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38·1970907·0407
	作者：（苏）B·拉斯普京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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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并要记住。”B·拉斯普京用这句颇有命令口吻的话做为自己作品的题目，谁应该活下去？谁应该记住什么？人的尊严还是责任？生存的压力还是对死亡的质疑？B·拉斯普京用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气质将一个逃兵的背叛以及母性式的质问展现出来，特别是回答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纠葛时，该如何反思道德的犯罪感。这部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的小说在更高层次上是对死亡的另一种阐述。悲剧不是在于该不该活下去，而是应该记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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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并要记住》：该死的战争

她叹声连连，因恐惧和厌恶而颤栗不止，她连对自己都害怕了：她被污染了。事后她就洗呀，洗呀，洗她那抓过黏糊糊的坟土的两只手，她总是觉得手上有一股类似酵母的气味。
——《第二十一章》

她恐惧，因为四野漆黑一团，她颤栗，因为天穹沉沉欲坠，她厌恶，因为河水随时张开巨口将她吞噬，但是这些似乎都不是让纳斯焦娜感到绝望的，真正绝望的是她再无所求再无希望了：丈夫安德烈在哪里？那个让她容身的家在哪里？那些村民又在哪里？以及接受她怀孕消息的人又在哪里？“疲乏已转化为一种如愿以偿的、旨在报复的绝望。”在疲乏中，纳斯焦娜抓住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如绝望般将她推向了深渊：跌倒的时候，她手上抓住的是斜插在地里的木头十字架，以及一堆的坟土——那是雇农米什卡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搞起来的坟地，那里是死去的魂灵，即使有着木头的十字架，也无法将她从深渊里救赎出来。

不如说，十字架更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甚至让纳斯焦娜背上了道德的罪，满身的坟土让她变成了被污染的人，无法洗净的手就像她在黑夜中无法救赎的灵魂：“她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跟她格格不入，势不两立，她每走一步，都有人在监视；每转一个念头，都有人在侦探。”因为阿加菲娅·索莫娃家的小船上的人正在追踪她，因为她就是一个被驱赶出来的罪人。而当她在那夜偷渡安加拉河未遂之后，她也再无法回家里，年老的公公米赫伊奇让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快走，因为“有些人要动手了”；村里的纳季卡告诉她民警布尔达克已经来了，在丈夫会被抓、全家都要受辱，甚至村子里的人都要牵连的情况下，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而且，本不是她的错和她的罪，却让她一个人背负，“羞愧……对人，对己，为什么如此羞愧欲绝呢？她犯了什深重的罪孽以致于这般羞愧呢？这羞愧于今又该怎样发落呢？……”

只因为她是“被污染了”，只因为她再无容身之所，当纳斯焦娜怀着屈从的心情默认了遭遇，当她划着船在黑暗的河上漂流，她默认了自己的罪，“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度过—生之后，即令再给她以第二次生命，她终归还是学不会生活的。”于是在黑暗中，受污染的她消失在安加拉河上，带着怀孕的身体永远消失了。一个不曾上过战场的女人，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一个渴望生下孩子迎来幸福的女人，却在屈辱、恐惧和颤栗中被吞噬了。这是一个女人最后的命运，而当寻找他的人在黑暗中叫喊着她的名字，另一个人的命运却走向了另一端：安德烈看到栖身之所隐没于茫茫黑暗中，然后一跃而起，在那间冬屋中打点好，就窜进了原始森林，那里有他记住了的石岛，有可以躲藏的石洞，甚至还有石洞外面可以捕杀的山羊，当自己的妻子带着屈辱而死去，安德烈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安德烈边跑边寻思怎么办才好，砍木为筏，还是偷条小船渡水上岛。”

一个是可以活下来却死去的女人，一个是必须死却活着的男人，他们走向了相异的道路，命运带向了不同的方向，或者都可以叫做悲剧，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当胜利属于他们，死去和活着都成为一种荒诞的现实。安德烈选择逃亡，这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或者说，他从此开始远离人类社会，是战争的直接牺牲品——因为他是一个逃兵。三年半前，他出发上了前线，他经历了坦克冲锋，经历了滑雪夜袭，经历了无休止的抓“舌头”，在战斗中习惯了出生入死，习惯了流血和痛苦，但是每一次真正在身后盯着的只有死神，“不过为了保险不让他跑掉，死神这一次是从他背后逼上来的。”当他在新西伯利亚军医院躺了将近三个月，当胸部开了两次刀取出了弹片，他本以为可以回家，但是晴天霹雳的消息是：他无法回家，而是回部队。于是，他开始了逃亡，于是，他成了一名逃兵。

逃兵是没有身份的，更面临着被枪毙的命运，当他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冬天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依然不敢露身，他从家里偷了父亲的斧子、烟叶和旧滑雪板，出没在雪地里，寻找着栖身之处。是妻子纳斯焦娜发现了丢失的东西预感到是丈夫回来了，于是在那件冬屋里她留下了充饥的面包，并等待着他出现。分开三年半，安德烈终于现身了，纳斯焦娜问他为什么逃跑，为什么不回去，以及认为“等战争结束了，或许人们能原谅你”，而安德烈知道，他不可能重新获得身份，“不，这种事儿是不会原谅的。像这种事儿，如果逃犯打死以后还会再活过来的话，那真会连续枪毙三次，从而杀一儆百。”其实他从离开战场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逃亡而苟活着，不如说他已经死了，因为一个没有身份的逃兵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安德烈从内心发出的愤怒和无奈是：“要不是战争，要不是它，该死的战争，我不就是那样生活的吗？不就是那样劳动的吗？我才多大呀？——三十岁，刚活了半辈子，刚活了半辈子就完了，报销了。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为什么偏偏落到我头上？”

该死的战争摧毁了正常生活，该死的战争让自己身心疲惫，该死的战争让半辈子都完了，诅咒战争并不能让他成为正常人，即使在妻子纳斯焦娜面前，他依然无法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他只能靠她带来的粮食充饥，只能用她偷出来的工具捕猎，他只能在两个村子的交界地带打响猎枪，“若有枪响，上游的人会认为是下游的人开的枪，而下游则以为是上游开的枪。”他找到了石岛，睡在石洞里，抓住外面的野山羊，或者在夜晚学着狼嚎，“当他特别难受的时候，就打开门，发疯似地朝原始森林像狼那样悲哀、乞求地嗥叫起来，仿佛想以此为自己解闷儿，他听到周围很远的地方都在他的叫声中沉寂、冷凝了。”

一种原始的生存方式使他只是活下来，而又一次进了村子，他只能躲在暗处远远看见自家的房子，看见站在那里的老父亲，只能回忆四年前和他一起上战场的维佳，维佳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安德烈聚精会神地回想起了维佳：维佳的面庞、嗓音、步态、姿势。这一切都亲切逼真地浮现在眼前，好像维佳刚才还站在自己的身边，过一会儿就回来似的。”而活着的他即使和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无限接近，他也只能把这个距离人为拉大，“四年来他第一次站在故乡面前，他站着，他明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站在故乡面前了。”也许对于安德烈来说，成为了一个没有家的野人，他只是活着，“活下去，并要记住”——但是他应该记住什么？记住战争的残酷？记住逃兵的屈辱？记住命运的无奈？“我的两位老人等不了多久就要归天了，到时我再和他们在阴间聚会，好好地谈一谈。也许那儿没有战争。而在这儿，不管是弱者还是强者，大家都只有一个指望，这指望就是他自己，别无他人。”

如果说安德烈是战争的直接牺牲品，那么纳斯焦娜呢？她的命运里何止是无奈？一九三三年十六岁的她就已经是孤儿了，埋葬了母亲之后她带着小妹妹逃命，沿着安加拉河向下游流浪，之后来到了柳季那村，认识了安德烈，成为了她的妻子，“和所有的人一样，纳斯焦娜从小就憧憬着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幸福的想象也不断地变幻。”结婚并不是苦难的终结，它是另一种不幸的开始，在家里她忍气吞声，像流浪时乞讨一样，而且婚后她没有生孩子，在村子里空肚子的女人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只能算半个，这更使她没有任何地位，而在此时战争爆发了，战争带走了她的丈夫，甚至让她成为一个完整女人的想法也破灭了——但是，战争破灭的又何止是这一类希望？

当安德烈重新出现在她面前，首先她听到的是恐吓，“我正要告诉你呢，纳斯焦娜。连条狗也不能让它知道我回来。你跟谁一讲我就打死你。一定打死你，豁出去了，你就记住吧。不管你你跑到哪儿去，我也要抓到你。干这种事，现在我决不手软。”他让纳斯焦娜拿东西来，拿猎枪来，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现在你走路要前后张望，一步一回头。”但毕竟丈夫回来了，尽管隐秘地不被发现，尽管还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在那件冬屋里，她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一个妻子的权利，“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现在还不知道，但今天却是属于她的。多年以来，只有今天她可以享受一个假日，她的整个身心都可以获得自由和休息了。”甚至为了让这种自由可以延长，在内心深处她祈祷人们能宽恕安德烈，甚至用二千卢布购买了公债券，为的是为安德烈赎罪——在他看来，安德烈虽然是个逃兵，但是他们却能找机会在一起，四年来也许这才让她感觉到了婚姻的存在。

纳斯焦娜是个悲苦的女人，她在安德烈身上得到的那一点可怜的安慰也是她最大的幸福，或许安德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有时不想连累纳斯焦娜，“坏事和坏事还不同嘛，纳斯焦娜。我是罪犯，法律要制裁我。干吗还要连累你，同我一起当罪犯呢？”有时让纳斯焦娜离开自己，“以后别来找我啦，别再来啦，听到了吗？我要走了，真的要走了。这样不行，够了，把自已折磨够了，也把你折磨够了。我不能这样啊！”但是作为丈夫，他又表现了对纳斯焦娜的控制，他害怕被人发现，却总是要纳斯焦娜带来一些物品，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中，纳斯焦娜竟然怀孕了，一个不怀孕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当有孕在身本来意味着她可以完整成为女人，但是，在无法被公开的现实里，这样的身份何尝不是另一种折磨。

命运仿佛走向了悖论，而安德烈得知纳斯焦娜怀孕之后，在幸福中竟然要让她生下来，“他是我的亲骨肉，他会传宗接代的。我的血统没有断，没有绝，而我以为，我以为到我就完，一切都完了，要绝种了，孩子要活下去，他要延续这条线，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纳斯焦娜！你是我的圣母！”再也无法分开，再也无法赶走，因为“命运现在把你也拴在车上，鞭打着送到我跟前了”——安德烈让她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女人，但是这个完整性却又依附在自己身上：“我看你怎么挣脱命运的摆布！”当纳斯焦娜问他今后怎么办的时候，安德烈根本没有以后的打算，“怎么办？你生孩子，就这么办。死也要生出来，这是我们的命根子。随你怎么办，可你得把孩子生出来。要做好准备。”他甚至做出承诺，要活下去，“要是他们把你逼得没路可走了，我就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烧死，亲娘也不留情。”

实际上，真正承担痛苦的是纳斯焦娜，一方面她虽然有成为完整女人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幸福感是建立在安德烈身上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是为了“活下去”，另一方面，当肚子越来越大，终有一天被会被发现会被人议论，这无处藏身的秘密又该和谁说？如果说出了怀孕的秘密，如果告知了安德烈回来的消息，安德烈也必将被发现，枪毙始终难以逃脱；而如果不说是安德烈的孩子，那么纳斯焦娜将背负道德的罪孽，一样会成为牺牲品。在这样两难的境地里，纳斯焦娜还是选择了后者，作为一个女人想要保全丈夫，却把自己推向了深渊——一种性别意义上的无奈命运，其实也出现在村子里的纳季卡身上，当维佳上战场而牺牲，包括家里人对她的误解是：好像维佳的死是纳季卡造成的，而作为女人，在命运面前，甚至自己也无法挣脱出来，“她之所以这样说这样讲，正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有罪，但罪在何处，她一无所知。”

“我们有理由埋怨命运。如今我们到死都恨透了自己的命。”女人的宿命让纳斯焦娜承受着不公和屈辱，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无法站在村人面前，她无法面对公公和婆婆，即使战争胜利了，她也无法参加庆祝会，她怨恨安德烈，是他连累了自己，但是她又可怜安德烈，认为他也是无奈，她甚至想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她怕露出有孕在身，但怕固然怕，可又希望这一天早点到，因为那时就用不着束腰藏肚了，就不用东张西望，看是否有人发现她已不是清白单身，而是肚子里有孩子了。”但是战争胜利了，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安德烈还是一名逃兵，无法洗脱的罪名，无法公开的身份，在最后和安德烈的一次谈话中，安德烈更是威胁她：“你再也别到这儿来了，来也见不着我了。不过再一次请你记住：你要跟谁去说我回来过，我一定抓到你。死后也要来算账。记往吧，纳斯焦娜。”于是一切都让她自己做出了牺牲，他在公婆面前承认是别人搞大了肚子，于是婆婆骂她是母狗，是婊子，“跑了，怀了野种回来了！你滚，别等我用火钳把你挑出去。”于是村子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议论她，于是她成了一个被隔离的人，一个被污染的人。

实际上，战争结束不是终点，它是另一个起点，安德烈受伤而无法回家，他成了逃兵，这是对战争“正义”的背叛，他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就像死了一样活着，而纳斯焦娜没有经历战争的生死，但是那些规则，那些道德，何尝不是带着战争的后遗症：它们划分了敌我，在二元对立中没有宽容，只有死去和活着——于是，在成为一个真正女人的完整性里，在亵渎了道德的罪恶中，纳斯焦娜只能选择死：四天之后，她的尸体被冲到了河边，雇农米什卡去收尸，他也一定将她埋葬在那片坟地里，“他埋葬之后，女人们聚在纳季卡家，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的。”一种死甚至够不上悲苦，它只是消失，无声无息的消失——而安德烈选择以活着的方式消失，消失之于消失，都是命运的不可抗拒，都是身份的无法认同，都是生命的卑微可怜，也许最后连喊出“该死的战争”这样的愤怒都不会存在。

	编号：C53·1970719·0395
	作者：（美）爱伦·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2年8月第一版
	定价：14.20元
	页数：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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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的生活中到处充满梦魇般的声音，这使他沉湎于对恐惧的潜心探寻，精神错乱、心灵感应等异常状态的描写使爱伦·坡成为象征主义的鼻祖和侦探小说的大师，前者影响了波德莱尔，后者造就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位四十岁坎坷而死的作家无限扩展了人对恐惧的心理承受力，《金甲虫》、《跳蛙》、《黑猫》等一系列与动物有关的怪诞小说则是他对超自然的一种象征。弥留之际，爱伦·坡依然保持了他对宗教的无比虔诚，“上帝保佑我”的呼喊正是一个美国开拓型作家对自我生存最脆弱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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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短篇小说集》：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

而经验表明，大部分事实真相，也许是绝大部分，正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里头，真正的哲学也始终这样表明。
        ——《玛丽·罗热疑案》

当失踪四天的玛丽·罗热的尸体出现在塞纳河上的时候，当罗尔关附近的林子里发现白裙子、丝围巾、阳伞、手套和一条绣着“玛丽·罗热”的名字的手绢的时候，当验尸证明死者失了身的时候，真相是不是就已经不费力气地出现了——绝色的玛丽·罗热遭到奸污而被人杀死，并且抛尸在塞纳河上。或者还有她的母亲罗热太太说过的那句古怪预言“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玛丽了”，还有玛丽·罗热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自杀之前的那封遗书，都使这件死亡案件没有了悬疑。可是，死亡并非是真相的现场，而各种报刊上不同的推断和质疑，又将这个死亡案件推向了否定状态。

是的，在所有明显的事实面前，推论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向不同的方向，这可能是迷惑，可能是错误，也可能是真正的意外。所以对于在警察界闻名的杜宾来说，这些推论和质疑却提供了一种从悬案走向哲学高度的机会。真正的哲学就是表明，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里头，隐藏着未见的真相，或者说，“意外已被公认为事物根基的一部分”。当玛丽·罗热告诉未婚夫要离开圣安德烈街母亲家玩一天的时候，她是明显要回到公寓的，所以这种暗示揭示了一个初步的真相：玛丽·罗热是被人杀死的。但是这不是全部，而塞纳河上漂浮的尸体成为死亡的唯一现场的时候，各种报纸的猜测实际上是将明摆着的现实向错误的方向上引导。《星报》认为尸体不是玛丽的，那只是和玛丽有几分相像的姑娘，是她的朋友趁机制造空气，让外界相信她死了，而实际上是因为受到贞洁问题而想逃离巴黎。而《商报》的推论是，发现尸体在罗尔关附近，并不能证明尸体由此扔下水，而在《太阳报》的文章里，那些在罗尔关林子里发现的那些和玛丽有关的东西已经很明确地证明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惨案的行凶地点无疑已经发现”。

而对于杜宾来说，不仅需要发现凶案的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推翻各种假说，所以那种报章的推论实际上就是指向一个错误的终点，“推论跟文学一样，立即受到普遍赞赏的就是惊人之笔。可是在推论和文学中，这种惊人之笔最不足道。”而在杜宾看来，“证据的增加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可以多至千百万倍。”也就是说，只要以哲学的高度，从那些毫不相干的事实里头查找真相，才能看见意外的事实。罗热太太的预言其实不是预言，未婚夫的自杀也并非是对于玛丽失贞的极端做法，而那故意被发现物品的林子实际上是在转移对真正行凶地点的注意，而在杜宾寻找的“乘法”证据中，“凶手不是死者的情人，至少是死者的秘密相好。这个相好长得皮肤黝黑。这种肤色，布带上的‘索结’，帽带上的‘水手领结’，在在都说明这是个海员。”

其实，当真正的凶手在船上被抓住的时候，关于“玛丽·罗热疑案”也并没有交代杀人的细节，似乎爱伦·坡并不想对于案子本身进行详细的叙述，当预期的结果终于实现的时候，爱伦·坡只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真相破解：“这里不妨说，在推敲过程中，由于喜欢不厌其详的探求真相，一错自会引起一连串的无穷错误。”所以实际上，爱伦·坡的目的就是在对于那些报纸的错误推断进行否定，从而寻找到剩下的真相。真相其实并不在妄自推断中，而在于消除故意的错误。如果说《玛丽·罗热疑案》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查找真相，那么在《毛格街血案》中，对于真相则完全是一种肯定式的发现。

同样是死亡，同样是悬案，毛格街血案却有着死亡的现场，现场就是毛格街，就是那幢房子的四楼，就是被塞进壁炉里死去的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就是院子里喉部完全给割断的列士巴奈太太的尸首。四楼的大后房里是全部被捣毁的家具，是被拖开的床垫，是一柄血迹斑斑的剃刀，是壁炉上两三大把花白的头发，是地板上的四枚拿破仑、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和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的两个钱袋，也是被拉开的铁箱，“钥匙还插在门上。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不仅有谋杀的现场，还有事发当时听到声音的证人，洗衣妇、烟商、警察、邻居、饭店老板、银行家、银行职员、裁缝、殡仪馆老板、糖果店老板、医生等在内的经过的人，而且他们在进入屋子之前，都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粗声粗气的声音，大家都证明这是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但是对于这个声音，大家都无法确定是哪国人，或者是意大利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荷兰人。

爱伦·坡：无数的眼睛后面其实只有一个真相

死亡现场和证人，对于这个案子来说，似乎更具有在场的特点，但是警察在房子内却没有发现凶手逃跑的线路——门窗是紧关着的。但是对于这样的现场，杜宾却发现了大家不能发现的证据，首先他确定凶杀案肯定是除了死去的女儿和太太之外的第三者干的，也就是说，她们不可能自杀，当然在看似没有逃亡出口的情况下，母女俩也不可能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所以确定的判断是，凶手就是从屋里逃走的，而且就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而在检查后窗的时候，杜宾才发现窗户的窗栓是有一道暗装的弹簧，也就是在凶手逃出去的时候，弹簧拴上，窗户自动关上，而且从自动弹簧的设置里，杜宾推断出：“强盗大可以紧紧抓住百叶窗上的铁格。然后松开避雷针，两脚牢牢顶住墙，大胆从上面纵身一跳，他就可以把百叶窗顺势一推关上了，如果假定当时开着窗，连他的人都可以趁势跳进屋里。”

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确是发出特别的声音，有矫健的身手，以及残酷的兽性，像是疯子，完全违背人道，而那撮从列士巴奈太太捏紧的手指缝里拉出来的毛却也不是人体身上的毛发——所以这个惨无人道的离奇凶杀案是一只失踪的巨型猩猩干的，而正是在凶杀案的当天早晨，报纸上有一则招领大猩猩的广告，这是一头从商船上丢失的猩猩。当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案件的意义似乎并非是要找到真正的凶手，而是在杜宾查找中揭示关于真相的哲学命题。

实际上，不论是《玛丽·罗热疑案》，还是《毛格街血案》，在杜宾的对面一直有一个警察，警察的设置就是凸显他“尽管老奸巨猾，却欠缺深谋远虑”的有智无谋的形象，“只有头，没有身体，跟拉浮娜女神的像一样——顶多只有头和肩膀，象条鳘鱼”。所以在谜案的现场，他们才会离真相越来越远，而对于杜宾来说，警察的细心只是在过于专心上犯错误，因为把东西看得太近而歪曲了事物真相，“可是这样，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全面。有种事就此显得非常奥妙。”奥妙的事情在于你超越常轨，在于你从“不通”的现象中找到通的理由，在于“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因为，“事实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当凶杀现场那窗户紧关着的时候，警察以为事情已经追到了秘密的底了，而其实并没有，那个底在钉子上。真相的底在钉子上，在意外，也在被忽视的细节上，《窃信案》里的那封信藏在何处，当警察花了整整七个晚上，把所有的房间逐间逐间搜过，而且还用精密的显微镜检查家具、地面，书本、墙纸、地窖之后依然一无所有的时候，杜宾却发现那封信一直放在众目昭彰的地方，正是这种打破惯性的查找才发现了深藏在井底的真相。

所以，在杜宾身上，有着合理的幻想，有着仔细的观察，有着精密的分析，这个偏爱深夜的人甚至要在白天将夜神请到屋内，所以那间年久失修的公馆，就成为我和杜宾满足古怪、消沉情绪的所在，“天刚破晓，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借这些微光，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看书，写字，谈心。”而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在人烟稠密的城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这种精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颠倒的黑夜和白天，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躲避，其实是对于世俗的一种反抗，在疯子般的生活中享受一种梦想，而在这种梦想世界里，各种意外，各种不合常规，各种“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才会慢慢成为观察世界的方法。

“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这就是杜宾对于真相的理解，就像惠斯特牌戏一样，“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必需掌握观察这门学问。”而在《金甲虫》里，爱伦·坡在威廉·勒格朗寄托着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理想，那一枚金龟子并非是普通的昆虫，在那被绘制成头颅骨的羊皮纸上，他发现了秘密，就是循着羊皮上解释出来的符号：“一面好镜子在皮肖甫客店魔椅四十一度十三分东北偏北最大树枝第七根桠枝东面从骷髅头左眼射击从树前引一直距线通过子弹延伸五十英尺。”在大陆那边的那棵百合树上发现了财富的秘密，那树上的头颅是海盗留下的，而当金龟子从左眼穿过，掉落在地上的时候，那打上桩子的地面之下就是一整箱的金银珠宝，而破译金龟子的秘密就全在于科学，“人家常拿不纯的氧化钴溶在王水里，再加四倍水稀释；结果就调出绿色溶液。—含杂质的钴溶解在纯硝酸里，就调出红色溶液。”于是便有了像金龟子一样的头颅绘画，于是就有了这个财富的秘密。

如果说，杜宾和威廉·勒格朗代表着对于真相破解的科学实证主义者，那么无数恐怖故事里的“我”则明显带着神秘色彩，实际上，“我”代表着另一种真相的在场，有时候，真相不是在活着的时候看见，也不在死去的时候证明，而在于在死去之后的复活。这种复活是神秘的，是诡异的，也完全违背着科学，而这样的证明是在一个更意外的现场。《泄密的心》里，我为了不再瞅见那只眼睛，我把他杀死，而且还将尸首肢解，藏匿在地下。当警察来查找的时候，本以为不会发现，但是那种模模糊糊的低沉声音却把我带向了一个无法灭迹的死亡现场，“我唾沫乱溅，大肆咆哮，咒天骂地！让椅子就势摇动，在木板上磨得嘎嘎的响，可是响声却压倒一切，而且继续不断，愈来愈大。愈来愈响，愈来愈响，愈来愈响！”以致于让我完全发疯，“别再装蒜了！我招就是！——撬开地板——这儿，这儿！——他那颗可恶的心在跳呢！”这样恐怖的声音返回到现场，是科学之外的真相，而变成宿命、诡异和恐怖。同样的声音也出现在杀死猫也误杀了自己妻子的那面墙里，那只被剜掉眼珠的猫在我面前就是曾经被杀死的黑猫的变形，所以当我想砍死猫的时候，竟错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为了灭迹，我将尸块砌进地窖的墙里，而这根本不是事件的终结，那声音出现了，“这是一声哀号——一声悲鸣，半似恐怖，半似得意，只有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痛苦的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打成一片，才跟这声音差不离。”而等到那面墙倒掉的时候，我才发现尸块头部上就坐着那只可怕的猫，正是我把它砌进了墓墙里，它才变成了报警的那个真相的揭露者。

这是死亡之后的复活，它同样抵达一个神秘的真相，《一桶白葡萄酒》中被杀死的福吐纳托老爷，《丽姬娅》中被杀死的新娘，《鄂榭府崩溃记》中生病死去的玛德琳小姐，都在死亡之后以复活的方式重返现场，那种被制造的恐怖气氛让“我”无处藏身，我或者是实施者，或者是旁观者，或者是参与者，而当“我”进入现场，也就意味着再也无法走出真相，这或者也是爱伦·坡对于现实的某种颓废表达，当出生变成一种罪恶，当婚姻变成一种噩梦，对于爱伦·坡来说，现实的庇护就只有文学和酒，这是一种逃避，亦是重构，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性并没有让爱伦·坡找到摆脱现实桎梏的办法，就像《红死魔的面具》里的红死魔，在荣王爷挑了一千名伴当隐居在寺院里的时候，依然没有逃脱“红死”的瘟疫，那个蒙面的戏子实际上就是“红死魔”，“寻欢作乐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倒在血染满地妁舞厅里，尸横狼藉，个个都是一副绝望的姿态。乌檀木时钟的生命也终于随着放荡生活的告终而结束了。香炉的火。光也熄灭了。只有黑暗、衰败和‘红死’一统天下。”

被“红死”一统天下，逃避的寺院终究是一个无法消除恐惧的地方，所以对于爱伦·坡来说，命运就是这无比阴森的“西厢的黑屋”，当奇怪的钟敲响时间的时候，死亡的宿命便开始降临，1849年10月，在喝得酩町大醉不省人事之后，爱伦·坡陷入到谵妄状态，而仅在四天之后，在大呼“上帝保佑我！”之后，与世长辞，上帝不在身边，上帝已经浸没在酒瓶的世界里，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也仿佛是命运的最后挣扎，而那《瓶中手稿》仿佛如寓言一般，留下了最后的声明真相：“海洋和风暴那片咆哮、怒号、轰鸣声中，船身一味震晃——天哪！竟然——渐渐沉下去了！”

	编号：C96·1970719·0390
	作者：鲁迅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1995年1月第一版
	定价：8.80元
	页数：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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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则始有小说。”鲁迅认为小说至唐则成为文人专门创作的体裁，虽为“传奇”，亦是小说的真正开端，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推崇唐始之传奇，辑录自《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类书，自成一册，以求“斥伪返本”，“重加勘定”。辑分8卷及一卷末，共47篇，为唐宋传奇最全面的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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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传奇集》：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枕中记》

这是一场适与不适的实验：卢生路遇一名老者，谈及自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看来，成功的标准只有一条，“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只有达到“族益昌而家益肥”，才可以使自己过上适宜的生活，但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少年所立之志早已不在，“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于是“目昏思寐”，这时老者给了他一个枕头，对他说：“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于是卢生进入梦乡，在梦中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最后却依然会醒来，一场梦之后连蒸黍都未熟，人生如梦，老者才对他说：“人生之适，亦如是矣。”这时的卢生才醒悟过来，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都已经在梦中体悟到了，而这样一种实现了理想的体悟便是老者故意抑制了人生之欲，如此，卢生幡然醒悟。

梦中醒来是一悟，得人生之理是另一悟，老者便是用一个小小的枕头让卢生在这场实验中感悟到人生之真谛。同样的关于梦的寓言还有《南柯太守传》，东平淳于棼是吴楚游侠，他不守细行，终日以酒度日，曾经成为淮南军裨将，但是因为醉酒而忤帅终于丢了职位，依然饮酒度日。有一天昏昏入睡，看见两个紫衣使者前来，他们跪拜着说：“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于是淳于棼跟着他们来到了槐安国度，并且真的成了驸马，“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有一天妻子问他为何不为政？淳于棼说自己放荡不习政事，但是妻子希望他为政，并提出自己会辅佐他，还告知了父王，王于是让淳于棼做了南柯太守。身为南柯太守，淳于棼的确开始了从政生涯，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政绩，“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还击败了前来侵犯的檀萝国，由此淳于棼的政治事业达到了高峰，“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这引起了王的怀疑，而此时有人说，“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而这一切就在于淳于棼“侈僭之应”，于是下令撤掉了淳于棼的侍卫，并且“禁生游从，处之私第”。当一切的辉煌不再，甚至连自由也没有，淳于棼感慨万分，而王却笑着对他说：“卿本人间，家非在此。”淳于棼忽然醒悟，原来就是一场梦，那些所谓的槐安国都、南柯郡、檀萝之国都只是蚁穴。

“生忽若昏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这是梦醒之后的悔悟，但也正是通过这一南柯之梦，淳于棼感受到了人世之倏忽，于是弃绝酒色，三年之后，“亦终于家”。当一个虚无的梦让淳于棼感受到人世之浮沉不过是倏忽，这也便成为了对后世的一种启示，“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枕中记》是从目昏的状态中醒来而知天下之理，《南柯太守传》则把辉煌的人生变成了一种虚无的梦，两种梦都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投影，也都带着劝诫的目的，而梦的奇异之处便是一种沟通的入口，白行简在《三梦记》中记述了三种异于常者之梦，“或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或两相通梦者。”不管是一个人的梦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还是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在另一个人的梦中应验，都比不上第三种梦奇异，那就是“两相通梦者”，也就是说，两个人的梦境奇迹般地成为一种互通——刘幽求经过一个佛堂的时候，听到里面有歌笑声传出，于是俯身窥视，看见十多个人坐在那里，“儿女杂坐，罗列盘馔，环绕之而共食。”其中还有自己的妻子，刘感到很奇怪，但是寺院门关着进不去，他于是扔出瓦片，人群闻声而走，刘于是回家，看到妻子刚刚睡下，妻子告诉他，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和十多个人游寺，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扔进来瓦砾，在杯盘狼藉中醒来。而刘也说起了自己刚刚看到的那一幕，和妻子的那个梦完全吻合，“盖所谓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刘和妻子经历了相同的事，虽然一个在寺内一个在寺外，一个如现实中遇见一个是在梦中所见，但是却成为一体之存在，这便是相通之梦，白行简发出感慨说：“《春秋》及子史，言梦者多，然未有载此三梦者也。世人之梦亦众矣，亦未有此三梦。岂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备记其事，以存录焉。”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而是有某种决定性因素，甚至是某种必然性存在——从《枕中记》到《南柯太守传》，再到《三梦记》，这其中的必然性存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通过梦这种载体既能实现人生理想，又能破灭幻想，还能在两个人之间达到共通，这便是梦的虚构性意义所在，它超越现实，它实现共通，它消解偶然，所谓前定，其实是一种必然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梦之存在，便如唐代传奇一样，是在共通上完成了对于虚构文体的命名。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概括唐代小说发生的“一变”，一变之发生，是对于以前小说文本而言的，他认为，在唐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小说，六朝志怪之书作为最接近小说的样本，却是带着某种著述的目的，他把著书者分为两类，一种是教徒，一种是文人，“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而唐之传奇出现，虽然也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施之藻绘”是一种修辞上的变化，“扩其波澜”则是情节上的丰富，而真正改变的则是“文采与意想”，也就是说，在唐代传奇里，小说创作成为一种真正自觉的行为，就如胡应麟在《笔丛》中所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所谓“作意”，所谓“云设”，就是一种“意识之创造”。

从志怪到传奇的转变中，以前的那种“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格还在，过去的那种“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的写作目的也还存在，比如《古镜记》中侯生临终赠给王度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就是“百邪远人”的灵异之物，“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它可以让精魅变形，可以焚杀树中大蛇，而最后古镜消失也是一种灵异，“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比如《补江总白猿传》中平南将军蔺钦南征时，他的别将欧阳纥失妻去寻找找到的就是白猿精怪，“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而最后也是宿命般死去，“前月哉生魄，石瞪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但是，当小说成为一种“意识之创造”，就是挣脱了志怪的范式而注入了小说创作者的意图，就是在“两相通梦者”中找到了寄托之情。

需要如梦一样能达到“两相通梦者”的目的，很明显，所遭遇的必是某种阻隔，在鲁迅所编辑的《唐宋传奇集》中，很大一部分便是和男女之情有关。《柳氏传》中的韩翊是李生的部下，李生在一次酒酣之后竟然将夫人给了韩翊，而他的理由只是重才，“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韩翊当然是辞谢，“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但是李生还是坚持，而且还和韩翊换了位置，后来还资助他三十万，于是，“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这本是奇异之事，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柳氏害怕不能免祸于是剪去了头发毁坏了容貌，寄居于法灵寺，韩翊边去寻找，之后少数民族将领沙吒利占有了柳氏，后来战乱平息，皇帝下了诏书，柳氏于是重又回到韩翊手里。在这个色和才结合的故事里，最后针对柳氏的议论是“志防闲而不克者”，也就是说，柳氏在防范外人的非礼上未能做到，如果柳氏凭容貌能够被选入皇宫，她一定会像汉元帝的妃子冯婕妤那样临危不惧为皇帝挡住扑来的熊，也会像汉成帝时的班婕妤那样，为了皇帝的声名而拒绝和皇帝同车出游，由此感慨：“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柳氏是带着遗憾的，这种遗憾便是形势没能走到必然的一步，而这正是因为存在着不通的某种阻隔。《李章武传》中的李章武“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有一日在市北街看见一个妇人，于是为他着迷，在朋友的帮助下“遂赁舍于美人之家”，虽然两心克谐，情好弥切，但是这也只是“悦而私焉”的私通行为，在分别时，李章武送给妇人一个交颈鸳鸯绮，上面写有赠诗：“鸳鸯绔，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回赠白玉指环，也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分别八年之后李章武再次找来，但是邻居告诉他妇人已死，死前曾托言：“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下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果然，李章武看到了一个和妇人一模一样的人，逼问她才知道不想见的缘由是“恐生怪怖”，但李章武对妇人思念情切：“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实际上两人已是阴阳两隔，李章武感慨道：“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此后李章武也一直在寻访她。

这是一个私通的故事，“悦而私焉”本身就存在着非道德性，而这正是两人情感的最大阻隔，所以要通过那些诗作，那些赠物来消除阴阳之隔。与《李章武传》两人终不得见的结局不同，《霍小玉传》则描写了负情的男人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后来认识了霍小玉，而霍小玉的母亲以前是王的宠婢，后来王死了，她被赶出了家门沦落为娼家，所以当李益遇见霍小玉的时候，李益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暎，才貌相兼。”小玉也爱着有才的李益，但是总是因为自己的出生而自卑，“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但是李益却承诺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如此过了两年，但是后来小玉又对李益说：“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而此时的李益提出八月时自己还会回来，但是回到家之后，母亲已经许下了婚约，将表妹嫁给了他，而李益也不敢辞让，但是他内心却总是记着当初对小玉的誓言，但是两人完全进入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沈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之后两人还是见面了，此时的小玉时日不多，“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徴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这一番话而死去，而李益面对小玉之死，也难以走出负罪的深渊，他后来对名姬营十一娘说：“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还拿了一把刀对侍婢说：“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

《柳氏传》中韩翊和柳氏是才和色之结合，而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便让这段感情带有太多的遗憾；《李章武传》中李章武和妇人“悦而私焉”，不道德的情感最后也走向了阴阳相隔的分离；《霍小玉》中的小玉因为自身出身的原因，使得才和色的故事最终走向悲剧，而李益更是背负罪责度日，三个故事都在志怪小说基础上“施之藻绘，扩其波澜”，这一种演进其实体现了人世之情，而种种阻隔亦可以通过“作意”“云设”而完成某种共通。《流红记》里的儒士于祐就是因宫中之水流出来的红叶而结缘，一个在宫内，一个在宫外，阻隔是存在的，但是那流水中的红叶将两人维系在一起：一开始是哀怨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之后红叶上写着：“天虽高而听卑，人苟有志，天必从人愿耳。吾闻王仙客遇无双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计。但患无志耳，事固未可知也。”于祐于是也写在红叶上，“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于是在流水制造的鸿雁传书中，两个人互生情感，后来娶了韩夫人，于祐发现她正是写红叶诗的人，于是两个人相对惊叹感泣久之，曰：“事岂偶然哉？莫非前定也。”对于这样一个传奇故事，作者的议论说：“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夫在天理可合，虽胡、越之远，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则虽比屋邻居，不可得也。悦于得，好于求者，观此，可以为诫也。”

变无情为有情，正是这一种共通，而红叶上提到的王仙客与无双的样本故事就是《无双传》，王仙客是建中中朝臣刘震的外甥，刘震的女儿就是无双，王仙客父亲早逝，后来母亲得病，去世之前把王仙客交代给刘震，并希望和无双结为夫妻。但是答应母亲愿望的刘震却始终没有提及两人的婚事，王仙客只能从窗隙中窥见无双，久而久之，“仙客发狂，惟恐姻亲之事不谐矣。”后来泾源的士兵造反，舅舅被迫离京丢下仙客，后来被叛军处死，而无双也被送进宫里当奴婢。王仙客千方百计寻找无双，后来无双利用茅山道士的药装死活过来终和仙客相见，最后，“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多年分离最后终于在一起，仙客和无双能成为样本，就在于一种“死而不夺”的精神，“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

这种“死而不夺”的精神不仅在普通人身上，而且也在唐皇和贵妃身上，安史之乱，马嵬坡之死，杨贵妃“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于是唐明皇请道士寻找贵妃，找到的贵妃已不再人间，她说起了当年乞巧节和唐明皇的盟约，“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是两个人的私约，“由此一念，义不复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当使者奏明已为太上皇的唐明皇，于是“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这一段故事之后便成为白居易《长恨歌》的素材，而写作《长恨歌》就是为了记下这一段跨越生死的传奇爱情，“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长恨歌》不被遗忘，《长恨传》亦成为小说而流传，但是这一种“愿世世为夫妇”的传奇，在《杨太真外传》中却成为讽喻之作，“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

长恨歌无非是一种灾祸，女人的灾祸影响了君，影响了国，也终于成为了天下之羞——《长恨传》和《杨太真外传》，将故事完全推向了不同的端点，一个是“死而不夺”的情重，一个则是“贻天下之羞”的祸乱，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构建了完全不同的小说文本，而这也是唐传奇“意识之创造”的具体体现，而在《唐宋传奇集》中，除了表现被阻隔的男女之情走向共通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则是“谈祸福以寓惩劝”——把杨贵妃看成是历史的罪人，就在于阐述这样一种惩戒思想，而因为大多为唐代作品，小说集中《隋炀帝海山记》《隋遗录上》《隋遗录下》《迷楼记》《开河记》便是对前朝之灭亡进行了反省：《隋炀帝海山记》中记载周夫人对隋炀帝说：“杨梅一夕忽尔繁盛。”隋炀帝大喜，问曰：“杨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有人则说：“杨梅虽茂，终不敌玉李之盛。”隋炀帝果然看见院子里“玉李至繁茂”，后来妃子来献果实，妃子说：“杨梅虽好，味清酸，终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隋炀帝感叹道：“恶杨好李，岂人情哉，天意乎！”后来院子里的杨梅枯死，隋炀帝也崩于扬州，杨梅和李子的隐喻明显，“使闻其所未闻故也”的记录也是作者的一种讽刺。《迷楼记》则描写了隋炀帝沉迷女色的故事，“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于是建造了曲房小室，幽轩短槛，“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户，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乎户旁，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云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而且隋炀帝进入之后再也不想出来，“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迷楼”便是隋炀帝追求欲望满足的极致表达，也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大惊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乃命焚之。

隋朝灭亡是唐的前车之鉴，唐之安史之乱又归罪于女人之祸，而宋代传奇《李师师传》则塑造了一个“烈烈有侠士风”的妓女形象。李师师从小被送到佛寺，后来被卖到妓院，喜欢奢华的宋徽宗假扮客人进入妓院，而李师师在皇上面前表现出了高傲，当李姥私下对师师说：“姓赵的礼数不薄，你怎么对他这样冷淡？”师师恼怒地说：“他只是一个做生意的财奴罢了，我干嘛巴结他？”郑皇后听说之后，对皇上说：“娼妓之流的下贱人，不宜跟皇上龙体接近。而且夜晚私自出宫，也怕会出意外。但愿陛下能自爱。”皇帝点头答应，一两年内，没有再去李家。但是他偷偷还是赏赐金银钱财、布料、用具食品等，差不多有一亿文。后来金人在宋边境挑衅，李师师把那些赏赐的钱财集中起来，上书给开封府尹，说愿意把这些钱上缴府库，以帮助河北官兵添购装备军饷。后来金国皇帝找她，张邦昌还帮着金人追查她的踪迹，李师师愤然骂道：“我是一个低贱的妓女，却承蒙皇帝垂顾，宁愿一死，也不屈服。你们这帮人，高官厚禄，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你们要想尽办法灭绝国家命脉？现在你们又向敌人称臣充当走狗，希望有机会作为进身的阶梯。我不会让你们当作礼品讨好敌人！”说完拔下头上的金簪猛刺自己的咽喉，但没有死，就把金簪折断吞了下去才死。李师师作为一个娼妓，却烈烈有侠士风，作者议论说：“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而对比的是宋徽宗，“道君奢侈无度，座召北辕之祸，宜哉。”遭此报应也是必然。

“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其实是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赞誉，不管她们是如何出身，不管遭遇何种不公，这些女性却“烈烈有侠士风”，比如《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在遭受了家人灭门之灾之后，从父亲托梦的字谜中找到线索，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所以她成为贞节的典范，“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峨，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李娃传》中的李娃也是长安之娼女，但是她遇到公子之后，又让他读书考取功名，最后一家荣耀之至，“娃封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李娃也成为女性之代表，“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杨娼传》中的杨娼和将军一道死去，“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这种毅然品格也体现了义和廉：“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矣。”

谢小娥的贞节，杨娼的义廉，和李师师的“烈烈有侠士风”一样，“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这是对女性的一种赞歌，即使是在封建礼教框架内，女性之品格也能超然于世外，而在《莺莺传》里，从待月西厢，再到用笺传情，“非忘情者”的张生最后还是有负于莺莺，而面对莺莺“千万珍重”的哭诉，张生还是斩断了情谊，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在他看来，很多人因为女人而沉沦，“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而他认为自己无力驾驭女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把女人看做是妖孽，认为自己的品德不足以胜之，于是以“忍情”的方式断绝和莺莺的一切来往，而这就是张生所说的“非忘情者”？对女性的妖魔化，或者正是张生男权思想的体现，而“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的作者思想，当然也是在为男权呐喊。

	编号：C27·1970719·0389
	作者：穆时英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版本：1996年5月第一版
	定价：22.80元
	页数：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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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这种对他文学创作的褒称其实就是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小说家个人主义创作信仰的概括，他对旧中国城市人的塑造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现代作家中学习西方现代派最彻底、最极端的一位。《偷面包的面包师》、《 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这些与当时传统小说创作迥异的名篇使他称为中国城市小说最出色的作家。本小说集收录了穆时英创作的全部小说，也是他对中国现代主义最成功的贡献，为后来者提供了多样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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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小说全集》：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白金的女体塑像》

横陈在一九三三年的女体，是横陈在拿着手术刀的医生面前，可是那横陈着的暗绿旗袍、惨淡白莲似的脸，黑宝石的长耳坠子和戒指，白金手表，都不再和富有有关，那垂着的腿，倾斜的腿，也不再和欲望有关，只是那腮帮的红晕，嘴唇的红色，发黑的眼皮，以及“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的黑色的胸脯却制造了另一个病态的世界，她是活着的女体，是会深呼吸的女体，是会让“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的女体，甚至在“全脱了”的命令中解除一切束缚的女体，那么，当“没有第三个人”出现的现场，欲望注定是病态的。

病态的女体是被病态的欲望拖向了“无机的人体塑像”的结局，是性欲过度的亢奋？是虚弱导致的月经失调？是初期肺痨制造的病态？可是当医生看见横陈的女体的时候，当欲望“像整个宇宙崩溃下来似的压到身上，压扁了他”的时候，治病救人的职业是不是意味着另一种病态的折磨？不是为了肉体的救赎，是为了思想的再次沦陷，而在这个没有羞愧，没有道德，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性欲对象面前，堕落就是唯一的病态。

当一九三三年的肉体在这样一种病态的世界里被打开，到底谁来医治谜一样的女人？谁来解救堕落的男人？“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重复而机械，那心里念叨话越来越微弱，其实没有上帝，没有解救者，这个世界就只有白金的女体，就只有压扁的欲望，就只有死去的一九三三年。同样发生在一九三三年故事里的《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或者还试图寻找一种堕落的原因，试图解救被误解的女人，一个在皇宫舞场里的舞女，无故被人殴打，却反而在争辩中被拘押，那么解救她的应该是法律，可是巡官却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是法律真的能保护人权，不瞒你老哥说，我早就饿死了。”

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可是活着的人还有什么意义？“我是卖给人家的”，舞女的生和死其实也没有了意义，只不过一种暂时的抗争像是在这个三百万人呼吸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心灵固有的位置，暂时是一束可以照见灵魂的光亮，但最后还是熄灭，在她不做声之后，在我退出来之后，一切又回到了死去的结局中。暂时的抗争被编成了一个故事，变成了新闻栏编辑中的听说——“每晚上我就从字纸篓的嘴里听着它们的诉说，听着它们的呐喊，听着它们的哭泣，听着它们的嬉笑。”但是在无法逃脱的宿命里，它依然只是“一扎废稿”，依然丢进一九三三年的字纸篓里，依然在大上海的悲哀和快乐中独自熄灭。

这是一九三三年的宿命，可是一九三三年之前呢，那里是有到处学武松的“黑旋风”，是有打不平的海盗李二爷，有高喊“反对沙田捐，沙田登记！反对土地陈报！”的一群人，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却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正如《咱们的世界》里所说：“咱们的事你不用管，咱们自己能管，咱们自有咱们自家儿的世界。”咱们有咱们的情义，咱们有咱们的是非，咱们有咱们的爱恨，“我就这么这儿跑到那儿，那儿跑到这儿，野马似的逛到了二十岁，结识了老蒋，就是他带我去跑海走黑道儿的。”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是一种处事哲学，既然是最底层，再也没有低下去的理由，于是看不惯的一切都可以破坏，他们和那些不清白的学生为敌，与那些贪官污吏为敌，和一切欺压他们的人为敌，每天坐茶馆，抽纸烟，瞧热闹，听新闻，就是希望有一天像梁山好汉一样，招兵买马，替天行道。

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

所以在头等舱里宰了“肥羊”杀了贵人，所以脚踢傍了学生的牛奶西施，所以“杀了我的亲哥子，杀了我的翠凤儿”，入伙、黑道、火并、仇杀，他们是暴力反抗者，他们是武力颠覆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建造属于自己的秩序，但是这样一种梁山好汉式的英雄主义，却也无法改变社会的现实，无法动摇他们的世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却成为“盲目”的群众，他们占有“铄亮的丝袜子，怪合式的旗袍，那么红润的嘴，那么蓬松的发，嫩脸蛋子象挤得出水来似的，是那种娘儿”，他们奉行的是“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的规则，但是最后的结局却也是自我毁灭，正如唐先生所说：““糟了！打死了他们有什么用呢？”

贫与富，强与弱，底层与上层，咱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种无法消除的社会对立，是“南北极”呈现的极端主义，杀人式的暴力最后还是回到了暴力式的杀人社会里，而在《偷面包的面包师》里，虽然不是极端地暴力，但是最后的命运也无非跌进了“南北极”的宿命中，一个做面包的面包师，却买不起一个面包为自己的母亲过生日，所以最后萌生了偷面包的想法，面包最后是拿走了，但从此也失去了工作，而失去工作意味着全家人都被推进了生活的深渊里，“你们乐！看你们以后怎么过？”生日的喜庆和命运的悲惨是另一种“南北极”生活，而对于这样的生活，那一句发问震撼人心：“真的，为什么我自家儿烘洋饽饽儿我就不能吃呢？”

咱们的世界是被驱逐的，就如《白金的女体塑像》集子的序言所说：“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车竞走，总有天会跑得精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的吧！”急行的列车，拼命追赶的行人，是有机的人和无机的蒸汽机车形成的不合理局面，是社会呈现的“南北极”，所以对于那些人来说，最后的命运必然是“跑得精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这是一种身体的死亡，也是灵魂的寂灭。《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在1932年4月6日下午呈现的是“嘴唇咬碎了”的痛苦，这是集体的症候，没有理性，法官也要犯罪，上帝也进地狱，而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当十天之后，当四个人从万国公墓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为了送胡均益入土，但是实际上愁白了头发的郑萍，失了业的缪宗旦，二十八岁零四天的黄黛茜，睁着解剖刀似的眼珠子的季洁也都在走向同一种命运，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爱人，没有了财产，活着也是一种死亡。

在《公墓》集子里，所呈现的不是《南北极》的暴力反抗，不是“群众简直是盲目”的仇视，而是在社会中自我欺骗，“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必然地要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戴着面具的是抽着Craven“A”的女人，是“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的蓉子，是“开着1932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1980年的恋爱方式”的母子，她们和他们，在一个叫做上海的城市里生活，而人生到最后只不过变成了“一个断片”：CRAVEN“A”一个年轻的身子吓死一颗老了的心，我爱着的蓉子却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消遣品，而上海狐步舞里的世界是“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但在这戴着面具的生活里，却也有些真诚的东西，公墓里遇到的玲似乎都在一种死亡的纯洁中感受到了爱意，同病相怜，是那梦似的笑，是蒙着雾似的眼光，是不十分健康的肤色，是“你不懂的”的暗语，可是这在公墓里相遇的一切却也难以逃脱最后的死亡，仿佛公墓就注解了命运的归宿，玲患上了结核病，最后葬在了她母亲身边，留下的两束紫丁香、自家的照片是对于生的唯一依恋，也是对于生者的我最后的牵挂，“我懂的，可是我迟了。”却并不能走向相同的命运，这是“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喜乐”的世界，公墓是起点也是终点，公墓是走在一起也是分开生死，就如《莲花落》里漂泊的两个人，在一重山又一重山，在一道水又一道水的共同生活里，最后的结局却是：“是的，我们是两个人，可是她在昨天晚上死了。”

死亡是身体之死，是肉体之死，在贫与富、精神与物质、肉体和灵魂的“南北极”对立世界里，到底哪一种更重要？其实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题，《贫士日记》里的我是有着一个家庭，似乎是跨过了一种感情的纠葛，我爱妻子薇，薇也爱着我，但是在婚后的生活中，物质的贫瘠依然折磨着两个人，当十块钱都没有能吃一顿丰盛的饭，当看病都没钱只好去吃仙方，“怡然地读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讽刺？当我谋到了一份给贵族小姐讲课的工作，两个人对未来的生活开始憧憬起来：要做墨绿色的丝棉袍，要每星期日吃一顿丰盛的午餐，要每星期六看一场电影……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现实的无情根本无法改变贫穷的现实，而在贫穷的命运面前，只能抱怨：“怨命么？你一开头就错了，谁教你嫁了我那样的贫士呢？哭吧！大声地哭吧！”最后的离婚，最后的离散，以致最后的病逝，最后的羁押，都是对于这个社会最后的讽刺。

贫困、疾病，以及宿命，都明显带有了横光利一的影子，而在命运之前的喟叹也开始了某种西方式的探寻，《圣处女的感情》里对于宗教式的救赎似乎给予了一种期望，“安详地走进了教堂的陶茜和玛丽，是静谧，纯洁，到像在银架上燃烧着的白色的小蜡烛。”像基督一样的男人，是内心复苏的希望，而那祈祷里分明在构建“圣处女”无欲的境界，“主呵，请恕宥你的女儿，她是犯了罪，她是那么不幸，那么悲伤，主呵，请你救助你的女儿……”但是这样的圣洁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在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中选择精神，在灵魂和肉体对立中是不是一定选择灵魂？《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似乎做了相反的回答，引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那句话，就是把现实的重担驼在灵魂身上，是一种坚强的超人力量，最后会使灵魂超越肉体，“灵魂也那么地往它的漠野中驰去了。”但是在沉重的灵魂面前，却不是超脱，而是迷惑，嘉宝型的眉、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鼻子、红腻的嘴唇、白绸的衬衫和嫩黄的裙，是构成了一种肉欲的象征，当欲望超越了灵魂的需求，沉重便只是自我的负罪感觉，所以他在那“绸衫薄了起来”的世界里看见了身体，看见了欲望，看见了激情，扑上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也许尼采是阳萎症患者吧！”

解构尼采，解构像骆驼的灵魂，解构欲望下的苦难，当然最终是为了解构对立，但是在暂时的解构之后，在激情扑上去之后，在满足了欲望之后，在这个充满“南北极”疾病和死亡，贫穷和苦难，痛苦和折磨的世界里，最后触摸到的还是那一九三三年无欲而欲的冷漠，无机的白金人体仿佛就是一个标本，在消耗着有机的灵魂、欲望和精神之后，在摘下了快乐的面具之后，在“咱们的世界”溃败之后，人，最后，“究竟是消遣品吧！”

	编号：C38·1970714·0388
	作者：（法）米歇尔·图尼埃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50元
	页数：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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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发表并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这部小说是初期资本主义发迹史的另一种版本，笛福的“鲁滨逊”却成了礼拜五，一个鲁滨逊自己王国中的臣民，这种改编不仅只是小说人物与叙述角度的不同，更是英国写作与法国写作的根本区别。“灵簿狱”指未受洗得儿童及妇人灵魂所居之地，作为一个黑人臣民的修饰语，正是图尼埃对一种经典的反叛以及个人信仰的写照，它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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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五》：因为他自以为已经死去

从此以后，他们一共是四个人生活在这个岛上。其中有一个真鲁滨孙，还有一个竹子做成的木偶，一个真礼拜五，还有一个沙土塑像。
                      ——《第九章》 

真的或者假的，活着或者死去，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游戏总是超过了现实的意义，椰壳做的脑袋，竹竿穿着胳膊和腿，形象和驱鸟人一样，或者还有水手帽，对于礼拜五来说，他只是一个木偶，也可以叫做鲁滨孙·克罗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希望岛的总督。”但最后不是尊敬不是对于主人的礼节，而是鞭打破坏和狂笑，只是，礼拜五会用另外的拥抱对鲁滨孙一个亲吻。这叫心领神会，礼拜五之于鲁滨孙，和鲁滨孙之于礼拜五，也是一个木偶的喜剧，湿湿的沙子，趴在地上，海藻当作头发，露出棕色的头发，“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礼拜五，吃蛇吞虫的人。”也是鞭打也是破坏，脊背、屁股和大腿被抽打得体无完肤，或者也是一种欢笑。

四个人，他们一起欢笑，一起詈骂，一起殴打，一起发怒——这是关于替身的游戏，这是关于复制的命名，鲁滨孙·克罗素和礼拜五，只属于一个人，而木偶或者沙雕，则变成了想象之外的符号。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个游戏，将自己的身体做另一个替身，假胡子，草帽、破布，礼拜五变成了鲁滨孙，“我是鲁滨孙·克罗素，英格兰约克郡人氏，野蛮人礼拜五的主人！”这是礼拜五的“他命名”，而鲁滨孙的“他命名”则是站起来跑到森林里去，然后用椰果汁搽脸抹身体，兽皮缠腰布，“你看，我就是礼拜五！”

仪式完成了，礼拜五变成了鲁滨孙，鲁滨孙变成了礼拜五，游戏一种，也是孤岛上的生活一种，谁是谁的疑问变成了谁不是谁的快意解构，对于礼拜五来说，是对于奴隶身份的解脱，而对于鲁滨孙来说，则是对于过去身份的一种怀疑和否定。但是“过去”在哪里？在解救阿劳干人并给他叫“礼拜五”的名字的时候？还是在孤岛上颁布宪章和刑法的时候？或者还是在弗吉尼亚号处在南纬三十二度的纬线上？或者在回溯历史，将时间从一个浓郁的殖民故事中解脱出来，或者是在那个叫笛福对于那场海难的描述和对于幸存者的虚构中，而那时虚构的鲁滨孙不叫鲁滨孙，而叫“鲁滨逊”。这或许这是文本阅读中的一种变迁，当时间以如此不同的命名再次循环到同一片海域同一个荒岛，甚至同一个礼拜五的时候，真正的仪式早就开始了，“过去”不是鲁滨孙需要去遗憾和遗忘的，它其实全部来自于小说外的那个时间陷阱。

笛福之死，鲁滨逊之死，再后来就变成弗吉尼亚号之死，以及“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之死，那时候世界全部是一个虚构的开始，船长拿着塔罗牌，所有的命运都不在这纸牌上，在现实的大海上，在大风大浪的肆虐中，在等待的那个孤岛上，所以创世神也变成了一张虚构的塔罗牌。拿在船长手里的游戏，一样指向虚幻的终点：死亡。“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创世神自己也是一个卖艺人：他的功业，他建立的秩序，全都是虚幻的。”创世神化身为一个街头艺人，“站在摊满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的工作台前面”，而那些战胜的大自然里没有创世神的秩序，只有被破坏和被颠覆，创造不敌毁坏，生不敌死，这就是一个神话的反讽，而那种充满寓言的塔罗牌，就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自身封闭圆满无缺的性爱形态，像是“人的完美形态的极致”，但是在没有最后的目的面前，这一条蛇只是对于神谕的死亡做出的另一个预测——那里不是时间与永恒，生与死的中间的那个太阳城，也没有如孩子般天真纯洁的居民，一切都变成了最后的呼喊：朱庇特！“不就是他刚才透过暴风雨轰鸣声听到的那个个词吗？”天神朱庇特在那无尽的黑夜里，在被改写的时间和故事里，是的，神不在现场，朱庇特也不在现场，“不对，不对！是陆地，陆地！”

朱庇特就是变异为陆地的那个词，所以当鲁滨孙变成木偶，礼拜五变成沙土，或者鲁滨孙变成奴隶的礼拜五，礼拜五变成主人的鲁滨孙，都只是替换的身份，都只是一个游戏，所以秩序在某种无靠的个人世界里，它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可是，当从那艘弗吉尼亚号被冲到荒岛上的时候，谁也不会那么无谓地将自己当成是玩笑的对象，汹涌的波涛是命运的象征，被抛到沙滩上并且能找到那艘船的残骸和死去的船员的时候，对于鲁滨孙来说，一定是恐惧、不安，以及极力想要寻找“别人”的欲望，他举目四望，他荒岛求生，在一个刚刚被跑向孤独世界的时候，他一定想要的重新寻找自己适应的世界，自己适应的秩序，所以鲁滨孙的命名开始了。

一种当然是物的命名，那个岛他叫“荒凉岛”，《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上的“荒凉”一词原文还含有失望之义，“那么当然就是荒凉岛了。”从《圣经》而来的命名当然带着某种救赎的意义，荒凉而具有的失望，首先就是否定，就是不安，就是孤独和恐惧，“一种担心丧失心智的恐惧感，第一次从他心头掠过。自此以后，这种恐惧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生存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对于宗教救赎的怀疑也就成为必然，他想用船逃离这个孤岛，而那艘建造的船，他名之曰“越狱号”——在宗教中，人类的救赎就是从方舟开始的，而鲁滨孙的“越狱号”命名当然也是对于那种圣经故事的怀疑。而他想用挖水道来使自己的那艘船逃出荒岛，也变成了一件如“太阳岛”般乌托邦的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他还能活在世上身体状况处在最佳状态，无疑也不足以完成这项工程。”无法完成就是无法救赎，这是一个关于个体生命最直接的考验，对于鲁滨孙来说，失望一定是颠覆。而这种颠覆不仅是宗教意义上对于救赎的否定，还有现实意义上的“离开”，他命名见到一艘西班牙大帆船，还亲眼看见了船上的那个少女，但是大帆船并没有注意到他，顾自远去，希望破灭的鲁滨孙似乎只能用一种近乎诅咒来命名：“他才给西班牙大帆船上那位少女想好一个姓名——其实只是名字。名字是露茜，他的一个少年夭折的妹妹就叫这名字。”夭折的妹妹，已经属于远去的时代，而那艘大帆船里离去的少女也是给他这样无情的离去。

曾经，他就是活在原来的秩序中，“只有过去才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存在，才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价值。现在的意义不过是回忆的源泉，现在制造过去之所以要生存下去，其重要作用就在于过去这可贵资本的增加。”当面对孤岛的时候，鲁滨孙曾经以为用以前的秩序能够使自己确定生存的价值，但是，这只是他在水洼地上推论出来的哲学，这样的命名终归只是孤独者的恐惧，在偏向感性一面时，鲁滨孙也不得不去思考更终极的目的：如何活下去。其实，对于鲁滨孙有更多的的选择，除了记忆和过去，他还有从弗吉尼亚号带来的打火石，还有从文明社会带来的智慧、知识、《圣经》以及自我否定的勇气。这荒岛对于鲁滨孙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命名为“新的纪元”，这个纪元是以弗吉尼亚号失事的时间为起点，一七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午夜二时到“他在一棵枯死的松树树干上刻上一道印记”的时间，是无法确定、难以规定和充满黑暗和哭号的，所以这也是过渡的时间，是“与人世的日历”一刀两断，被阻隔的汪洋大海，就像被阻隔在文明世界之外，阻隔在“他人”之外。

而在新的纪元里，鲁滨孙成为自己社会里的一个公民，所有的秩序都有自己设定：

他开垦整整几公顷的草地和森林，并播下种去，把南方到处生长的一些种植品种如萝卜、蔓菁和酸模移到整整一块田地上，并注意保护，防止鸟雀和昆虫侵害，设置好二十处蜂房，开始移殖最初几批蜂群，他在沿海边上挖出几处淡水和海水的养鱼池，养殖欧鳊鱼、海天使鱼、高鳍石首鱼，还有螯虾。他贮存了大量的干果、干熏肉、咸鱼，以及硬而易碎可以无限期保存、像白垩似的干酪，他还发明了一种制糖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制果酱和果脯蜜饯。

他在土地上烧荒、翻耕、播种，他驯养山羊，他烘烤面包，他设置原始的漏壶以计时，甚至他将这座岛从荒凉岛改名为“希望岛”——《圣经》上以令人赞绝的悖论论证了绝望乃不可饶恕之罪，而希望则是三德之一。从绝望回到希望，从荒凉回归到斯佩朗萨，命名的过程就是一种秩序的更替，他也用自己的文明社会的记忆和思考写下了《航海日志》：“我的胜利，那就是用我的精神秩序加之于希望岛抵制它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绝对混乱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否定恐惧带来的自然秩序，否定荒岛里的生存哲学，对于鲁滨孙来说，他甚至可以试着去忘掉那些早已存在着的时间，“时间不会置他于不顾竟自流向无底的深渊了，自此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规律化、自主的了，总之他感到他自己也有家庭的意味。”家庭的意味是因为他消灭了自我的恐惧，消灭了既有的秩序，消灭了弗吉尼亚代表的文明社会的种种记忆，“由于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心灵的力量，整个这岛也将渐渐变得具有这种意味了。”

是的，整座岛都仿佛是他自己的了，不管是曾经要适应的他人秩序还是自然秩序，对于鲁滨孙来说，都慢慢变成了“自我秩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的感觉，再然后便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法律的颁布使鲁滨孙成为荒岛上的“总督”，他的“希望岛宪章”和“希望岛刑法”一样，要在“本地区历法第一千日开始实施”，“第一千日”是带着他个人的印记，成为“鲁滨孙时间”，而在“宪章”第一款上写道：“他以总督的名义，对于该岛全部领土，包括按其内心智慧之光所昭示的有关方向与航道应包括在内的水上领域，具有立法并以实施的全权。”他是总督，他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也将成为法律的制约者，而对于鲁滨孙来说，这是他走出原先那个自我的第一步，将一切推翻的意义便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死去之后的物，弗吉尼亚号上的尸体死亡“让我沉陷在这样一句语义双关反论中而无法自拔：我就是某一个物”。这个物是超越过去的秩序，超越弗吉尼亚号，超越文明，而自我也成为另一个新建的“物”：“这样，我就在我之外建立了一个个体，姓克罗索，名鲁滨孙，身高六尺，等等。”新的个体，新的物，而我可以“在一旁看着他在岛上生存、发展，既不再去利用他的时间，也不为他的种种不幸而受苦受罪”。脱离了这样的秩序约束，脱离了身体之形，对于鲁滨孙来说，这是一次形而上意义的自我拯救，他也为自己自然之性的满足准备了条件。

所以，在鲁滨孙看来，由环境情势所拒绝的那个人已经取代了文明秩序下的人，或者说，一个逐渐非人化的鲁滨孙已经代替了那个“逐渐人化的城市的总督”，或者也是“以人造之物代替自有之物”，这是人类的本性问题，鲁滨孙说，正是这一点“才把人从动物区别出来”，所以荒岛即使被命名为“希望”，即使有文明社会的种植技术，计时工具，以及充满智慧的航海日志，甚至有宪章和刑法，但是对于孤独的鲁滨孙来说，人还有一种动物的原始欲望，这种愿望从最初的意淫变成了最后的模拟，不仅那里的山洞“奇迹般地把子宫湿暖黑暗的宁静与坟墓的宁静合而为一，它把今生和彼岸连接贯通起来了”其实，对于鲁滨孙来说，“山洞”连隐喻的意义也被消解了，而成为赤裸裸的生活之一种。那棵受到雷击的吉阿伊树，成为鲁滨孙的“植物通道”：“最后，他赤身伏在那被击倒的树上，他两臂紧抱着树干，他的生殖器冒险探入两条主枝分开之间那个小小的长着苔藓的凹洞。”

在他的《航海日志》上曾经记着：“我嘴上空说：女人，乳房，大腿，被我的欲望所分开的大腿。一无所有。这些词具有的魔力已告失效。只是一些音响，flatus vocis。这是不是说我的欲望因为缺乏营养已经死灭？决不是！这生命之泉在我身上我始终感觉得到涌流不息，不过，变得全无所用了。”欲望不是失去了魔力，而是在秩序和文明社会的约束下无法返回去成为一个自然化的人，所以当在“植物通道”里完成了最直接的命名，鲁滨孙的疑问是：我“是不是人类谱系中返回到生命的植物类的源泉的最后一人？”

不是最后一人，但可能是最先一个，希望岛也不是一个女人，不具备女性的天性，所有的心灵和肉体其实都是在返回自然的途中寻找解脱的方法。圣书上写道：“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这小孩的样子，是不是正如鲁滨孙自己定义的是那个自然的我，那个消灭了秩序、消灭了总督，消灭了文明的自我，那个物。可是当礼拜五偶然出现在鲁滨孙面前的时候，他甚至也想到了从死亡的“物”中重新活过来，重新在自己的秩序中开始岛上的生活——因为岛上已经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有了对象有了听他话的礼拜五，有了他命名的礼拜五，所有的秩序、宪章、刑法、总督都回来了。礼拜六只是一个阿劳干人，在他面前迅即成为“野蛮人”，这是自然而形成的等级，“根本算不上是人类”其实已经将其排除在“共生”之外。他在命名之外，甚至给他发工资，还将“世界上监狱里荒谬无理的苦役强加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最卑鄙的迫害”。虽然看起来，他和礼拜五保持着某种和谐，但实际上，鲁滨孙还是感觉到了礼拜五所代表的“动物性”和自己的人性之间的冲突，礼拜五甚至还在“绯色小谿谷内到处散布精液”，这是对鲁滨孙的模仿，还是对自然欲望发泄的戏谑？看起来的一个偶然事件，最后“竟被引经据典，与波提乏同约瑟的事混为一谈了”。在不同的审视标准，不同的宗教和欲望中，对立解构了礼拜五的动物性，也解构了鲁滨孙的人性，其实在一个没有他人的荒岛上，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孤独的，木偶和沙土雕像是一种消解对立的游戏，但其实，在象征着诞生和死亡的“礼拜五”身上，一定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只有鲁滨孙能够看到，“在礼拜五和我已经进入最高境界时，性的区别已经被超越了，礼拜五可以与维纳斯同一，同样也可以用人类的语言说成：我把我自己大大张开来承受最大的星体授精。”这仅仅是对于性意义对立的消解，但是在那艘关于人类文明的“双桅船白鸟号船”到达荒岛之后，这种对立便成为了他们各自新的选择：礼拜五逃跑了，鲁滨孙放弃了离开孤岛。

礼拜五不见了，从来他就属于没有秩序的生活中，原始、野蛮，充满生与死的恐惧，所以他的到来和离去都只是一次偶然事件，都是对于从物回归到物，从自我回归到自我的必然选择，从此他不会叫礼拜五，他只是一个通的阿劳干人。而鲁滨孙呢，他拒绝搭上白鸟号，决定留在希望岛上，因为他在这艘代表人类文明的船只上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秩序，一种包罗着语言和行为的罗网，“让他再度回到那个庞大的体系之中去”。从“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到“一七八七年十二月月十九日，礼拜三，阁下，” 时间正好是二十八年零两个月又十九天，而在这孤岛上，时间对于鲁滨孙来说并不是一种难熬的痛苦，而变成了新的不可摆脱的个人秩序，而在这些时间的秩序之列中，一切都是荒谬的，连同人生和青春：“希望岛在太阳神照耀之下，在永久的现时之中，颤栗着、激动着，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永远是现在。”

而现在是不是永远只有一种秩序？当礼拜五失踪之后，一个小孩却又来到了鲁滨孙的身边，他是白鸟号上的罪人，被现代文明的规则惩罚，所以小孩留在鲁滨孙的身边，留在荒凉岛上，也可以是一种反抗和逃避。鲁滨孙不希望这是一种时间的循环往复，所以在礼拜五之后，鲁滨孙对他说：“以后你就叫礼拜四好了。礼拜四，是天神朱庇特的节日。这一天，也是孩子们的礼拜天。”

从礼拜五到礼拜四，并不只是一次新的命名，而其实这是接近神谕的发现，朱庇特不正是那个叫“陆地”的天神的词？而这一天也是孩子们的礼拜天，“圣书上写道：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最接近天国的就是新的礼拜四，就是新的鲁滨孙，就是以为自己死去的那个异化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