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引论

编号:B87·1960303·0258
作者:(奥)弗洛伊德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4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1.30元
页数:377页

以下是弗洛伊德的简介:1856年5月6日生于摩拉维亚,在维也纳度过了80个年头,神经病医生,在实验中提出了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引起了世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震撼,1929年死于他乡英国。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潜意识、泛性论、死亡本能等观点成为心理学划时代的革命,并且由此影响了艺术、文学等人文领域。正因为他的卓越贡献,才能使他的思想体系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精神分析引论》:人们由于被“剥夺”才得病 

我们之所以收效,或许是由于用某种意识的东西代替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把潜意识的思想改造成意识的思想。
 –《第三编 神经病通论》

意识代替潜意识,或者潜意识改造成意识,就是把致病的矛盾变成常态的矛盾,或者是在精神病人和健康人身上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它是压抑,它是消除这种压抑所赖以维持的抗力,而将压力转变为抗力,就是用一种替代的方式打通潜意识和意识,如同把隐梦变成显梦,把过失变成有意义一样,从精神病的症候中找到欲望的对象,建立通道,而弗洛伊德这种充满理性的分析显然在驳斥曾经病理学家在坚持和付诸实施的无理性研究,驳斥疾病的非道德和非美育成见,在解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外,建立潜意识理论。

这或者是革命性的理论,是触犯全人类的观点,“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所以在这两种触犯的成见面前,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而“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是“对于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而在这个决定性步骤之上,则是另外一个创见,那就是认为性的冲动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甚至这些性的冲动,除了如荣格所说变成一种“内向”的历程,最重要的是转化为人类心灵中最高文化、艺术和社会的成就,“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而对于这样的结论,自然会受到各种争议,以及反对,所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接受挑战,在于用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的证据,又没有公开参观的可能,那么如何去研究它,并相信它的真实呢?”所以弗洛伊德是从假设的命题开始的,他认为精神分析是神经错乱症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这种治疗方法一定是和其它医药的方法不同,甚至“常常相反”,而这种不同的方法,弗洛伊德用“你们”来指出其相反的属性,“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来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层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那么在解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外,有着怎样特殊的研究渠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就是自我人格,“自我的人格的研究,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入门。”而这种自我人格不仅不仅疾病患者有,一般健康人也有,也就是说自我人格是一个客观存在,并非是一种病态现象。

弗洛伊德从过失开始寻找突破口,不管是舌误,还是笔误、读误,或者暂时性遗忘,都是一种德文中以“ver”起首的名词,也就是说它们在某一程度上具有相互关系。人们经常会讲错某一个词,而使整个句子的意义发生改变,这种舌误的经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舌误?舌误的意义在哪?它是否会照见说话者内心的某种倾向?“别注视着我吧,你的眼睛征服了我,将我分为两半;一半是你的,另一半也是你的–但是我应该说是我自己的,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珀霞对巴萨尼奥这样说,分成一半的自我里有你的也有我的,而“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在文学艺术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暗含了过失心理学中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种过失里都有起“意向”,或是在心理过程中占据的地位,“舌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种种有内容和有意义的表示。”因为你在讲出一句错误的话的时候,并非只是因为身体的疲倦,精神不集中,或者其他的客观原因导致了错误,实际上,在弗洛伊德看来,兴奋、分心、注意力不集中只是几个名词而已,甚至算不上是解释,它们只是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帘子”,“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兴奋或分心究竟是为什么事而引起的呢?”

弗洛伊德:掀开了人类心理学的那道帘子

如何掀开帘子,看见里面的一切?弗洛伊德从舌误的实例中找到了过失的意义,那就是既有被干涉的倾向,也必定包含着干涉的倾向,前一种是客观原因引起的舌误,而后一种是主观介入必然产生的错误,而后一种更能揭示其心理学的意义,“一个人若忘记了一个熟悉的专名,即使非常努力也不能将它保留于记忆之内,我们便可以揣想此人对他必无好感,所以不愿回忆。”这是一种干涉的倾向,甚至是一种“遗忘决心”,也就是说,主体想办法逃避不愿去做的事、不愿去面对的人,不愿去回忆的过往,他有意将这一切放在表面错误的现象中。有一个实例是琼斯将一封已写好的信摆在桌上好几天,后来他决心投递的时候,却发现忘记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和住址,等到他补填之后,送到邮局才发现未贴邮票,于是不得不承认自己“隐隐有不愿将此信投邮之意”。看起来是遗忘,是失误,但实际上就是一种“遗忘的决心”,也就是主动的遗忘行动往往伪装成一种被动的经验,也就是从经验上解释掩盖了内心主动的那种倾向,掩盖了不同方式的预兆。

“动机既经消失,失物便可寻得了。”所以这种遗忘的过失往往具有动机,而被干涉的倾向和干涉的倾向在过失中总是含混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甚至偶然性,但过失一定是具有意义的,这便是弗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过失心理学转变到对于梦的研究中,也同样遇到一个意义的确定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对于梦的研究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被认为“绝对可耻”,因为梦“既不合于科学,又有倾于神秘主义的嫌疑”,而且梦的对象又是不易确定的,这比研究舌误等过失心理学要困难很多。在以前的研究者看来,梦不是一种心理历程,它没有规律性,也就没有理性意义,完全是物理刺激在心理上的表示,1876年宾兹说梦是一种无用的、病态的物理历程,而莫里把梦比作是“一种舞蹈狂的乱跳,和正常人的协调的运动相反”,甚至在古人看来,梦仅仅是一种比喻,是一种“十个指头在钢琴的键盘上乱动”的声音而已。

但是种种观点,对于梦来说却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和睡眠有关,而睡眠的情境是:“我不愿和外界有所交涉,也不愿对外界发生兴趣。我去睡眠以脱离外界而躲避那些来自外界的刺激。”这种逃避观恰好是释梦的一个突破口,为什么在不愿和外界交涉的睡眠中会出现梦,梦是一种对睡眠的破坏,还是对睡眠的维护?睡眠的象征意义是人对刺激的隐退,“像个球似的蜷曲着身体,和在子宫内的位置相似。”这当然不是入世,而是出世,是一种对温暖、黑暗世界的回归,而梦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到外部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起源于内部的刺激,就像过失心理学一样,一方面是被干涉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干涉的倾向,而在这两种意义的混合影响下,梦便有了第二个共同特性:“梦中大部分的经历为视象;虽然也混有感情、思想及他种感觉,但总以视象为主要成分。”也就是将梦景由抽象变为具体,变为视像,在这种“梦的工作”下,梦一定是心理的现象,而不单是躯体的现象,甚至对于做梦者来说,他明白自己梦中的意义,“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就以为自己一无所知罢了。”

“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只相信自己不知道。”这是释梦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意义必定是存在的,而这种意义便是潜意识的作用,只不过潜意识转变为意识的过程,很多梦者并不知道。所以对于梦的意义解读,重要的是能“能推知梦的起源,和梦所由起的思想和情感”。如何推知,需要的是联想,需要的是代替物,“我们或可假定一个梦的元素的联想不仅因那元素而定,而且决定在意识内的原来的念头。”或者这仍是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中,对于潜意识的代替物,弗洛伊德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规律,一是不去理会梦的表面意义,无论是合理或者荒谬,无论是明了还是含糊,都要把表面意义放置在一边;二是必须随时唤起代替物,不管和梦的元素相离多远,只要能找到替代物,便是一种突破;三是,“必须耐心地等着我们所要寻求的那些隐藏的潜意识思想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三个规律其实是将梦的显意通过联想的方式找到隐意,也就是找到潜意识里的意义。

如何是梦的显意?在刺激的心理作用下,梦在睡眠中起到一种调解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睡觉中我们以梦的方式经历欲望的满足,而在满足愿望之后,同样持续着睡眠,所以说,“梦是用幻觉的满足来消除侵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方法。”梦是对于替代物的化装,梦是对于刺激的检查和反抗,梦是隐意的象征,在梦的压缩、移置、意象及润饰下,梦返回到隐意状态,也就有了释梦的意义,也就是说梦又回到了原初的状态,就像回到了人的幼年时期,而在“潜意识就是幼儿的心理生活”的信念之下,弗洛伊德从伊谛普斯情结、乱伦等梦的倒退作用中,“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而这种倒退作用,则揭开了欲望的满足性质,在这化装和倒退的相互作用下,弗洛伊德便建立了梦的动机:“因为在化装的梦中,欲望的满足并不公开表露,而是要我们去追寻的,所以要证明它,便不得不等到梦已得到解释之后。我们又知道,化装的梦所有背后的欲望是为检查作用所禁止排斥的,而且正是这些欲望的存在,才形成化装的原因和检查作用的动机。”

也就是说,“梦是欲望的满足”,而弗洛伊德的计划,并不仅仅在于梦的分析,而是“想以梦的研究作为神经病研究的引线”。与梦的显像一样,神经病表现的是“症候”,这些症候性动作是偶然的,也是随机的,但是其背后也都有意义、目的和动机,也有其必须的心理背景。弗洛伊德分析了强迫性神经病、创伤性神经病,他从布洛伊尔的发现得出结论:“不仅症侯的意义总是潜意识的;而种症候和潜意识之间还存在一种互相代替的关系;而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而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将潜意识的某事转化为意识的某事。而这种转化,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将原属潜意识的缺失的记忆补充起来,消灭健忘症,然后再打通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通道。

缺失的记忆在哪?该如何进行补充?弗洛伊德认为,通过释梦的方式可以用联想发现潜意识的材料,而病人在其中必然会有抗拒,也就是在压抑中产生了某种疾病,所以必须消除压抑,消除抗拒力量。不管是同性恋,还是虐待狂,甚至被虐待狂,他们都是在一种压抑中走向了性的倒错,而从孩子的性活动分析,他们都在倒错的性活动中寻求到一种发泄和满足,比如吮吸自己的手指的“自淫”,这是对于吸乳的模仿,比如在排便中获得的快感就是一种满足,所以从儿童入手,弗洛伊德指出了性本能的意义,和饥饿一样,性也是本能,就是里比多,如果得不到本能的满足,就会产生压抑,就会引起精神病,“人们若没有满足自己里比多的可能,就容易患神经病–所以我们说人们由于被“剥夺”才得病的–而且他们的症侯乃是对失去的满足的代替。”

“神经病起因的见解:第一是性的剥夺这一最普通的条件,第二是里比多的执着(迫使性神经病进入特殊的途径),第三是自我的发展既拒斥了里比多的特殊的激动,于是乃产生矛盾的易感性。”这是弗洛伊德建立的神经病机制,而里比多是必须附着于一种对象,一个幻念,而这种对象和幻念就是症候,一方面是无法满足表现的神经病,但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如荣格所说的“内向”来发泄里比多这种本能的积聚,或者通过艺术的手段返让幻念回到现实,不管是客体里比多的应用,还是自我里比多表现的自恋,都是一种性的活动,也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将潜意识变成了意识,用意识代替了潜意识。

所以对于神经病人的治疗,弗洛伊德指出必须要将本能释放出来,“一个神经病人的里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找到:它依附于症候之上,而症侯则给它以代替的满足,使能满足现状下的一切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控制病人的症候而加以解除—一这正是病人所求于我们的工作。”这是一种对道德的颠覆,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的工具,其意义在于揭露心灵的隐事,消灭内心的抗拒,“抗力若被克服,病人的心理生活就会有持久的改变,有较高级的发展,而且有抵御旧症复发的能力了。”而起在弗洛伊德看来,并不是神经病人有这样的压抑和抵抗,健康的人也有里比多的释放问题,“它是一种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一个健康的人,在实质上,也算是一个神经病人,“但他似能加以发展的症候则只有梦而已”。

虽然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梦和神经病入手进行精神分析,虽然只是以给学生介绍精神分析的简单阐述做出推论,虽然没有在其它人文科学上作更充分的论述,但是对于潜意识的发现,对于性冲动的研究,都为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甚至文艺创作学打开了一扇革命性的大门,从潜意识到意识,从症候到本能,从显意到隐意,人类在另一种意义上开始理解自己,开始看到了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

诗经译注

编号:S21·1960301·0257
作者:程俊英 校注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85年2月第一版
定价:16.10元
页数:687页

这是一部500多年的诗歌总汇,因为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因为经孔子删定,因为开启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所以他才能成为一部经典。风、雅、颂、赋、比、兴,这诗经的“六艺”成为我们阅读这部古代作品的基本常识。叙事多于抒情,不是诗经的最大特色,语言,韵律才是《诗经》最优秀的特点。而他的思想性几千年来仁者见仁,但大抵上可称为奴隶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本书分国风、二雅、颂三编。

伊利亚特

编号:S32·1960301·0256
作者:(古希腊)荷马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5.85元
页数:691页

战争,因为土地或者荣誉,但大规模的特洛伊战争,却因一个女人而起。美貌似乎是天生的诱惑,让这个古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杀戮不断,而盲诗人荷马亦将这一流传变成了他笔下的史诗而彪炳千秋。“女神啊,请歌唱佩流斯之子阿基硫斯的致命的忿怒。”第一卷起句并不是所有的原因,荷马的最伟大之处在与用15693行诗将口头文学变成了书面史诗,而让后世的人不断思考神或者人的地位、悲剧、死亡以及其他哲学命题。

红与黑

编号:C36·1960301·0254
作者:(法)司汤达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3月第二版
定价:23.20元
页数:691页

这部1830年问世的法国小说同时受到了赞扬和谴责等身的评论,而正是这部毁誉参半的小说开启了法国文学的一个新空间,于连式的悲剧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代青年的悲剧,“红与黑”的利益冲突使之成为牺牲品,平民出身有较高文化的于连,一步步的上升与最后的滑落是司汤达对法国社会命运的极大关注的凝结,于连的象征主义被高尔基说成是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红与黑》是欧洲文坛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揭露的锋芒让人不寒而栗。


《红与黑》: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 

丹东在处死的前夕,用他的粗喉咙说:“这真奇怪,上断头台这个动词不可能有各种时态;我们可以说:我将上断头台,你将上断头台,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已经上了断头台。”
《第十二章》

两步远的死亡,依然不是宗教的救赎,依然不是权贵的赦免,甚至也依然不是反英雄的反抗,玛蒂尔德来看他,好朋友富凯来看他,卑微的父亲来看他,而对于于连来说,似乎只有德·雷纳尔夫人的眼光里,让他感到生命里的荣光,而这种混杂着尊敬、爱和服从的感情,却像是最后的勇气,让他可以单独跟自己说话,单独发现内心的欲望,单独找到伪善的心,这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幕,阳光灿烂的一天里,“一切都很好。”他终于可以拒绝权利,拒绝复活的希望,在最后的两步远的地方把自己带向死亡。“我并不缺乏勇气。”于连留下最后一句话,走向了那个十九世纪的断头台,走向如丹东一样被处死的断头台,走向了爱情在那里永恒存在的断头台。

“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终于变成了一个人的时态,唯一的动词,唯一的人称,唯一的结局,对于于连来说,勇气的背后其实是反抗,是一种去除英雄主义的反抗,去除宗教救赎而把自己带向罪恶的反抗,去除用自尊心来赢取高贵的爱情的反抗,但是在一个人的时态里,于连之死却并非只是彰显自我的勇气和最后的爱情,“玛蒂尔德穿着长丧服出现在他们中间,在弥撒结束时,让入扔给他们好几千枚五法郎的银币。”怀着于连孩子的玛蒂尔德,死亡之后的弥撒,仿佛都是于连一生无法看见时态里的断头台,这样的断头台是我的断头台,是你的断头台,也是“我已经上了”的断头台,时间不是于连之死作为最后的结束,那几千枚的银币似乎标榜着一个反英雄的身体的最后价格,而玛蒂尔德将情人的头颅埋葬,似乎是早就写好的结局,从一开始相遇,一开始相爱,一开始征服,玛蒂尔德就用一种英雄的方式把于连纳入到自己的关于权贵的童话世界里。她曾经读过的那本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里,她曾经希望延续的家族故事里,于连无非就是那个玛格丽特王后的情夫,被国王处死之后从刽子手买来的头颅,最后被王后埋葬在山脚下,玛蒂尔德将自己崇拜的那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爱情,变成了现实,于连从断头台滚落的头颅成为玛蒂尔德爱情的象征。

这是荣耀,这是爱情,这是勇气,但是对于于连来说,却只是一个身,一个早就被写好了结局的时态。而心所属的德·雷纳尔夫人呢,便是以另一种死亡“忠于她的诺言”:“她丝毫没有企图自杀;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本来和于连的爱情也是从一个不上断头台的身子重新开始,甚至要抚养玛蒂尔德怀着的那个孩子,“你该为了我的儿子活下去”,这是残酷的接受,这是伟大的宽容,但是在没有时态、头颅的意义早就被书写的断头台时态里,一切都最后被解构了,没有企图自杀变成了赴死的约会,而一场关于爱与被爱,征服与反征服,英雄与反英雄的“一八三〇年纪事”在两个女人、两段爱情、两种人生中,成为“TO THE HAPPY FEW”的寓言。

少数幸福的人,是得到了家族荣耀象征的头颅的玛蒂尔德,是亲吻着希望追随而去的雷纳尔夫人,也是在阳光灿烂中带着勇气最后走向两步远的死亡的于连。他们都在自我构建的“真理”中完成了命名,仿佛这样的命名就是抵达了自然状态,具有了自我意义,所以那一切和历史有关,和政治有关的命运倒成了这个寓言里的一种杞人忧天的担忧,于连最后放心不下的便是所谓的平等:“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只有在有了一条法律禁止做才做某件事,违者加以严惩的时候,才有权利。在有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地……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一些在犯罪时有幸投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在这个缺少自然权利的“坏蛋”行列中,犯了一桩谋杀罪的自己,“公正地被判了死刑”,这是于连最后得到的自然权利,但是,“除了这一个行为以外,判我死刑的瓦尔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将自己和瓦尔诺并列放在一起,这里没有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手段的区别,当然也没有了上断头台的不同时态,只有是否在法律面前的公平、是否具有慈悲的心怀,是否拥有自然权利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曾经是于连二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直在证明的东西,当他带着勇气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释然这一切,即使用死亡消除自己的“伪善”,即使用勇气证明自己的平等,但是他依旧败给了十九世纪的专横和暴虐,就像自然权利败给了政治权力,受人尊敬的爱情败给了头颅的象征神话。

司汤达:手里永远拿着一八三〇年的镜子

这种失败就是于连的宿命。作为弗朗什-孔泰出生的穷人,作为维里埃尔木匠的儿子,于连的命运早就写好了结局,心比天高是理想,禄如纸薄的现实,甚至对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的仇恨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但是却注定是弱者的反抗,“维里埃尔市长在他眼里仍旧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和所有的蛮横无礼的人”,那被砌得越来越高的墙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也是一种对立的隐喻,而于连要拆毁这些墙,要打碎这些有钱人和蛮横无礼的人围拢起来的世界,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怀着某种企图闯进去,从内部分解这样的权力世界。学识、记忆力似乎是他的优势,所以当拥有每个月五十法郎的收入成为市长家庭教师的时候,于连就顺利地开始了自己闯入权力世界的计划。

这是一种预设,对于于连来说,无非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实践,拿破仑、战斗、胜利,这些词汇深深地嵌入在于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将来有一天也会是他的命运吗?”那盘旋的雄鹰代表着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却注定是孤独的,所以于连的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紧张的神经质,甚至成为分裂的人格,在爱情的不同状态下成为一种折磨。和德·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一开始就是一种复仇的计划,那一只手被握住,又被抽回去,主动伸出来,又被动抓住,这反复的过程里,都是于连的征服欲望。“如果当着他本人的面占有他妻子的手,这不是嘲笑他的一种方式吗?对,我一定要做到,他对我曾经表示出那么大的蔑视。”起初是为了蔑视德·雷纳尔先生,蔑视权贵和财富,即使有那么一点爱情的冲动,也在自我低微的出生面前被不断否定,也是对于贵妇人玩弄的合理解释:“这个女人的性格我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这一点:在旅行以前,我握住她的手,她把手抽回去;今天我抽回我的手,她反而抓住它,而且紧紧地握住。她曾经蔑视过我,这是个向她进行报复的好机会。天知道她有过多少情夫,她选中我,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见面容易。”

“………………爱情/造就平等,并不追求平等。”高乃依的诗醒目地写在于连的世界里,而当那只手被握住的时候,对于于连来说,是一种平等的胜利,“是的,我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趁着这个骄傲的绅士退却时打垮他的自尊心。这才完全象拿破仑。”而这种平等的胜利却又是不平等的,它只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美梦,一个如偶像拿破仑式的战斗,作战计划是详细的,也是大胆的,他可以从《圣经》里找到记载,可以以诱奸者的角色制造夜里两点钟的约会,可以以梯子的高度来抵抗象征权贵被砌高的墙,尽管那充满勇气和自豪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是“开门时他抖得那么厉害,两膝发软,不得不靠在墙上”的软弱,但毕竟把一个曾经圣洁的女人带到了地狱边缘。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她是市长的妻子,也是这个权贵世界的一部分,也是=生活在高高的墙内部,尽管她讨厌自己的男人,尽管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她成为于连报复的目标,而那“强烈的爱情和疯狂的快乐”也像毒药,开始腐蚀一个女人柔弱的心。这是一场战争最惊心动魄的爆发,“他的爱情仍然不过是一种野心。这是他这个如此受人蔑视的、不幸的穷光蛋,占有一个这般高贵、这般美丽的女人的快乐。”也注定是一种无法逃避罪恶的开始,“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来躲开地狱的幻影。”

对于于连来说,这个作战计划将不可遏制,英雄的征服将步步推进。他在国王面前成为仪仗队队员,“从这时候起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英雄。他是拿破仑的副官,在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进攻。”他像一个战士,面对着前面的敌人,他像一个贵族,在巨大的虚荣心下扬起高傲的头。但是这样的复仇却将他带向一个道德的边缘,一个已婚女人,一个市长的女人,一个通奸的女人,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这一场爱情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但是她已经无法回头,孩子生病无非是给了她一种自我悔恨的机会,“但是我侮辱我自己,我自己跳到泥坑里去,这样也许我能救我的儿子。这种侮辱在每个人眼里,也许是一次公开的赎罪?”但是在于连的诱惑中,她已经无法自拔,她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她的生活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当她见不到于连的时候是地狱,当她跪倒在他跟前时候是天堂。”而实际上,暂时的天堂就是永久的地狱,于连几乎像魔鬼一样无法缩回自己摧毁道德世界的双手。

那夹在一三〇页上的那封信是爱情对于权贵的妥协,那写给德·雷纳尔先生的匿名信则是阴谋的另一个开始,“如果我不杀死我的妻子,只是把她赶出去,让她丢人现眼,她的姑母在贝藏松,会亲手把财产全部交给她。我的妻子会带于连到巴黎去生活,维里埃尔的人会知道的,我还是会被看成个受骗者。”德·雷纳尔先生的墙永远是自己稳固财富和权力的武器,而在于连面前,他似乎永远是高傲的,永远是伪善的,“刑法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圣会和陪审团里的我那些朋友会救我。”但是于连离开维里埃尔,去往贝藏松的神学院,并非是一种恐惧的逃避,并非是害怕担责,也并非是赎罪,而是成为他下一场战斗积蓄力量和勇气的开始。“但是旅行的人刚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在山顶坐下来,觉得休息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如果强迫他永远休息下去,他还会幸福吗?”不能休息,继续攀登,这是于连英雄式征服的第二阶段,这里不是墙,而是高山。

逃离人间地狱般的神学院,于连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这不是小城维里埃尔,这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这里不是每个月五十法郎,这里是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二十二件衬衫,这里也不是已婚的“通奸”的夫人,而是漂亮未婚的小姐,而最重要的是,侯爵的权力世界里是上流社会的种种荣华,又成为花花公子的一切机遇,更有对于美貌、欲望的征服的所有可能。“新的总是好的。”这其实是一个外省人的盲目,盲目地改变,盲目地适应,以及盲目的爱。“我要得到她,然后远走高飞,谁要是想阻止我逃走,那就活该他倒霉了!”这是于连对于曾经冷漠相待的拉莫尔小姐的欲望,这是另一场战争,依然指向打碎自己的卑微出身,但是拉莫尔小姐不是雷纳尔夫人,不是用一只手、一把梯子就可以轻易征服的女人,“财产,高贵出身,才智,姿色,这一切,照别人的说法,而她自己也这么相信,全被命运之神的双手堆集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没有任何权力上的需求,她只想要的是,是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爱情,一种如英雄征服般的荣耀,“爱情这个名字,她只使用来称呼在亨利三世和巴松皮埃尔时代的法国能够遇到那种英雄的感情。”那一颗头颅的浪漫家族传奇深深刻在她的心里,实际上,她就是那个王后,就是为了寻找情人的头颅,而在这个意义上,她成为了另一个征服的英雄,而她面前站着的是于连,是对于丑高度赞扬的于连,是出身低微却不妥协的于连,是对自己的言行从不加以考虑的于连,“这个索雷尔有点象我父亲舞会上维妙维肖地模仿拿破仑时的那种神气。”于连性格里的深度,欲望里的未知数,使得她“要让他做她的情夫,也许还要让他做她的主人呢!”而这种主人却是颠覆式的,在内心深处,是要征服他,“一旦他能完全支配我以后,谁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奢望呢?好吧!我将象美狄亚一样对自己说:‘在这么多的危险中间,我还有我。’”也就是将他变成一个再无欲望的人,然后反过来自己成为主宰。

充满勇气和征服欲,他们的相遇,不是英雄惺惺相惜,而是征服和反抗,猜测和引诱,实际上,于连在拉莫尔小姐面前,其实已经不是英雄式的战斗,而成为反英雄的反抗。优美的身材、风雅的服饰、白皙的手、美丽的胳膊、一举一动的disinvoltura(从容)的梦想,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真正爱上拉莫尔小姐的理由,而是让自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再次被贵族小姐爱上,这才是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自尊心的满足,“这时候还只有十点钟,于连陶醉在幸福和对自己的力量的感觉中,这种感觉对一个穷鬼来说是那么新奇。他走进意大利歌剧院,听他的朋友吉罗尼莫唱歌。音乐从来不曾使他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成了一个神。”拉莫尔向他表白的信变成了象征,他原封不动地抄好,寄给了富凯的一个工人,叫他交给皮拉尔神父保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话。这是唯一的荣誉,这是从黑到红的转折,“我,汝拉山的可怜的农民,我,注定一辈子穿这一身可悲的黑衣服!唉!换了二十年以前,我会和他们一样穿上军服!那时候一个象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而在拉莫尔小姐身上,他却看到了脱下这身可怜农民的衣服的机会:“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从黑到红,是从可怜出身的农民变成掌握统治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

一个是阴谋,一个是野心,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了相互的折磨,相互的征服,而于连在这场较量中慢慢失去了优势,“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应该跪下来,请求你原谅我曾经打算反抗。”他实际上成为整个拉莫尔侯爵,甚至权力系统的工具,凭着记忆力记录的那12个人的秘密谈话,成为于连陷入政治争斗而无法摆脱的宿命,给元帅夫人抄写表白的五十三封情书,都只是一种命令,所以即使于连想要“把思想转向建立军功和效忠祖国”也无能为力,而拉莫尔的怀孕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巩固自己红色幻想的武器,而成为一种恐惧的开始,“很久以来活着对我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我决定结束我的一生。”而当用手枪对准雷纳尔夫人,对准自己现在才感觉到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爱的女人,也变成了一种命令。“他用手枪朝她开了枪,没有打中;他开第二枪,她倒了下去。”两枪,第一枪是恐惧,第二枪是无奈,第一枪是对命令的执行,第二枪是英雄主义的最后覆灭。

被抓,雷纳尔夫人却没有死,对于于连来说,是命运的残酷,而其实也是最后的救赎。“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另外一种热情从它的遗骸里产生出来;他把它称之为对谋杀德·雷纳尔夫人的悔恨。”两个女人在面前,一个是覆灭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另一个则是摧毁了自己的残存爱情,她们都在努力疏通关系,努力使得于连免除死刑判决,但是对于连来说,他似乎才真正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对陪审官说,他希望的是用死亡来换取自己的罪恶,而这对于他来说既是公正的判决,也是用勇气的表现,而其实这种公正和勇气,在于连那里依然是自尊:“我不上诉。因为我感到我有去死的勇气,不至于太让人笑话我。”

让玛蒂尔德怀上了孩子,但是于连到死都没能成为她的丈夫;混迹于巴黎的上层社会,但是于连到死都没有获得一官半爵;拿起手枪射出子弹,但是于连从没有像拿破仑一样冲杀在战场上,爱情、地位和征服的欲望,都不是自然权利,所以对于连来说,似乎只有死亡才是自然的,才是自己的选择,才是公正的选择,但是这种充满勇气却无法改变现实的命运,是英雄主义的最后神话,也是反英雄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使心在重新唤醒的爱情里,而身却只能在金钱的购买中成为情夫的象征,心身分离,英雄与反英雄的分裂,一切都是“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的宿命。

用金钱购买职位的瓦尔诺先生,复辟后取得显赫地位的拉莫尔侯爵,以及那些伪善的教士神父,那些勾心斗角的官员,在这个“矫揉造作的法国”,于连的悲剧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先生,一部小说是在大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有时候它反映到您的眼睛里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候是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在这一路上手上拿着镜子的人,自然是那个真实名字叫玛丽-亨利·贝尔的“司汤达”,这个三次随拿破仑南征北战立下功劳的拿破仑信徒,这个高举革命和战争旗帜的雅各宾党人,这个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怀疑主义者,他用小说这面镜子照见了蔚蓝的天空,也照见了泥潭里的污泥,“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尝试过。也不曾有从稍微细心地描绘过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会风气,有一天这部小说描绘的将成为古老时代,象瓦尔特·司各特的古老时代一样的古老时代。”D.格吕福·帕珀拉对小说写作进行了赞美,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用另一个化名构建一个不服从上帝的无神论者,“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是不存在的。”,所以司汤达在镜子里看见的只是自己,一个永不妥协的英雄,一个战斗不止的英雄,所以这“一八三〇年纪事”一定是一部关于英雄主义的宣言书:“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栖居与游牧之地

编号:H12·1960301·0253
作者:张新颖
出版:学林出版社
版本:1994年12月第一版
定价:9.80元
页数:287页

本书是文学硕士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文集,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张新颖的文学视角较多从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吸收上进行研究的,所观照的文学作者也是以马原、残雪、余华、史铁生等人为代表,显示了新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勇气与创新精神。本书还专辑论述了台湾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移植。本书共分四辑,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一。


《栖居与游牧之地》:把这些人称作“我们”

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
《后记》

陈思和的《鸡鸣风雨》、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和张新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是我1996年3月购买的图书,这是“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三本,当时隔14年打开书页让自己进入一种阅读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怀旧:那种知识分子情怀,那种学院派风格,那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方式,的确呈现着20世纪末的人文风格,而那时的我似乎也将其作为一种理想,渴望走向知识分子的学术体系中。

是有启蒙意义的,是有自由思想的,是有个性追求的,甚至是一种如上帝式的俯瞰。据说,当时推出这套丛书的意义是试图在“滔滔商海之上”,建立起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是希望在知识贬值、人心浮动的时代中再次探寻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火凤凰”无疑是一种涅槃式的符号象征,它以一种强烈的燃烧意识革新颓败的现实,从而完成从此在到彼岸的重生。但是当14年未曾打开,现在却进入到阅读视野,除了一种自我虚构的怀旧式满足之外,是不是反倒变成了自我随波逐流的隐喻?甚至,在连续两天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和《栖居与游牧之地》的翻阅中,当看到明显的错字出现,竟然有一种失望之后对所谓知识分子情怀的嘲讽:学术批评需要的异质,需要的是独特,更需要严谨和崇敬,为什么戴着高傲面具的学院派,竟然连最基本的校对都没有达到要求?

这或者是属于编者的问题,或者可以用“不拘小节”化解之:重要的是思想,是观念。但是,当一本书作为整体出现的时候,作者无疑也是一种整体,而文章里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作者的疏忽。站在高处的作者,低到细微处的文字,是不是仅仅是思想和知识之间的不同场域?也并非是吹毛求疵,在某种低级错误所处可见的文本里,即使观点如何带有启发意义,即使思想如何具有洞察力量,都有可能毁及一个作者甚至一套丛书的声誉。如此强调,是因为在张新颖的这本书里,看到了一种相反的见解。《现代精神的成长:从感悟到抗拒》,副标题是“对王文兴小说创作主题的一种贯通”,在这篇文章里,张新颖阐述了“现代精神”的特质,他认为,现代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是自传性的,因为它只有在“经验过程中才被经验到”,这种经验是个体的、私人的,只有顺利进入到完全私人的惊艳世界里,他者才可能经验到,才可能体会到极度内向性的现代精神。

关于现代精神,这里就设置了双重标准,一个标准是“经验的”,经验构建的是私人意义的世界,即使他者能够进入,进入其中的他者也已经不再是他者,而是经验的一个影子,这样就完成了关于现代精神的排他性,“不存在一个预设的、能够被清晰界定的现代精神,因而,没有相应经验的人就很难把握住它,至多抓住一些关于它的概念和说法。”第二个标准是:非知识对象,“一旦成为知识的对象,也就被知识规范、限制,渐趋稳固,抽空了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失去了变化与冲动的可能性,恰好沦落为现代精神的反面。”知识是一种体系,是一种规范,所以现代精神要保持其独立性和私人性,必然是对知识这个体系和规范的否定。作为经验的现代精神,作为非知识的现代精神,当张新颖如此界定了现代精神的内核,也就完成了另一种批评体系的构建:“在台湾文坛,站在乡土派立场上对现代诗和以王文兴,欧阳子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的严厉指斥,就常常表为一大堆空洞符号的无意义堆积。”

很明显,在张新颖看来,如果把王文兴、欧阳子的现代主义小说纳入到乡土派立场,就是一种知识的构建,就抽取了经验的内在意义和私人品质,在另一个意义上,当张新颖以“现代主义”来界定并寻找王文兴、欧阳子文本中的现代精神,才是一种“经验”的触摸,也只有在这种层面的批评和解读中,才能抵达他们的私人内心。没有读过王文兴、欧阳子的小说,也没有读过罗门的诗,当然更没有系统全面了解台湾乡土派的立场和观点,也从来不曾读过那些对王文兴和欧阳子现代主义小说“严厉指斥”的批评文章,所以无从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堆空洞符号的无意义堆积”,但是在看完张新颖的这篇文论,再次回过头来揣摩这句话,似乎也体会到了读到这些知识分子批评文章却看见那些未被校对出的错字的复杂心态。

张新颖一定是深入研读了王文兴、欧阳子、罗门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他看来,王文兴的小说创作中,内在的有一条精神发展的线索,“我强烈感觉到小说中的精神世界与作者的内心路向互相投射,当然这种投射不是直接的,不是建立起一种事实相似性的纪实传记,投射对于外在事实的穿透使自传性立基于超越品格的层次,以保证书写活动是一种创造而不是复现,保证其产物是虚构的小说。”而对于欧阳子的小说,他认为对于内心探索是其关注的焦点,借用欧阳子自己的话说,“一种心理观念占据了欧阳子主观情智的中心,她把这种观念施之于作品,以此开始心理的演绎和诠释”,白先勇认为,欧阳子的小说人物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几束心力的合成”;罗门的诗,在张新颖看来,则是一种“灵视”,借用罗门自己的说法,是一种宛如“多向归航台”的仪器,“从各种方向,准确地飞向机场。”诗人就是通过自己心灵的“多向归航台”,将世界从各种方向导入到存在的真位和核心,以此形成“多向性”的诗观,所以罗门诗歌里的都市、战争和死亡三个重要主题,都以“灵视”的方式显示了独立的品格,“那种内向探索的深度,那种超俗的高度,那种知性的透视、批判和令人震颤的心灵激情,这一切罗门坚持了三十余年且将继续下去的紧张的诗性精神活动,都是当代文化和文学所极端匮乏又极端需要的。”

很明显,在张新颖看来,王文兴、欧阳子、罗门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内向探索的深度,而这种内向性便是他所说的现代精神,所以当台湾文坛用乡土文学进行解读的时候,无疑是把他们的视域又抛向了外部。内心世界的外部解读,现代精神的乡土划分,这种错位在张新颖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当张新颖认为这些作品具有现代精神,是不是也是一种专断?当批评者以他者身份审视作品时,谁能从一种统一标准说谁必定经验到了内在精神,谁是在的非知识体系中触摸到了现代精神?乡土文学是另一种视角,即使完全向外,也是呈现了不同的感悟,也是提供了不同的阐释空间,何以这就是“一大堆空洞符号的无意义堆积”?

所以,这种“唯我论”是偏狭的,站在高处其实完全可以低下头来,甚至可以走下来——如果回到文本本身,当作者把文稿交给编辑,当编辑完成了校对,难道最后作者都不会再次校对自己的文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仿佛能想象作者高高在上,那些低微的工作从来不通过自己的手,不通过自己的眼——毋宁说,当编辑完成校对工作,却留下那些错字,就如那些乡土派对于现代小说的解读一样,为什么反倒看不到作者站出来指责他们是误读,指责他们把内在的精神变成了知识体系?错字只是一种隐喻,对于现代精神的排他性解读或者只是一个影子,当自我识别了错字,当保持独立判断意识之后,再次回到张新颖的批评文本,其实折射的是作为作者之“我”的书写困境。

“我们可以做越来越多的事槽,我们却越来越不能表达自己。”这是张新颖提出的一个疑问: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在他看来,世纪末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标识,更是心理层面的符号,它使精神价值失去崇高性,自我失去独立性,它使知识分子面临尴尬——世界不再是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中心即边缘,在这个不断解构的世纪末,社会分裂成各自独立的单元,“各个单元都站在同样的高度,每个单元都有各自的语法,谁也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正是这种失去了中心存在的世纪末,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边缘化了,显然,在知识分子面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中,张新颖反对的是“渗透”“演化”以及“侵略”“灌输”,他似乎在如何表达自己中寻找出路:一方面找不到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创造物,另一方面也找不到现实,因为现实已经被他者占有,而在历史和现实之外,未来也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张新颖看来,“我们”已经变成了沉默者,“为了拒绝现实、保护自己不被现实侵害,我们成了无言的话语主体。”

但是,这不是颓败,不是否定,张新颖把我变成了我们,是寻求一种集体性存在,而当我们沉默,是一种无言的状态,但不是失语,所以在世纪末尴尬的同时,张新颖其实慢慢建立起了知识分子另一个存在世界:“我们不要做现实中的话语主体。我们在沉默中孤绝。”就像指责乡土派的空洞批评,现代精神必须拒绝现实,拒绝外部,必须在共同经验中返回内心世界,在我们中沉默而孤绝。先锋文学无疑是这一“沉默中孤绝”的生动写照,它们破坏历史与现实的通行法则,就是破坏被外部引导的知识体系,它们构建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独语世界,就是以彻底绝望者的姿态,拒绝向外部世界祈求——我们如何表达自己?我们在沉默中表达,在独语中言说。

在先锋之前,张新颖看到是一种叫做“反抗”的态度,这也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拒绝,是对于我们自身表达的努力,从北岛到崔健再到王朔,这是一条完整的反抗演变路线:北岛代表的朦胧诗喊出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和人是同一的,所以作为从历史过来的见证者和受难者,朦胧诗人一直在强调“我”的出场,而我的出场是在反抗中完成的;北岛出版《北岛诗选》的1985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出了“一无所有”的呐喊,他继承了朦胧诗的精英文化心态,却又在流行意义上走向大众,但是崔健的歌声里那个我是不明确的,他只是在等待明确;而到了王朔的时代,个人主义消弭了,人文关怀被戏谑了,他甚至以逃离的方式制造了平民化粗鄙化的反抗世界,“因为他缺乏自我审视的意识,回避个体内部的分裂性,他的文化反抗的形式就是他是时代的一种病,而这种病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意义。”

从北岛“我只想做一个人”到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从朦胧诗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到痞子文学“玩的就是心跳”,文学和文化在嬗变,但是在张新颖看来,反抗却是一致的内核,“这种文化伴随新生的时代精神而生,对于先它而在的社会来说,它是陌生的、异质的,它向已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结构,意识挑战,以便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和权利。”那么到了知识分子面临世纪末的尴尬时,这种反抗是不是还具有构建意义?“文化反抗的实质存在于对立双方的紧张关系中,这决定了被反抗者对反抗者的‘牵制’,文化反抗必须在这种不自由的关系中进行。”但是很明显,当九十年代出现的先锋派在“沉默中孤绝”,它其实是取消了“牵制”力量,取消了紧张关系,所以文化反抗转变成了一种独语——一种返回自身,返回私性,返回精神之地的“巴别图书馆”——博尔赫斯对于中国先锋作家的启悟,就是构建了一个可能性的语言迷宫。

无论是马原的虚构,孙甘露的冥想,无论是余华的荒谬,还是残雪的恐惧,无论是吕新的“弥漫性文本”,还是史铁生的独舞,实际上,在中国所谓先锋文学建造的巴别塔图书馆里,每个人的独语,每个人的孤绝,都不足以提供一种“我们”式的群像标签——之所以是“我们”,只是批评者对于一种现象的阐述方便,而这种阐述方便其实也隔绝了作者经验和读者经验,其实也割裂了文本和知识,就是巴别塔本身,它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我们”的现代精神,正如张新颖评价吕新时所说:“对于吕新,我感觉到而暂时没能说出来的和根本就属于不可说范畴的部分,也许更有意义。”

暂时没有说出来,根本不可说,是作为读者的张新颖对于作者作者的吕新的体悟,在欲说不说的呼应中,张新颖似乎找到了进入其中的“经验”,但是他又不想进入,而在退回来之后,其实可能看见更多的风景,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的“我”——站在近处和退回远处,也许是一个批评者必要的两种方式,而宽容和多元,也是构建一种人文视野的必要态度,正像他自己将书名取名《栖居与游牧之地》,文学是一个自我居住的家,但是绝不是排斥一切的独语,还需要寻找一个具有可能性意义的游牧之地,“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

中国编辑史

编号:W37·1960128·0251
作者:姚福申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1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440页

真正称得上“编辑”的第一人便是孔子,他最早编辑的书籍是《诗》、《书》、《礼》、《乐》、《春秋》“六艺”,之后便是周代的草创阶段、两汉的奠基时期、隋唐的辉煌时期、五代两宋的飞跃期以及近现代的不断发展期。本书共分两篇,上篇为古代部分,下篇为近现代部分,至解放前夕止。

秋雨散文

编号:E29·1960128·0250
作者:余秋雨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20元
页数:531页

余秋雨是以《文化苦旅》而被读者认识的,不容否认,余秋雨的笔触中的确存在着对一种秩序的忧虑,但那种自上而下式的思考方式显然散发着酸腐的味道。反盗版宣言、不断的选集出书,这对于本来沉积于书斋的余秋雨来说,寻找到了一条不断向读者生产产品的捷径。这本《秋雨散文》当然是余秋雨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文化忧思录。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

编号:B86·1960128·0249
作者:(美)弗兰克·戈布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7年2月第一版
定价:2.00元
页数:204页

由于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的人” 和“人类潜力”引入到心理学,使他的心理学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成为心理学历史上的新思潮,这种对人类主观作用的肯定而使马斯洛成为一个人本主义哲学家。当然,马斯洛对弗洛伊德哲学仍有其不自觉地继承,只不过这种继承更多是一种选择性的批判。
本书由马斯洛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浓缩而成。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人如何自我实现

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
马斯洛

在2020年的2月打开1996年1月的记忆,显得苍白而模糊,24年前,应该鼠年还没有到来,24年前,我还在某所学校里读书,那时,应该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有目的或没有目的地在杭州城北地带,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随地而摆的书摊,停下车,走过去,蹲下来,然后挑挑拣拣,便看到了这本《第三思潮》,那时对“第三思潮”是陌生的,就如对这条从未骑行经过的街道,那时对马斯洛是有所耳闻的,就如对这个我半年后离开的城市。在陌生和有所耳闻中,买下了这本只要2元钱的书,然后放进了我的书库里–;24年来,似乎一直未曾真正打开过。

只是因为陌生而有所耳闻,便购买了地摊上的一本书,对于当时的目的很是迷惑,即使24年后的今天想来,大约也只是一次偶然:偶然骑行,偶然瞥见,偶然买下–在没被真正阅读之前,一切都似乎在偶然中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时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24年后开始打开这本当时就泛黄的书,当阅读完之后再次去检阅当时九品书库里的介绍,似乎24年就隔开了现象和本质,隔开了想象和事实:“本书由马斯洛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浓缩而成。”这是图书介绍的最后一句话,而其实,这本书只是弗兰克·戈布尔对“第三思潮”的马斯洛心理学进行了科普式的介绍,根本没有马斯洛的五部著作,更没有百余篇论文的影子。

介绍是一种明显的误读,是没有进入之前的耳闻和摘录而已,但是当编号指向了确切的时间,当记忆在模糊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为什么还会有误读?简单的介绍是无法抵达真正的文本,是不是这一种误读也在弗兰克·戈布尔的这本书里?对于马斯洛心理学的陌生,对于第三思潮的隔阂,其实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而这只不过是弗兰克·戈布尔对马斯洛心理学一种非常浅显的注解,即使最后几章谈到了马斯洛心理学在社会变革及管理学中的应用,包括针对美国犯罪、违法、酗酒、嗜毒或失败,通过“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别人”,通过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来解决,包括曾经是罪犯的威廉·桑兹在马斯洛心理学启示下进行了对罪犯改邪归正的“七个步骤”方法实验,包括加德纳·墨菲运用马斯洛的研究,在《人的潜力》中提出了开发人的潜力,在美国建立九十多个潜力开发中心,包括耶鲁大学教授克里斯·阿吉里斯博士在马斯洛心理学影响下,提出了个人精神健康问题,“正是对相对健康的个人的研究,导致了对人的责任和义务的重新强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相信自我尊重、自我接受和心理成功是构成我们社会中个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线性系统公司经理运用马斯洛基本需要理论,通过“尤塞琴管理”来维护工人自尊心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率……

马斯洛心理学运用到社会管理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回到弗兰克·戈布尔的这本普及型书籍,关于马斯洛,关于马斯洛心理学,关于第三思潮,其实缺少一种系统论,当然更缺少对心理学真正有深度的阐述和批判。所以从知识层面,和24年前偶然发现而购置一本书一样,从来都是一种对于知识的获取。但是,当24年后进入到弗兰克·戈布尔的知识世界里,疑惑总是会产生出来:马斯洛为什么会发展他的自我实现理论和人的潜能研究?第三思潮真的可以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上具有新的开拓意义?马斯洛心理学是不是还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

“第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时间的序列,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到华生的行为主义,这两种思潮在马斯洛心理学之前,而马斯洛在研究心理学,提出著名的“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的潜力”的概念过程中,是在否定前两种思潮,但是更多是继承,在继承中否定,在否定中创新,或者是“第三思潮”在心理学序列中的意义所在。但是,在弗兰克·戈布尔看来,马斯洛心理学似乎是对于前两种思潮的全盘否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精得错乱者、实验室和精神病人,也就是说是不健康的人,而马斯洛唯一关注的是健康的人;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无意识的动物本能,是原始的,反社会的,非理性的,所以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而作为结果的自我成为心灵的一部分,联合本我于超我的力量来决定行动,这种行动压抑自己的冲动,最后导致的对社会的某种仇恨,“仇恨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友爱关系之中。对对象的恨比爱要古老。”而马斯洛完全抛弃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对畸形的人、不成熟的人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筑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而这种健康的研究方式就是对于弗洛伊德所说观点一种纠偏:本能“不是丑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良好的”。

对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弗兰克·戈布尔认为,和弗洛伊德把动机的重点放在深层的内在冲动和驱策上不同,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主要动机的重点放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上,而他们的理论研究中毫无一丝主观色彩,“行为主义者把诸如感觉、认识、意向、欲望、目的、甚至思想与感情等一切主观定义的词汇都从他的科学词典中剔除了出去。”所以马斯洛对行为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机械论的科学(它在心理学上表现为行为主义)并非谬误,只是太狭隘,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综合性的哲学。”因为华生专注于对动物的研究,把人也当成动物之一种,所以马斯洛要发现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极大不同,要摆脱机械论,要重建人本主义心理学,所以在否定华生行为主义之后,马斯洛提出了以综合性的哲学思路来构建心理学–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对华生行为主义的否定,而其实,马斯洛是要把两种思潮结合起来,既要包括对行为的内在、固有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又要对外在的、环境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达到综合性的意义。

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这种综合性的心理学关注中性的本能,关注健康的人,最重要的标志是第一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概念引入了心理学的范畴。但是,除了他对于弗洛伊德主义和华生行为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之后创建了自己的心理学,马斯洛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为什么会提出不同的心理学观念,这和马斯洛自身的经历有什么关系?或者说,马斯洛是不是也是自己心理学的一个直接样本?对于这方面,弗兰克·戈布尔显然也没有更好地阐述,他只是介绍马斯洛的成长过程中,说到了他童年的孤独,说到了他工作的艰辛,说到了他结婚很早,说到了他没有机会参军,但是这些经历似乎不能构成一个样本意义。但是,马斯洛说过:“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这句话或者可以成为他专心开始研究心理学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时说,“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作为一个在非犹太区里生活的唯一犹太籍孩子,马斯洛的这种孤独感一定是强大的,但是弗兰克·戈布尔只是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并没有和他日后的研究联系起来;弗兰克·戈布尔认为,1941年12月7日是改变马斯洛生活方向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本来马斯洛会在战场上思想自己的价值,但是因为年龄太大,所以马斯洛没有机会从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决心贡献毕生精力去寻找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这就是“为和平会议桌所用的心理学”,这种更有用的理论似乎是为了弥补无法参军的遗憾,但是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他想证明的是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和战争这种丑恶的东西相对立的,是为了构建一种人类的美好,但是弗兰克·戈布尔显然误解了马斯洛的这种初衷。

马斯洛:被标签化的第三思潮

马斯洛最著名的观点,一个是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另一个则是相信人类具有大量尚未加以利用的潜力。关于自我实现,是从基本需要理论而来,从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生存需求,到安全需求,到爱和归宿的需要,再到对尊重的需要,最后才是人的自我实现理论,这是人的一种发展需要,即存在的价值,马斯洛认为,人的这种高级本质要以他的低级本质为基础,否则,高级本质就会“倒塌”,“有关‘高级需要’的推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侧重点。”而他列出的存在价值包括完整、完善、完成、正义、活跃、丰富、单纯……关于这个人的自我实现,马斯洛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人的自我实现是不是一种可以忽视现实的主观评价?是不是一种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甚至会不会无限放大人的潜能?在大学时代,马斯洛就对自我实现有着好奇心,他之后所研究的第一批年轻人就是两年名大学生,后来他还挑出了布兰代斯学院百分之一最健康的人,这些人都被他称作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人”的代表,从理论和实践中,他认为,一个有出色认识能力的人,会有更强烈的自我实现的决心和意志,会有更清醒的是非观,会有对未来更准确的预感,所以他们较少受到欲望、焦虑、恐惧、希望、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歪曲,他们更具有创造性、自发性、独立性和个性的统一,他们很少抑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很少有自我冲突,他们乐于与人相处,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都健康幸福。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心理自由”,也正是在这种心理自由中,人才会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走向自我实现。

但是这种对人的潜力的挖掘,如何不成为一种忽视客观条件的心理控制论?弗兰克·戈布尔显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似乎在马斯洛看来,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它组成了心理学关于人类冬季的普遍理论,甚至弗兰克·戈布尔举例说马斯洛在年轻时想要进田径队参加比赛,那时在十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被认为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马斯洛却将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所以弗兰克·戈布尔说:“每一次刷新记录都表明人的潜力在这些项目上有所增加。”不可能变成可能,是因为激活了人的潜能,但是人是不是有一种无法超越的极限?如果单一依靠潜力论来激发人对于极限的突破,那么会不会陷入主观主义?就像马斯洛的“顶峰经验”,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人会有这种“感到敬畏、强烈的幸福、狂喜、完美或欣慰的时刻”?

马斯洛所研究的人的潜力一定是在某种范围里的突破,当然他所研究人的潜力更重要的意义是激活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也就是在过程中才能有顶峰经验,才能有幸福、狂喜、完美和欣慰的时刻,才能不断自我实现。而这种持续性的过程,也是马斯洛所说的“心理发展”:人需要发展并运用他们所具有的才赋,以便自己发展并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精神健康。但是弗兰克·戈布尔似乎也并没有充分阐述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机制,人的潜力和心理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是拿年轻时田径比赛的超越性结果来证明马斯洛所说的“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似乎有些断章取义了。

马斯洛提出了“尤塞琴管理”方法,马斯洛尝试研究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马斯洛积极倡导建立“协和社会”,都是他将心理学具体运用到社会管理的实践努力,当他提出教育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当他认为社会必须学会识别最适于做领导者的人,当他把成功与能力紧密相连看成是一个成功社会的标志,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是不是用改良理论对社会和个体存在的不健康问题进行了妥协?甚至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对这些问题弗兰克·戈布尔也没有从心理学层面、社会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他只是简单展现了马斯洛实践成功的一面,却没有剖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当马斯洛运用“尤塞琴”的Y理论进行管理,是不是当领导者对工人进行鼓励和理解,就不会产生对立?就不会引起矛盾?Y理论只是对专制主义的X理论的扬弃,只是用尊重的态度改变逼迫、控制、指导的管理方法,这种把成功只取决于领导是不是优秀,人格是不是健康的观念,真的是对于马斯洛心理学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而在社会变革中,弗兰克·戈布尔又指出,马斯洛其实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是他向往的却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同样是期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一个能推进社会改革的领导者,同样希望社会的全体国民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有心理健康的渴求。

实现自我变成了唯一的目的,人的潜力成为了共有的目标,弗兰克·戈布尔在对马斯洛心理学最简化的介绍中,一切都变成了平面式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不触及思想的知识,就像24年所隔开的现象和本质、想象和事实一样,它只是偶然出现在街头拐角,只是陌生而有所耳闻中被购买,马斯洛、第三思潮,高峰体验(顶峰经验),或者都是和自我实现、人的潜力无关、拾掇起来的标签而已。

法国现代小说史

编号:C11·1960125·0248
作者:(法)米歇尔·莱蒙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3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347页

法国人的特性决定了其小说创作带有极大的反叛性和实验性,法兰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也是一个富于探索的民族,政治生活的多样性使文学创作之树常青。书名《法国小说史》,实则是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发展,这一段历史中,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接踵而至,同时出现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一批文学巨匠。法国小说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社会生活的关注,都表现了其少有的忧戚思想。本书将法国小说的历史分期划分为: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国小说、现代小说的诞生、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嬗变时期、争议的年代等5章。


《法国现代小说史》:如何会产生叙述

现实不是叙述出来的,它是由无拘无束的内心独白展示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不协调的,不确定的,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
《第五章 争议的年代》

这一年,小说的样式在变化中运用而生,各出版社出版了形式多样的小说,有内容紧凑、手法灵活的《新法兰西评论》版的小说,有大量发行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小说,有格拉塞书局的简短优美的故事,还有普龙-努里出版的严肃庄重的小说;这一年,法国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一代,他们与前一代迥然不同之处在于提出了“你们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这一年,小说的革新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代人,拉克勒泰尔、杜阿梅尔、马丹·杜加尔和儒勒·罗曼一代人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宏伟作品中探索这儿会生活的复杂性,塞林、蒙泰朗、阿拉贡、圣太克絮佩里和安德烈·马尔罗等一代人则致力于批判既定的价值,以促进新价值的产生;这一年,有关小说的争论开始出现,争论设计的不再是小说的样式,而是涉及到叙述的方法,“与其说是争论小说为什么会产生,倒不如说是争论如何会产生叙述的。”

这一年是一九三〇年,当小说出版呈现出多产和多样性特点,当小说需要不同年代的人进行革新,当小说的争议在于“为什么写作”和“如何产生叙述”,是不是小说的本体论已经到了彻底改变的年代?从表现革新力量的市民小说,到展现社会史宏伟画卷的“长河小说”,从描绘人类境遇的小说,再到解构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小说,为什么法国“争议的年代”划定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〇年,在米歇尔·莱蒙看来,刚好是法国现代小说小说诞生一个世纪,“现代小说诞生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到一九三〇年进入了一个大部分写作方法都已被发现的时代。”当写作方法都已被发现甚至被穷尽,在题材意义上,在手法上,似乎都走向了某种终结,在这一情况下,“作家们将会竭尽全力地进一步完善它们,使之变得更加精妙。或者通过更为大胆地运用省略和暗示的方法,使之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

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米歇尔·莱蒙特别提到了塞林、马尔罗、圣太克絮佩里、贝尔纳诺斯、蒙泰朗和阿拉贡这一代人,在他看来,他们那时已经取代了以前大师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抛弃了对于读者阅读口味的关注,当小说从为了受众的消遣娱乐的目的论中返回,他们便注重在小说本体论上的发掘和发现,“小说本身要成为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描写。”甚至小说成为了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改造器,“小说成了一种佐证:摒弃非理性的行为,蔑视个人主义的艺术趣味,崇尚冒险活动的兴趣,对参与历史事件的崇拜,企图在与世界的剧烈的斗争中表现自我的愿望,这种种新的价值标准促使小说家把小说作品视为一种佐证。”

不再是描写而是行动,不再关心读者趣味而成为社会问题的佐证,不再争论小说样式而争论小说“如何会产生叙述”,一九三〇年的法国小说走向了变革和嬗变,甚至走向了一种本体的革命。当发出为什么小说的这种分水岭意义界定在一九三〇年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可以以回溯的方式回到一百年前的一八三〇年,回到米歇尔·莱蒙所说的“现代小说”的诞生。书名翻译成《法国现代小说史》似乎是一种误读,如果按照这个书名,米歇尔·莱蒙对于法国小说的起点就是他所说的一八三〇年,而其实他原先的书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原先的书名和翻译后的书名,明显存在一个时间差:《法国现代小说史》的起点是一八三〇年,那么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三〇年,是不是只是一种可以省略的时间背景?

米歇尔·莱蒙的第一章是《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国小说》,单列出一章来介绍一八三〇年的法国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种背景交代。在巴尔扎克以前,法国小说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成型的文学体裁,米歇尔·莱蒙认为,那时的小说是一种缺乏规律的“吉卜赛流浪儿”,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被承认是一种文学体裁,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能够明确指出它本身的要求和它特有的形态”。那时已经有了黑色小说、感伤小说,小说也开始形成了它自身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但是《阿道尔夫》或者《勒内》这样的小说,尽管摆脱了过去的俗套采用忏悔录方式展现了逼真和真实,但是缺乏情节;司各特·瓦尔特的小说再现了一个历史时期,展现了历史时期的风俗和信仰,但是他只是用戏剧性小说代替叙述性故事;意识形态、诗情和心理分析构成了十九世纪初期小说体裁的三种倾向,但也都没有真正成型……

直到司汤达的《红与黑》面世,而这一年正是一八三〇年,于是米歇尔·莱蒙将其看做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为什么司汤达的《红与黑》会成为现代小说诞生的标志?司汤达从二十岁是立志成为伟大的诗人,他还想成为戏剧家甚至梦想做当代的莫里哀,他的《日记》、《新哲学》以及《书简》中都可以看成是为戏剧梦想实现所做的准备,但是这些都只是计划、大纲,直到司汤达开始写作小说,并且用一部恢弘巨著《红与黑》奠定了法国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米歇尔·莱蒙对司汤达的小说进行分析后认为,《红与黑》的开创意义就是“对事物的观察”,他根据报道的事实进行写作,但是摒弃了小说艺术的旧传统,一方面对当时的风俗习性进行了精确描写,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卷,而对于现实的描述,并不是一种新闻报道,他按照一种自由节奏推进,采取若干连续的插曲方式,介入到故事中去,另一方面,在“绝不热衷于描述某一事变的来龙去脉”的写作手法中,他以对历史演变中偶然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将真实故事和“令人信服的假象世界”结合,这种手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深入到个人内心世界,记录下的他的思想。

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要打破所谓的历史规律性,而是更多介入故事,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真正体裁意义上的本体性,“如果早二十年,生在帝国时代,于连就可能从军;就可能驰骋欧洲,逞其才智。可是而今,如果他想成功,并在复辟制度下生活,那么就只有屈从于统治者的要求。”司汤达的《红与黑》被看成是现代小说的诞生标志,而他并不是单枪匹马革新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巴尔扎克被米歇尔·莱蒙成为“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比司汤达更注重对于小说体裁的确认,如果说司汤达的小说注重的是灵感,灵感产生了最灵活、最自由的形式,而巴尔扎克则是通过叙述的结构去表达,也就是说,巴尔扎克教子司汤达,提出了更本体的问题:故事的情节本身按照什么方式才能成为意义的载体。从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三年,商业活动中失败的巴尔扎克转身进行小说创作,他几乎创造了所有的形式:“典型人物、小说结构、风俗观察和哲学思考的紧密结合、被安插在具体环境之中和以时间为基础的故事的戏剧性进展。”从《高老头》到《幻灭》,巴尔扎克一改司汤达在创作时无法摆脱自我的困境,而是在一边叙述中一边说明,一边描绘一边解释,在巴尔扎克看来,艺术不仅在于表现生活,而且还在于认识生活,小说家企图“借助语言来控制世界”,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中重要人物都混合有三种方面的特点:社会型、道德型和哲理型,巴尔扎克说:“他们差不多总是必须作为反映现在的一个伟大形象,才活得下去。这些人物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感情都在他们的皮囊底下颤动,里面往往隐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他自己被置于其中,甚至以代言人的身份描绘了巴黎第一批人物形象;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认识生活”就在于让生活担负起摧毁幻想和打破希望的责任;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他以肖像、描写、叙述形成的静态学和以对遗产的觊觎、诉讼手法的狡诈、阴谋等行动产生的动力学,形成了静动结合的性格对立,这种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的开拓,使得现代小说逐步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说:“艺术的使命不是抄袭自然,而是表现自然。”艺术在他看来,既是“理想化的创造”,也是“浓缩了的大自然”。而这种观点也正好是那个时代写作手法的一种总结,除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乔治·桑的理想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也逐步发展起来,而它们似乎具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在“表现自然”中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看起来是逃避现实,但是却是对于生活斗争的一种体验式感受。

一八三〇年诞生了法国现代小说,这一定不是小说靠自身发展确立的独立历史节点,它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这种必然又回到了米歇尔·莱蒙的书名《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动摇和摧毁了旧有传统,使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在文学创作中,自然也相应地产生了司汤达需要的那种最自由的灵感,产生了巴尔扎克想要表现的自然,产生了乔治·桑的田园理想,也产生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就是在变革中进行转变,在矛盾中寻找出路,就如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借用圣-雷阿尔说过的那句话:“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既可以照见那个真实的现实,也可以观察包括自我在内的世界存在,当然也会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放大镜。

但无论如何,在现代小说诞生的这一百年里,小说和现实,文本和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再现的关系中演绎,“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尤其需要这面镜子的伟大作用。维克多·雨果制造了四十年代社会小说和大众小说奇妙综合体的《悲惨世界》,他用小说的镜子“描写人类意识从恶转向善、从黑暗转向光明的史诗”;福楼拜整理了小说的遗产,他用手中的镜子“对细致的真实给予巨大的关注”,《包法利夫人》成为科学观察的样本:“我在我其它的书中越是衣冠不整,我在这本书中就越要竭力扣好钮扣,我竭力遵循几何的直线:不抒发一点儿激情,不进行思索,不表现作者的个性。”龚古尔兄弟在心理和社会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镜子观察人的生理,“我们的小说独有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将成为这个时代里历史色彩最浓厚的小说,为本世纪的伦理史提供最丰富的现象和真正的事实的小说。”而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则成为在实验基础上的放大镜,《卢贡—马加尔家族》成为“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现实主义小说,那面镜子呈现出现实真实、具象、细致甚至繁琐的一面,当科学代替想象,当生理学代替心理学,当小说成为观察方法,小说也终于迎来了嬗变的时代——一八八七年,左拉的五位门徒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公开信宣称反对他的极端做法,只是小说在镜子式的叙述中面临危机的一种症候。这是时代是“愈来愈难以给小说作品划分类别的时代”,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因为写作方法的变化,因为小说样式的发展,而真正对小说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依然如现代小说诞生时那样,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价值体系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法国小说发生了裂变,在这里一种重要的标志是思想观念介入小说中,米歇尔·莱蒙将之命名为“世界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小说成为“在翻译中最少失去其特征的文学样式”,这是其稳固性的标志,外国作品大量流进,产生了新的引力极,从而让法国小说不再只是法国的小说,也不再是和法国有关的小说,柏格森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开始改变小说的内在结构;而另一方面,战争观带来的工业性文学和世界主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小说成为“逃避这种恐慌或为阐述这种恐慌所作的一种努力”。

社会的变革导致小说的嬗变,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称为“长河小说”,“我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好像一条大河,从第一页起我就说过这句话。”长河不是小说展现史诗意义,而是人物具有的某种英雄主义特质,在反抗、激奋、愤怒、失望中,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完全和法国的传统决裂,小说就是英雄之诗,就是英雄的哲学;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水水年华》中的内心独白,一方面汲取了从前在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或内瓦尔作品中所获得的新鲜的、瞬间的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打破常规,将小说创作建立在多主题的重现与彼此互相配合上,而不在故事的发展上了,“叙述者把他本人的过去全部说完,于是《追忆逝水年华》也就全书终止。当叙述者开始讲他自己的时候,作者完成了他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普鲁斯特就是以反现实主义的方式解构了小说的叙述结构,米歇尔·莱蒙将之称为“法国小说的一个总结”,“普鲁斯特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他把特殊和一般、现实和思想结合得很好。”

普鲁斯特不是一个个案,在战后新的小说技巧不断出现,其中有以瓦莱里·拉尔博为代表的内心独白,有“观察角度”的写作方式,有无所不知之外小说家的谦逊风格,有音乐式的结构,有新的小说心理学,这种变革对于小说本体来说是革命性的,就如提出了“纯小说”的纪德写道:“要将一切并非专门属于小说的成分统统清除出去。运用混杂的方法得不到任何好东西……”所以当这种解构清除了固有传统而开始建构的时候,一九三〇年便成为另一个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信仰的缺失,小说传统被一再解构,而战后重建便成为一种建构,它需要用另一种叙述来展现新的一代,但是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超现实主义提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而写作?”

这是对小说创作主体的疑问,也就是“作者何为”的问题,从主体到本体,小说也避免不了面临“如何会产生叙述”这个问题。克洛德—埃德蒙德·马尼说:“一九三〇年乃是决定小说命运的转折性的一年……”这不仅是不断更新的创作队伍试图回答超现实主义的问题,而且在代际的价值观念上对小说之存在意义发生了疑问:现实是破碎的,世界是虚幻的,精神是沉沦的,当转向于这样一种内部世界的时候,小说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叙事,“现实不是叙述出来的,它是由无拘无束的内心独白展示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不协调的,不确定的,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存在主义小说更是在二战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嬗变样本,米歇尔·莱蒙说:“法国军事上的失败,外国的占领,许多人被关入集中营,以后又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冷战的首次出现,这种种因素就足以使得荒诞和绝望的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了。”萨特的《恶心》,西蒙娜·德·波伏瓦尔的《官员大人》,加缪的《鼠疫》,就是荒诞和绝望哲学之下的产物。

但是存在主义还在叙述,还有思想,还在寻找希望,甚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新小说呢,小说是不是在“新”的时代只能否定一切?当他们把从巴尔扎克到亨利·特鲁瓦亚、所有不属于创新之作或新美学成就的作品统统都归到传统小说这面旗帜下面,世界就只剩下两种小说,甚至新小说自己在进行着自我解构,米歇尔·布托尔就认为小说是“狡猾的虚构”,因为“这是为了使读者感到困惑而编造”,在他的《时间表》中,小说变成了一部正在完成的小说,或者它是永远不会写完的小说,因为,“它不再是小说了”。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永远在过程中;乔治·巴塔耶的评论也是小说,《内心体验》就像是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者的日记;莫里斯·布朗肖的《黑暗托马》、《阿米纳达布>、《高不可攀的人》都在语言的迷宫里;萨缪尔·贝凯特的《马洛纳正在死去》就是在制造了死亡的持续状态。

小说是狡猾的虚构,小说是语言的迷宫,小说是永远在书写的状态,小说没有时空坐标,当小说变成新小说,承担描写、叙述甚至行动的作者已经退场,而读者变成了作者,他在组合,他在编排,他在理解,而这便是米歇尔·莱蒙所说的“故事的零度”,就像罗布-格里耶的“主观现实主义”,小说根本不是社会、心理或“记忆”的某种深度经验,它只是对于世界表层的描绘,而他投身于电影,便是这种创作的实践,因为在电影这个被看见的客体里,动作和物体便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中脱身而出,是作者的态度,当小说被交到读者手里的时候,这一种“故事的零度”似乎也正是米歇尔·莱蒙认为是“如何会产生叙述”的小说走向未来的方向,因为它需要的是“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难道不正是对一切作出结论的唯一方式吗?难道不正是揭开空间障碍,促进我们走向光辉的未来的突破口吗?”

发生认识论原理

编号:B88·1960125·0247
作者:(瑞士)皮亚杰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1年9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113页

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儿童心理学有深入地研究。本书1970年出版,对“认识的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从时间、速度、守恒、偶然性等物理概念大发展而影响到儿童的认知世界的成长,否定认识先验论。当然,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也是对认识论的建构,而不是仅仅指儿童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皮亚杰是一个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发生认识论原理》:从来没有绝对的开端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
–《英译本序言》

当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他是如何建立他的认识体系的?是仅仅凭借感觉建立世界的联系,还是通过概念进行归纳建构的?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断发展”,也是从儿童世界的活动方式,皮亚杰试图建立关于所有科学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科学,是调节、同化、平衡的过程,是抛弃了经验论的前进,是否定了预成性的结构,这是皮亚杰在某种否定意义上建立的轨迹,这条轨迹为所有科学历时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而在这个发展为其特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返回源点,返回初始,以“向生物学家学习”的态度,寻找发生认识论的建构模式。

既然认识是从开端走向发展,在时间意义上就不可能是共时性的,皮亚杰在引言中就明确这一种认识结构是“非预成性结构”,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成“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论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预先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绝对的开端隐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甚至是神性意义上的决定论,这样“绝对的开端”不仅否定的是主体有效和不断的建构,也扼杀了客体在内部结构中的认识原理,所以只有从“无限地往回延伸”的起源论上,才能找到主体和客体的发展轨迹,才能形成一种既能认识高级水平的认识,也能从低级形式的认识中找出规律的科学方法,从而可以将包括主体、客体和认识中介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使它们丰富起来。

如果把主体设成是出生之后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孩子,那么客体就是依存在主体意义上的客体,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并不是预设的,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是中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中介是什么?它是如何在建构中让主体和客体发生相互作用?

有人认为一开始的中介是知觉,而皮亚杰认为这是“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的结果,在他看来,第一中介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他把活动区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活动时期,另一个阶段则是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实际上,他把作为中介意义的感知运动和概念形成都看成是一种活动,而这些被纳入体系之中的活动在双重建构中就具有了主动性、连续性和传递性。

而在活动作为中介的两个时期,皮亚杰又把它们分成四个阶段: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前运演思维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在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也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中心,但是婴儿缺乏意识,最早的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也就是说,自身中心化是无意识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皮亚杰称之为“没有自恋者的自恋”,也就是说活动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分化,所以婴儿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各自把身体本身直接和客体联系起来形成孤立的整体。但是随着认识的发生,随着智力的发展,符号功能得到体现,他们在活动中便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也就是说,主体的身体也被看成是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当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也是活动的来源,是认识的来源,所以和主体的活动本身发生了关联。

皮亚杰: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皮亚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主客体实现了分化,使得客体实体化,而当在实物动作水平上消除了自身中心化,也便开始了与符号功能的结合,使表象或思维的出现成为可能,这是认识的极大发展,这个过程是主客体的相互同化,皮亚杰认为,同化是“指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结构”,主客体纳入到格局中,而格局本身就具有某种建构功能,这里便出现了尝试使事件再次出现的再生性同化,出现了把另外“悬挂着的客体”也同化到同一格局中的再认性同化,出现了如重复这一种活动的概念性同化,这三种同化方式一个紧跟着另一个,使得格局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而随着语言、象征性游戏、意象等的出现,通过选择和形成表象性格局带来了有意识的觉察,也就形成了内化和概念化的活动,这便是从感知运动水平阶段进入到前运演阶段。在第一水平时期,主体内部进行协调,向着未来运演阶段的方向发展,而客体也在外部协调的方向上形成了广义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连续性的活动压缩成为一种表象性的整体,这样的同化在特征上就具有了一种量上的规定,“所有”和“某些”有了分野,而不同的特性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类,所以具有了产生概念的条件。但仅仅是条件,皮亚杰认为,在前运演阶段的第一水平中,主客体之间的唯一存在的中介仅仅是一些前概念和前关系,而赋予客体的因果关系也还是心里形态的,没有从主体的活动中真正分化出来。

而从五岁到六岁开始,孩子开始解除自身中心化,通过皮亚杰命名的“组成性功能”来发现客观的关系,虽然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也产生了客体及其力量向活动本身的简单同化,但是对于主体来说,还没有察觉到,而且组成性功能是定向的,不是可逆的,所以它无法实现系统的守恒,甚至它也无法离开活动本身,不能在推理意义上形成一种概念化的中介,当然在逻辑意义上也仅是能够区分个体和类。

具体运演阶段要出现在七岁到八岁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概念性工具的发展,当内化、概念化的活动取得了可逆性转换的资格,当某些变量可以在系统格局内保持不变,当协调之后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系统或者结构,那么认识论就到了具体运演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水平上,运演成为可逆的过程,当孩子依照顺序排列十来根长短差别很小的棍子,他会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建立序列,这是一种“调节”,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儿童不是在事后进行错误的纠正,而是在活动过程中进行改正,也就说说,儿童已经在正运演和逆运演的相互作用下“预见和回顾”,“运演形成了在控制论中有时称之为‘完整的’调节的那种东西。”完整的调节,就是在建立一种系统的闭合性,系统的闭合性获得的是必然性,也就是说,系统的传递性和守恒性已经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三个方面的运演开始了,一种是“使高级结构从低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反身抽象”,它产生了归类关系和顺序关系;第二种是通过协调朝向系统整体;第三种是通过自我调节的协调,是系统在正反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了归类关系,具有了整体性和可逆性,从而保证了整体的守恒性。

而到了第二水平,运演性质本身却暴露除了缺陷,也就是在因果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儿童试着去分析归纳性问题的函数依存关系,比如反射角和入射角的关系,会发现在协调上的一般能力,但是并不能建立完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类与类之间发现对应关系,这种不能通过架设进行推理的局限性,在皮亚杰看来,恰恰是为形式运演创造了可能,也就是说,逻辑数学运演的发展和因果关系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形成的具体运演阶段的自相矛盾局面,为形式运演打下了一个基础。

从儿童的符号功能阶段把活动压缩成表象性的形式,到把预见和回顾协调起来产生可逆性的结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单纯处理的是客体,甚至是实体,而到了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形式运演阶段,纯裸机数学关系开始建立:它开始提出假设而不是单纯地处理客体;他面对的是和类、关系相关的命题,而不是符号和概念;他运演是自主的,不是只具有因果关系的实物;运演的模式不是遇见和回顾,而是超时间性的——“这种特性是纯逻辑数学关系所特有的”。所以在形式运演阶段,假设、命题、超时间性的逻辑和数学关系,构成了一种将主体的运演和客体的因果关系从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对一种新东西的建构过程。

建构新东西是认识论的一个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是运演的,是发生的,而皮亚杰从儿童的认识论源头开始建立的这一条轨迹就是为了去除发生论的错误思想,在传统的发生学里,有人认为运演的发展是“由于现实与环境的强制因素所提供的外源信息产生的”;有人把主客体的“逐步的符合一致”归因于一个共同的遗传本源;也有人认为逻辑数学的建构,其实是在心理发生之前就存在的,所以不管是拉马克的经验主义,还是流行的天赋论,不管是从本能到智力的演变,还是自我调节系统的建立,在皮亚杰看来,这些观点都具有某种共时性的特点,也就是把认知的结构看成是预先形成的,或是在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的,甚至所谓的认识论都是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出发的,而忽视了心理发生的作用,忽视了建构的过程,忽视了历时性的研究,他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

在对儿童发生认识论的源头进行分析之后,皮亚杰也从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的认识论进行考察,他认为,建构结构不是主体有意识地想到什么才慢慢形成,而是当他解决新问题时通过运演的“做”来建构,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是超越的意义,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在数学认识上,皮亚杰认为,数学完全具有假设、推理的演绎性质,所以“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物理学要求的运演,不论是作为主体的物理学家的运演还是包括在客体的作用中的算子的运演,他认为“物理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一些起结构作用的运演有关,而不仅与最后将要在预先给定的结构中去发现出来的有用的步骤有关。”

所以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出发,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新特点,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它是创新和演化的必然:“所有创新都会为新的可能性——从生物的变化开始,直到人类活动和技术所特有的建构为止——开路,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可否认的。”在数学和其他领域中,正是为了达到可能性的王国,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建构作用,通过逐步的过程,连续加工制成的,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依赖于主体的不断活动。而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使得科学具有了永恒探索的意义,“因此,发生学方法就对建构主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无论我们的结果是多么地不完全,尽管还有广大的领域尚待探索,我们对发生学方法的前途还是抱有信心的。”

道教大辞典

编号:B53·1960124·0246
作者: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7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700页

作为土生土长中国宗教,道教从另一个意义上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民间式的影响,从黄帝到老子,从炼丹到隐居,“道教”成为汉语文化中的一种神秘词汇。本书为台湾1979年巨流图书公司影印本,李叔还编撰,共收词目5600余条,包括道教的经义、典制、方术、秘典、掌故、人物等。

分析心理学

编号:B82·1960122·0245
作者:(瑞士)荣格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7.20元
页数:185页

相对于荣格庞杂的分析心理学来说,本书只是一本启蒙式的小册子,它只是很表面而肤浅地介绍了荣格心理学的作用和内容,从梦的分析到词语联想等富有操作性的方法,展现了荣格心理学的一个侧面。本书为荣格为当时伦敦一诊疗所医生所作的五次讲演。


《分析心理学》:心理背后拖着蜥蜴长尾巴

整个容器是中心,并且他纠正了倒在一边的花瓶,使它站得很稳固。所有这些都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
《第五讲》

对称而完整的花瓶,稳定而不倒的花瓶,里面有深海之中的鱼,有黑暗之中的蛇,有闪亮的星星,有裸体的阿妮玛的形体–背朝上躺着,那些星星像是开出的花,还有新月,当然还有破坏了和谐的分裂线。这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符号?传递着神话般的美学信息?还是一种混乱的臆想?

182页,很确定地被放在书页里,命名为“图15 一幅病人画的画”,作者是病人,读者呢,是诊断这个病人的贝内特,是分享心理学的荣格,或者也是讲座上看到这幅画的那些医生和专家,甚至也包括打开一本书知道了什么是无意识的我。一个作者,无数的读者,当一幅命名为“图15”的画被不同的人阅读的时候,谁能阐释其中的意义,谁能提供一个病人关于梦的解析,谁又在积极想象中构筑一个无意识的空间?或者,再进一步的疑问是,一个病人当做完了某一个梦之后,当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下这幅画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了对于梦境的一个读者。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唯一的作者和无数的读者之间,在一个梦和被阅读的画作之间,到底应该建立怎么一种联系?荣格说结构是对称的,花瓶是不倒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改善”的梦境;他说生活在深海里的鱼,黑暗之中的蛇,它们都是在地狱中出现的动物,他看到的是一个“交感系统”;他说星星预示着无意识的占星学,裸体的阿妮玛是无意识的人格化,月亮是无意识的象征,他已经深入了无意识的原型世界;他说,病人沿着建设性的思想正在走下去,是“完全有希望痊愈的”,因为阿妮玛的出现是良好的信号。

这是梦中的情节,这是绘制的画,这也是“他说”的结论,花瓶不向各方分散,是纠正了倒在一边的驱使,所以站得稳固的结果“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而得出这个结论,对于荣格来说,是分析的产物,更是对比的结果。另一幅画被命名为“图14”,在之前的第179页,也是他画的另一幅画,一只粗糙的碗或花瓶,里面的东西是不活动的,被分裂线隔开在各处–像蛇一样的动物,像开放的花,像黑色的山丘。也是唯一在梦中的作者,也是包括作画者、医生、荣格、听讲者和我这许许多多的读者,但是荣格说:“这幅图的环形观念是病人的最初意图,想寻找中心和整个心灵的容器,但是他没有成功。这幅图表现出了不均衡,花瓶倒向左边,向着无意识的一边,所以无意识仍相当有力。”

不均衡的图和对称的图,寻找中心的意图和形成封闭结构的努力,倒向一边和稳固存在,图15和图14,以及最后精神分裂的心态和“想使自己得到矫正”的目的,当这两幅图以这样的方式被解读的时候,还是病人在梦中呈现的无意识?一个病人当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告别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哪怕是一醒来就绘制在梦中出现的这幅画,也完全是建立在醒来的意识之上,而当医生内贝特、荣格解读这张图的时候,更是带着自己的意识,甚至是完整而综合的知识:图15的动物象征着交感系统,占星学暗示着宇宙,裸体的阿妮玛是一种人格化,月亮是黑暗世界,是阴性的称谓,分裂线破坏了和谐,被纠正的花瓶是为了使自己能稳固得得到矫正……

“这些图像把魔力注进我们的心理系统中,使我们得以医治,我们也要把自己注进图像中去。”这是荣格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医生的目的论,当一个病人绘制了图画,又在医生面前看到了这幅图画,荣格说,这样便发生了双重作用:“当他们看图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无意识已经得到了表现。客观的形式反过来又影响他们,他们被陶醉。图画的暗示影响又反作用于病人的心理系统,引起他所赋与图画的相同的效果。”荣格把这种效果看成是运用偶像、圣像、神像的理由所在,实际上就是体现着集体无意识。从个体无意识的梦境到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切起先建立在不被人识别的系统中,而最后,却在图画、解读中变成了意识,变成了知识,变成了心理系统,而无意识变成意识的时候,它还是那个原汁原味、不被人认识的无意识吗?或者说,当自己和别人的意识来解读无意识的时候,那种无意识是不是就已经变成了意识?

荣格:我们尚未理解梦的语言

“意象能预示梦,用了意象后,梦材料开始逐渐消失。在意识心灵所关系到的范围内,无意识便逐渐缩小。然后你使得到创造形式的全部材料,而且对梦的素材有很大益处,它加速了成熟过程,因为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加速成熟的过程。”荣格借用老教授斯坦利·霍尔下的定义来认识梦和意象之间的关系,显然就是一种意识的解读,那么当意识进入到心灵的范围里,当无意识逐渐缩小的时候,这种变化过程是不是朝向一种矫正的方向?荣格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诊疗所给200名医生所做的讲座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疾病,所以他的目的是诊断,是医治,是矫正,是发现,是用意识的手段来解析无意识,但是这种医治在荣格看来,更在于纠正知识中的谬论,在他看来,旧医学的真理是以毒攻毒,而他所要倡导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来疾病,“医学心理学应当不使自己成为病态的片面性和视野狭窄都是人所皆知的神经症怪僻。”所以他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心理学是意识的科学,然后,心理学才是无意识心理产物的科学。

意识和无意识到底存在着一个怎样的关系?荣格绘制了一幅功能十字图,中心是自我,高处的一端指向思想,低处的另一端指向感受;左侧指向直觉,右侧是感觉,他认为,在相反的对立面,一个个体不可能同时拥有同样完善的对立物,也就是说,当思想高度分化的时候,感受就是无分化的,而当感觉强大的时候,直觉反而是弱化的,是逃避现实的可能性。而荣格注重的是那些较低层次的功能,他认为,感受和直觉等,都是和内在原始人格相联系,也就是说,在较低级的功能中,我们都是原始人,而较高级功能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在自由意志的控制下。

自由意志控制的东西似乎已经被人所认识了,但是那些在自由意志下的东西,却往往被人忽视,也就是说,意识是一种知觉的产物,它定向于外部世界,所以它是一种外层心灵事实的领域,主要是由感官作用而获得的外界事实,包括感觉、思维、感受和直觉,但是在外层心灵事实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内层心灵,它的功能包括记忆,包括意识功能的主观成分,而再下去,就不是功能意义了,而是事件了,掺进了情绪,再往下,则是“侵袭”:“这里的阴影部分即无意识部分,具有充分的控制力,以致它能够闯入意识区,使有意识的控制达到最低点。”这种对意识的侵袭包括正常的神思恍惚以及神经症。

从荣格对心理结构图的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和无意识是一个整体,一种定向于外部,一种在内部,而这内部和外部的分界在哪里?而这也正是区别意识和无意识的重点所在。荣格认为,相对于意识,无意识是巨大的,是连续是,是不可知的,是继续成长的,而无意识总是以特别的方式进入到意识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最初的事物很明显是无意识,意识其实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形成的。”所以,无意识会形成意识,无意识也是借助意识来表达的。

荣格在确定了个人无意识之后,他也指出了另一种无意识,那就是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由个人要素构成,总体上构成了人类人格的要素,而集体无意识,则不归于个人的获得,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是有一种神话特征,借用圣奥古斯丁的用语,荣格把这些集体无意识称之为原型,原型是一种神话体系,是一种历史结构,他是人类过去痕迹和记忆的储藏室,它不为意志所控制,“我们的心理背后拖着一条蜥蜴的长尾巴,这就是我们家庭的整个历史,我们民族的,欧洲的及整个世界的总历史。”
 
个人无意识和个体的经历有关,集体无意识和人类的原型有关,但是在荣格看来,不管是个人无意识还是集体无意识,他们都在人的意识之外,都在那个隐秘区域里,它需要意识的表达,需要意识的激活,只有被激活,才能通过意识进入到无意识的有限区域里,才能洞察心灵深处,而如何进入,或者如何表达,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荣格在讲座中提到了三种分析办法:联想试验,梦分析和积极想象法。

联想试验就是通过某一个关键词,连接起无意识和意识,从而具有某种情结的意义,“一个情结是联想的一种凝结–多少是一种复杂心理现象的图像–有时具有精神创伤的性质,有时具有一种单纯是痛苦和情绪高亢的特点。”特殊的情结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体,在身体中生了根,“开始拽住我们的神经”。当具有一种确定意志力的时候,它便具有了自己的活动倾向,便从自我控制中被释放出来,从而被意识所认识,而其实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无意识成分的魅力逐步增强,越增强,则意识的控制使有相应地消失,最终病人陷入完全的无意识,完全被无意识所控制。”当病人成为一种新的自发活动的牺牲品,这种自发活动不是来自自我,而是来自暗区。荣格举出一个联想实验的例子,一个年轻时陷入困境的酒鬼,他的女儿最后想要找的丈夫也是一个酒鬼,“假使万一这个男人不是酒鬼,她也会把他逼成一个酒鬼,因为要和家庭的一个成员保持特殊的认同。”

而梦境的作用也是这样,梦是无意识的产物,解梦的意义是把梦当成是一种“确实不了解的文本”,“我认为梦不是隐秘的;问题在于我们尚未理解梦的语言。”也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性和模糊性,所以梦境极大地贴近那个暗区,极大地启发着无意识。荣格“寻求相似的东西”中进入到梦境,并在梦境提供的信息中进入无意识,无意识中有个人相关的经历、思想和感觉,也有和个人无关的集体无意识,“神话或传说是出自疾病集中的原始意向材料,心理学的作用是把病人及病人的特殊情境在一般人类意义上联系起来。”集体无意识更是在普遍意义上具有分析意义,甚至当医生告诉病人,他的疼痛不是个人的疼痛,而是普遍的疼痛,甚至与神、与人们在一起,“于是这种观念便能产生治疗的效果。”因为在荣格看来,“个体从不幸的孤独中摆脱出来,表明在经历一种英雄的、有意义的、最终对整个世界有益”,就像神的受难与死亡一样的命运。

而积极想象这一方法,荣格做关注的是一种想象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想象是积极的有目的的创造,意味着意象是有自己的生命,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建立一种无意识的体系,意识的理性不会对它进行干扰。而当意象在梦里得到预示,那些典型的、常见的客观现实和真实的人类心灵就能通过意识得到了解,“病人借助自己。的非人格意象的具体化及理解这些意象的固有观念,就能够找他的原型材料的一切价值。”

其实,不管是联想、梦境,还是想象,都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什么时候真正建立,如何被人认识和了解,则具有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对的位置,甚至会不会用一种意识来取代无意识?荣格举例说到的那个现在梦中喊出“刀”的人,他认为,运用联想法可以知道病人经历了什么,但是在讲座中,作为听众的埃里克.B.斯特劳斯就认为,这些例子是从病人的意识心理出发的,而不是从无意识心理中揭示的材料,也就是说,荣格是把“刀”放在病人的意识心理中,也就是说,我们使“刀”进入无意识联想,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行为,当意识取代了无意识,那还是真正完整的、不被认识的无意识?还有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它由人类的历史凝结而成,甚至个体都不可能意识到,那么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何进入个体心理之中,又如何变成他无意识的一部分?

荣格从一个黑人梦中出现的轮子解析了这个黑人的著名宗教特点之外的原始意象:“他竟然梦见那个人钉在轮子上,轮子是一种原始意象,因为这轮子上的刑罚具有神话特色,这是古代的日轮。”对于梦中的蛇以及与蛇的搏斗,他认为是这是“常见的神话主题”,因为一篇最早的古代文学的描述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神谙,涉及到英雄之神马杜克和蒂阿马特龙搏斗,甚至涉及到巴比伦的伟大史诗《吉尔舒美什史诗》,梦中的泉水和基督教有关,梦中的匕首和碗与神话的矛、圣盘一致……这些轮子、匕首、碗、蛇,为什么就是一种原型?为什么就是集体无意识?而荣格为什么在自己知识体系之中才能对它们进行分析?当知识体系成为解读的参照,那么是不是也是用意识来构建无意识,而且还是别人的意识?

所以对于这样的疑问,荣格的解答是:“个人无意识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完全是意识的,但是你不知道它们所处的特殊场合或特殊时间。”也就是说,无意识具有相对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是完全可知的,而在另种情况下便是无意识的。不管是联想是梦还是想象,当它在无意识中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它自己,而进入到意识,或者被某一种意识解读,它就有了逻辑性、知识性和理性,这在荣格看来,是认识的方法论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无意识必须被意识了解,并且必须通过意识的表达,才能取得医治的效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荣格其实是谨慎的,甚至是试验性的,“我已注意到梦的简单与复杂和做梦人自身的简单与复杂有关,梦总表现出一些做梦人的意识的先兆。我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能理解我自己的梦,因为梦总有些超出自己的理解,我也像不懂释梦的人一样对梦感到困惑。一旦遇到自己的梦时,析梦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他承认,“梦是自我调节心灵体系的反作用。”所以在解析梦境的过程中,还需要另一种保留无意识、尊重无意识的态度,也就是尊重病人自我选择的态度,他可以从医生的解读中了解自己,当然也可以否定结论,走自己的路,而分析者仅仅提供一种解读,他不能干涉这种选择,因为如果把分析心理学当成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有可能把医生的意识强加给病人的意识,“如果心理分析家不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无意识,就不能保证病人不跌进心理分析家的无意识中。”

现象学的方法

编号:B82·1960122·0244
作者:(德)胡塞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235页

胡塞尔(1859–1938),现象学的创始人,其开创的现象学成为20世纪德国哲学最难以理解的哲学流派之一,但却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观念。克劳斯·黑尔德在《致中国读者》中将现象学归结为“澄清并维护所有现象的固有本质和固有权利”,以科学的态度力图解释哲学的本质,并以“还原”一词解释了这种意义。


《现象学的方法》:获得那种“纯粹意识”

通过反思,我们不是去把握事情、价值、目的、有用性,而是去把握它们在其中被我们“意识到”,对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显现出来”的那些相应的主观体验。
《<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元,页数235页–当从第一页翻到第235页,这本书才在被购买了14年后完成阅读,当它被编号成为我的九品书库一员,是不是一种“意识到”?当它在14年后被阅读,是不是一种“显现”?当这种意识到而显现发生之后,我获得的主观体验是不是只在我的意识中被体验?而当体验获得,这本胡塞尔的著作还是不是“自在”的存在之物?

胡塞尔说,在加入的“被给予方式中自身显现中的对象”是现象,探讨这些现象的科学便叫做现象学,那么很明白,现象仅仅是指在世界中“自在”的存在之物,它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存在之物,当对现象进行探讨的时候,这种自在性需要“显现出来”,它在何处显现?在我作为主体的世界里显现,但是这种显现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作为主体是为了让对方被给予,这也是胡塞尔哲思的内在开端:只有在对象的被给予方式中,我们才能将对象理解为某种自在的、客观的存在之物,而这种显现也变成了可经验、可体验、可认识之物的显现;当这种在主体的给予中显现发生,“它的显现在于将自身展现给一个处于一种特定情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只是给了现象一种显现的机会,它的最终目的是在被给予方式中回到原本的给予方式中,只有回缚到原本的被给予方式上,才是明证性的实现,所以说,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是“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它包含着两个部分:自在的存在之物,和作为存在之物纯粹是在主观的“为我”的情况下所显示的那样。

“自在”和“为我”,这是意识到和显现出来的两个方面,“某一类确定的对象原本地显现给我,并且只能显现给我;我似乎不能越过这些多样性去观察对象。”这种对象的种类和被给予方式之间的相符性是一个现象学的规律,当所有的经验都可以这样表述成绝对普遍性,它便成为了“先天的”。但是,自在和为我的这种“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却并不如现象学所设想的那样,是在一种先天的规律中展开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被给予方式往往变成了心理主义下的经验主义,变成了对于实事的自明性认识,甚至心理主义者对于思维的认识完全当成了一种纯粹逻辑,它从一种有利于主观情况的实行出发单方面解决在对真理理解中的紧张关系。

《对心理主义的反驳》是胡塞尔纠正经验主义的一次尝试,在他看来,当人们认为心理学为逻辑的工艺论提供了唯一的和充足的理论基础,就是走上了一种错误的心理主义。心理主义者认为,逻辑工艺论,甚至关于思维、判断、推理、认识、论证、知识的种种工艺论,都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在估价论证的过程中“知性的方向”的工艺论,所以心理行为或产品都被标志成为实践规定的客体,即使人们对纯粹逻辑作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心理学之物就是置身于对逻辑规律来说是构建性的概念之中的,其中包含了真理与谬误,肯定与否定,原因与结果等。对于这个论证,有人提出来,心理学所考察的思维是“它是怎样的”,而逻辑学对思维的考察是“它应该怎样”–心理学所从事的是思维的自然科学,而逻辑学所从事的是思维的规范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则是从偶然理性中获得的,而逻辑学的规则是从必然理性中获得的,甚至,人们不借助心理学也可以在本身发现这些必然的理性使用。而心理主义者的回答是:对知性的必然性使用也是对知性的使用,知性的使用和知性本身都属于心理学,心理学考察思维“它是怎样的”无非是“它应当怎样”的一个特例。

胡塞尔不同于反对派的论点,也不同意心理主义的观点,他考察心理主义的论证,认为这里面有三个成见:第一个成见就是把对心理之物规则的规定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所以认为人是的规范规律即逻辑学规律也必须建立在认识的心理学上;第二个成见是,心理主义者把借助判断来论证判断的推理看成是一种心理行为,认为真理和或然性,必然性和可能性都会和判断发生联系,所以也都是心理行为;第三个成见是,当把所有真理都推向了判断,心理学只有在判断的明证性情况下才将一个判断判定为真。这三个成见当然是混淆了心理主义甚至心理学和逻辑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认识论,还是判断,或者明证性,心理主义都是一种实体科学,是和实体之物发生联系,甚至是对于个体的现象的分析,而逻辑学是一种观念科学,是对于观念之物的规则的规定,“观念科学是先天科学,实体科学是经验科学。”所以心理主义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它误解了思维中观念之物与实体之物的关系,误解了真理与明证性之间的关系–“明证性并不是一种偶然地或自然规律性地与某些判断相联结的附属感觉。”它是一种普遍的、必然性的判断,而胡塞尔认为,明证的判断就是“原本的被给予性的意识”。

心理主义将被思维的一般之物的存在还原到思维的事实性意识过程上,所以,很明显,当它从心理学出发来解释逻辑.并且将心理学抬高为基础科学而排斥哲学,明证性已经变成了经验的证实,而胡塞尔提出规定着思维的一般之物是不依赖于主观认识情况事实的、经验可把握的变化而始终有效的,它具有“客观”、“自在”的成分。这里就必然涉及到观念和实体、经验和先验、事实和本质之间的区别。胡塞尔认为,经验科学就是事实科学,在经验认识行为中,实体之物被设定为个体之物,设定为时空中的“此在之物”,“而在这个形态中,这个实体之物从其固有的本质来看完全也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随意的地点并且具有任何一种随意的形态,它可以对自己作如此的改变,同时它在事实性方面却不改变,或者,它可以以—种与它自身事实性方面的改变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自身。”

这种不断实践着的改变之物当然是被经验给予的,那么,在经验具有的偶然性中如何找到本质?胡塞尔认为,经验的直观或个体的直观可以转变为本质直观,也就是观念直观,但这是一种可能性,“它本身不能被理解为经验的可能性,而只能理解为本质可能性。”但是本质标志着作为个体的“何物”处于个体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的东西,这样的“何物”是可以在观念中被设定,在观念中被设定的“何物”具有的本质都具有一个给予性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本质直观的被给予之物是一个纯粹的本质,所以在纯粹本质判断的逻辑形式中,它们不设定个体的存在,它们具有本质普遍性和本质必然性,正由于此,“本质科学的意义原则上不可能采纳任何经验科学的认识结果。”而相反的是,事实科学却要依赖于本质科学,而对于自在、客观之物的现象的考察就必须依赖于现象学。

驳斥心理主义的经验主义,区别事实科学和观念科学,胡塞尔其实只是在证明自在、客观之物的自明性,只是在强调这种自明性具有的纯粹本质,但是对于现象学来说,它更重要的还在于被意识到,在被给予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还有一个“为我”的步骤,甚至还有一个显现出来之后回缚“在原本的、主观相对的被给予方式上”这一过程。“我”这个主体是什么,他如何具有“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如何给予自在之物显现的可能,又如何拥有先验的观念?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胡塞尔首先提出了自然观点的命题,作为在自然中生活的人,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我直观地发现它,而且经验到它,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是现有的,而我本身也是它的成员,所以这个世界是一种实事世界,作为成员,我从自己的位置出发看到现存的事物,并且我把别人的世界和我周围的世界客观地理解为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带来意识。

这是自然观点的被给予性特征,但是明显是一个经验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个体世界,我在这里是无法给予一种自在客观之物的,所以胡塞尔提出了“中止判断”的概念–中止而不是终止,它只是一种将命题“被判为无效”而加了括号的命题,也就是“悬搁”,这种方法论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我只是将命题判断为无效,它只是放在括号里,因为这个自然世界是一种此在,是一种现存;第二,它是被保留的,是一种中止行为,对于我来说,我不运用属于它的任何一条公理,我也不接受任何一条公理,但是公理还在,甚至公理的有效性还在。中止或者悬搁的目的,胡塞尔说:“它使我们能够去达到’纯粹的’意识并且进一步去达到现象学的整个区域。”而只有在达到了纯粹意识乃至整个现象学的区域之后,也就完成了认识论上的先验还原,这种达到式的还原是一种意识的体验,胡塞尔借用了笛卡尔的概念,把这样的意识称之为“我思”。

我思是一种对于意识的体验,所以当意识具有对象而存在时,它就是某物的体验,就是与某物的“有意向联系”,它的目的是:获得那种“纯粹意识”。但是胡塞尔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区分作为一个资深之物的具体存在的意识和作为意识的“对立面”即作为“自在和自为”的在意识中被意识到的、被感知到的存在?也就是意向的自在之物和体验的存在之间如何区别,而这或者就是在现象学中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在主观的“为我”的情况下,自在之物如何就如所显示的那样?意识的意向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意识进行的特征不依赖于偶然出现的经验被给予性,而是要依赖于“本质”,二是意识如果要达到明证性,就必须制定它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意识生活,都必须服从于目的论的规律。意识的意向性是通过“反思”获得的,它甚至在从自然方式朝向外部世界时就已经发生,“我们就好象从未听说过那个新观点一样,完全深入到‘关于某物的意识’的本质中去,在这个意识中,我们意识到例如物质事物、肉体、人的此在,技术的和文学的作品的此在等等。”深入其中,对于某物的意识,是一种反思的获得,也在反思中意识到了体验,“它们不仅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并且不仅作为这种意识现存,如果它们本身是一个反思意识的客体的话;而且,它们在尚未被反思的时候已经作为‘背景’而存在于此,并且因此,原则上它准备被感知,正如在我们外在的目光域中那些尚未受到注意的事物一样。”

所以通过反思之“我思”,不是去把握事物、价值、目的和有用性,而是去把握被我们“意识到”的、对我们“显示出来”的主观体验,这些体验也变成了现象,它是最一般的本质,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关于某物的现象。而还原的先验性就是去除了心理主义的经验,而成为一种纯粹心理学的先验,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就必须描述包含在意象体验中的本质的诸统一,就必须研究带着本质必然性的个别形态,就必须对整个心灵生活的总心态进行本质描述,就必须将自我描述成一种作为恒常信念的主体–纯粹的自我,’纯粹’在此意味着:任何世界化的客观化都是无法达到的。将世界不再理解为世间的,而是理解为先验的,这是说:思索纯粹的,进行的自我。”本质的统一,本质的必然性,本质的描述以及纯粹的自我,这一切去去除了经验主义而指向先验的本质观念。

自在而存在,自在而为我,而我而显现,显现而回缚,现象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之尝试”,而哲学认识本身就是服从于“任何体验都必须依据原本性”这一规律,所以明证性成为哲学认识的样本,而胡塞尔认为关于哲学“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就是现象学问题,在他看来,现象学解决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本体主义与先验主义、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以及目的论和因果性的世界观的种种对立,由此在胡塞尔看来,获得“纯粹意识”就意味着走向纯粹科学:“方法意向的纯粹作用结果,这意味着现象学具有现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探讨轨道上来。这真正科学的轨道,是无限的轨道。”

画家·少妇·少女

编号:C38·1960122·0243
作者:(法)冯·法斯查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8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316页

一位画家,一位少妇,以及一位少女,三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使这部小说带有通俗小说的基本特点:爱与被爱、艺术与爱情。而使画家最后导致一个可怕结局的是对爱的盲目投入,这种颇具报复式的结尾将爱情的纯洁一面判以死刑。冯·法斯查理自己作为画家像在自我忏悔,但显然,他只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让哀怨的经历出现在读者面前。

黑塞小说散文选

编号:H24·1960122·0242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6年3月第一版
定价:7.40元
页数:522页

20世纪的黑塞一直在德国过着压抑的生活,这匹“荒原狼”一直表现着忧郁、孤独的主题,找不到生活中最理想的状态。当然,黑塞最成功作品当推小说《荒原狼》、《在轮下》、《玻璃球游戏》,那种宗教式的神秘主义使黑塞的作品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色。本书的短篇小说反映了黑塞早、中、晚期的创作成就,包括《童年轶事》、《大旋风》、《 婚约》、《 盖特露德》、《 克诺尔普》、《 内与外》、《 奥古斯托斯》、《 席特哈尔特》、《我的传略》、《 纪念品》、《拜访诗人》、《 乔适时的避想》。

长生殿

编号:X24·1960116·0240
作者:[明]洪昇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8年5月第一版
定价:6.95元
页数:265页

关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已有不少文人进行过创作与阐述,但洪升认为“因断章取义,借天宝轶事,缀成此剧”,而《长生殿》中对杨贵妃、唐明皇、安禄山、杨国忠等历史人物的还原,则是洪升的贡献,这出历史剧将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作了客观的描写,尤其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给予了较深的理解与同情。《长生殿》共50出,以“郑振铎所藏 草堂为底本加以校订。


《长生殿》:竟将天上仙音,留作人间佳话

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
–《第五十出 重圆》

凡间的是一个帝王梦,一个贵妃梦,是生死相离的噩梦,是“不及莫愁家”的情梦,但即使是金钗、钿盒的定情,即使是“压着鸳衾侧卧”的春睡,即使是“霓裳羽衣”的制谱演乐,即使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进果,即使是“在天愿为比翼鸟”的密誓,人间的繁华,人间的权势,人间的爱情,最后也会落得“埋玉”之悲剧。悲剧便是梦恍然醒来,便是成空的恩爱以另一种方式上演,“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是超脱于凡间,超脱于生死,而不管是多情的神仙,还是遥远的蓬山,对于爱情来说,无非是一种经历,一种“暂住人间”的小遣,一种考验永贞的方式而已。

“上皇,太真,你两下心坚,情缘双证。如今已成天上夫妻,不比人世了。”这重圆的一幕在生死之外,在神人之外,“我那妃子呵!”“我那上皇呵!”拥抱和恸哭像是在人间的游戏结束之后感情的喷发,哭吧哭吧,死吧死吧,到最后还是“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这一场千秋万古的奇缘,这一片填补离恨怨愁的天地,原也是设置好的一出戏,连玉帝都敕谕唐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如敕奉行。”永为夫妇是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从人类到神仙的升级,从此和着一曲霓裳舞,情留万古无穷。

对于这一结局,吴梅似乎早已有了解读:“钗盒自定情后凡八见:翠阁交收,固宠也;马嵬殉葬,志恨也;墓门夜玩,写怨也;仙山携带,守情也;璇宫呈示,求缘也;道士寄将,征言也;至此重圆结案。大抵此剧以钗盒为经,而借织女之机梭以织成之。呜呼,巧矣。”爱情是经线,天机是纬线,这经纬纵横就是勾勒一个超越于凡间的爱情世界,有宠有恨,有情有缘,最后必是一种”遽然梦觉“的佳话,而这种充满喜感的结局在洪晟的自序里便是对于白乐天《长恨歌》和元人《秋雨梧桐》伤感基调的一次叛逆,所谓言情之文也并非是洪晟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从历史的泥沼中拔将出来是他有意“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一种努力,所以最后将一个倾国的美女以死亡的方式自缢马嵬坡,无非是为“乐极哀来”的人间悲剧找到“垂戒来世”的理由,而这寓意也就是祸败之中如何找到悔意,如何用一种忏悔的心态为自己赎罪,如何在怨艾之深处找到启示意义?“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殆若是欤?第曲终难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陨身之死,爱情之毁,杨玉环以悔意来构筑自己的仙境,构筑一个浪漫的爱情归宿,正如《传概》所言:“唐明皇欢好霓裳宴,杨贵妃魂断渔阳变。鸿都客引会广寒宫,织女星盟证长生殿。”

而这种悔从何而来?当然是现实的权势,现实的欺压,现实的颠倒。“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这一出的爱情从一开始似乎就是在躲避现实,“朕乃大唐天宝皇帝是也。起自潜邸,入缵皇图。任人不二,委姚、宋于朝堂;从谏如流,列张、韩于省闼。且喜塞外风清万里,民间粟贱三钱。真个太平致治,庶几贞观之年;刑措成风,不减汉文之世。”官民和谐,刑罚不用,这是一个太平盛世,但是这出自唐明皇之口的现实却有意回避了杨玉环入宫做道士再被占为己有的秽闻,去历史的意义就是要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中寄予理想,“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这天长地久的期盼就是唐明皇的理想,就是杨贵妃的理想,也是洪晟的理想。

但是理想总会遭遇种种现实,从国家体系来说,唐明皇当然是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主宰着国家的命运,所以在权力场上,唐明皇是一个分不清奸忠的皇帝,杨国忠、安禄山无疑是败坏这个国家的祸害,而他们能够造反,也完全是因为唐明皇治国之误。在《贿权》一出中,安禄山自爆自己的战败历史,也暴露自己的野心:“莽龙蛇,本待将河翻海决,反做了失水瓮中鳖,恨樊笼霎时困了豪杰。”自喻是被樊笼围困的豪杰,而传说皇上笑问安禄山的大肚子,安禄山竟然回答说是:“惟有一片赤心”。从征讨奚契丹大败而归,到依靠杨国忠贿赂皇帝,安禄山无非是想重新回到国家秩序中,从而慢慢成为翻江倒海的龙蛇。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杨国忠面前给以好处,使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临阵偶然失利,情有可原”这一理由中获得赦免,而杨国忠也依靠贵妃得宠“中书独坐揽朝权,看炙手威风赫烜”。于是,安禄山不仅不被惩罚,反而因为“通晓六番言语,精熟诸般武艺”而担当边降之任,天宝九载,安禄山封为东平郡王,唐代以将帅而封王的,他是第一个人;而有了权势之后的安禄山,也与杨国忠互相攻讦,而为了平息这将相不和的现状,又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权力一步步增大,灾祸也一步步酝酿,直到最后的反叛、围攻。

而杨国忠则是“荣夸帝里,恩连亲畹,兄妹都承天眷”,这使得他也威风凛凛,使得他独坐揽朝权,而太监高力士则是“职掌六宫之上,权压成僚之上。迎机导窾,摸揣圣情;曲意小心,荷承天宠。”这便是戏剧中描绘的皇宫生态图,也是一副国家腐朽图,在《疑谶》中,不仅用壁厢上李遐周的题诗:“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来预言杨贵妃自缢马嵬坡的结局,也通过郭子仪之口,表达了“笑他每似堂间处燕,有谁曾屋上瞻乌!不提防柙虎樊熊,任纵横社鼠城狐。”的现实,“只为国舅杨丞相,并韩国、虢国、秦国三位夫人,万岁爷各赐造新第。在这宣阳里中,四家府门相连,俱照大内一般造法。这一家造来,要胜似那一家的;那一家造来,又要赛过这一家的。若见那家造得华丽,这家便拆毁了,重新再造。定要与那家一样,方才住手,一座厅堂,足费上千万贯钱钞。”一家胜似一家,一家赛过一家,这是豪华奢靡的富贵生活,而这样的现实使得郭子仪发出了“呀,外戚宠盛,到这个地位,如何是了也!”的感慨,而对于安禄山,他惊怒而言:“呀,这、这就是安禄山么?有何功劳,遽封王爵?唉,我看这厮面有反相,乱天下者,必此人也!”这也预言了安禄山后来起兵时的野心:“我安禄山夙怀大志,久蓄异谋。只因一向在朝,受封东平王爵,宠幸无双,富贵已极,咱的心愿倒也罢了。”对杨国忠的不甘,到最后范阳合围西京开始,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你看诸路番将,一个个人强马壮,眼见得的羽翼已成。唐天子,唐天子,你怎当得也!”

“闹汹汹怎提防!乱纷纷难镇压,急攘攘谁拦截。”这是唐明皇一手造成的国家现实,而另一方面,则是与杨贵妃的儿女情长中,“天下表章经院过,宫中笑语隔墙闻。”爱情和朝政两条线交叉发展,实际上凸显出杨贵妃情悔的意义。“别赏阳台乐,前旬暮雨飞。”对于唐明皇来说,爱情首先是对于男女云雨之事的追求,充满了情欲的味道。不管是“爱他,红玉一团,压着鸳衾侧卧”的春睡,还是“逸态横生,浓姿百出。宛若翾风回雪,恍如飞燕游龙,真独擅千秋矣。”的盘舞,或者是“款解云衣,早现出珠辉玉丽”的洗浴,都写出了贵妃“漫揩罗袂,泪滴红冰;薄试霞绡,汗流香玉”的艳丽之态,在《窥浴》一出中,通过永新和念奴偷窥来表现贵妃身体之美:

[合]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浣溪纱】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望吾乡】[老旦]明霞骨,沁雪肌。【大胜乐】[贴]一痕酥透双蓓蕾,[老旦]半点春藏小麝脐。【傍妆台】[贴]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永新姐,你看万岁爷呵,【解三酲】凝睛睇,【八声甘州】恁孜孜含笑,浑似呆痴。【一封书】[合]休说俺偷眼宫娥魂欲化,则他个见惯的君王也不自持。【皂罗袍】[老旦]恨不把春泉翻竭,[贴]恨不把玉山洗颓,[老旦]不住的香肩呜嘬,[贴]不住的纤腰抱围,【黄莺儿】[老旦]俺娘娘无言匿笑含情对。[贴]意怡怡,【月儿高】灵液春风,淡荡恍如醉。【排歌】[老旦]波光暖,日影晖,一双龙戏出平池。【桂枝香】[合]险把个襄王渴倒阳台下,恰便似神女携将暮雨归。

甚至连太监高力士也来凑热闹,而这为渲染玉环天生丽质,却偏于色情描写。而在唐明皇的世界里,贵妃已经成为象征。虽然有禊游时的不合到最后贵妃忤旨、被谪出宫,明皇的诱奸、杨妃的吃酸、虢国的羞恨,传递出爱情接受考验的过程,而贵妃献发,则将前嫌释然:“自恨愚味,上忤圣心,罪应万死。今生今世,不能够再睹天颜。特剪下这头发,着奴婢献上万岁爷,以表依恋之意。”而唐明皇则是思念为由复招贵妃,“从今识破愁滋味,这恩情更添十倍。”而在与梅妃的争宠中,一方面是用霓裳大败惊鸿,使唐明皇发出:“寡人适见此谱,真乃千古奇音,‘惊鸿’何足道也!”并命令李龟年制谱传唱,在“疑谶”之后,忽然引出闻乐、制谱,为的是和梅妃争宠,而在宫廷里,要得到皇帝的因宠,或者长得美丽,或者擅长技艺,杨贵妃兼而有之,似乎已经胜券在握。而另一方面,“絮阁”一出则直指皇上的滥情,梅妃要被贵妃撞见,如何是好,金屋藏娇留下一双凤舄、一朵翠钿的证据,使得“春光漏泄,怎地开交?”而杨玉环以“三竿犹不临朝”来质疑“凤友鸾交”:“问、问、问、问华萼娇,怕、怕、怕、怕不似楼东花更好。有、有、有、有梅枝儿曾占先春,又、又、又、又何用绿杨牵绕。[生]寡人一点真心,难道妃子还不晓得!请、请、请、请真心向故交,免、免、免、免人怨为妾情薄。”这争宠的波折通过贵妃这断断续续,似恨非恨的唱词表达出来,写出了这一出爱情的波折。

而在絮阁之后的密誓,则将两人的爱情慢慢推向高潮。七夕赏月,贵妃泪眼婆娑,“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所以两人立下海誓山盟:“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爱情达到高潮,也预示着从此开始走下人间的悲剧终点,而实际上,对天盟誓,在某种程度上也打开了那一扇通往上天的路,奏响了“潇洒到天宫”的序曲,乐极生悲,或者乐极哀来,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人世间的那种流离和无奈。

不管是对于肉体的某种浸淫,还是对于音乐、舞蹈等文艺的共鸣,他们的爱情里更多为了争宠勾心斗角,为了满足欲望而千里进果,致使农人被踏死,一方是轻歌曼舞,逸态横生;一方是田禾被踏坏,行人被踩死,一方是爱情的享乐,一方是民生的悲苦,这为贵妃之死和死后的悔意做了铺垫。安禄山起兵打破西京,取得潼关,大小三军势如破竹,而唐明皇却只得逃离,此“惊变”作为分水岭,也使两个人的爱情从宫廷里走出,而在马嵬坡的“埋玉”中,在杨国忠被杀的结局面前,杨贵妃已经完全成为了专权的牺牲品,六军激怒,似乎只有这女子谢罪自刎,才可以安定军心,所以杨贵妃又成为了“为国捐躯”的义女,“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人类,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在唐明皇“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的哀叹声中,杨贵妃留下了临终之言,一是让高力士在自己死后小心弄侍圣上,二是将金钗、钿盒等皇上定情之物一起下葬,“臣妾杨玉环,叩谢圣恩。从今再不得相见了。我那圣上啊,我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在解出白练,在哭泣自缢的时候,杨贵妃留下了人间的绝唱。而这也预示着他们爱情走向浪漫主义,走向“飞去蓬山寻旧果”的升华之路。

一方面是骂贼、剿寇、刺逆、收京的国家收复线索,郭子仪领兵讨贼,作乱的安禄山醉酒被杀,山河破碎又复归本位,而那一出爱情呢,亦是收复,亦是回归,在冥追中开启浪漫主义序幕,“特命将他肉身保护,魂魄安顿,以候玉旨。不免寻他去来。”土地神、仙人都来助力,也使杨贵妃仙家下凡的身份得以确定,而皇上,在闻铃中深切还念玉环,在哭像中看见妃子满面泪痕,在私祭中发出“白首红颜,对话兴亡”的感慨。在另一边,杨贵妃也在尸解中知道致遭劫难只是因为要悔过:“咨尔玉环杨氏,原系太真玉妃,偶因微过,暂谪人间。不合迷恋尘缘,致遭劫难。今据天孙奏尔吁天悔过,夙业已消,真情可悯。准授太阴炼形之术,复籍仙班,仍居蓬莱仙院。钦哉谢恩。”于是开始“情悔”之路:“只想我在生前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不免趁此星月之下,对天哀祷一番。”哀悼之后哀祷,只为去除生前的罪孽,在“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奢靡生活中寻找到真正的爱情,而皇上选高手匠人,将旃檀香雕成妃子生像无疑使这一场爱情升华,“只念妃子为国捐躯,无可表白,特敕成都府建庙一座。”也就是说马嵬坡之死是“为国捐躯”的行为,上升为一个神,人间天上,变了世界,所以吴梅评述说:““杨妃凡三变,马嵬以前,人也;冥追以后,鬼也;尸解以后,仙也。而神仙人鬼之中以刻象杂之,又作一变。假假真真,使观者神迷目乱。”

从人到鬼到仙,是一个女人的蜕变,“既悔前非,诸愆可释。吾当保奏天庭,令他复归仙位便了。”在神诉中,杨贵妃只不过又回到了曾经的神位,而对于唐明皇来说,则是收获了至死不渝的爱情,在又一个七夕,又一个定情之夜,对着天孙祈祷:“天孙既然记得,须念彼、堕万古伤心地,他愿世世生生,忍教中路分离。”于是便有了文人肆才的迷魂,有了织女娘娘的补恨,也有了月宫奏演“霓裳”的团圆。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人世间的纷争和战乱,神仙里的怂合,对于这一幕爱情来说,经历过的种种都是预设的故事,“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这是生命的谶言,而“愿永证前盟夫妇”是神仙的计谋,而对于洪晟来说,当然是“合天孙,情传羽客,钿盒、金钗重寄将。月宫会、霓裳遗事,流播词场”的完美结局,只是将国家的哗变,将生灵的命运都归结为一个女人“为国捐躯”,似乎充满了戏如人生的喟叹,而那从人间到天上的情,“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实际上也只是如虚幻的梦一样,去除的也仅是“辄作数日恶”的那份伤感。情归何处?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三)

编号:B77·1960114·0239
作者:邓小平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3年7月/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1.80元
页数:811页

邓小平在“文革”中后期开始逐步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位历经坎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1982年之后的思想则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对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75-1982年》文论后被编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讲话47篇,第三卷收入邓小平1982-1992年的讲话1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