人们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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