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尔的发明

编号:C63·2011203·0607
作者:(阿根廷)卡萨雷斯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89页

博尔赫斯在序中说:“阿多尔福·比奥伊·卡萨雷斯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幸运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用幻觉、幻想和象征(而不是超现实的假定)谱写了一部新的、充满奇迹的《奥德赛》。”莫雷尔是一个神志不清,不断产生幻觉的人,而正是这种幻觉使博尔赫斯认为小说“给我们的大陆、我们的语言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莫雷尔的发明》:最要紧的不是肉体而是意识

如果有谁(根据我的这份报告)发明一种能使存在失而复得、离而复合的机器,我要请求他找到我和福斯蒂妮,让我进入她意识的天堂。那将是一种仁慈的举动。

最后一页,最后一句。1992年出版,2001年购买,2019年阅读,三种行为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时间里,但是当时间经历了过去抵达此刻,为什么书还是那本书?为什么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为什么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还是这一句?时间无法改变文本,实际上是无法改写被一个作者写下的文本,就像“我”在日记本上写下的那句话:“当我想到这白纸黑字可能成为我的遗言时,心中充满了惆怅。如果我真该这样死去,那么至少得让我证实,当我最终被人发现时,已不再有谁说我是在撒谎,也不再有谁相信对我的判决是公正无误的。为此,我要把这份报告附在莱奥纳尔多的护照上,看看世人是怎么对待这一切的。”

最初的日记被写下,是一种意识的记录,当它再次被翻开被阅读,时间发生了改变,是不是意识也在这种改变中成为另一种需求?白纸黑字是一种证明,证明此时此刻的想法,所以称之为“日记”,它以明显的“*”为标志,在一次又一次地记录中完成生命在时间中的样子,但是为什么日记会成为“遗言”?又为什么在记录之外试图达到证明的目的:证明我不是在撒谎,证明判决并非是公正的,甚至要向世人证明我的所做所为是正确的?所以,日记的意义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现在,甚至超越了个体的死亡,它要在更远的将来,成为一种文本:独立于时间之外。

而这是不是为了走向一种永生?而永生的目的只能揭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必须在时间中死去,“我想我们之所以失去永生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的生死观迄今未改。我们搜肠刮肚,想方设法,企图保住我们活生生的躯体,殊不知最要紧的不是肉体而是意识。”每个人都不可能永生,都会成为时间中的死者,但是生与死的意义不在于一种肉体的存在的寂灭,而是要在意识中成为存在,也就是从日记到遗言再到证明的目的:从肉体束缚中逃离出来,在不死的意思里达到永恒,完成证明。

文本指向永生,如此,可以在文本意义上把我分成两种状态:肉体死亡之前和肉体死亡之后但意识不死。这两种状态是以什么作为标志的?还原到日记意义上的文本?“我写日记,是为了记下这些令人费解的怪事。”要写一本《幸存者的自卫》火《马尔萨斯颂》,而且就从“今天”开始记录,因为记下日记是因为我没有溺死,没有闷死,没有因为绝望而“而惨然自尽”——正是因为不绝望,所以不管是肉体还是意识都是活着的。所以以此的标记,一个人肉体没有死去,这个没有死去的肉体包含的时间不仅包括记下日记的今天,也包括今天之前的过去。

在日记里,我总是想起已经发生的过去,“不妨将我的生前经历概述如下:我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童年,每天下午几乎都在帕拉伊索大道度过;然后是被捕前那些无关痛痒的岁月;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逃亡生涯;最后是上岛以来的可怕遭遇……”这是最简短的回忆录,有童年,有被捕的岁月,有逃亡的经历,有可怕的遭遇,而这些回忆似乎又带向了“今天”: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小岛上?据我的回忆,是因为在命运悲惨的情况下,在走投无路的命运里,说服了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把我带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神秘海岛”。

这是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第一次绝望,而其实每次绝望都指向了肉体寂灭的死亡,所以当我踏上小岛的那一刻起,完全可以假设,我已经在绝望中死去了。被判了无期徒刑,在不公正的判决中,无论是逃亡还是送进监狱,其实都是一种死亡,而小岛似乎变成了死亡之前的一种幻觉:这里有博物馆,有教堂,有图书馆,有游泳池,有图书馆,还有神龛、陶俑、绘画、钢琴,如此种种怎么可能是一个无人的小岛?

这只是在物质意义上证明逃亡小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其实,在我的日记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指向了虚无:岛上为什么突然提前到来了“仲夏”?图书馆内的藏书为什么完好无缺?为什么那天岛上的所有照明设备都骤然亮了起来?为什么会看到神秘的登岛者?而且会出现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的千古奇观?幻觉出现了,而真正的幻觉就出现在那些神秘的登岛者到来之后,这里似乎就暗含了一条线索:只有他者的侵入,在自我意义上的意识才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神秘的登岛者,都在我之外,还有那一个女人,她总是在下午坐在岩石上观看日落,“然而,她的出现,在我冥冥厌厌的内心深处点燎了希望之火。”所以,幻觉像希望之火占据了意识层面,我起先是观察她,接近她,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的计划是,抢先一步赶到岩滩,摆出一副凝神观看夕阳的架势。她,或者惊讶,或者疑惑;渐渐地惊讶或疑惑转变成了好奇——共同的志趣或嗜好使我们的关系朝着可人的方向发展,她问我叫什么,我们成了朋友……”但是我的种种努力都无法走进她的世界,当我冒失地从她身边走过时,她没有任何反应,也对我视而不见;当我对她说:“小姐,请听我说”的时候,她依然无动于衷;甚至我指着旁边的大胡子,大声地用法语说:“留胡子的女人,福斯蒂妮夫人!”也依然没有改变什么。

比奥伊·卡萨雷斯:创造了拉美文学的“幻觉”

所以,我浑浑噩噩地得出两种结论:一是由于我近来一直在吃草根,据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善于配制一种难以入口的植物根汤,人一旦喝了这种东西就会长时间出于梦幻状态;第二种可能是,我认为一切的事的确发生了,也就是说登岛者的确闯入了小岛,并且让我在意识里产生了对他们的抗拒,也让我在女人面前点燃了希望之火。两种结论,我认为一种是事实,一种是记忆,当它们并列在我的意识里的时候,似乎我还是清醒的。

但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清醒越来越趋向于幻觉,那个叫莫雷尔的人出现了,那个女人被叫做福斯蒂妮,而且他们总是重复出现,也就是在他们重复登岛的时候,天上就有了两个月亮和两个太阳,就像西塞罗在《诸神的自然》中说的那样,“听我父亲说,在图迪塔诺和阿基利奥辖区曾经出现过两个太阳。”“从此以后,夜有二月,昼有二日。”这个“从此”是一种时间标志,其实在真正意义上,不管是幻觉,还是记忆,都指向了肉体的死亡,也就是说,“我”早就已经死了,死后出现的幻觉,死后出现的意识,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永生。在保留了意识的死亡状态中,我推测了这些怪异现象发生的原因:一种是我传染了可怕的瘟疫,“不速之客,音乐和福斯蒂妮统统是梦魇的产物,是幻觉。梦魇还使我丧失知觉,看不到死神的逼近”;第二种可能是因为沼泽和视频的匮乏使我成为了隐形人,所以那些不速之客看不到我;第三种可能是梦,第四种可能是我遇到了鬼魂,“他们生前可能是好友,死后又聚集在一起。”

不管是瘟疫带来的幻觉,还是隐形,不管是梦,还是鬼魂,其实都脱了肉体的意义,也就是说,种种原因都存在于意识里,而意识之存在就消灭了肉体的生,甚至在第四种意义上,不是他们是鬼魂,而是我本身就是鬼魂,就是幽灵,“这个想法使我欢欣鼓舞,因为它艺术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幽灵超越了生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凌驾于被不公平判决所劫持的肉体世界。所以超越在本质上是死亡的证明,“我的死亡日期可能是在法警进入我那又臭又脏的粉红色牢房的前几天”,或者是在上岛之前,“当时我驾着小艇,冒着烈日,浑身瘫软,全无知觉,很可能是死亡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死亡已经发生,但是超越死亡的意识没有死去,所以有了人迹罕至的小岛,有了可以让我继续研究的图书馆,有了不被人打扰的教堂和博物馆,有了自娱自乐的游泳池——如此种种,都在脱离那个让我痛苦的世界,让我寻找到自由,也是对于不公正判决的弥补。而在这些幻觉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神秘、优雅,甚至性感的女人福斯蒂妮,她虽然和那些登岛者一起来到这里,但是她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而这种特殊或者也是在弥补死亡之前的种种不公正。

所以,登岛者、莫雷尔、福斯蒂妮,甚至大胡子,都在进入我的意识世界,都在营造另一个灵魂世间——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曾经严格以每天为序的日记变得模糊,“*”错乱在各种幻觉里,也就意味着物理时间渐渐过渡到了心理世间,而所有的一切最后都变成了自我的虚构——一种完全和肉体、和时间无关的虚构,而这个虚构的标志物便是“莫雷尔的发明”。在那个大厅里,在众人之中,莫雷尔说出了自己的发明,那写在黄色绢纸上的文件中说:“我的秘密在于我自作主张地把你们拍摄成了照片,当然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照片,是我的最新发明,我们将借助于它而获得永生。这一周的生活就是这种照片的原型,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已被悄悄摄录,并已经存入一种能使之不断重复的存储盘里。”

把人的一切拍成照片,利用类似于镜子的复制器械,把人复制下来,然后可以每天重复,这是让时间失去意义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死亡,就是走向永生:

通过我的机器,你们可以听到千里以外某人或某物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打开收音机收听某个波段的音乐;如果我打开嗅觉开关,你们还可以闻到远在天边的马德琳头上的茉莉花香;如果我打开触觉开关,你们则可以触摸她的头发或任何一个部位;倘若我打开所有开关,那么马德琳就会完完全全地出现在你们面前。当然这是另一个她,从镜子里分离出来并被赋予了她的声音、她的体温以及她整个可感、可闻、可视的躯体。这个她和真实的她一模一样,同时存在。假如换成你们自己,则你们会以为这是你们的化身或者化装、模仿得维妙维肖、真假难辨的神奇演员。

莫雷尔的发明是以永生的时间取代物理的时间,以照相里的影像取代肉体的生命,但是,“为了复制生命,我发明了生命复制机。须知,我复制生命而决不创造生命。”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人的灵魂到底在何处?重复的生命其意义在哪里?莫雷尔说重复是“永远感到新鲜、快乐”,因为所重复的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情景和愉快心情”,也就是把最好的部分复制下来,每天重复就是在重复新鲜和快乐,而正是这种复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的缺失,“我复制生命但不创造生命”,灵魂不可重复,不被创造的生命也只是简单的、机械式的循环,最后还是会取消新鲜和快乐。

所以,莫雷尔的发明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如何创造生命。而对于我来说,创造生命的唯一形式就是和福斯蒂妮在一起。我想要推翻那些形象,捣毁那些机器,撕烂那个胶卷,我闯进了莫雷尔的机器房,准备用他的发明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命体,但是我发现墙上的窟窿不见了,洞口被人堵死,也无法凿出一道小缝或者一个小洞,我就像被自己围困住了,和那个虚无的福斯蒂妮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其实,真正打破幻觉、寻找灵魂的办法,是让自己彻底死去,然后分裂为两种状态,就像在一个舞台上,一种状态是演员,另一种状态则是观众,“我感到自己被关在那沉入大海的潜艇里,感受着着被窒息而死的滋味,同时我又像舞台上的英雄,临危不惧、死而后已。”自我拯救,自我超越,所以肉体之死必然发生,彻底发生,这就是所谓的绝望——第一次绝望就是最后的死,不公正的判决将我带向了肉体之死的境地,所以我才会在幻觉中,在创造中,在梦里,带着灵魂,带着时间,带着我对福斯蒂妮的爱,再造生命。

“我已经完完全全地走进了这另一个世界,我的形象和福斯蒂妮密不可分,和海恩斯、多拉、阿莱克、施特弗尔、伊雷内等人(甚至该死的莫雷尔)难弃难舍。”肉体在那里腐烂,坏死,病变、脱落,而我则和福斯蒂妮一起,而且为他人提供了证明,“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形象陪伴着福斯蒂妮。我不再把她视作不速之客,旁人则会把我俩当作一对卿卿我我、难舍难分的恋人。”那时,其实分裂的我也是观众,看着“我”和女人福斯蒂妮在一起,以永远的影像方式存在着,在另一个我的永生意识里一起走向天堂。

从肉体到意识,从形象到灵魂,从绝望到希望,都是在取消时间的意义,都是在制造公正的证明,都是在抵达灵魂的天堂,所以那些法律、机器、文明、疾病,都变成了我们必须弃绝的肉体世界,如此说来,不是他们侵入了我的世界,是我侵入了他们的世界,也不是莫雷尔单独发明了机器,而是我就是莫雷尔——另一个我,另一个将我置于死地的我:“也许我死后会莫雷尔同处一个地狱,而我又深深地爱恋着福斯蒂妮,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杀人或自杀。”

狂欢节的忏悔

编号:C38·2011203·0606
作者:(德)卡尔·楚克迈耶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2.80元
页数:167页

楚克迈耶的小说有着德国古典主义的特色,在《狂欢节的忏悔》中,我们读到的是一起发生在狂欢节上的谋杀案,调查此案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这过程中,各色人等出场,使故事在神秘气氛中逐步展开。


《狂欢节的忏悔》:揭下假面具的时刻来了

“因为不管谁谋杀了他,是我把斐迪南逼上了绝路,而更坏的是,是我给了他生命。在他身上有一种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难道我应该让只有穷人才不道德、不诚实的假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儿子……”

“是我给了他生命”是开始,“是我把斐迪南逼上了绝路”是终结,当生命的意义在被预设的结局里走向死亡,这是不是早就注定的一个宿命?而这种宿命也在这个从星期六开始的狂欢节里上演着,这是星期一,是三天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潘内萨将和卡塔琳娜扮演王子和公主作最后一次“出巡”,但这最后一天却是潘内萨忏悔的开始,起点是为了走向终点,终点是在忏悔中寻找起点,“狂欢节的忏悔”就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解读着关于父与子,关于爱与被爱的寓言。

当潘内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教士会会员杭利策博士面前忏悔,当他说到死去的斐迪南是自己的儿子时,一个被遮掩的道德假象慢慢浮出了水面,周六那个龙骑兵士兵被刀刺死在教堂门前,他是去教堂忏悔?而在同一天晚上,一个被怀疑为凶手的人被捕。在周一的谋杀案调查中,无论是首席检察官克拉森博士,还是刑侦局长迈兹贝希尔,都无法得出最后凶手是谁的结论。而当案件被搁置下来的时候,潘内萨却对神父说:“我是凶手,是我害死了他。”

害死他,不是用那把带着M标记的匕首插进了费迪南的身体,而是因为自己生下了他却把他推向了必然的结局,在神父面前忏悔并说出自己是凶手,那时的潘内萨的身份是父亲,被害者是儿子,但是这种父与子的关系,从来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讲述出来,就像忏悔是内心隐秘的一次坦白,只有在面对自我的良心时,这种关系才变成真相。当父与子处在隐秘关系中,他们的身上必定有着一种面具般的标签:潘内萨是富人,是上层的代表,而且是狂欢节的“王子”,而斐迪南是穷人,是前往非洲的雇佣兵,是后来的龙骑兵战士,这是一种隔阂的关系,甚至是对立,就如潘内萨所说,穷人意味着不道德、不诚实,而当在神父面前忏悔的时候,父与子关系的恢复,却让自己这个父亲也贴上了几乎相同的标签:“在他身上有一种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

这是一种家族隐秘的标签,当斐迪南从博伊姆勒太太的肚子降生之后,这种标签就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被溺爱,游手好闲,总是敲诈潘内萨,之后因为逃脱违法行为的惩罚而离家出走参加了雇佣兵,当潘内萨给了他生命,斐迪南身上的标签似乎就难以去除,其实,对于斐迪南来说,身上的标签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是潘内萨的儿子,是潘内萨放纵欲望的结果,当他结婚开始一种上层人的体面婚姻时,他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和克洛蒂尔德,也就是我的妻子之间并没有夫妻感情可言,从根本上说,她永不会真正成为我的妻子,她仍然是那个被娇惯的、任性的、养尊处优、只关心自己的小姐。”这是不诚实的婚姻,也是堕落的开始,当充满野性的特蕾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难以抵挡她的诱惑,即使她是一个仆人,““她身上有野性的疯狂,有种可怕的诱惑力。如果今天说她是一个女巫,那时她便是一个能使人发狂的小妖精。”欲望的世界里,那一颗种子就成为堕落的标记;但是这个在特蕾莎嫁给下人博伊姆勒而成为博伊姆勒太太之后,对于斐迪南来说,就变成了穷人,他无法颠覆这个标签,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正是在这样的宿命面前,斐迪南开始了反抗,但是他的反抗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寻找另一种掩盖的标签,甚至变成了更大的不道德、不诚实。

因为无法总是在潘内萨那里敲诈,所以他走上了盗窃,因为盗窃,他犯了罪,因为犯了罪,他离家出逃,最终他变成了远赴非洲的雇佣兵,“他说,非洲是个地狱,雇佣兵连狗屎都不如。”本来和朋友伯纳德说好一起逃走,但是最后伯纳德死在战场上,于是斐迪南和他换了衣服和身份,这是斐迪南的一种改变,他变成了“伯纳德”——一种面具生活开始了,这是斐迪南的第一次“死去”,在谋杀案调查的时候,潘内萨也证实,他早已经死去了:“我起誓,作为下凯德利希的地方长官和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我曾经见到并鉴定过有美文件。此事毫无疑问。斐迪南当雇佣兵时在瓦道·阿什拉阵亡。”斐迪南用改变的身份“死而复生”,当他在星期六的“红科普”酒吧找到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克莱门斯的时候,开始了第二种“面具生活”。特蕾莎生下了两个孩子,她对于他们的态度迥异,斐迪南聪明,克莱门斯老实,而骨子里特蕾莎根本看不起克莱门斯,甚至认为一直以来克莱门斯在憎恨斐迪南,当斐迪南被人杀死在教堂大门前的时候,特蕾莎甚至怀疑克莱门斯是凶手,当在谋杀案调查的时候,克莱门斯讲述了那天斐迪南找他的经过,斐迪南告诉他:“我得找一个人算帐,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个人得一辈子养活她。”那天他穿走了克莱门斯的军装,成为了“龙骑兵”的一员,这是他再一次改变身份,从当逃兵的雇佣兵变成了龙骑兵,但是这却把他推向了死亡。当克莱门斯在调查中说出了真相的时候,带着偏见的博伊姆勒太太不相信他说的一切,甚至认为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当克莱门斯要发誓的时候,博伊姆勒太太恶狠狠地说:“他不能发誓,生下来就缺一个宣誓手指。”而在后来克莱门斯没有了嫌疑回到家里,博伊姆勒太太却骂他是该隐,当克莱门斯拿出自己的两个金币作为安葬费的时候,她又尖叫道:“犹大!收起你的血腥钱吧!”

斐迪南换了身份变成了伯纳德,而自己却变成了在战场上的“阵亡者”,他和克莱门斯互换身份,变成了龙骑兵一员,不道德、不诚实的品行就是他戴着的一个面具,而他最后的死亡也是面具生活的必然结果。曾经他就是戴着面具成为了潘内萨儿子让马里埃,他不仅以“让马里埃”的身份骗走了表妹薇奥拉的首饰,而且还欺骗了她的感情,致使他怀孕。也正是这种面具生活,最后他死在了罗尔弗的匕首之下。罗尔弗的母亲是下层妇女,是“发泄性欲的牺牲品”,当丈夫抛弃了她,“她当时已经有孕在身,恶狗把她的衣服撕成碎片,把她的身体咬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生下了罗尔弗,而在山洞里出生的罗尔弗“像只小狗”,而且不会说话。这个残疾的可怜孤儿被薇奥拉的家人收养,在薇奥拉的照顾中他长大,而他对薇奥拉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喜欢我超过世上所有人。”也正是假让马里埃的到来,使得罗尔弗产生了仇恨,“罗尔弗对他的仇恨随着我的热恋不断增强。我知道,他曾经打过罗尔弗一次,因为他深夜到我房里来被罗尔弗拦住。还有一次在大花园一个隐蔽的凉亭中,我委身于他,窥视我们的罗尔弗以为他对我施暴。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那天薇奥拉带着他去潘内萨家里的时候,罗尔弗发现了斐迪南,终于那把刻着M符号的匕首插进了斐迪南的身体。

不断变换身份的身体终于倒在了忏悔间的门口,在那一刻,他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不诚实、不道德的穷人,也是一个堕落的“儿子”,但其实这一切的悲剧之源也仍是那个戴着面具的父亲潘内萨,他拥有财富、地位、名誉,他是狂欢节的王子,是镇上的权力之父,但是他的内心里却充满了欲望,对于特蕾莎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婚姻的一种弥补,所以他在特蕾莎之后还会爱上了薇奥拉的同学卡塔琳娜,潘内萨对神父说:“我爱她,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一个是狂欢节的王子,另一个是公主,他们所谓的爱,其实就像狂欢节本身一样,是一种堕落的“面具文化”。

三天的狂欢节,人们都带着面具,小丑“亚巴斯”在那里载歌载舞尽情狂欢,但是谁都不知道面具后面的那个人是谁,让马里埃和薇奥拉相遇,他们却陷在狂欢节面具世界里,“有时,她突然转身,睁大眼睛盯着一位化装的男子或小孩,好像希望辨认出某个人似的。”而在那次彩车巡游中,已经向神父做了忏悔放弃了对卡塔琳娜之爱的潘内萨,看到的还是遮掩了本来面目的面具:“透过面具上的小孔,他们默默地注视对方的眼睛。卡塔琳娜的面具在眼睛和嘴的开口处都已潮湿。他不知道那究竟是眼泪还是呼出的热气浸湿的。”戴上面具,就是遮掩,就是隐蔽,当面具成为狂欢节的道具,狂欢节就是一种试图掩盖堕落、罪恶的“面具文化”狂欢秀。

狂欢节从潘内萨的父亲时代开始,潘内萨的父亲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效忠宫廷,获得过世袭的贵族头衔,自称为封·潘内萨,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成为了狂欢节筹备委员会主席,他把筹备狂欢节活动以及各种礼仪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钱财,而用金钱打造的狂欢节实际上就成为彻底放纵自己的节日,“各个阶层的人,不论高低贵贱、老少贫富,都轻松愉快地参加这一盛大的节日娱乐活动,并常常打破常规,混在一起,彼此互换角色。”白天是看热闹,开玩笑,而当夜色降临之后,“他们的血便沸腾起来,狂欢活动也就增添了寻求刺激的成分。人们追求异性,放纵自己,希望逮住一个陌生女人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或者亲吻姑娘们漂亮的脸蛋。”

在面具的遮掩下,在黑夜的隐蔽下,堕落放纵的生活开始了,而正是这种所谓“追求高尚的精神享受”,却慢慢变成了小市民的庸俗消遣和闹剧,是“遵命取乐”,甚至以一种“近乎宗教礼仪的秩序”取代了信仰,所以在狂欢节前夜的周六,教堂里却异常冷清:“狂欢节的星期六似乎未能招来更多的忏悔者。即使在饰有玫瑰花环的圣母祭坛前,也只有几个老妇人在躬身等待晚祷。”这是一种讽喻,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而当命案发生之后,当宿命的真相被揭开之后,“揭下假面具的时刻不知不觉到来了。”揭下面具是为了看清那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期望一种爱,让马里埃和薇奥拉终于在一起,“他不再是那个被痛苦的思念所折磨、所苦恼,在巨大的忧虑和担心中煎熬的青年,那个在大厅里四处彷徨寻觅的幽灵,而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一位恋爱者和占有者;一位勇敢的骑士。”被误解的克莱门斯终于和罗莎姑娘在一起,“抱着她,怀着热切的渴望,深深地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在爱的感召下他放弃跳进莱茵河自杀。甚至对于潘内萨来说,也在神父面前说到了一直想要的爱,“摆脱一种没有爱、不被人爱的生活。”但是这种所谓的摆脱并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在面具文化中隐藏自己“不诚实的、堕落的生活的可耻标记”,所以神父对他说:“谁不想摆脱束缚他的一切?一个不称职的神父想脱去他黑包的长袍,因为职务上的担子,上帝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但是,他必须继续穿着它。”

“必须穿着它”更像是一种责任,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当潘内萨放弃对卡塔琳娜,在面具的小孔中看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似乎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爱也披着虚假的面具,甚至是一种悲剧之源,博伊姆勒太太对斐迪南之爱,罗尔弗对薇奥拉之爱,都在爱的名义中走向了一种变形生活,就如薇奥拉所说:“我过去不懂得爱,现在我懂了,它是一种可怕的、毫无怜悯的暴力。”不管是虚假之爱,还是面具文化,对于放纵的狂欢节只有唯一的一种救赎之路,那就是忏悔,在忏悔中揭下面具,在忏悔中承担责任,在忏悔中回到应该的自己:“我觉得良心是在我们身上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而仅仅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样—种结果就毫无价值。”

帕洛马尔

编号:C38·2011203·0605
作者:(意大利)卡尔维诺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2.80元
页数:167页

39个片断构成了一个孤独失落的现代人,“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善、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在呓语中,卡尔维诺写道:“既然帕洛马尔先生现在已不再要求世界给予他什么,他的心情应该感到轻松,而且应该发觉世界也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世界已不再需要关心他了。”

八月的周日·缓刑

编号:C38·2011203·0604
作者:(法)帕特立克·莫迪亚诺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243页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六十年代回归现实主义潮流中产生的一位成绩卓越的作家,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经常获得者。他追求朴实的文体,并十分着意于小说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在作者精心安排的叙事顺序中凸现无疑。看上去自然的不经意的叙述,事实上隐藏着作者极其精妙的安排与雕琢。在小说中,相互错乱的回忆象隽永的流水缓缓地重复地流过,我和幻想中的爱人重新拥吻在一起,“在这些八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再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八月的周日·缓刑》:现在,我们可以动身

让·D.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
——《缓刑》

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就是时间的标志,它在走动,它在变化,它是具体的,它一定标志出了我十岁时在巴黎郊区的村庄生活,也一定显示了我二十岁时回到街区写作第一本书的遭遇,当然,也证明了让·D.自己在多尔代恩街时期的那段7年坐牢经历,时间就在那里,在手表的表面画出一个循环的轨迹,从最初的秒开始,组合成为一圈的分,分组合成一圈的时,时组合成一天,一月和一年。

如果手表是确定的,那么时间一定也是确定的,十岁时,二十岁时,都以相同的方式在表面上呈现出来,但是当时间变成了历史,当历史变成了记忆,是不是手表会变的不确定?是不是像美国篷车一样会有一天不出现,或者会像让·D.一样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看见?当我和弟弟住在巴黎郊区那个村庄家中的时候,时间其实已经开始在某种回忆中走向了另一个出口。母亲在外地巡回演出,父亲总是奔波在布拉柴维尔,他们缺席在这个家中,或者说,这个家本来就是真正的家,它其实只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临时之处。

所以十岁构成了一个缺失的时间体系,除了父母不在身边之外,花园深处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前药剂师上吊自杀的那根平台上的绳子,以及“他们”溺死在河里的传说,都组成了关于一种缺失的死亡意象,“在花园的两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二棵梨树。”当死亡在另一个时间里发生,这充满生机的果树是不是对于死亡的遗忘?在那个村庄的家里,有约莫40岁的小埃莱娜约,有在马戏团的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以及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白雪,似乎也像那些果树一样,在我缺失的时间里围成一个圈,成为生活中新的注解。还有经常来的弗雷德、罗谢·樊尚,以及让·D.,都充实了巴黎郊区的缺失岁月,甚至阿尼还在贞德学校的老师面前自称是我的母亲,以及在旅行的间隙来看我的父亲,他们所组成的是一种新的时间,那里也有秒分时,也有年月日。

可是,贞德学校把我开除了;可是,阿妮总是离开,弗雷德的侄子说:“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可是,真的学校对面的别墅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可是的可是,让·D.的敞篷汽车也没有开来,这个曾经做过七年牢的男人,似乎谁也没记得他为什么坐牢,而和别墅有关的“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科萨德侯爵完全是一种想象,他们是神秘的,神秘意味着在时间里成为一个悬念,所以即使有秒分时,即使有年月日,也只不过停留在表面的标志,“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20岁。”

二十岁,和十岁时相比,只不过记忆的延长,只不过是缺席的继续,阿妮还在卡罗尔哭泣,不是一整夜,是整个一生;报纸上关于空中杂技演员埃莱娜·托克遭遇的严重受伤事故也是小埃莱娜生活的重现,“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而白雪的不辞而别意味着我们要住到对面房子里,之后一切就变成了空白:“餐厅里和厨房里都没有人。客厅里也没有人。在二楼,阿妮的房间是空的。小埃莱娜的房间也是空的。在院子深处,玛蒂尔德的房间同样是空的。”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时间,空的记忆,当我正在格雷齐沃广场的顶楼房间写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时间被写进了书里,成为文本的一部分?

当戴帽子的宪兵走进来,对我们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的时候,时间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问,“在哪里”看上去是关于空间,关于方位的,但其实是关于时间的,那个在2月的晚上发生在马里尼翁街的事情是不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事”?父亲被捕了,警察颁布的新命令是:“禁止犹太人在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没有证件也是犹太人,也是被禁止的对象,即使父亲利用月色昏暗和囚车前警察的疏忽逃跑了,但是当这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定发生在无法逃避的时间里,所以当宪兵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他们死了。”死了就是让时间停止,让时间消失,让时间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

死了,在时间之外,而死了又回到了那个缺失的意象里,又回到了坟墓、绳子和溺死的河,变成了卡罗尔的哭泣,空中受伤,军队征用的别墅,又回到了空的房间,空的住处,空的记忆,就像时间在表面上走动,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它只是一个循环,甚至是在从十岁到二十岁的延长中成为一个“缓刑”——当战争,当命令,当军队成为时间里具体的参照物,一切都无可逃避。而《缓刑》之前的《八月的周日》呢?这也是一个时间,七年前的尼斯,40年代的房屋,那个夏天的海滩,也在表面显示出秒分时,显示出年月日。

“正是从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刻起,我们感到了某种模糊的犯罪感和我们应当回避一些事情——但不很清楚是什么事情——的信念。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尼斯是应该成为终点,时间的终点,感情的终点,逃避的终点,以及那颗南十字星的终点,但是终点是死亡还是缓刑?“他的目光终于和我的目光相遇了。”七年后当在尼斯的甘必大林荫大道遇见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的时候,时间仿佛又回来了,那里有西尔维娅。但是目光和目光是不同的,就像时间和时间是不同的,死亡和死亡也是不同的。西尔维娅是说?如果回到七年前,她是不是坐着晚上10点的大车来到尼斯的女人?是不是带着那颗价值150万法郎的南十字星钻石的女人?是不是称为“维尔库尔夫人”的女人,那么和我共同打算来到尼斯然后去往国外的西尔维娅到底是谁?

西尔维娅到底是谁,其实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维尔库尔是谁?我是不是就是被叫做“亨利”的摄影师?这里可以用时间画出三个不同的叙述场景,一个是重新相遇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这是七年之后的重逢,里面没有西尔维娅,或者没有直接出现的西尔维娅,她在维尔库尔的叙说中:“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有这种可能,我没有和西尔维娅(维尔库尔夫人)结婚……我的母亲不同意这桩婚事……”当然,她在我的否定中,“我不想和您谈论西尔维娅。”当维尔库尔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谈及西尔维娅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必然是一种分叉的叙述,维尔库尔说的西尔维娅是谁?我想到的西尔维娅又是谁?或者并不是西尔维娅,连我自己也不是同一个人,“我不叫亨利。”所以维尔库尔抱歉地对我说:“原谅我……我把您与另外一个人混淆了……”所以后来他寄给我的信中说:“请放心。您将不再听人谈到我。也不再听人谈到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不是同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最后维尔库尔也消失了,这个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的男人,后来我再也没有找到他。这个七年后的时间里,西尔维娅、我和维尔库尔都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很可能时间是虚构的,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是虚构的,曾经说起过的瓦尔-德-马恩省、马恩河畔也是虚构的,当这一切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七年就变成了在表面上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的那块手表。

而且,在这个虚构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南十字星钻石。仅仅显示在某个出错的时间里?但是为什么维尔库尔会写下纸条,那字迹不是证明了时间?“最惊人的是,他把这句话写给我,而这正是他还活着的一个具体证明。”一条线索,其实出现在七年前西尔维娅到达的那个时间里,“在另一个晚上我曾经从这座平台看到维尔库尔斜背着皮包从附近走过。他最后消失在从我们面前逆光走过的人影中,西尔维娅和我觉得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如此衰老……”一个冬日的星期日傍晚,不是八月的周日,也不是西尔维娅到达第二天的周日,但是周日和周日,维尔库尔和维尔库尔,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第二种时间开始了,它以“过去在下午”作为叙述的开端,“过去”和“下午”将我带向了回忆,本来只身在那些照看孩子的父母中间,我们是安全的,但是当维尔库尔成为身后的跟踪者,过去的下午就变得让人不安,来到尼斯,应该是放弃了以前的一切,然后从零开始。这是保证时间安全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维尔库尔就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着我们。其实,真正如幽灵一般的是西尔维娅那颗南十字星钻石,在刚到尼斯的时候,在一家法兰西书店里,我看到了一本名叫《宝石传记词典》,在“南十字星”的词条里记载了和这颗钻石有关的故事,它曾被拍卖、被盗,而和它有关的人或者被绞死、被谋杀、被枪决,以及失踪。

刚到尼斯,被写进文本里,这是不是一种预言?而预言本身就是对于之后时间的一种证明,它从历史出发,就像从七年前出发,必然抵达现在的时间,就是归零的周日。所以那个在后面的维尔库尔、关于南十字星的预言,以及尼斯本身,都成为了一种预兆,“我们重新嗅到了房间里潮湿和发霉的气味。当我结束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回来时,我们经常感到这种潮湿和霉味注入我们心中的孤独感。
”还有滑进我们生活的美国人尼尔夫妇。只是在一次用餐时认识,他们便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还开车邀请我们去那幢别墅,“可是说来也怪……我觉得我们已经见过面……”偶然滑进生活,却是曾经见过面,这又是一个预言,而当这些预言在周日的时间里蔓延开来的时候,一切都成为无可逃避的缓刑。

当我后来再次去往尼尔夫妇的那幢房子的时候,那里的人告诉说,这是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一座房屋,30年代的时候,这座称为“蓝色城堡”的房子属于一个名叫维尔吉尔·尼尔的美国人,托卡隆化妆品和香料公司的所有者,当战争爆发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妻子虽然还留在法国,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蓝色城堡被查封,后面便成为美国使馆。和房子一样,曾经载着我和西尔维娅的那辆车子也不是尼尔的,他是孔代-若纳先生的车子。这些故事就是孔代-若纳告诉我的,而他对于这个错误,用了一个让人不安的词:“一个幽灵的故事……”

是不是又如预言一样?时间从现在回到了一年前,从一年前回到了三十年代,回到了战争时期,但是谁也没有在场,包括南十字星的传说,包括蓝色城堡的过去,甚至包括七年前我们身后的维尔库尔,他就是那个弗雷德里·维尔库尔?就是没有和西尔维娅结婚的维尔库尔?就是写给我纸条的维尔库尔,就是法兰西皮革公司职员的维尔库尔?多重身份,他已经变成了多维度时间里的人物,所以在那个八月的周日,那个尼斯,在一种确定的时间空间里,关于维尔库尔,关于蓝色城堡,关于南十字星,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

南十字星在西尔维娅的身上,南十字星价值150万法郎,南十字星被尼尔看见开始介绍客户,一种虚构慢慢解构了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尼斯不见了,七年后的时间不见了,甚至西尔维娅也不见了,它被科科-比施高级餐厅、被晚上要去往的戛纳代替,而当我下车购买了一包烟而返回的时候,那辆尼尔开着的车不见了,西尔维娅不见了,南十字星也不见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只有预言,只有虚构,没有车牌,电话无人接听,而那个尼尔根本不是尼尔,他叫“保尔·阿莱桑德里”,只是一个“坏朋友”:“尼斯是座危险的城市,人们在尼斯有时会遇见一些坏人……”

从七年前到七年后,从确定的尼斯到虚构的尼斯,从熠熠发光的南十字星钻石到被预言的南十字星钻石,只留下我——我是谁?亨利?西尔维娅的情人?或者一个摄影师?当时间再次回到那个八月的周日的时候,一本名叫《河滩》的画册成为寻找线索的证明,我在结识西尔维娅几天前拍摄的照片,是在马恩河畔的餐馆平台上,背景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维尔库尔,另一个是以尼尔的名字和我们打交道而实际上叫保尔·阿莱桑德里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坐在平台上,为什么会进入我拍摄的照片里?也是预言?“看见他坐在马恩畔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仿佛从一开始起,虫子就已经呆在水果里。”

虫子早在水果里了,就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结局,预言是用来印证的,所以当西尔维娅在海滩上出现,当我认识西尔维娅的婆婆和丈夫,当我拍下照片,当我们开始携带南十字星准备离开,其实一切都无法改变,它更像是一个必然发生的故事——关于战争,关于死亡,关于逃避,关于那些被毁灭、背叛的生活。西尔维娅的婆婆维尔库尔夫人说起的电影艺术家艾莫,“据说在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一道街垒上被一颗流弹打死了。”还有那个本来可以行使的河湾,还有丈夫,还有马恩河,曾经它们都是阳光里的一部分,但是闲杂一切都改变了,“它们带来厄运……我的丈夫死于马恩河边的一次无法理解的车祸……我的儿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结果成了个阿飞……而我呢,我将一个人在这死气沉沉的景色中衰老下去……”而那个电影艺术家也根本不是被流弹打死的,“有人说他是被流弹击中的……这不对……这是一种灭口……是由一些在战争期间经常去尚皮尼和拉瓦雷纳的人干的……他认识他们……。”

时间其实回到了那个确定的战争年代,回到了和生命有关的存在状态,回到了一种带有忧伤甚至悲痛的回忆里,时间是一个幽灵故事,虫子早就在时间内部了,所以当最后西尔维娅拿了南十字星离开丈夫离开家和我一起开始了逃亡,是不是也像那些战争、死亡一样,成为对于时间、对于生命的背叛,是不是要承受一种缓刑的痛苦?“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他争吵……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西尔维娅和南十字星钻石,将我们带向罪恶的体验中,而这种罪恶反倒在那个虚构的蓝色城堡、虚构的尼尔、虚构的维尔库尔中,变成一种结束。“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

动身,即使从七年前的时间离开,就是从尼斯的梦想中离开,就是从战争的阴影中离开,“我们的惶恐不是来自和这枚冰冷的闪着蓝光的宝石的接触,而是来自生活本身。”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南十字星的预言和背叛,但是当它消失在虚构本身里的时候,逃避的时间让我们脱身,让我们离开,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这种生活里再没有被区别的时间,被区别的西尔维娅,被区别的维尔库尔,被区别的历史和现在:“在这些8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战时之恋

编号:C38·2011203·0603
作者:(法)弗朗索瓦斯·萨冈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3.10元
页数:203页

一个女人陷在两个男人之间,没有最后的目标,只有无穷尽的犹豫。在萨冈的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感情往往是社会造成的,这部小说出版于1985年,小说表现的主题却是在40年前的二战期间,灵与肉交织的矛盾在萨冈看来也只有通过社会来解决,而最后主人公奔赴抗战前线就是萨冈的心灵归宿。


《战时之恋》: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

她的一生都是假像所造成。是出于好奇而不是爱情她有了第一个情人;是出于不慎和无知而不是母爱她怀上了吉哈德的孩子;是为了委曲求全而不是为了分享他的生活她嫁给了吉哈德;是由于一次偶然事故而不是由于计划或反感她流了产;是为了不使吉哈德难过而不是由于她喜欢奥地利她才来维也纳安家;是由于好意和礼貌而不是出于情欲她有了情夫;是出于生活的激情、对生活失望的激情她忍受了精神上的沮丧;是由于胆怯和善良而不是对生活的热爱她才没有自杀;是由于害怕孤独而不是爱他,她才让吉罗姆爱她;是因为害怕去美国这一陌生国度她才留下采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不是因为要勇敢地反抗纳粹的残暴;是由于疲劳而不是由于倾慕与温柔她委身于吉罗姆;直到现在,只有一件事是出自她自愿:与夏尔同床共眠,是出于肉体的欲望,是因为她喜欢夏尔,因为夏尔那富于传染力的欲望。
——《第十二章》

这是她人生的分界点: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婚姻,曾经的生育,以及曾经参加的抵抗运动,都变成了对自己的误解,甚至都成为了虚伪的存在,而当她醒悟过来,一生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她可以为了爱情而拥有爱情,她可以对生活充满热爱,她可以勇敢地反对纳粹,她也可以用赤裸的身体唤醒欲望。当撇除了活在曾经里的自己,一生的假象都消失了,而消失之后她的面前就站着一个英俊的、善良的、纯真的、亲切的男人夏尔。

一生的转折,是因为一个男人出现而改变,对于艾丽丝来说,这是不是一种酝酿已久的感情得到了唤醒?是不是真的可以彻底抛弃所谓的原则站在本性的高度上?是不是可以真实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样一次抛弃假象的觉醒,就像是在抛弃曾经的爱人吉罗姆,从吉罗姆到夏尔,作为人生不同标志的两个男人,艾丽丝最后关于人生的转变其实是对于男人的选择,就像这一次她用菲薄的、微不足道的肉体作为礼物报答了吉罗姆,却最终走向了属于夏尔的方向,选择就是一场战争,“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习俗与她的本性之间阴险而激烈的斗争。”而当做出这个选择,当真实面对夏尔的爱,艾丽丝是不是这一场持久战的胜利?

这是内心有关爱的战争,而在外部,世界也笼罩在战争中,战争总是以某种残酷的方式上演,战争总是要失去一些最珍贵的东西,“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对于艾丽丝来说,真正突然的战争不是和1942年有关的那场抵抗运动,而是内心持久战中失去和得到的选择。那是夏天,是爱情萌发的季节,当艾丽丝和吉罗姆以抵抗运动者的身份来到外省时,他们甚至暂时远离了战争,因为这是非占领区,德国铁骑还没有踏上这片土地,德国炮火还没有烧到这里,当然那一切的抵抗也暂时远离了生活——夏尔的出现,本身就带着非战争的诸多元素,他是一个和战争无关的符号。

和吉罗姆来到这里,找到了吉罗姆的朋友夏尔,1942年夏天属于艾丽丝的战争就这样突然爆发了——突然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之所以直接进入了心里,是因为艾丽丝第一次发现自己就是在虚假中活着。一边是吉罗姆,和他有关的记忆是下等旅馆的门,是昏暗的街,是车站站台,是临时住房,是刚解开的行李,是凄凉、肮脏、陌生和悲惨的形象,这一切“最终归结成抵抗运动的场景”,而吉罗姆带着她来到这里也无非是一个目的:说服夏尔,让这个多菲内地区的制鞋商牺牲自己的利益参加抵抗运动,“要他作好准备,他的工厂可能被烧毁,他的工人可能被枪决,他自己可能遭受严刑拷打,他的房子可能被烧为灰烬。如果他想保持我们对他的尊重,他就要敢于拿这一切去冒险。”在吉罗姆看来,这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担当,即使吉罗姆反对夏尔成为一个被一件并不高雅的事激怒的绅士,需要的是“一个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去冒生命危险的男人”,而当他把艾丽丝带来并将其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所谓生活,所谓的朋友,甚至所谓之后的爱情,都变成了一种政治。

而夏尔作为制鞋商,对国家的命运采取完全不闻不问的态度,他诧异于吉罗姆说纳粹的残暴,甚至反问“听说那些日耳曼人还是很有礼貌的,是吗?”而他和吉罗姆激烈地为贝当元帅的功勋、为占领者的良好教养辩护,只是为了更主动接近艾丽丝。所以夏尔在看到艾丽丝的第一眼就有了一种爱的冲动,他甚至想要向吉罗姆表露真情:“艾丽丝是我的,是属于我的,我需要她,我要她,我爱她。我想引诱她,更糟的是我想留住她。你把她带到这里来是疯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全力以赴。”夏尔的爱如此被激发,对于艾丽丝来说,这一种强烈的感觉也击中了她:她从夏尔栗色眼睛、丰满的唇和厚厚的鼻子中看到了更多的生命活力;当她和夏尔棕色的、男性味十足的、孩童般纯真的眼睛相遇,她感觉到的是“不掺和丝毫的含糊和傲慢”——甚至直接就问起了他以前的妻子。

这是1942年夏天突然爆发的战争,艾丽丝面对着两个男人的目光,面对两个男人的选择,从而为自己打开了一条解读人生的出口,“整整一年,她不停地逃;与吉罗姆东躲西藏;整整一年,她一直在担惊受怕,又很鄙视自已的恐惧。现在这一刻,她站在这间外省的房子格格作响的地板上,看着被两只狗在夜里踩得嘎吱嘎吱响的沙砾小路,她忘记了在黎明时分踩在这沙砾上的可能是另一双脚,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外省、非占领区、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一切构成了艾丽丝抵抗生活之外的风景,她的好感是自由地流露,而在吉罗姆那里,让夏尔保持对他的好感本身就是政治的目的,但这政治在两个人的真切的目光中转变为欲望之下的爱情。

而其实,夏尔对战争的拒绝有着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想杀人……也不愿被人杀,我不愿意再看到这些。”这是夏尔的态度,那个曾经一生奔忙的人,那个曾经照顾母亲养活兄弟姐妹的人,那个希望啃完法律书籍能出人头地的人,却在持续了三天的战争中死去,留下最后一句话是:“我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很遗憾,桑伯拉先生。”战争夺走了这样一个爱生活的人,夏尔总会想起他的死亡,所以他拒绝杀人也是为了远离战争的残酷,远离死亡本身。而当他得知艾丽丝的丈夫是犹太人,被关进过集中营,虽然艾丽丝并不爱他,但是参加抵抗组织的她也面临着被追捕的可能,而追捕被关进集中营就意味着走向同一条路,所以夏尔也拒绝了吉罗姆和艾丽丝的计划,“您冒的危险要少多了,我不想让他们把您关进集中营,而且我绝不会让他们这么干。”

拒绝是为了让她留下,而对于艾丽丝来说,和两个男人的距离渐渐拉开,一边是把一切都政治化的吉罗姆,一边则是坦诚的夏尔,她无疑向着夏尔靠近,但是内心来说,她坚持认为不是夏尔改变了自己,而是自己被某种内在的东西唤醒了。当三个抵抗组织成员落入德军的魔掌,吉罗姆建议去巴黎营救,他作为营救的主力和其他组织成员汇合,而夏尔则和艾丽丝在巴黎打探消息——巴黎之行对于两个人来说,是最后靠近的机会,在这里他们虽然是作为抵抗组织相关人员而出现,在这里他们也遭遇了德国兵的盘问,甚至最后在冲突中被关了进去,但是他们还是被保释出来了,而两个人相通的房间成为他们走向彼此心灵的通道,他们终于开始爱着,“伴随着肉体的满足而来的平静心境使他们感到这是最亲近的时刻,在这难得的时刻,心灵长时间地分享着肉体的感觉和平和,情人们此时可以没有慌乱、没有崇拜,没有痛苦地互相抚摸所爱的肉体,心中有种奇怪的同情感。”

没有慌乱,没有痛苦,当然也没有虚伪,在肉体和肉体的相融中,在爱情与爱情的交汇中,艾丽丝把假象的过去都抛弃了,她找回了自己,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爱,找回了生命中的真实和自由——这一点只存在于夏尔身上,而吉罗姆在她看来,是有着双重人格的存在,“吉罗姆身上同时存在两个人,一个随时准备受诱惑、被人爱,要笑,要倾吐心声的人;另一个忧心重重;冷漠苦恼的人……”吉罗姆的双重人格,其中的一面其实就是夏尔,善良、纯真、亲切和真实,也正是在这一面上唤醒了爱情,所以吉罗姆反而成为了反面,成为了情敌——只有在夏尔的世界里,她才感到什么是幸福,才感到什么是自己付出和得到的幸福,“一切都很美好,幸福永远是清白无罪的,这一点她始终是清楚的;正是她失去幸福的时刻使她陷入深深的绝望。这个地球上只有不可原谅的不幸。”

爱情是爱情本身,幸福是幸福本身,当艾丽丝终于要留下来,吉罗姆走向了“外面的世界遍地死尸”。死亡的对立面是活着,幸福地活着:夏尔和艾丽丝住在那块未被侵略的地方,那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地方。而当吉罗姆被捕的消息传来,艾丽丝还是选择启程离开此地,她给在里昂的夏尔留下了一封信,她希望自己能在15天后回来——当时两个月后夏尔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一点消息。实际上,当艾丽丝选择了夏尔看上去选择了真正的爱,但是当吉罗姆被捕之后她又为什么启程进入政治化的生活?“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持久战”,艾丽丝就是在这样一种战争状态下面对夏尔和吉罗姆,但是当她去除了虚假的生活而走向真实,却并非是一种决然,她对吉罗姆的定位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对夏尔的定义是一种自由的人:

艾丽丝体验到一种归己所有、归己占有的感觉,过去她从未有过,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而且为了尊重他人的自由和独立,她总是鄙视、拒绝这种感觉:这种占有的感觉在艾丽丝身上复苏,也许正是因为夏尔这个男人是那么自由,是那么毫无做作的自由,是那么独立,又是那么孤独,尽管他很善交际;他是那么不受生活的奴役,他在生活的享乐中又是那么孤立;这个男人是那么充实,那么敏锐,那么完美,那么稳定,与她以前的情人截然不同,他与她认识的和爱过的人是那么不同,与脆弱的吉哈德、与脆弱的吉罗姆相差甚远,与所有那些具有双重人格、只会自我折磨、需要艾丽丝而且为了艾丽丝敢于舍弃一切的男人不同。

在这样一种对比中,艾丽丝做出了选择,而这种选择自然人为将吉罗姆和夏尔放在对立位置上,就像战争中有敌人和战友,而这种选择也是对于艾丽丝内心的呼应,或者说,吉罗姆和夏尔代表的正是艾丽丝的两重人格,所以在离开吉罗姆投身于夏尔的怀抱之后,她自己也陷入到内心构筑的二元对立中,所以当她留下一封信而启程,是暂时选择了吉罗姆的生活,但是最后艾丽丝在没有回到夏尔身边,在这样一种无一逃脱战局的形势下,故事走向了一种几乎完美的结局:“不再固执己见的夏尔·桑伯拉毅然参加了抵抗运动。”这是一种自发的、自由地选择,是主动参与到政治中去的行为,而这一行为本身和吉罗姆当初的选择又有什么区别?

一切又回到了夏尔出现之前的生活,一切又走向了内心的那场持久战,一切都还没有走出1942年夏天的那个预设,“1942年,季节的更换就像这个年头的到来一样也是那么突然。”

创造季刊

编号:H76·2011029·0600
作者:
出版:上海书店
版本:1983年9月第一版
定价:66.00元
页数:

中国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的毓机关刊物,1922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创造社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主办,泰东书局出版发行,以刊发文学创作和译著为主,亦发表文艺评论。1924年2月出版第三卷2期后停刊,共出6期。本书根据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合订本。

创造日汇刊

编号:H76·2011029·0599
作者:
出版:上海书店
版本:1983年6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508页

《创造日》是创造社前期为上海《中华新报》编得文艺副刊,1923年创刊,同年11月2日停刊,共出101期,本书是它的汇刊本,据光华书局1927年版印行。


《创造日汇刊》: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行

这是立秋的晚上。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
——郁达夫《立秋之夜》

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着着长衫,一个从访同乡处归来,一个则要送别赴美国的朋友,不同的打扮,不同的朋友,似乎是两个方向的行走者,似乎在面对不同朋友的境遇,但是他们殊途同归:一样是在立秋的晚上,一样是迎着风沙,一样站在三岔路口,偶遇的他们更具有相同的身份:失业者。

当郁达夫在《立秋之夜》这篇小说中描述了两个殊途同归的失业者,不管是三叉路口,还是狂猛的风,都构筑了现实的困境,他们其中一个没有坐电车回家,一个不从叉路回去,也都展现了他们的迷惘。这是无法走出的现实,这是无从抉择的生活,“二人默默前去”似乎把他们重又拉回到同一的世界里,而所谓的“同乡”和“赴美国的同志”也便成为一种隐喻:在被现实困住的立秋之夜,回到故乡或者远赴他国都不是最终的出路,“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者在那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向内回到故乡和向外走出国门的选择。

郁达夫描写立秋之夜是中国当时的普遍的现实图景,群体如邓均吾在《面包》一诗中所描写的劳工:“黄尘雨汗的劳工们,/你们最大的希望不过面包,/假如面包也有灵魂,/他会为你们同情而悲悼!”劳工和面包之间呈现的希望和失望在个体意义上更是涂抹上了悲情色彩:“现在我又听到这种尖锐的汽笛声,我正等侯我的运命来实现我的失望。我卧在这个如坟墓的床上,我的思潮杂在窗外的雨声里飘着,我满帐中都酝酿着幻想了。”沈松泉在《汽笛声》分明听见了将希望拉回来的“汽笛声”,它是运命,它是幻想,它最后是一张“如墓的床”;而如郁达夫小说中的“同乡”,全平的《故乡之游》里则让回去的故乡变成了死亡的渊薮:“这故乡,正是我理想中故乡:路上铺着正义,路上砌着真理,流着汗,流着血的小孩子,正立在路上猛力攻打那兀立的残败的古旧城墙。”当旧有的记忆和旧墙一起最后轰的一声坍塌,他发出的疑问是:“理想中的故乡,终不过是一个甜美的梦么?”

倪贻德《寒士》中的“我”,也是沉浸在这样一个梦中,只不过和梦见理想中的故乡不同,“我”梦见的是让文艺找到理想的都市生活。和朋友辩论中“我”总是认为都市才是文艺应该存在的地方,他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文艺要表现近代生活,而近代生态或显著表现在大都会里,所以艺术家就应该到大都会里去观察去描写;第二,中国古代文艺偏向于山林田野,这是一种偏离,必须进行补救;第三,都市生辉情调丰富,是简陋乡村无法达到的,所以,“南京路是常欢喜去跑的了,市内电车上是常有我的踪迹的了,夜深更静的时候,是常要踏进小酒店小面馆里去吃喝的了……”这是一种理论式的构想,而当“我”用实际行动开始进入都市的时候,起先是看不起乘坐开往南京火车上的旅客的,因为他们带着土特产,穿着贫民的衣服,而当自己真正来到南京这个理想中的大都市,才发现一切都只是梦想,现实击碎了这个文艺梦:“什么是王气金陵?什么是龙蟠虎踞?都不过是些骗人的话!在我的眼光里看来,不过只有些清冷的长街,低陋的平房,和灰色的空气的集合体罢了。”

这是一种失落,因为失落才要反过来审视理想,倪颐德的另一部短篇《江边》更是思考着青年的出路问题,亚白咒骂的是社会,“这都是受了经济的压迫,可恨的金钱哟!万恶的金钱哟!我们这许多有为的青年,都被他压制得不得动了!”而充满了失望的N更是嘲讽着自己,“我在学生时代,常冷眼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怜虫,哎!如今我自己也变了一个可怜虫了!”他终于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去镇江CW公学求职,坐上轮渡,带着希望而去,但是在公学里却遭遇了不公,希望破灭了,N像是被人又推向了万丈深坑,于是冰冷麻痹的他对自己说:“此地那里是我的安身处,还是回到家乡去渡孤独的生活罢。啊!我还是归去……”从失望到希望,从奔波到麻痹,N代表着一代人的困顿,当他带着醉意来到大江边,向着世界发出了呐喊:“啊啊!我若能从此地,乘风而西,过九江,泊乎洞庭,去访访屈贾行唁之地,听听潇湘夜雨之声………啊!我的屈原!我的贾生!我崇拜你们的孤高!我崇拜你们的节操!我…我……”

郁郁不得志,是现代版屈原的再现,是另一篇《离骚》的问世,敬隐渔在《破晓》中呼唤着:“我的爱,你快把门儿打开!”楼建南在《龙山顶上放歌》中代表着一代人不愿昏睡的呐喊:“我纵在这么的嘶声高歌,/黑越越的人寰还在贪着睡眠!”要告别脏脏的世界,要离开梦境,就要站在最高处,迎接照满人间的鲜红朝阳,“醒来吧!快醒来吧!”但是如何醒来?面对现实的困境,倪贻德是在怒骂,在自省,敬隐渔在呼唤,在期盼,楼建南在攀爬,在呐喊,但是也有另一种态度,张友鸾《随感录·服从》则表达了另一种“服从”的心态,在他看来,服从不是耻辱,反抗引起的争斗才是耻辱,“有能吃人的人,我们便让他吃,总比兽吃我们好些罢?兽想吃我们如果是热忱哩,我们也可让他吃,总比让‘面上不吃我,肚子里想吃我’的动物吃去好些罢?”由此他认为,服从的你我构成了永远和平的世界,而不服从的你我则制造了斗争的世界——服从选择的不是动物,不是野兽,而是人,期望用服从的原则得到和平,其实是一种卑劣的人生观,是一种奴役心态——诵邺《猎狗庸奴》给出了这种人生观的下场,当老狗最终失势,他得到的是讥讽和冷笑,是良心的呵责:“都是我底罪恶呵!一切都是我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呵!我现在觉悟了!我现在忏悔了!赦了我罢,如果你们肯宽恕我;裂了我底肢体罢,食了我底肉罢,如果你们要寻我报仇,都可以!一切我都很愿意!因为我已经觉悟了!因为我已经忏悔了!”最后等待的是被审判。

不管是面对现实而理想破灭,还是咒骂社会的不公,不管是山顶上放歌而排遣苦闷,还是以服从的媚态来换取和平,其实都是那个时代面对迷惘现实的一种态度,都是遭遇困境时想要寻找出路,而这种出路观似乎又回到了郁达夫的两个方向论:穿长衫还是穿洋服?回故乡还是去美国?东方和西方是一条岔路口,有人选择向外,王珏在《日落江上行》中问道:“西方有乐土,/友们哟!是否由这儿寻去?”敬隐渔在《罗曼罗朗》中发现了西方另一个文学世界,“如今看若望克利司多夫小孩子时代的生活倒比我自已经过的事情看得明白多了,更觉得有意思,方才知道了一点人与生命底观念。”而郁达夫则盛赞已经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在翻译上取得的成就,由此看到了中日之间文化的差异,“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西方世界已经打开了国门,但是对于西方文明还存在着矛盾心态,或者是在观望,或者是盲目接受,全平的《他的忏悔》则以“忏悔”为关键词写出了一代人的迷失。青年受到了现代思想的教育,对于父母安排好的传统婚姻存有质疑,在没有采取抗争的行动中,他希望能感化他们,“这已是定局的了。我不能违拗尊长;取社会的责怪。并且不美观可以修饰补救的,放足,读书,便渐渐的会使旧式变成新式了。”新式在他看来就是让旧式女子放足、读书,“否则不娶。”但是回家之后,这种理想主义似乎覆灭了,他还是结婚了,看着妻子的小脚,他心生诅咒:“旧式而顽固的讨嫌女人!”他以西方的平等观对照妻子,“这原不能怪她,因为旧式的女子,被家庭礼教所束缚,仅能晓得服侍她丈夫是应当的,而不晓得有所谓爱情,比服侍还要紧,她仅晓得待我好;我生病的时候,她也很关切的照料我,当心我,甚至坐在床边啜泣,但总没有爱情的举动现出来:我烦闷发怒的时候,她也会用很和慰的言语来劝解我,但总不会用甜蜜的爱情来安慰我。我所以很失望!我或者能原谅她,然绝不会爱她,虽然她是我的妻!”终于在六年之后他和妻子离婚了。“离婚”作为一个新式词语和生活方式,让他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他爱上了一个新妇女领袖,而且也成为了他的良伴,在四个月的甜蜜生活之后,他忽然发现,“他像一枚荔枝,清香的果肉,被满长棘刺的壳在外面包着。又像一粒桃核,外面的甜肉吃完了,中心藏着一粒很苦的仁。”于是他又和夫人离婚了,这次离婚是新式妻子表达了不满:“他的名誉和地位,不足以增高我社交上的声望,并且他不贡献真诚的爱情,使我的身心愉快。并且……”

他成为了独居的人,他在忏悔中感觉到了自己的谬误,“懊恨怨悔的回忆,把他的良心,从偏执的胸中现出来了。无形的责罪,使他在昏暗而阴沉的空气中,起了全身的战栗。”起先是小脚的旧式女人,后来是新妇女的领袖,但一样是离婚的命运,就像郁达夫的《立秋之夜》,不同的穿着,不同的方向,“殊途同归”的两个人都有着失业者这一相同的身份,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式和旧式,都是在同一个叉口找不到归途的人,而小说中的青年从迷惘而追求,从追求而忏悔,更是对于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一代人的讽刺,“思想是谬误的,正和美丽的她待他的差误一样。”但是这谬误和讽刺中,是需要回到旧式生活中去吗?抱着“服从”态度的张友鸾在《随感录》中再一次提出了“骸骨的迷恋”这一种被鲁迅批评的守旧思想,在他看来,西方夹面包的工具“偏是筷子一双”,“但我却不相信,西洋终会化我,而我终会永远改化而同于西洋!”所以否定要吃面包肯定只吃饭的张友鸾发出了自己的宣言:“今朝开始,我读古书!”

这是一种绝对的态度,“骸骨的迷恋”是回到故纸堆,是坚持保守派,针对这样一种对西方全盘否定的观点,洪为法在《我谈“国风”》中提出了批评,“……我们如今读国风,我以为与其费时费日去读那汗牛充栋的诠释国风的著作,不如先以自家的心灵吟味他……因为这时读者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已经感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韩,我怕只有损失杜韩的真价值,国风(诗经全部其实都是的)之难研究,正因注家太多,我们研究时没有先跳出万千注家以外。……”《读卷耳集》更是表达了对“整理国故”的批判,“研究诗经!研究诗经!这种呼声,我得听得也好多时了。其成绩表现的在那里呢?唉!还不是旧解之迷恋—一骸骨之迷恋!谈到能摆脱一切,另觅‘诗’的真生命,在历来诗经研究上辟一个新纪元,那不得不推沫若的卷耳集。”他把郭沫若的《卷耳集》看成是“整理国故”正确主张的范本:

国风之价值之可贵,就在于它是一班活活泼泼自自由由的男女性在欢愉或悲戚的时候吐出的心声,所成就的作品,是真挚的,是自然的,是不加雕琢,我们读到它,谁不懂憬于那时作者优美可恋的世界?所惜历来解诗者多斤斤于字句,翼翼于惩劝,把一部诗经几乎变成一部“说文解字”或是一部“太上感应篇”,沫若这个小小的跃试,便是还它本来面目一个抽刀斩乱丝的办法。

正如郭沫若在《卷耳集》自跋中所说:“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说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不迷恋于古文古字,不执著于注解,而在于对其中真生命的挖掘,才是“整理国故”该有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洪为法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去从来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在翟秀峰看来则体现在成仿吾的作品中,由此他认为,“他的爱慕之情比人强,他的憎恶之心比人大,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良心,他便是良心的战士,他是对于时代的虚伪与罪孽用猛烈的炮火者。他是真善的战士,彷彿是美的传道者。”

要革“牵强附会左碍右拌的卑劣的精神”,要做“真善的战士”和“美的传道者”,郭沫若和成仿吾成为领军者,而作为《创造社》主将的他们,自然也在实践着创造的意义,而这也是“创造日刊”一直以来体现的时代意义。革命就是为了创造,战士就是在创造,郭沫若在《怆恼的葡萄》中发出了呼喊:“矛盾万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人间世的难疗的怆恼,/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宗在《啊我要创造个新的》中开始了自我的革新:“啊我的身躯!/啊我的身躯!/你这不可改造的物体!/我今誓将你弃去。/我要创造个新的,/如此青春之树所象征。/啊,我要创造个新的!”郑伯奇在《A与B“对话”》中探讨了创造的意义:“我只想永久活动。我只听生命活泼泼地发挥。为忠于生命,我要破除一切羁绊,打破一切藩篱。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同时我要永生!”刹那刹那地生着便是循环不灭的永生。郁达夫在《苏州烟雨记》中从目睹行旅中那些“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的迷失而发出了创造的宣言:“你们若欲上空旷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气,一则可以醒醒你们醉生梦死的头脑,二则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谢的青枝绿叶,豫藏一个来春再见之机,那么请你们跟了我来,Und ice。Ch Sohnucre Den Sack and wandere,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吃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

生命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自由,这便是创造的宗旨——1923年7月21日,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的《创造日》创刊,这个为上海《中华新报》编的文艺副刊处处体现了创造精神,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新创造者,来继续我们的工作。”这创造的工作需要的是“纯粹的学理”,是“严正的言论”,是“唯真唯美”的精神,从政治经济到文学文艺,无不需要创造——“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属言的。”创造远离时局,远离政治,是因为创造只属于纯粹的批评和唯美的文学,“我们这一株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

但是正如站在三叉路口的中国一样,穿长衫和穿洋服,回归故乡和外出接受新学,都是殊途同归的,创造要远离时局远离政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乌托邦,所以和中国现实的矛盾一样,出刊101期、存在100天的“创造日”终于走向了它的“终刊”——11月2日正式停刊,郭沫若在停刊前两日的《创造日停刊布告》中认为,“创造日”是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但我们深恨没有力量可以使荒漠成为良田,我们也没有力量可以使他独立以至于永远;我们只好忍心,我们只好听他在荒漠中萎谢。”与郭沫若将停刊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力量局限不同,成仿吾在终刊当日发表的《终刊感言》中分析了终刊的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了”,而是“不辨黑白的群众对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每期作呕三日了”,一边是自身的不足,一边则是读者的原因——读者为什么会不辨黑白,又为什么会诬枉他们?成仿吾没有细细分析,但是从创造日的停刊来看,它似乎也没有走出哪条路才是正确的迷局,就像当时的民众,就像当时的文艺,就像当时的政治,但是“我要刹那刹那地生着”的永生观让“创造”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一种不竭的动力:

我们的“创造日”虽只道一百余日的生涯,但我们相信在我们小部分的关系者心中,在我们小部分的爱读者心中,他如像种子中含的胎芽一样,他是依然活存,而且必有一日迸出地层,奋发参天的时侯。朋友哟!我们请暂抑着悲哀,同声唱他的薤露。

宋高僧传(上、下)

编号:B52·2011029·0598
作者:[宋]赞宁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1987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
页数:868页

亦称《大宋高僧传》,简称《宋传》。北宋赞宁撰。30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作者奉敕与弟子显忠、智轮从事撰述,端拱元年(988)成书。至道二年(996)又修理增补,始成定本。作者广采各方面的资料,尤以碑文塔铭为最多。记述自唐(高宗时)、后梁、后唐、后汉、后周至宋六朝僧人,并补充南朝宋、后魏、陈及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全书分十科,名目体制与《续高僧传》同,每科之后有论。其中习禅的篇幅较多,禅宗各派重要人物除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外,皆有专传;禅宗内部斗争事迹,如“南顿北渐”之争等,亦不加隐讳。对律宗内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书中亦曾提及。《译经编》载有译经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等,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于坚的诗

编号:S29·2011029·0597
作者:于坚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404页

于坚一直生活在尚义街6号的庭院里,充满想象和渴望,在每一片飘飞的树叶中,于坚害怕孤独,害怕体制。在《〇档案》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实的标本夹在历史中,无法动弹,这是一个非诗人的宿命,这也是一个诗人的使命。不过在这辑诗里,我们读到的仍是一个有着批判激情的于坚,虽然他远离了曾经带给他精神富足的“乌鸦”。

爱物

编号:C28·2011029·0596
作者:马原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459页

这里的小说都有西藏式的叙事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原是属于西藏的,那种迷幻,那种梦境,使他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美,总是恰到好处地让你流血。《爱物》是马原文集的第三卷,内收短篇小说36篇。

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编号:B55·2011029·0595
作者:(德)汉斯·昆 伯尔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242页

宗教意识在文艺思想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圣经神学在西方文艺学中,基本上扮演着一个元语言的作用,文艺就是通过神学寻找意义。本书选辑了12位德国著名作家对意义的理解、对宗教的阐述,对复活、宽容、权威的认识。


《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但愿艺术是人性的

同莉莎一起在教堂里。我无法祈祷……我用套语继承了上帝,现在又用这些套话来忘却他。人们要把他变成一个有魔力的枢密顾问,人们之所以接受关于他的古怪的套话,是因为上帝已经过时。
——M.瓦尔泽《间歇》

在教堂里无法祈祷,用套语继承上帝又用套语来忘却上帝,接受宗教教育又认为上帝已经过时,当这些矛盾甚至悖论成为1960年小说《间歇》的主题,其实并不是作为瓦尔泽想要恢复一种虔诚的信仰,而是在小说的世界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成为在扭曲的感觉里生活的自己的一个巨大投影。小说主人公以背离的方式面对上帝,恰恰是在母亲极其虔诚中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让瓦尔泽成为一个“天主教的残疾人”。

也是母亲,虔诚到了极端,便是“一刻也不安宁”,那个占据她生活中一切的上帝似乎成了牢笼,而不光是她自己关在牢笼里,甚至把所有的一切都以上帝的名义囚禁起来,包括自己的女儿。于是瓦尔泽将这样一种宗教教育称为“纯粹农家式的宗教教育”,它不光是去除了生活应有的属性,人性之间的关系,也隔离了作为个人正常的信仰,以致在这样非市民式的教育中,投射到瓦尔泽身上的是“无法恢复过来”的创伤性宗教经验——“几乎可以说是恐怖之中”。

但是,当瓦尔泽写下《间歇》,用小说的方式喊出“上帝已经过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次自我突围?使得,瓦尔泽将这个关于上帝和言说的文本称作是“上帝方案”:“将来某个时候,我借助目录,很便于查找的笔记本,可以轻易抽出一本记有对‘上帝’一词的全部体会的小书来。”他用自己的经验写下上帝,这个上帝就已经不是坐在教堂里的可以祈祷的上帝,也不是用套语继承而又忘却的上帝,更不是母亲虔诚得几乎疯狂和恐怖的上帝,当然也不是已经过时的上帝,而是自己的上帝,是语言的上帝。

在瓦尔泽看来,从那一个上帝变成笔记本里的上帝,是一种言说的需要,因为上帝问题从来不是可以回避的,“当人讲‘我不信上帝’,他已谈到了上帝。一切否定已没用。”上帝之上帝,其实是语言之语言的区别,无法否定地说出上帝,重要意义不在于是否说到上帝,而在于如何说出,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语言问题”。在这个成为语言的上帝方案里,上帝其实已经活在了文学中,“文学是对生存的语言反应;宗教也是。”在瓦尔泽看来,文学是一种退化的宗教,不管是文学还是宗教,它们的意义是在对生活做出回答,这是一个选择问题,是一个言说的方式,甚至里面变成了和作者有关的创造,所以当文学里的上帝出现,那个全能的、无所不能的、不朽的上帝就已经不存在了,“并非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

人创造了上帝,瓦尔泽并非是一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但是当他用“上帝方案”代替纯粹农家式的宗教教育,当他用文学来言说上帝来代替套语中的上帝,他其实从“天主教的残疾人”这样一个个人身份走向了“他们”的行列,“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再成为这种集体作家。”个人归于集体,所以与他对话的标题便成为了“我的宗教也许是:并不孤单”,于是便有了十二位德语著名作家谈宗教与文学的“神学与文学”的命名。

汉斯·昆·伯尔辑录十二位著名作家的对话,用集体的方式谈论神学于文学,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作家?神学在文学领域要寻找什么?神学家可以对作家说些什么?”对话是为了倾听和询问,是为了“避免自以为知道得更多的姿态”,也就是说瓦尔泽一样,寻找不同的上帝方案,用集体的方式寻找对上帝的言说。在这样一个有些庞大的主题面前,可以分列出几个相关的话题,关于上帝,关于耶稣,关于宗教,关于文学,他们中有基督徒,有天主教徒,有无神论者,有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则是多元的,多种言说的,多种方案的。

而汉斯·昆·伯尔之所以要在集体层面多元考察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其目的似乎和瓦尔泽一样,希望让宗教成为一个语言问题,从而在言说层面上回答文学和艺术的意义归置。而这个目的似乎有些急迫的,在《艺术与意义问题》的文章中,汉斯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艺术似乎“除了尸体、半死不活的病人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当艺术正日渐失去其意义,就像曾经信仰上帝的人问的那个问题:上帝不会死吗?当问出“上帝不会死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彻底的否定和悲观,而是带着一种疑虑寻找答案,或者能够在超越现实的意义上获得终极的意义,而这正是汉斯在“无意味的艺术中”试图发现“不是无意义的历史”的目的:

艺术的终结已是老生常谈,然而令人惊异的艺术发展却将那些预测判罚为谎言。可是,我仍以为不能那么轻易地给现代艺术所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下总结论:有如此之多的挑衅,如今已不知何为挑衅性;有如此之多的反叛已找不到接收者;有如此之多的喧哗,听众却少得可怜;在学院中有如此之多的反学院派;有如此之多的由权势集团资助的艺术革命家;有如此之多的靠着自己宣称“艺术已死”、“丢弃艺术”和“无艺术的艺术”而竟能活得很好的艺术家……

这似乎是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异,现象是对上帝的怀疑,而本质上却还有着信仰,所以关于艺术意义的危机和信仰危机一样,可以在“上帝不会死吗?”的疑虑中找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而这种肯定论就是汉斯在历史视野中发现艺术的意义。艺术有何意义,这是这个问题最本质的部分,汉斯认为,艺术的意义不是一种涌出和利益,而是“在它自身中就得已表明的东西”,按照康德的话说,就是“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才是美”,也就是艺术品被创造出来,它的目的在于发生好和朗现艺术本身,所以它不是自足自封的,而是自律的,在和社会、生活的呼应中凸显艺术的意义。所以艺术的意义在自律中就成为一个信赖甚至信仰问题,它和宗教一样,在审视历史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植根,一种新的基本确信,一种新的可栖泊的基本信赖”。

所以,汉斯认为,艺术是意义的继承、预识和朗显,首先是和过去建立关系,然后在“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中走向未来,“这种意愿将过去某个时期的特定要素或某种伟大自由的文化纳入自己的创遍造之中,并由此创造出真正新的东西。”连接了历史和未来,而艺术意义重要的显现还在于现在,“那些知道我们去往何处的艺术家们将与当下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建立艺术途径,并不是直线的,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创造性的,甚至可能是颠覆的。但是不管何种方式,艺术的意义合目的性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让艺术成为“为人效力的艺术”,而这也是艺术意义和文学信仰走向自律的标志:“艺术应该是、愿意是人性的,真正人性的艺术,属人的艺术!”它为人服务,它反抗丧失人性的东西,使人性发光,“尚未存在的东西在每一幅艺术作品背后敞开了自己,有某种东西涌现出来,人们虽不知道尚未存在的东西在何处,但人们可从中感受到希望。”

艺术是人性的,是不是对于艺术之意义的言说?是不是和神学一样,回到了“上帝方案”里?而十二位著名作家在对神学和文学的阐述中,也几乎都在回答汉斯所提出的那个意义问题。在著名作家的对话中,很明显看出他们对于信仰危机的观点,K.马尔蒂说,当上帝是世界的掌管者和统辖者,我们似乎理所当然要他为我们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担负责任,也就是说,上帝会在交通事故中,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传统的信仰眼下也许会给家属更大的安慰,但我担心,他们很可能就会因此信奉一个完全是非基督教的上帝形象。”W.简斯也认为,“整个圣诞故事是促人思考的最大的乌托邦。”L.林泽尔的对话中明显表现出了人类探究上帝的原始信赖具有的危险性:“对上帝的询问首先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是:究竟存不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依持的东西?究竟有没有谁庇护、接纳我们?”

而对这个问题进行形而上思考的W.施努雷更是以否定的方式认为:“集中营里的煤气炉证明了上帝的无能。”他用了一个比喻,上帝是“蚁类头脑中的上帝”,这是一种逃遁,上帝不在了,因为上帝从来就是人想出来的,“当我寻上帝的踪迹时,我找到的是人的忧虑和恐惧。作为一个作家,我只对此感兴趣:那些恐惧到底通往何处?它们通向死亡。”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施努雷的质疑同样在基督身上,他认为历史上的基督甚至是“恐怖分子、颠覆者和创新者”,一个坚持简化、搞分裂的人,只是在“艺术性很高的犹太信仰大厦中为智力低的人建造了一个社会住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无非是“宇宙的颅缝”,在如“孩提时代的信仰残渣”里,地球就是上帝物质化的想法,他的作品《逆光摄影师》中就说到:“宇宙的颅缝可能比这个无神论作家的工作室还要透风一点。”

上帝是人想象出来的,人需要的是自律,再次回到汉斯的人性观,那么人如何在自律的层面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自己的宗教,面对对上帝的言说?其实,当这些作家用童年处境、父母纽带、畏惧、精神上的畸形等自我经验来审视信仰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宗教建立在自己的体会中,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看宗教,“触及宗教也就是触及自己,触及自己的历史和身份。”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接近上帝,就是在接近自我,言说信仰,就是一种自律。所以无神论的施努雷在否定“蚁类头脑中的上帝”之后,认为“宗教就是伦理学”。L.林泽尔也认为,这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神话”,而这个神话的终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抬头看见天空空空荡荡,当上帝不再“在上面”,上帝就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心里,“他是我心中的上帝”,一切的祷告就意味着:“呼唤和唤醒我心中的上帝”。

这似乎和耶稣成为基督一样,在肉身寂灭之后成为信仰,它一定是关于自我的救赎,只有当肉身死去才能走向复活,“我认为耶稣复活在他的门徒身上,复活在他的信徒身上。他通过那些门徒,通过优良的教会传统把作用发挥到人世间来。”跨越死亡,走向未来,这就是复活的意义,“对我来说,复活就意味着:我或者我们在对上帝的信赖中死去,这时大家都坚信,无论上帝会做什么,也无论他要把我们变成什么,他都是好心好意,因为我相信上帝是良善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就是一种面对自己,P.黑尔特林在对话中就表达了这个观点,当耶稣为我们做出了解救人、使之成人的榜样之后,我们就有能力“拯救自己”,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人之行为的根本大法”。H.伯尔更是把这样一种表达称为“基督教式的”,它不是基督式的,因为它回到了自我,“要上帝,却尽可能不要这个词。”

用“基督教式”的信仰代替基督式的救赎,就是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这是批判,这是审视,这是对于信仰危机的自救,当然也是在人性的意义上重新言说上帝,而这一切就是“宗教对宗教批判的抵抗”,它依然活着,依然有拯救者,依然在找寻生命的意义,依然发现人类的巨大自由,而这一切就是为汉斯所提出的艺术的意义问题找到了“上帝方案”:

在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后,在现代宗教批判之后,在当今的世俗化和非教会化时期,宗教又成了话题,处于紧张、非同一性和病态中的世界和自我被揭露出来,“反抗死亡”的希望图景成为可以描述的东西;自我之维系成为可能,责任显明,伦理学也恢复活力。

上下都很平坦

编号:C28·2011029·0594
作者:马原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1年4月第一版
定价:8.00元
页数:241页

读马原的小说你必须密切注意每一个文字,不让它们轻易从视线中消失,因为一不留神,你就会落入马原的圈套。“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就会发现大路笔直,上下都很平坦。”《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里他还是表现他的知青生活,但那种生活背后却总是有一个影子扰乱我们的阅读,在并不笔直的大路上寻找出口。

爱情与堕落

编号:C28·2010914·0592
作者:张旻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343页

小说蕴含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主题:一方面,当代生活为人与人的交往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更多样的可能,但另方面人之内心的困扰却愈演愈烈。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醒目地看到,两性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变得更密切、更丰富,也更大胆和富有挑战性,但人却面临“爱与堕落”的困境,心灵更显痛楚。张旻的小说更多在道德层面上解说生活,而我们往往能看到,在小说之外,张旻就站在我们周围,没有装饰地靠近我们。

在北京奔跑

编号:C28·2010914·0591
作者:鲁羊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343页

读鲁羊的小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义,他说:“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当然他不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小说家,他在情节上往往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沉稳不是他的风格,先锋也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在叙述他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断裂”。

不过如此

编号:E29·2010814·0590
作者:崔永元
出版:华艺出版社
版本:2001年7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325页

当今世界最滥的就是感情的SHOW了,而最不能SHOW的恐怕正是感情。由此推及其它,我想到的是崔背后那成功的策划班子,谁能保证每个出彩的背后没有刻意的雕琢?什么事情想多了,琢磨细了,原本的光环也就褪了色。崔不过在电视上看似站在了平民中间,并换了一种说话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佐以崔那亲和的歪嘴和笑不露齿,外加一点实诚和诙谐,遂成为一种新鲜和风格——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和小崔也“不过如此” 。

柳如是别传(上、中、下)

编号:Z25·2010814·0589
作者:陈寅恪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98.00元
页数:1248页

完成于1954—1964年之间的《柳如是别传》,是一部以近代所见的那种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视野与气势,来研究中国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天崩地解”的“民族大悲剧”时代的巨制。陈寅恪先生晚年书斋称“金明馆”,又称“寒柳堂”。据说,“金”指后金,即清朝。我们从《别传》中多次论及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词则可推想这里或可得见“金明馆”、“寒柳堂”的出处。由此可推想作者心中的柳如是是“梅魂”、“寒柳”,是民族气节、“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崇高人格的象征。而柳氏的金明池“咏寒柳”词,也可以作为我们解读《柳传》的一个重要线索。寅恪先生说:“河东君(柳如是)学问嬗蜕,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斯殆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


《柳如是别传》:灰劫昆明红豆在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第一章 缘起》

她是“婉娈倚门之少女”,她是“绸缪鼓瑟之小妇”,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相知心者”,而这种依靠并非只是对于儿女之情的依恋,并非只是感情波澜的归宿,她与文人饮酒作诗,她被尊为“柳儒士”、“侠女”、“高僧”,她痛恨褊狭妒嫉之人,她的诗歌亦是“语特雅韵”,而在复明运动中也和钱牧斋携为“复国英雄”,她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中寻找情感归宿,却也在生生世世中谱写“取义全大节”的悲歌,她不是士大夫,却也是用她的诗文、行动诠释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只是不管是独立还是自由,对于柳如是来说,却承受着诋毁和误解,欺负和凌辱,甚至最后落得“求金”而死的悲剧,留下“我不得不死”的遗训。国已覆,人已亡,那误解诋毁里有当世的迂腐者,也有后世的厚污者,而所有的独立和自由对于陈寅恪来说,也是一种寄托,当钱柳逝世三百年后,七十五岁的陈寅恪在作完此书之后,亦发出了:“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感慨。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只为了唤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检阅三百年前的历史,也是沉思三百年后的现实,而那红豆似乎也将三百年的过往和现在都化作一种寄托,当初在钱牧斋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柳如是就“特令童探枝得红豆一颗以为寿”,这是一种相思的寓意,是“得牧斋之欢心”的礼物,而在三百年后,陈寅恪从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得到的那一粒红豆也依然放在那旧箧之中,打开旧箧,打开历史,打开三百年前的故事,在“咏红豆”中,陈寅恪直抒胸臆:“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相思的红豆,是一种感情的物证,却也是历史流转中不变的精神和思想,就如《定山堂诗集》中所说:“岂少完人传,如君论定稀。朱颜原独立,白首果同归。绝脰心方见,齐牢宠不非。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独立而同归,其实这生与死,这新与旧,这红豆与美人,都是为了寻找“平生知己谁人是”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对于柳如是来说,几乎是终其一生追寻的目标。

自小家贫,掠卖为婢,坠入章台,对于这一个乱世中的风尘女子来说,柳如是的一生似乎注定会成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明末遗老顾云美在“河东君传”中对柳如是是这样记叙的:“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不管是“结束俏利”,还是“性机警,饶胆略”,其实都写出了柳如是不同一般之处,而钱肇鳌的“柳如之轶事”中也说:“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她善吟咏,工书画,并与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而据记载柳如是还“善饮”,在歌筵绮席中酬酢周旋,与社员文人相饮成欢,无不彰显柳如是不羁的性格和聪慧的品质。

而在陈寅恪看来,柳如是的这种性格和她的经历有关,也和她所处的环境有关。一方面,柳如是十四岁就从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后,在人生的磨难中寻找师友之情,在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也与吴越党社交友甚密,在交往中,“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礼法的抗拒也显露出来,自周家被放逐,就是因为被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在“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的误解中流落他乡,在“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中顾影而怜,所以“因其非闺房之闭处与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

陈寅恪:七十五岁时“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作为一个被逐的红尘女子,柳如是最希望的当然是能有一个依靠,从其一生的经历来看,也是为了给自己漂泊的人生寻找一个归宿,当初柳如是和宋辕文的关系甚至亲密,但是最后导致破裂,其原因就在于宋褊狭妒嫉,甚至在柳如是之后遇见钱牧斋,身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的宋辕文还在诋毁牧斋以泄旧恨,而柳如是和陈大樽的关系,后来传播者也故意撰造虚伪材料,用来攻击柳如是,所以在柳如是不得意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士大夫对一个弱女子的诋毁,让她更加渴望寻找一个懂自己的男人,而遇见陈忠裕是柳如是初期情感中最真挚的一段。

从“红妆绮袖灯前见”的相遇,到“吴城雨过百花明”的想念,从“梦中本是伤心路”的相思,到“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的相离,对于这段四年的感情,柳如是几乎是当成一种依靠和归宿,甚至在他诗文影响下渐渐脱离宗派教条主义,而趋向于情感的自由表达,他们的同韵之诗更是将这段感情推向顶点,而陈忠裕也在和柳如是感情成熟到“密挚于极点”而同居中,也感受到了一种真挚情感,他以“青琐”代替“青楼”,也是为了掩饰河东君柳如是的社会地位,小心翼翼保护她不受伤害。情深意笃,甚至在柳如是最后离开陈忠裕迁赴盛泽归家院,“杨陈两人仍复往来频繁,唱和重叠,其交谊之挚笃实未尝有所改易”。

但是为什么这一段感情最后也归于离别?无非也是礼义所羁,在柳如是和陈忠裕同居之时,她已经感受到了无法长相厮守的担忧,而且顾云美在柳如是的传里指出“适云间孝廉为妾”者,在陈寅恪看来,当时柳如是和陈忠裕的关系,与其说是“妾”,不如称之为“外妇”,“因得尽悉其家庭之复杂及经济之情势,必无长此共居之理,遂渐次表示其离去之意。”虽然陈忠裕在这段时间的四次患病,几乎都与柳如是有关,但是她“离意之旨”已经无法更改,遂留下“梦中本是伤心路。芙蓉泪,樱桃语。满帘花片,都受人心误。遮莫今宵风雨话,要他来,来得么。安排无限销魂事。砑红笺,表绫被。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的感叹。

这是二十二岁的柳如是,这是美人迟暮的柳如是,而在离别陈忠裕之后,在又一次身世飘零中遇见钱牧斋,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国家大志上。崇祯十三年柳如是过访半野堂,是两人真正相识的开始,那时柳如是二十三岁,钱牧斋五十九岁,此前曾两次游西湖,加上汪明然的撮合,甚至谢象三和柳如是的绝交,最后终于促成了两人的相恋,而在半野堂,钱牧斋仿佛是第一次领略柳如是那种独立的性格,“幅巾弓鞋,着男子服”,一个不羁的女性跃然纸上,而这也是柳如是自由风格的体现,“不仅由于好砢村异、放诞风流之故,盖亦由当时社会风俗之拘限”,所以钱牧斋赠诗中给柳如是的诗文评价是:“语特庄雅。”而在当时文坛,钱牧斋绝对是统领者,柳如是也是多有敬佩,两相拍和,便也有了那一段奇缘:

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伻投之,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人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逾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谓柳曰:此后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为钱柳作合之始。

这段《牧斋遗事》,对柳如是初访半野堂进行了记载,虽然在陈寅恪看来“今世间流传之文籍多不可信”,但是这一段“钱柳作合之始”完全印证了两人“相知心”的感情,“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一室茶香开淡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甁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今日潬潬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柳如是在诗中所举诸贤都是钱牧斋胸中自比之人,似乎也只有柳如是能道出他内心,“牧斋安得不为倾倒、如醉如痴乎?”这种相应相契的感情遂成了一段佳话,乃至第二年两人结缡于茸城舟中,也便开始了一段奇缘故事。

“宗伯尝戏谓柳君曰: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君曰: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这是记载在《顾公夑消夏闲记》的一段故事,虽然其中的真实性待考,但是其中乌头白发和白头乌发的妙趣,或者也是对于老夫少妇那种爱情的生动演绎,而其实,在钱牧斋和柳如是的感情生活里,并非如白头乌发乌头白发一样的浪漫,他们曾经除夕相守,曾经乘舟载酒,曾经宴集赋诗,在钱牧斋滞留杭州一月时间,也是在独对梅花中,发出了“依然翠袖修林里,遥忆美人溪水头。”的感慨,而当那年花开之时,当柳如是回到茸城之家,钱牧斋又留下了“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及“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等句,“用其词,而反其意”,用这一路的哀愁寄托对柳如是的想念,借以表达同游之思。

而自崇祯十四年两人结褵,到崇祯十六年绛云楼落成,三年时间里发生的大事就是柳如是患病,而钱牧斋在风云变幻的社会中经营,虽分别日多,但是两人似乎也挂念彼此,不仅“弹丝吹竹吟偏好”,而且“共检庄周说剑篇”,实际上在结褵、分别以及之后的复合中,两人是越走越近,彼此的倾心和姻缘在世事变化中却越显出其意义。而五十九岁遇见风尘女子乃至最后结褵,这一段姻缘的奇妙似乎在舆论的压力中所构筑的反比,当时钱牧斋家中有“反柳派”,也就是牧斋夫人陈氏及宠妾王氏为代表的主谋者,他们假托祖宗显灵,警示钱牧斋不可纳此祸水,以免败家。而钱牧斋以匹嫡之礼与柳如是结为秦晋之好,也是违反当时社会风习,招来多数士大夫的不满,但是在这种舆论所不容的环境里,钱牧斋“悍然不顾”,作破例之事,敢于嘲笑风习,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而这在陈寅恪兰来,也是因为“其平日之心理及行动本有异于宋陈之徒”。

两人结褵之时月,其实也是聚少离多,而这也预示着一个变革甚至翻覆时代的到来,明王朝岌岌可危,清军已经入关,而身处政治漩涡里的钱牧斋自然在这时代变迁中,经历了种种的考验。第一种考验当然是明朝覆灭之后迎降清兵,随例北迁。《顾公夑消夏闲记》中的“钱牧斋”条说到这一种变故是说:“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钱黙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钱牧斋把自己笑称为“两朝领袖”,实际上在陈寅恪看来,是一种对自己人生激变的哀伤,本在明朝不得跻相位,而降清之后复不得为“阁老”。而降清的行为招来的非议甚至被爱国人士的诋毁,也使得钱牧斋的人生出现了这无法抹去的污点,而这或许也是一种无奈,一种“事势使然”。第二个考验,则是因黄毓祺案被逮,“考牧斋自云以丁亥三月晦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始出狱,仍被管制”,在这段时间里,对于钱牧斋来说,也经历了生死考验。

实际上,不管是迎降清兵,还是因黄毓祺案被逮,都是钱牧斋政治生活中的沉浮,而这诸多考验,对于柳如是来说,也是人生的一次转变,从起初寻找感情的归宿,到后来也在世事的沉浮中和钱牧斋一起演绎了曲折的姻缘,那就是“三死说”:“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钱牧斋降清之时,柳如是劝他与故国一起赴死,而遭遇黄毓祺案牵连之后,是柳如是欲死。如果撇开最后一死,前两次死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两人的转变,同时也成为复明运动的一种契机。当明朝覆灭的时候,柳如是劝钱牧斋死,是为了不迎降清兵,是为了“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此种也被看成是两人性格之异,陈寅恪说:“消夏闲记及牧斋遗事所记,与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颇相符合。”或者也正是这一次的生死考验,对于钱牧斋来说,则开始走上了复明之路。

“牧斋固负一时重望,而其势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党社范围之外,更与闽海之武人隔阂,职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领袖以作桥梁。苟明乎此,则牧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逾越分量,殊不足怪也。”钱牧斋在这国家转折得到重要时期,在柳如是的独立和自由思想之下,越来越趋向于复明,从“开宝之难”寄托故国之思,从诗集序言中仿中州集,实寓明室中兴之意,以及编列朝诗选,“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在《杜诗笺注自序》中,钱牧斋说:“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表达了自己的哀愁和中兴的希望,而在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的专集里,也用“侮食相矜,左言若性”来骂当日降清的老汉奸,这对于钱牧斋来说是一次超越,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柳如是也是积极参与活动,不论是在钱牧斋留滞金陵与有志复明志士相往还,还是当为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之预备,柳如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水天闲话,久落人间;花月新闻,已成故事。渐台织女,机石依然;丈室维摩,衣花不染。点难陀之额粉,尚指高楼;被庆喜之肩衣,犹看汲井。”在钱柳相处的十七年,遭遇国家变故,在于人生生死,他们也从儿女私情变成复国英雄,而那一句“红颜白发偏相殢,都是昆明劫后人”,更是超越私情,而变成国家兴亡的一种感怀。

陈寅恪称钱牧斋的投笔集是“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只是这复明运动最后在历史大潮中也难以最后作为,“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而柳如是当时仍留居芙蓉庄,在她看来,为明室复兴还有一线希望,并且想通过海上交通再次起兵,陈寅恪认为,柳如是的这种积极心态和钱牧斋心灰意冷相比,也更显示出一个女人的抱负。而随着复明运动的最后失败,钱牧斋和柳如是的姻缘也在最后的家难中演绎了最后一死。钱牧斋晚年病情加重,筋力日衰,实际上也是在政治风波中心力交瘁,甚至陷入卖文以维持生计的窘境,所以随着钱牧斋最后逝世,对于失去了依靠的钱柳如来说,也便遭遇了“钱氏家难”。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诉阴司,汝父决不轻放一人。”这一篇被记载为“柳夫人遗嘱”的文章,没有威逼着的姓名,柳如是的报复心似乎也太过于夸张,但是“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的遭遇还是让家难变成了一场悲剧,柳如是被逼死,看起来却也是对钱牧斋死去之后的身殉行为。“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从风尘流离到身有寄托,从国难到家难,对于柳如是来说,人生的遭遇也始终未能逃离“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的不顺意之苦,但是在这一生中所展现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却也是在儿女之情之外,书写了一段传奇,正如陈寅恪所评价的:“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

Leaves of Grass

编号:H73·2010814·0588
作者:(美)Walt Whiteman
出版:海南出版社
版本:2001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501页

In 1855 Whitman published at his own expense a volume of 12 poems, Leaves of Grass, which he had begun working on probably as early as 1847. It was criticized because of Whitman’s exaltation of the body and sexual love and also because of its innovation in verse form—that is, the use of free verse in long rhythmical lines with a natural, “organic”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