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

编号:S29·2131219·1035
作者:杨克 主编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7.80元
ISBN:9787539964485
页数:606页

“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句熟悉的话又印在这本新诗年鉴上,那是20世纪90年代情绪的复活,是对诗歌生命的再次致敬,“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其实诗歌界也没什么好抱怨的,15年来诺大中国的连续性诗歌选本,几乎唯有这本新诗年鉴从未用过纳税人一个子儿,当有凭艺术良知和个人判断选诗的权利。”主编杨克说,15年来,对诗歌的坚持似乎在文本的形式上有了改变,比如换了出版社,比如用了大16K的版式——或者是实践着“诗的土地翻检的面积应更大一些”的某种理想。精选2011-2012的中国原创诗歌,包括年度推荐(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微诗体诗歌、新诗典诗歌)、年度诗选(纸面)、网络诗歌、散文诗、诗学观点和批评文章等分栏,杨克在《工作手记》上说:“15年了,我已然成为一个诗歌土地上的老农夫。挖掘,再挖掘,相对于我的守望,完美只是虚念。”但愿虚念不是最后的终点。


《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我赶在了时间的前面

那总被忽略的影子,跟来跟去
每逢这种需要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
它就在身后,猛地
喊我一声
——王更登加《影子在身后喊我》

影子,先是从一张锋利的纸上跃起,继而从一本厚重的书上跃起,再从一个完整的纪年里跃起。或者,影子从很远的地方出生,又从很近的岁月里消失,再从眼前的时间里“喊我一声”——猛地喊我一声,老去的是自己的身体,是诗歌的激情,也是那些扬起又掉落的尘土。只是一回头,那些“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变成了世纪末的咏叹调,变成了模糊的“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是的,1999年,影子曾经喊过我,《1998中国新诗年鉴》里的语言是一种可以流动的物质,“穿透思想,流进世界的末端”,那里有着日月星辰,有着孤独的人,有着西西弗斯的沉重而坚忍,照见的光里都有前行的影子,都有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所以影子不断地成长,在时间的河里成为一面镜子,它延续到2000年,延续到2004年,而那些标注着“中国新诗年鉴”的锋利纸张因为“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而成为一道风景,只是时间也会有断流,就像身体在某处的断裂,听不到声音,却已经是摧枯拉朽地将一个时代肢解,到处是细小的尘土,到处是覆盖在上面的灰尘。而当世纪末变成一种虚拟的场景时,当日月星辰下的孤独影子变成符号时,影子早已经无声无息地关进了玻璃的橱门,它们和无数的纸张站在一起,分辨不出灵魂和命运,分辨不出尘土和空气,当然,也分辨不出在彼处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只是我们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朵渔在新世纪十年之后所说的“羞耻的诗学”是不是已经仅仅变成了一种踩在雪地里的新鲜感,罕无人至,却享受着无根基的幸福,所谓愉快,所谓卸去沉重,大约就是被影子重新叫醒,重新站在《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的现场。

为什么在身后,“猛地喊我一声”?必是要回头,必是重新回到民间立场,回到杨克的那片土地上,十年,或者更远,那“砾石累累”的土地上到底长出了什么:命定?热爱?无奈?还是争吵?回头的时候,其实“诗的土地翻检面积”更大了,挖掘得更深了,那柄铁锹是握在手里,但是即使在15年的守望中,他所看见的也是那片天:“当我从地里抬起头来,我看见了满天星空。”是的,那是日月星辰,那是孤独影子,那是1998的文本,不是回来,是继续走着,“一直干下去”,是影子再喊我一声,是“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猛地,便是“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诗歌其实没有标点,没有段落,甚至没有时间的中断与延续,它一直在那里。如果要从一首诗歌入手,它写在王更登加的联想里,神秘和惊奇,是因为经过了天上和地下,经过了经文和影子,塔尔寺的经幡在来无踪去无影的风中,可是那明明写着的笔画已经落地生根,已经超越了一个经过者的目光,所以即使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那忽略的影子也会在身后叫醒我们,叫醒忘记灵魂和命运的人。诗歌的起点,仅仅是一个切入的口子,其实到处是风,到处是尘土,也到处是经文,到处是我们写下的诗歌和阅读的影子。

“我果然走在了时间的前面,我来得太早了/我知道了此之前的秘密和这之后的阴谋/我果然赶在了时间的前面,我是见证者/当别人把握了见风使舵,我意外地/学会了宠辱不惊。还是客车候车室(杨小林《我是见证者》)”此前的秘密和之后的阴谋,是不是也是一缕风一粒尘,一片被忽略的影子,是不是也是一个现实?客车候车室里看见的只有时间,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它们分别属于“见风使舵”和“宠辱不惊”,只是时间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我赶在了时间的前面,即使排队通行,也注定会一个错失的现实。就像詹澈看见的《转角的邻居》:“仿佛走过人生转折的中站/例如一辆出租车,清晨由妻子开去谋生/晚餐后有一段做爱的时间(我在隔壁听见)/然后丈夫接着开那辆车去载客”妻子和丈夫,开着同一辆出租车,所谓谋生的手段,是时间的接力,只是在晚餐后的那段做爱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尽管只是身体,只是欲望,但也会是简单的满足,“载客”是面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活着和存在的世界,而在这个与做爱无关的世界里,有消化不良的大脑和内心,有“每天吃神赐的米和蔬菜”的生活,有被礁石撞击得七零八落的家族,有遍布大街小巷的拆字,当然也有与人民同在的马桶:“这是商业时代的胜利/“末代皇帝长着痔疮/每天要在马桶上坐很长时间/顺便批奏折(欧阳露《马桶与人民同在》)”

这是现实,改变着时间,改变着生活,丈夫和妻子被一辆出租车割裂着,而人与人互致问候只是一出“长河戏剧”——“没有人意,也无人情。(凌越《从晚风中勒索鞭子》)”如同鞭打在身体里留下印记,而这样无情而冷漠的现实也让“村庄熬夜不睡”:“青蛙被一夜夜地拖出田野/谁还能在春天看到蝌蚪呢(泥马度《收购》)”。不仅青蛙,那代表自然的一切似乎都慢慢变成了记忆,“离别故乡/这束草就长进我的心里/因此我的身上/有一束草的味道(李向钊《长在屋顶上的草》)”仅仅是符号,是寄托,其实是空白的现实,是缺失的家园,而空白和缺失之外,是破坏,是篡改,冷眼的《两个岛国》里发出的“那些鲸鱼杀完了么?”是抗议,“哦,上帝,上帝。/沉没的小岛上/灰熊和鲸鱼/四只眼睛/在为你唱歌。”所以捕鲸船变成了上帝建在海上的大娱乐所,而那些拥有过美好记忆的人,在“无限多样性的排比句面前”,变成了盲人,“作为我们屁股底下的座椅/作为爱巢,作为淫乱之床/作为一条破枪/作为镂空的器具,作为木鱼/作为纵情歌唱的音箱……(余笑忠《诱人的排比句》)”树木变成了座椅,变成了床,变成了枪,变成了木鱼和音响,对应着屁股、淫乱、破败、镂空和纵情歌唱,纷纷解构的自然之物完全让我们找不到它最初的意义。而意义的改变并不是失去大自然的最后结局,而是灾难:“当18公尺的海啸磨蚀屋瓦、梁柱和树梢/几万双手仍顽强地在这海边挥手/几千双手也在海浪里顽强地挥手(白灵《向双手致敬——当18公尺的海啸磨蚀了高耸的树梢》)”

“顽强地挥手”并不是抗争的肯定,而是生命的无奈,是灾难的毁灭带给人类最后一种姿势,所以在“新诗典诗选”中,不管是刘斌《方石》中没人理睬的方石,还是纪彦峰《我们村是怎么没的》“只剩下两孔窑洞”,不管是西娃说“正在这一条/买不起裙子的道路上”,还是韩彬《这孩子他妈妈跑了》里“我爸爸死了/我现在就住在麻将馆里”,都是对于现实的无奈,对于物主义的迷惘和错乱,而剩下的就如李淑敏在《妈妈》中写的“这是一个陡峭的梦”:“因为我爱上了你喜欢的男人/之后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家/你懊悔/在夜里为我洗了脏内裤/而你再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或者如西毒何殇《冷场》里的那个残疾人:““我的左手没有大拇指,/右手没有小指,大拇指和食指和中指都少一节。”从具象的现实,到虚幻的梦境,所有的沉浮都变成了天狼《拍摄矿难》里的那种戏剧人生:“这些尸体点上烟吸着/说如果再来一遍/会演得更像”。这是一种荒诞的梦境,是一出虚拟的戏剧,一个颠覆的传说,它的指向是覆盖梦想的现实。

所以在这个已经变成“尸体”的戏剧现场,大自然不见了,家园不见了,连自我也在迷失,“我老了也是一个心事最重的老太太/盘腿坐在秋日的阳光下/眯起眼,就想起一些壮丽的词语:/比如私奔,出走,生活在别处……
我与那一群老太太多么不同啊/她们迷糊,打盹,连叹息都没有了/上帝,我还在否定我的皱纹,/时间在我周围那么柔软……(横行胭脂《我老了也是一个心事最重的老太太》)”私奔、出走以及在别处的生活,这些“壮丽的词语”替换成了迷糊、打盹和连叹息都没有的生活,时间柔软,它变成了皱纹,吞噬着一个个的梦想,所以在陆修远会喊出“妈妈,我很孤单”,所以潘洗尘会在墓碑上课上“爱自己的敌人,祝福诅咒你的人”,所以娜夜会“伟大的或者即将伟大地”署上孤零零的名字,所以马序寻找看不见的兄弟:“这个兄弟/——一半在船舱,一半在未来。”而我只是捏着自己的肋骨,“我是他的另外半个/保持虚假的俗世姿态/——抽烟,喝酒,吃肉。缓慢地走着。缓慢,缓慢地走着……(马叙《船舱里,一个兄弟》)”

在丧失壮丽的词语丧失梦想丧失名字丧失兄弟的世界里,自我已经变成了一段墓志铭,一个在俗世里缓慢走着的半个肉体,而当自我迷失的时候,剩下的或许只有死亡。“为什么忽然就死了?!/因为肉体的容器已满;死亡,乃是其自然溢出之物。(张作梗《答客问》)”死亡从肉体的容器里溢出来,那些有关存在的意义成为一种嘲讽,死是一缕烟:“世世代代 所有的苦痛寒霜就是这样被消化掉的,/在乡村/在一缕炊烟中(张维《后事》)”死是一个梦:“我继续梦着/就像在一场死人做过的梦里/梦着他们的人生(多多《我梦着》)”,或者,死就是在消解死的意义:“墙上的鱼形挂饰兀自摆动着尾巴/我身上胎生的鱼鳞正一片片脱落……(周伦佑《当死鱼游动的时候》)”所以即使朵渔在史铁生的死亡中看到了崇高,看到了生命的重新绽放,但是在“唯有死亡不容错过”的孤独歌吟中,隔开了一切的“第二人称”,变成了一个希望超越肉体之上乌托邦:“那就让死亡来得更猛烈些吧,死/是死不了人的。”

其实,在对于生命、自我、死亡、家园的“壮丽的词语”消解的同时,那在背后猛地叫醒人的影子也在寻找着一种归宿,一种抛弃物主义的超越,从现实中家园的失落对应亲情,从自我和死亡的状态寻找灵魂的意义,所为构建,是宫白云在《历史》中的“一些被废除的词,正通过/验证。”是高崎在《我还是接触那些火》中“在一个树的道路上/手握武器 胜过手握春天”,什么是手中的武器,是亲情,是爱,是关于父亲母亲和一切的壮丽词语,是“我要的不就是爱嘛(阿米《日常》)”,是“给飘荡已久的心写一封家书/写上永久的地址邀她住下来(荣荣《家书》)”,是在“夜蛾烧焦的翅膀和火苗上的舞蹈”中体会母亲带来的“一生的疼痛和温暖”,是要在春天将犯错的父亲“复生”。而所有关于亲情的温暖在魏理科那里,变成了数字游戏之外的呵护:“一是只有一个苹果我不吃/给她吃/二是一人一个,各吃各的/三是一个苹果切成两半/—人一半/四是我吃了几口的苹果/又递给她吃/五是她吃了几口的苹果/再递给我吃”,因为不管何种方式,“母亲最高兴的/是五/和四(魏理科《和母亲一起吃苹果》)”

仿佛是对朝圣者的启示,一切的构建必定是从身边开始,从复活的父亲开始,从母亲的苹果开始,“好的箴言/可以分成两次说,半句生在天籁/半句活在人间。(简明《纯金的布达拉官》)”所以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圣殿里有着不灭的箴言,半句在人间,另外半句就在灵魂的超越中,就在“启开一张中咒而失语的嘴(鲁娟 解咒十四行(一))”。所以在灵魂的探寻上,首先是人与万物的默契,是永恒的东西,是迷醉心怀的智慧,“一些精神的密码/会在后人的脸庞以及举止之上/微妙地,遗传下来(李琦《西安男人》)”而不仅是人的精神密码,也是在“转着,就是坐着;坐着,就是问着;问着,就是写着;而写着,必将随方言的浊浪激荡”的传道中,所有的目的就是“兑淘出变幻的神通——既在更新的守望中俯仰芸生大地,/又涕泗橫溢,遍嚅着混沌汗涔的器官。(胡冬《达摩在黄河岸边踯蹋》)”而在更具有民族归宿的神灵世界里,灵魂是不信宿命的外婆变成通灵者,是佳支依达堆积如山的头颅,是“一片重构历史的石墨”,是“背对着星宿打跳赤着脚”的舞蹈,是“嫩的经书放在黑裙之中/把它取出需要—万年”的坚守。而其实,灵魂的超然只是一种心灵的安详,一种自我的豁达,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我在庸常的生活中热爱诗书/在节日里念诵经文/热衷于小。在这名为同心的小县城/贪图世间微小的幸福/领略小块地域上的各种欢愉(马占祥《我贪图这小城的幸福》)”。

是的,影子带来的是黑暗,是现实的沉默,是自我的遗忘,是家园的失落,是不可逃避的死亡,而猛地喊你一声的影子现出光亮,现出希望,现出意义,时间曾经是一个出口,从下坡慢慢走回来看见远处去的阳光,只是“仿佛一下子沮丧地进入了成年(马永波《1970年的记忆片段》)”,而当活过,爱过,写过之后,向东又向西的脚步里总是有着历史中踯躅的场景,“时间使得一颗石头/变成一朵云(隐匿《包袱与洋葱》)”,所以当重新从影子的象征里找到时间的意义,那块看得见星辰的天空下是否布满了“忧郁的眼睛”?或者那个关于世纪末开始的神话在民间的复活中是否具有了持续的意义?“民间立场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写作的基本在场。”那么,在场是不是就是从1998年的持续?是15年开垦的土地?是“一直奉行着民间出资、民间策划、自谋市场的路线”?那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的纷争到底带来的是浮躁还是坚持,是独立还是偏执?或者说,当满天星空里是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微诗体诗歌、新诗典诗歌、网络诗选、散文诗等形式分野的时候,“民间立场”是不是已经从启蒙意义变成了对于“一个镍币和四粒豌豆”的怀念?

“新世纪诗歌的民刊和网络书写热闹非凡,它的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语言实验与狂欢,在反叛、质疑主流中心话语的同时,也消泯了许多优良传统,造成诗意的大面积流失。”朵渔的“羞耻的诗学”里所要构建的也并非只是“下半身写作”的冒犯、冒险和自由,当然“民间立场”也绝非只是个人化、日常化和口语化的简单造句,在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命题里也依然有着他们的身影,它们是柏桦《重庆,1983》“她是不死的,永恒地睡在床上深夜,让我听一听”的缅怀,是叶延滨《真相》“死神两只手正/掐着你俩的喉咙”的命运,是欧阳江河《母亲,母亲》“如今晚餐在天上,/整个菜市场被塞进冰箱,/而母亲,已无力打开冷时间。”的逝去,是徐敬亚《判人类一个点球》“我要以简明的开幕,判人类文明一个点球/为了倒退式的前进,为了让/古老的土地扳回那古老的比分”的公平,是余光中《水中鹭鸶》“:鹭鸶说,那是鱼/只低头一啄/就破了剎那的幻镜”的禅思。

是的,那猛地喊我一声的影子只是让自己回头,看见经文,看见诗歌,那么就不要管影子是日月星辰照见的影子,还是那昏暗的灯光照见的影子,只要信仰还在: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
我喜欢一本书中
突然出现的一页空白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信仰
——吴投文《空白》

乌托有个帮

编号:Y79·2131219·1034
作者:米拉拉 编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33.60元
ISBN:9787510823725
页数:351页

这里有24篇焦点文艺名人深度专访,这里有20篇代表性作品先锋评论,这里有9个当代艺术界热门展览事件,这里有9个热点音乐LIVE再现,这里有7个文艺圈大事件及焦点话题……“扎根在冒着热气儿的泥中思考,追索最生动、最原始的鲜活轨迹;放弃讨巧的更吸引眼球的商业符号,还原本应更丰满、更百变的文艺偶像。”作为《文艺生活周刊》一百期精华珍藏版,《乌托有个帮》涵盖音乐、电影、戏剧、当代艺术、摄影、文学等领域,而曹方、李志、谢天笑、曲婉婷、胡德夫、雷光夏、郝云、张玮玮、林兆华、林奕华、帕蒂·史密斯、孟京辉、廖一梅、彼得·布鲁克等构筑的文艺风景线是一种坚守,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狂热,一种虚幻,它的关键词是前沿、生动、真实的最高级别,而其实,“不可或缺的‘文艺红宝书’”的定位不如那句响亮却充满偏执力量的口号:“致所有走在边缘的理想主义者!”


《乌托有个帮》:人生辽阔,就这么一意孤行

妹妹,你的咪咪很大,它比我的理想大
我说妹妹,我的理想很大,它比我们的未来大”
——李志《暖昧》

理想比未来大,咪咪比理想大,所谓覆盖,只是一只手的大小,只是一页纸的厚度,只是一个暧昧的表情,只是文艺的碎碎念,所以,即使我们说好了不回头,说好了一意孤行,我们还是在走出一段距离后回望我们的人生,回望那比理想大的咪咪,回望没有未来的现在,人生辽阔,所有的大都是小时代,所有的路都是断头路,所有的理想都是现实,都是眼泪和伤口,都是一事无成的青春,都是鸡飞蛋打的中年。

是的,已经进入了鹦鹉史航的“流动的盛宴”,那个海明威的系列故事已经将浪漫变成了浑身的小伤口和一个星期的胡桃汁脸,在“都值得回味”的浪漫中,付出的代价或者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甚至是那个比理想大的咪咪,而在我们手中,有时候握着的不一定是暧昧,是厚实的书,是被鹦鹉史航称为“慈悲的仓库”,或者是“游戏里神奇的空间戒指”。黑色,并不是永远的黑色,覆盖也并非是一页纸的覆盖,泼墨的字体,透明的腰封,它破解的是一种“密集恐惧症”,它说:“引导一切精神享乐”,它说:“献给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它说:“乌托有个帮”——里面是彩色,里面是丰富,里面是暧昧的暧昧,里面是文艺的文艺。“生活中很多种方式任君选择,不管红绿黑白。”又回到李志的“暧昧”,只是这一次他指向的是一次定格,一个态度,一种决定:“或者你可以选择认真做本杂志。”

那个“或者”,已经不是暧昧,不是犹豫,是一刀切下去的快感,是流出血的痛并快乐着,是“3年有余,100期,一次即将发生的蜕变”,是张扬的自我、独立的精神、浪漫的情怀、不懈的坚持、燃烧的激情。《文艺生活周刊》100期精华珍藏版,是梦想不灭,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是乌托邦,是真实,当然也是比咪咪大的理想。它是531页的集成,它是对文艺群像的致谢,这里有林兆华、濮存听、姚谦、有待、胡德夫、赳赳、高屹、俞心樵、绿妖、张晓舟、林荫宇、周云蓬等“良师益友”,有袁野、曹真、王竹、骨朵、聂凡鼎、高晓倩、小粉、孙率兵、秦琴、彭昊、池旭、何脑斯、刘一磊等“主要成员”,有何欢、张润欣、马德林、孙亚格、赵悦、丁晓兵、杨建新、黄亚平、小宁格格、王静等“特别鸣谢”——是的,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组成了“乌托有个帮”,他们打开了“流动的盛宴”,他们也取代了比理想大的咪咪。

还有什么是可不说的暧昧,还有什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还有什么是鸡飞蛋打的理想?“她们视我为异类,只是因为我不屑于掩饰我的轻蔑。”这是话剧《柔软》里的一句台词,而在郝蕾的解读中是保持真我的状态,一种“如是”的生存境界,从音乐、电影、戏剧到绘画、摄影、文学,在文艺的乌托邦里永远住着现实之外的异类,住着不屑掩饰轻蔑的异类,而它的同义词就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理想这个东西一直存在,足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可能年龄越大,就越不好思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理想。但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北京,这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而立之年还为的音乐理想而奋斗的人,你不会感到孤独。”这是郝云的一句话,这位被称为“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北京爷们儿用接地气儿、本土化、人情味儿的创作风格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理想,所以即使他说“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到最后还是会到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现实中。

2010年郝云是“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其实理想一直在心里,在温暖和幸福,是发现自己的存在,林奕华在《贾宝玉》里就表达这杨的观点:“《贾宝玉》对于我来说,都是关于‘灵性’,是一个人可以找到的自己的终极价值。”自己的终极价值或许就是生活本身,但是灵性总是被尘土被世俗的欲望覆盖,被时尚潮流所淹没,而那些属于自己的存在声音就微乎其微,甚至已经销声匿迹,“很多人现在不懂得关心自己,他们只是宠自己。”所以林奕华的self-reflection才认为是电影或者戏剧“最被需要的境界”。

欲望的投影无处不在,它是我们不认识的自己,是异化的自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二手玫瑰”所表达的叛逆性和所坚持的原创性,这个从东北二人转发掘题材,从底层叙事和传统曲艺吸收养料的乐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从那天起,我不想在空中瞎飞,我要双脚落在地上,回到民间的血液里。”而这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戏现实,娱乐观众的一种反应,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理想“往幼儿园里开”,成长出纯洁的花朵,所以“二手玫瑰”是一种拒绝,是一种反讽:“二手是个反讽,想要表达当代艺术许多许多都是复制和抄袭,而我要做一手的艺术。一手的意义就是原创,就是讲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生活,就是民族性,就是创新的源泉,多简单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许多玩音乐的人就不明白。”不明白的创作中有太多的复制,太多的西化,太多的“二手玫瑰”,所以怒放就应该是生命的原生状态,是自我的自然表达。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郝蕾要在近六十度的高温中重走佛陀成佛讲经的地方,为什么丁武要从梦中寻找音乐的灵感用绘画投影“出事儿了”的生活,为什么曹方听到极远处传来太阳鼓的声音会“莫名地被指引去走近它”。那是对自我的找寻,而这种找寻必须和现实进行对抗,必须让理想的玫瑰开出芬芳,那个挪威礁石上的字母A,是曹方遭遇的尽头,字母头上的圆圈是句号,象征着陆地的戛然而止,但是陆地之后呢?挪威之后呢?旅途之后呢?从行为方式变成艺术方式,或许也是一次超越,一次对理想的坚守。

从寻找自我到返身到艺术,这本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人生即艺术,艺术演绎着人生,HAYA乐队的名字里包含着“边缘”,但却也是从边缘中挣脱束缚,超然物外,它是融合万物的宝石,它将爱充盈真个世界,所以HAYA乐团要踏上迁徙之路寻找艺术的宝石;所以谢天笑要用柔似流水的古筝和密如雨点的Reggae相融在一起,寻找中国摇滚的突破口;所以赵淼要从《聊斋志异》的水鬼主题和傩戏的演剧方式中找到中国戏剧的另一种“形体”……张玮玮的牢歌收集、林怀民的“云门”舞蹈、徐昂的忧伤喜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在创造着艺术,在坚持着理想,或者正像孟京辉所说:“表现人类应该表现的。”

而这种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盛开一束束的玫瑰,可以成为一个人引领的风景?似乎包围在外面的永远是逃避不了的中心,似乎永远是纷纷扬扬的碎片,孟京辉对先锋姿态下的定义是:“有一种曲线,它永远想要接近X轴,但永远接近不到,我觉得这就是姿态,一种趋向,一种美学观念,一种身体力行的东西。”是的,他们制造了趋向,他们表达了观念,他们身体力行,但是他们想要接近的X轴,却永远不能抵达,或者说,只能是无限接近,但不会是重合,文艺的尴尬或许也是如此,在众多自我的坚守和拯救中,往往会忽视那条曲线的指向,或者会误解那条无限接近的X轴。“二手玫瑰”在《征婚启事》中唱到:“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发,到底是什么让我无法自拔?”而这似乎解构着那些怀揣梦想的人,或者对于19岁那年的谢天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个体的反讽:“从淄博一路北上,追随崔健、唐朝和黑豹留在他印象里的痕迹来到北京”是不是所有文艺青年的必由之路?那个“北京”是不是也有黑暗之光是不是也在改变梦想:“这瞬间被建立的城市/是谁梦中片刻的意志/形状如此真实/回忆如此虚伪/你摧毁她经历的世界/或探索她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她已有了改变(雷光夏《她的改变》)而HAYA想要“唱给在城市中失根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在“中心”湮没自我的人?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属于艺术的传说,一种神话,一个“天方夜谭”?“当‘文艺’染尽了坏名声,当传统媒体在衰退,当碎片式的新闻占据了人们日子里的边角余料,当‘审丑’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题,我们却两手空空得要把一个贴着‘文艺’两个大字、提倡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的杂志做起来。”这是写在《致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的碎碎念》这篇“后记”里的一段话,文艺沾染了坏名声,碎片式的解读占据了生活,审丑变成喜闻乐见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艺术的传说,文艺的革命,以及理想、信念、激情、自我又去了哪里?所以提出任重道远的“解救”意义变成了一本书的职责,或者也只有一本书,才可以让人民大众抛弃碎片抛弃审丑抛弃那个比理想更大的咪咪。因为文艺是遥远的,深度阅读是遥远的,精神享乐是遥远的,它只属于那些行走在路上的“乌托有个帮”。

3年,100期,这是一本书的时间轴线和周期指数,但是不论是人物专访、LIVE,不论是Focus、看艺术还是艺述,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以时间和地点作为标签,以及“记者某某”的观者标签,这些标签象征着时代性和现场感,2011年3月12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Eaqles 2011北京演唱会、2012年8月31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音之印象”音乐周、2013年1月12日北京·后山艺术空间的野孩子腊月音乐会,以及那些集锦式的各类音乐节,在图片的传递中并没有让人产生身临现场的快感,相反倒是感觉自己距离所谓的“文艺”越来越远。在一个大多数人生活的“非中心”的城市里,没有音乐节,没有摄影展,没有戏剧演出,所以从来没有艺术的现场体验,没有激情、疯狂、融入。而对于我来说,在这本“文艺红宝书”里,所检索到的和我有关的相关信息只有:郝蕾或者娄烨的《苏州河》《颐和园》;不在书店里恶鸟的实验小说;放到网络上的孟京辉戏剧《恋爱的犀牛》以及去年曾有过某种臆想的乌镇戏剧节。

而其余所有的一切都是遥远而陌生,都隔着厚厚的玻璃,都是一个“天方夜谭”,艺术在别处,艺术高高在上,所以注定是“乌托有个帮”的群像,而那种渴望抵达”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也只是一个不断被侵蚀不断被异化的的杂志理想,那些标注着记者的署名文章只能证明它是一本报道集,一本有关新闻的碎片化组合,甚至只是一本缩小了的杂志,它不是如丁武所说具有宗教意义的“图书”,所以在Focus中,那个关于大爱音乐节的报道在讲述圆满的梦和破碎的爱,更多只是在描述音乐节本身,“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难以置信的舞台音效,以及细致入微的人性设置,都让习惯了国内音乐节标配的乐迷为之惊喜”,它所带来的却是“第三天工作人员罢工演出延迟开场,到音乐节结束后酒店追讨房费员工纷纷逃跑”,或者更多的只是报道“从大跃进到大逃亡,从捧上神坛到跌入谷底,短短四天辉煌带来无比沉重的代价”。其实,作为深度,并不能局限在音乐节本身,“2013年的音乐节更加层出不穷,音乐节市场被红了眼的人们越炒越热,突然热起来的市场也带来了迅速成长所必经的阵痛,重复的阵容,疏松的管理,随之而来的是票务漏洞、艺人与主办方的冲突、乐迷的审美疲劳……”这一句或者才是解剖的要点,但可惜只是一笔带过,无法完成Focus的深度挖掘。

而在《艺述》的不部分章节中,除了缺少深度,甚至还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在《香港电影MOVIE in H.K.》文章中,参考“香港星光大道官方站点”的《香港电影发展历程》就是知识的传播,而接下去关于Made in Hongkong的新浪潮,也只是简略介绍徐克、许鞍华和谭家明三个人的电影,#港味影像#更是将香港电影的解读变成了碎片化的100条微博介绍,最后《我与香港电影》的采访是文周和飞鸟的对话,而飞鸟作为豆瓣小站“香港电影的电光流影”站长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至少在采访中,对话也仅是从关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香港电影、最喜欢或最怀念哪个时期香港电影、怎么看待香港电影新时代的没落期、最喜欢哪些香港影星这些简单的话题,根本没有在深度上去解读香港电影的发展脉络。

“幸福只有芝麻大一点,我奔走在它的边缘……”这是张浅潜在《幸福的芝麻》里唱出的心声,芝麻大的幸福对应的是咪咪大的现实,奔走在边缘对应的是主流和中心,“《文周》三年来采访过的人,大都注重自身专业领域的探索而隔离浮华。他们钻到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里,与这个有些坏的时代周旋,那其中的苦与乐,是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的私享幸福。他们生活在成人和孩子中间的青涩地带,渴望分享、渴望自由。正是这些人,让这个充满了悲观和负面情绪的世界,多了一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理由和干净的存在。”这里是有对于理想坚持的感动,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实践,有激情,有自我,但是“致所有在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后面是挣扎,也是无奈,对他们来说,现实或者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桎梏,而在这样一种芝麻大的世界里,所以他们拒绝中心却在抵达中心,他们远离碎片却在制造碎片,“战争中你鲜血流尽,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其实,做一个平静的人,写一本平静的书,更难。

逃离

编号:C56·2131219·1033
作者:【加】爱丽丝·门罗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530209837
页数:368页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和“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夸张地印在红色的腰封上,作为2009年7月初版的这本图书来说,显然是经过了诺贝尔化的修饰,所以对于因诺贝尔文学奖而带来骚动的文学市场而言,艾丽丝·门罗不是在“逃离”,而是被纳入,被修饰,被消费。“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无论是十八岁从父母家出走如今又准备逃脱婚姻的卡拉,还是放弃学术生涯投奔向偶遇的乡间男子的朱丽叶,或者是失踪的佩内洛普,与哥哥出逃的格蕾斯,逃离成为无法预知、无从招架的现实,旧有的世界被放弃了,是不是意味着新的生活会如愿开放,或者逃离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忘。”逃离的永远是她们,是女人天天经历的生活以及细节背后的情绪,而当一切都消逝,一切都被遗忘,或许只有那个叫门罗的“她”站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守望。


《逃离》: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

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逃离》

那个位置已经不能改变了,它就在卡拉骑马训练的地方,它是朱丽叶想象的将陌生人压出血的铁轨,它是格蕾丝不愿加上去的“我很抱歉”,它是劳莲恨死却不能去除的蒺藜,它是若冰那条穿错的绿裙子——应该的样子,使一个个的她变成了“她们”,使一次次的逃离又返回到了自身,从模糊到清晰,从逃离到投奔,所改变的只是偶然经过的存在,而那些从另外世界悄悄带来的东西只不过是脆弱的安排,是鲁莽的信心,是“一门心思地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设想往前发展”的偶遇,只是那危险的布局在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分,“事情便会落空”,那结局不是取代,不是虚构,不是告别,不是走开,而是如卡拉在迷路的时候发出的呼喊:“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可是,在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卡拉是没有这样的呼喊的,把一切仍在身后,是不是勇气,是不是年少的脆弱和无奈?那仅仅是因为爱上了克拉克,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在停车场会合的男人,而这种爱在卡拉看来变成了顿悟,所以离开是为了抵达顿悟的现实,留下的只有给父母的一张纸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需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克拉克是不是就是那种找寻的真实?在孤寂的骑马训练地方,在萧条的乡下,在一个男人暴力构筑的生活里,卡拉或许是被真实迷失了,所以这种顿悟甚至变成了一种对性的向往:“现在她认为那只是性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就是性的问题。”性让她离开曾经的现实,而性又在克拉克那里变成了赚取钱财的一种方式,比如那个老去的贾米森先生,所谓勾引,是让卡拉成为现实的一个钓饵,“他表示出自己的欲望,想用手指捅捅她勾她过来顺从自己,配合他做些亲热的动作。”如此,便构成了另一种生活,“下流,真下流。”这是卡拉心中对自我的一种否定,所以在卡拉克打架、粗暴的生活背后,那种一心想追求的真实不存在了,而停车场的回合变成了第二次出逃,“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卡拉的出逃是从贾米森太太那里获得钱,和一套她的衣服,“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这是卡拉把自己置身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付出一切代价”的背后是盲目,“任何地方可以投奔”的注解也是盲目,所以那一套衣服,那个遥远的小镇以及陌生的女人,都是卡拉心中“危险的布局”,就像曾经离开父母。

当那张字条上的“all right”误写成“all write”,当穿着贾米森太太的衣服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当公共汽车在那条路上让卡拉体会到了迷路的感觉,投奔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是错位的方向,这是错位的人生,当有代替无,当投奔代替出逃,那个位置却还占据着克拉克,取代不是盲目,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自顾自往前走,还有什么可已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危险让人有一种存在感,如果逃离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危险化解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让人触摸那些下流,那些勾引,那些暴力?“来接接我”最后成了卡拉确认自己存在的呼唤,但是回家是不是就一定是回到真实回到清晰回到那种危险的布局中?克拉克甚至把卡拉接回来变成了对于西尔维娅问罪的理由,“我敢说你自然是会吃惊的,在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帮助她逃走之后。”这也是危险的,当时当两个阵营的人对立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清晰和真实的现实,而是那一个关于山羊弗洛拉回来的虚构。

或者他们都看到了,卡拉一直希望找到的山羊在失踪之后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不是安全的,而是在迷障一般的黑夜里,如幽灵一般降临,“在我看来,这一整串事情里最最诡异的一件事,就是弗洛拉的重新出现了。”也是逃离,也是回归,却把两个阵营的危险化成了一种神话,但是这样将西尔维亚和克拉克联接在一起的仍然不是现实,是一种虚构,它其实是卡拉的一种幻化,离开和回来都是诡异之一种,而克拉克终于没有将这样的传说告诉卡拉,因为那是不存在的幻觉,是一种迷惑。而在若干年后当卡拉知道这件事之后,弗洛拉其实早已经不存在了,它是真正逃离的象征,留下的只是西尔维亚给她的那封信,那封关于诡异和虚构,关于迷惑和联接的信,它不是失踪,是逃离,是存在于克拉克记忆中的一次逃离,所以对于卡拉来说,她被取代了,她成了那个危险的符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切清晰鲜明的挑战被化为乌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只有那根针像真的存在一样,刺痛在她的心里。

而对于西尔维亚来说,贾米森对于卡拉的欲望投影或者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取代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利昂和我没生过孩子吧,是挺傻的。那是一种移位的母爱。””西尔维亚说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一种可怕结局,是没有孩子而造成了移位的母爱,所以卡拉的性问题从逃离父母开始也变成了一种“移位”,克拉克又将她推向了贾米森,而卡拉对于山羊弗洛拉的爱仿佛又是一次“移位”,所以在不断地移位中,那种突然断裂的感觉就仿佛是暗处开始的逃离,但是所有的逃离都是宿命的,都是对于现实的一次“侵犯”。那个叫劳莲的女孩最害怕的事就是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这样,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轻易解构了。在被看见的那个盒子里,是一个失去的孩子,“那个女娃娃从筐里摔出去时就已经完了。不过我们却没有失去艾琳怀着的那个。那就是你。你懂了吧?就是你。”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劳莲来说,却并不真实,在父母不断争吵的生活中,总是会触及一个孩子的敏感问题,那个有着安眠药和刀片构筑的家庭里,劳莲几乎成了问题少女,“她五岁的时候喝下过半瓶啤酒,六岁那年抽过含有大麻的香烟,虽然这两样东西她全都不喜欢。她吃晚饭时偶尔饮一点点葡萄酒,这玩意儿她倒还能接受。她知道口交是怎么一回事,也了解避孕的所有方法,同性恋者干的是什么事她也明白。她时不时就能见到哈里和艾琳一丝不挂,也见到过他们的一伙朋友脱光衣服围坐在林中篝火之前。”而在德尔芬的玩笑里,”也许他们根本不能生呢。很可能你还是领养的呢。”这是一种具有“朦胧的魅力”的想法,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一下子被解构了,在劳莲的心中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他们两个孩子都失去了,而不是只失去一个,那又会怎样?如果她从未存在于艾琳的肚子里,不必为她肚子上的轨迹负责,那又怎么样?她怎么能肯定她不是他们领来的一个代用品呢?如果已经有了一件不为她所知的如此重大的事情,那么怎么能保证就没有第二件呢?”领养女孩的夫妻名字、父亲在一家杂志做事,如此众多的线索对于劳莲来说不是巧合,而是事实,是朦胧的魅力变成了现实,领养是一个代用品,甚至取代了劳莲自己的身份。而最后父母的解释是,结婚五年是有过领养的孩子,可是那不是劳莲,或者说是有劳莲的名字,但不是她,“我猜想那是因为我们最喜欢这个名字,而且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被重新命名的劳莲,真实存在的劳莲,这是一种“侵犯”,就像西尔维亚所说的“移位”,“德尔芬掬起一把灰烬,但是没有把盒子接过来并传出去。艾琳也掬起一把,又将纸盒传给哈里。”共同分享一般,实际上在劳莲看来就是侵犯,侵犯自己的名字,侵犯自己的生命,“她的。我们的。”最后那些蒺藜的危险反而让她有了某种回归的想法:“可是她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仅仅是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

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或者时间能够最后给出答案,或者自身的存在才是最好的“逃离”,所以对于朱丽叶来说,爱情的冒险是一种“机缘”,只是太“匆匆”,像那来回的火车,载着她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而最后,连同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的离开,都像是自己生活的一次翻版,走向“沉寂”的归宿。《机缘》、《匆匆》和《沉寂》构成了朱丽叶的一生,从处女的爱情到家庭的干涉,再到女儿的离开,人生三部曲都是在寻找取代的那个位置,可是最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最后去了哪里,命运的无常或许就像铁轨上的那个死亡事件:“六个月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六个月之前,那个死于火车轮下的人仍然活着,也许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呢。”

世界的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存在感,朱丽叶在火车上的偶遇化解了关于那一滩污秽和可怖的经血的不安,满都是血的现实其实也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那个自杀者被压烂的身体上的血取代了作为处女的朱丽叶在卫生间丢下的红色,而那句“搭伙儿聊聊”的说法一下子俘获了她的心,是的,当埃里克告诉她自己的太太在八年前受伤导致全身瘫痪,“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埃里克照顾了她八年,那一刻在朱丽叶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被照顾的妻子,获得了感动的爱,被取代的命运仅仅是从“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一句话开始,所以当火车载着她抵达的时候,埃里克的妻子已经死去,而她从来就不是被取代的角色,“此时,她又敌意地想起了克里斯塔。埃里克有女人。他自然是有的啦。”就像那个在轮下的死者,如果在六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正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所以所谓的取代只是命运的一次捉弄,只是一种偶然,所谓的爱或者不爱,都不是必然,实际上,“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听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是对命运的嘲弄,而自己在长途跋涉中所要取代的位置早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危险的布局”,所谓“机缘”就是偶然,是错失。所以即使朱丽叶最后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依然无法改变现实,这是父亲山姆和母亲萨拉带给她的现实,山姆因为朱丽叶爱上有妻子的埃里克,而辞职,甚至跟别人吵架,而其实这不是最根本的,在山姆的故事里,有一个“摆脱”萨拉的计划,这是一个口头上“感恩”的故事,作为对疾病患者萨拉,山姆只有简单的感恩,“要好好对待萨拉呀。她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才怀上你的,这是值得记住的呀。”这又是一个轮回,埃里克之于妻子,山姆之于萨拉,萨拉肚子里的朱丽叶,朱丽叶肚子里的佩内洛普,组成了一种命运的对应关系,所以当萨拉说:“不过我敢肯定,现在你有了这个宝宝一你很快乐吧,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你是快乐的。”朱丽叶的回答是:“是很快乐,就像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那样。”

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是不能逃离的痛苦和宿命,所以对于上帝的怀疑,对于爱情的怀疑,对于家庭的怀疑,让朱丽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注定的,被取代的,所以最后对于朱丽叶来说,埃里克的信给了她一种彻底的解脱,所谓家的观念上的变化,其实是走不出的宿命,是一种控制:“是关于家在何方的观念上的变化。不是指和埃里克在鲸鱼湾的家,而是更早的年代的家,在她整整一生之前那个时代的家。”所以,最后“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是一种放弃,是妥协地回归。而这样的生活持续着,即使不是罪恶,也会是命运的再一次翻版,《沉寂》的日子到来,是21岁佩内洛普的离开,那个相依为命、“带给了我快乐”的女儿在休学之后失踪了,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信息,使朱丽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早已经遇难的埃里克的生活在朱丽叶看来,始终没有走出危险的境地:“艾罗是他们的老邻居,对埃里克已故的前妻至今仍然很有感情,对朱丽叶则是百般看不惯——朱丽叶发现埃里克跟克里斯塔睡过觉。”在一种自我折磨中,佩内洛普的离开又让朱丽叶体会到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折磨,而琼安的说法是:“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那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虚构,对于逃离的虚构,当最后朱丽叶找到佩内洛普的时候,才知道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的生活绝不是性灵,是校服,是钱,是现实的困境,“佩内洛普的确并不存在。朱丽叶寻找的那个佩内洛普已经消失了。”找到又怎么样?那只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取代,“我的女儿没有对我说声再见就离开了,事实上她也许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出走。她不知道那是永远走开。”

从火车“搭伙儿聊聊”的相遇,到怀孕三个月的家庭变故,再到21岁女儿的永远离开,在朱丽叶的“人生三部曲”中,她都是一个被取代的角色,她寻求的自我,摆脱的持续罪恶,以及对于爱和亲情的找寻,都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变成了另一种梦魇。这种梦魇是爱情的虚构,是信仰的缺失,是亲情的解体,而在《播弄》的若冰那里,梦魇则变成了一种巧合的悲剧。“明年夏天”是一个从丹尼尔嘴中说出的再次相遇的时间,是爱情被不断深化的约定,但是当若冰在“明年夏天”再次走到那个小店的时候,她一心想要取代男友和情人的命运和爱没有出现,或者是陌生的出现,他没有理睬他,根本没有看见她,或者根本不认识她,若冰那期待的光芒瞬间熄灭,有所依托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传说,变成了羞辱:“现在他又朝她走过来了,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了。不再对着她看,而是坚决地而且一在她看来——十分反感地,把一只手放在那扇木门的后面——那扇一直是开着的店门一对着她的脸推门关上。”

而这个羞辱直到乔安妮去世十八年后才揭开了谜底,兄弟、双胞胎成为最后的答案,不可思议的爱情,不可思议的错失,是不可思议的取代,是不可思议的人生,这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如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虚构的世界”,而若冰那年的绿色裙子却也是穿错的,这错误让一切变成了虚无,“她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什么人。告诉他。”但是有什么用?即使能够解释那些错失的爱情,裙子能够取吗?时间能够取代吗?不能取代的一切,总是用逃离的方式上演,对于《激情》中的格蕾斯来说,对于尼尔的感觉就是一次逃离的结果,那个爱上她的莫里是尼尔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爱情的想法如此脆弱:“倒不是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那样的可能性——一半是必然性吧——在她脑子里也是闪现过的,和靠编藤椅谋生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所以当受伤被尼尔带到另外的地方的时候,竟莫名地成了一名女俘:“一名无忧无虑的降臣,身内除了涌流着欲念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在这样的欲念中,她很担心尼尔身后的那扇门会突然关上,是的,这里没有什么诱拐,没有堕落,却有着错失和取代,“她竟会想到要跟莫里结婚,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一种对自己的背叛。”和尼尔却不是,但是那种爱情还没有成为婚姻,还没有熄灭背叛的萌芽,尼尔就在事故中丧生了,“她的胳臂一下子疼了起来,像是挨了次猛击似的。她手里的盘子几乎失去平衡,不得不用双手将它抱在胸前。”身体之痛,也是心理之痛,逃离似乎永远没有方向和终点,而那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合适的人占据,所以当莫里写信问她“只需告诉我是他让你这样做的。只需说你是不想去的”,而格蕾斯的回答只有五个字:“我自愿去的。”——“她本想再加上一句我很抱歉,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加。”

对谁很抱歉?对自己还是对尼尔,或者对莫里?对这场邂逅偶遇,还是背叛?那只是一点点的激情,她,她,还有她们,点燃的时候是熄灭的时候,所以逃离的最终目的还是回来,还是“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正如《法力》中的那句话:“今天我穿了雪靴就老老实实走在街的正中心,雪上除了我的脚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印迹。”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编号:B21·2131219·1032
作者:杜维明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53.00元亚马逊39.80元
ISBN:9787108043092
页数:538页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受到自己的文化精英狠批乃至彻底扬弃的文化传统,儒家是惟一的。”将儒家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上来审视,批判或者扬弃是不是儒家传统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些思想传统相比,儒家传统是入世的,甚至是世俗的。而杜维明似乎要在这样彻底的洗礼中,用“放大镜里扩展出来”的办法找出它的黑暗面,而最终的目的是“把它原有的创造性力量发挥出来”。1988年,杜维明应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邀请,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开设了13次的公开课,从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和多因素的视野来考察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代精神的儒学诠释。他的核心关切是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回应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著名命题,内容包括从帕森斯模式看儒家传统、帕森斯主义的危机、美国的生命形态、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美国当代的危机、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哈贝马斯:理性的透视、哈贝马斯思想产生的背景、哈贝马斯及其思想来源等。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新轴心时代的寻根意愿

儒家传统能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出创建性回应的先决条件,是其自身必须通过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助缘的现代转化。
——第十二讲 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

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杜维明,他的“今天”是1988年,而21世纪对他来说是即将到来的新轴心时代,是存在着文化重建必要和可能的现代社会,是儒家传统进入第三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作为一个回首过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国文革,乃至四五运动的儒家学者,他站立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节点,也不仅是工业东亚的兴起和发展可能,而是从韦伯提出的现代精神,到帕森斯的“当代挑战”,再到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挑战的西方文明轴线上,提出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

1988年的“今天”对于杜维明来说,不管是美国国家艺术科学学院提出“超越突破”观念的1972年,还是面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他提出文化重建的1985年,对他来说,20世纪的儒家传统受到重大撞击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出现“儒门淡薄”的现状,但是在杜维明看来,中国以儒家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在面对西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脱序和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命力,相反,儒家思想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工业东亚的崛起、中国文化的重建上都有着极大的空间,而这种可能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面对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面对现代人存在的课题,从儒家传统中寻找新的意义,寻找现代转向的可能,最终构建全球伦理。

“经过柏林围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欧洲整合的进退失据、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矛盾加深、日本的经济失调、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和非洲的浩劫,世界秩序正在重构。我们不仅对现代精神要重新理解,对现代性也要重新定义。”这是杜维明在《前言》中的观点,这篇写于1995年元旦的文章在时间轴线上上似乎更接近那个即将到来的21世纪,所以视野也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现代主义困境更大地转向整个西方社会,这包括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意识形态的事件,但是和1988年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忧虑一样,仍然是关于世界秩序重构中的儒家意义,是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抉择可能,也就是重新寻找更具现代意义的“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杜维明看来,讨论问题的“参照系”没有改变,而这个参照系就是所谓的“现代精神”。

现代精神的两个方向是回顾和前瞻,回顾当然是轴心时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而前瞻是在理性主义下西方文明呈现出现代化倾向。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人类几大文明区涌现了几大思想潮流,这些文明经过2000年的发展,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而在罗贝特·贝拉看来,由于宗教发展的影响,在几个轴心文明中,只有基督教进入了前现代,而其余的还停留在历史宗教阶段,当然更不用说到了“现代宗教”阶段。所以轴心文明的发展到了19世纪,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之后,西方思想家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趋势,甚至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来看,也认为人类文明的焦点是在西方,梁启超说“以动力横绝天下”,正是要从西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其实是欧洲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建立的现代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他认为,“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诗的时代。这个时代,上下没有一定的分裂,如权力的运用,理性和神秘,凡俗和神圣,超越和内在,没很大的歧异,更无大小传统之分。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他看来,理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他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解,也是从工具理性出发的,当然在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以经济力量和价值取向为主的价值理性,“韦伯所提出的观点,如理性化的过程,乃至对新教伦理的描述,对现代人格的理解,逐渐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

而韦伯学说只是杜维明设定的一个基点,“我们可以从韦伯的精神资源中的多样性、紧张性和自我意识的特殊性来了解现代西方的动源。”也就是说从韦伯构建的理性伦理中找到西方中心说的现代精神。在杜维明看来,韦伯精神动源主要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希腊文明和罗马传统。这三大动源也是现代西方的动源,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形成了“排斥性的二分法”,就是将神圣和凡俗,身和心,精神和物质截然分割开来,“这种截然分割的二分法,使得韦伯及其他西方哲人认为创造世界的上帝和被创造物之间不仅没有合一的可能,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辩证的张力。”也就是在基督教了解、控制、转化中达到理性化的高度和强度。而希腊文明提供给韦伯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理性意义上,职业变成了宗教,同时在合理化、公式化过程中对超神魅力进行了消解。而罗马传统中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带来了现代精神上的官僚化。

韦伯虽然提出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但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所以在现代主义的理性方面,杜维明又沿着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来阐释现代化的多面性。“帕森斯在他的理论架构中,还提出了一种作用互相影响的模式,即经济的适应,政治的控制,社会的整合,模式的维持。通过这四方面的交互作用,他发展出一个四向度的分析模式,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这四个不同的领域是互相运作的。”他将工业化和西方社会进行分析,提出了“科际整合”,也就是从交叉学科中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杜维明认为,“从理论结构来看,帕森斯的贡献是为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涵盖性的蓝图。”也就是他从更辩证的方法上将意义结构、经济动力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三个层次和四个模式及其互动关系对于构建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帕森斯主义最大的弊病是:“他把美国社会的特殊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有选择或无选择地看成一种普遍的规律,甚至预言这种经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典范取代了欧洲典范而成为未来发展的模本,“要把美国所代表的欧洲的这个典范变成东亚的典范,其中的脱序或断层的情形是很可怕的,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国际冲突。”

在杜维明看来,美国绝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典范,相反,在美国福利社会和自由市场之间甚至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他认为,美国的现代化转化其实遇到了“当代的挑战”,从丹尼尔·贝尔的社会有效性来看,美国的社会出现了危机:“民主制度和帝国角色之间的冲突;知识精英受到了经济在内的各种不同打击;再者,社会职业化、技术官僚化达到某种程度后,大家的参与感增加,要求直接参与和咨询的意愿特别强;更严重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脱序。”这种危机实际上造成了帕森斯提出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从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来看,则是资产阶级价值理论的崩溃,“美国社会是工具理性的高峰,但其文化的表现———种特殊的价值理性,却是反工具的。这种文化和社会脱序的现象,非常明显。”

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美国的现代危机,引发了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重新讨论,在这种称为“理性的透视”的重建中,哈贝马斯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个体系常常有自我批判,也就是形成了极好的“反馈系统”,这便是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这种沟通理论不仅超越唯物和唯心,也超越韦伯的“排斥性的二分法”,所在杜维明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是对“何为人”这个问题所作的回应和重新定义,他的指向是如何重视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的课题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挑战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人类存在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地球村的出现而要求共识,同时因核战、环境、资源的限制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彻底改变现代西方的文明典范,人类的生命形态才有延续的可能。”所以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全体人类而言,都有着极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可能性所导引出来的爆炸性的危险性,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套用海德格尔的“如何能够让我们重新听到存有的声音?”的提法,现代主义的挑战实际上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人类在理性价值不断发展的同时,存有的声音却已经断裂了。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提出西方文明的动源,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寻找当代挑战下的生命形态,又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重建现代主义挑战下的“存有”,其实这一系列的演进,在杜维明看来,就在于提出可能:儒家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他指出:“这个创建性的回应是多层次的,至少应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宗教的层次,对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然后是社会的层次,对马克思和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不同的社会思潮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有没有代表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还是一个是心理的层次,即能否对弗洛伊德的各种心理问题作出回应?”一方面回顾了儒教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西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还是五四时期的极端西化,对于中国现代命运来说,一直处在一种认知和实践的困境中,而放眼工业东亚,杜维明认为,儒学在经历了第一期发展之后,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同构,那就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工业东亚所代表的企业精神以及东亚的社会组织所导引的特殊的政治发展路线,加上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价值,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生命形态。这一现象对整个西方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还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寻根意愿的强化和全球意识的出现,给儒学的重新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取向是内在的超越。讲它是凡俗的,亦即韦伯所说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内在的。但我不能接受韦伯的解释,即因为是入世的,所以一定要跟这个世界取得妥协。我认为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它的现实性,同时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要改变现实;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又不接受它所代表的游戏规则,因为有另外一套理想的规则要来改变这些现实的权力结构。”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使它即可以是内在的理想主义,又可以是外在的现实主义,所以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上,完全有进一步的可能,虽然相比于西方文明,儒家传统所缺少的是“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但是儒家传统也具备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具备的优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间社会的宗教活力,可以为东亚的利益领域开拓在欧美未必不可能但的确不多见的空间。同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东亚构建一套凸显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从小康趋向大同的社会理念。”那么如何构建,或者如何在西方现代主义危机下重建体系,杜维明认为:“如果儒家传统第三期发展的话,要从中国文化和东亚文明走向世界。这意味着它的资源、它的养分来自中国文化,也来自东方文明。这是它的历史因缘,也是它的社会基础,但它一定要有勇气走向世界。为此,它要克服自身的缺陷,并面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现代西方文明所碰到的各种挑战、难题,创造崭新的、有深刻宗教涵义和广泛政治实效的人文精神。”

“我认为儒学能否有第三期的胜境,取决于儒家学者能否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以壮大其生命力,吸收深厚的智慧结晶以淬砺其说服力。”一方面当然是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在西方文明的助推下实现现代转化,也就是说吗,在杜维明的理论构架中,对于现代化的突围依然是以欧洲中心为背景,西方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是反思性的反馈系统,都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核战威胁、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人口爆炸和社会解体种种问题的人类长久共生之道,而儒学虽然在在构建“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信赖社会”、“社群伦理”及“国际精神”的东亚现代性上发挥了作用,但毕竟不能构建全球伦理,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只是为了在西化的途径上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最后到底会走向何种方向,是发展稳健的民主,还是和西方一样建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杜维明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指向,甚至对于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只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我并不坚持惟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斯通与骑士伙伴

编号:C39·2131219·1031
作者:【英】V.S.奈保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544261951
页数:165页

“他觉得自己历经沧海,现在也看明白了,人类用以证明自己的力量,打破这可怕秩序的途径,并不是创造,而是毁灭。”这是幻想中的城市,腐朽的东西已经不存在,这是秩序规则,但是只剩下一个个活动的人,是不是也是宇宙必然要存在的秩序?腐朽是破坏,也是嘲笑,当斯通提出“骑士伙伴计划”,并号召已经退休的员工走出家门的时候,他或者想用一种集体的行为来消除对孤独的恐惧,但是在事业达到巅峰,计划获得丰厚收益的时候,却发现孤独一直没有离开,甚至已经开始毁灭自己,“对人来说,这些身外之物都不重要,而重要的身躯却脆弱不堪,终有一天会腐朽。”而这个斯通是不是也是V.S.奈保尔:“他是一个探索者,不是对野外荒原,而是对社会人群——在身边,或在远处。是以书桌为伊萨卡岛的尤利西斯。他也许是一个俯视人性变幻的见证者。”在自省中,孤独对于奈保尔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秩序。这是奈保尔最为悲情的小说,也是唯一一部以“孤独”为主题的小说,只是孤独或者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充满了喧嚣,充满了腐朽。


《斯通与骑土伙伴》:你对童贞女生子怎么看

他觉得自己历经沧海,现在也看明白了,人类用以证明自己的力量、打破这可怕秩序的途径,并不是创造,而是毁灭。

而那是一只公猫,一只有双深不见底的绿色眼睛的猫,一只擦着他的裤腿蹿出去的猫,以及一只在星期四把他吓住的猫。门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公文包还没有放下,甚至手上还戴着手套拿着钥匙,那只猫便轻而易举打破了斯通回家的原有秩序,“那天是周四,米林顿小姐下午放假,斯通先生只得自己开了房门。”这是一个即将退休老人的秩序,这是一个可以享受独处的秩序,但是却突然而来,居然入侵,居然滋长出敌意,居然让人害怕,所以对于斯通来说,公猫是一种敌意的存在。

这种敌意是伴随着花园的花圃被糟蹋而开始的,隔壁家的猫起先是作为小孩子的玩物而存在的,但是在不追逐纸球、乒乓球和线团之后,侵袭便开始了,驱猫胡椒粉是曾经的武器,而当猫从花圃转移到屋里的时候,害怕变成了忙乱的恐惧,“这条街道上猫族横行,他常常会猛然看到一只猫,一动不动地坐在围墙上,所处高度和他的个头齐平。”而猫的存在是对人的袭击,是对他伺弄花草生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作为一个还在公司里工作却是单身、身体不错的即将老人来说,看着花草的成长不仅是在消耗多余的精力,也是在这样一种时间的更替中沉淀着某种经历。“春天的新叶、夏天的绿荫、冬天的枯枝,他并不把这看成是生命在被慢慢消耗。这些只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象征生活经验的增长,他的过去变得越来越长。”植物的成长和衰败,拉长了过去的的时光,拉长了生活的经验,但是在长的另一端却是越来越被压制的空间,越来越少的时间。

而一只猫的闯入,让他感到无措,感到不安,甚至感到恐惧。在驱猫胡椒粉之外,对于这一只猫,斯通甚至用奶酪作为诱饵,撒在地上,从院门口到卫生间,没有任何解释其实是盲目,因为吃奶酪的不是猫,而是老鼠,这种错位带给斯通的却不是荒谬,而是严肃,是黑乎乎、空荡荡、寒气逼人的晚上,这一切的行为其实是在为斯通建造另一种秩序,一种捍卫的秩序,一种保持独处的秩序。

而生活毕竟有太多的秩序是被改变的,像那只猫一样突然闯入,在周四的那个晚上成为一种袭击。在只有一个陪伴他二十八年的女佣的生活里,他的秩序是不容侵犯的,在他的生活里,一切沉淀成了经验,沉淀成了经历,成点成了事业,以及被享受的一切,而这种享受给他的是幻想,以及那些和被拉成的过去有关的数字,这些数字的陈述可以是“我加入伊斯卡尔公司已经有三十年了”,可以是“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二十四年了”,可以是“认识汤姆林森已经四十四年”,或者还会想到母亲去世已经四十五年,如此而已。所以在离开汤姆林森夫妇家的时候,“他很不开心,感觉很丢脸,十分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被一种孤单、空虚和绝望的情绪笼罩着。”因为那晚宴里有着格格不入的欢乐,有着众人喧闹,有着“你是想让我喝胡话说醉”的混乱,当然,也有着把猫说成是“原本就是丛林里的动物”的颠覆,。

这句话从那个带着男性化特征的斯普林格太太口中说出,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豪爽,却成为晚宴的中心,成为斯通自我伤心的理由,一只猫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一种生活如何在独处时被颠覆,斯普林格太太无疑是另一种闯入者,只是她用男人的特征,用一种错觉重新开启了斯通带有秩序的生活,那是被放大的现实,“这现实变得不现实,每个事情好像都在发烧。”所以尊严和安静,最后以一句“米林顿小姐,平民是怎么叫这个的?”的鄙视变成了拯救,“他想起了那些心神不安、无着无落的时刻——记忆和恐惧加速袭来,他看到过去一年中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电影中飞闪过的一幕,办公室里的一句话,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自己的一个思绪——因为这些时刻不在他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上,所以他以为它们已经被埋藏。”他的不安开始有了焦点,有了被埋葬之后重新发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像些季节的更替一样,终归是一种秩序。

那种秩序变成了结婚,变成了斯通和和斯普林格太太的婚姻,“当时,学校操场上的树正长出新芽,阳光下那芽尖看起来是白色的。”结婚是秩序的重组,是风趣的重合,对于猫的唐突和恐惧,变成了丛林动物的机敏和智慧,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与其说是一种创造,不如说是一种破坏,斯普林格太太变成了妻子,变成了玛格丽特,变成了米林顿小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但总归还是有些事情和过去不一样了。比如说他的独处,他再也不会下班回到一栋没有人的房子里。还有就是他和奥莉薇的关系。 另外,就是他房子的气味和感觉变了。”但是改变并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独处和对房子的感觉,还有那些在婚后被发现的东西,比如玛格丽特的假牙,比如洗漱之间里的尴尬,比如来得太晚的责任,就像那些窗外的树枝,不再象征着时间的更替,而成为一种谴责。而黑暗中对屋外的莫名恐惧,直接被“啪!嘭!啪!”的声音和报警的行为所取代,“房子里确实有外人。”这是玛格丽特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预示着斯通的秩序向着一种被颠覆的方向发展。而那次玛格丽特将蛋糕叉在刀子上烤火的举动,变成了真正的破坏,“你会触电的!”的喊声里,斯通听到了自己的呐喊,听到了自己的荒唐。

曾经叫斯普林格太太,曾经像个风趣的男人,对于斯通来说,这像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是对同一种秩序的维护,尽管曾经有过和米林顿小姐的相处,但这个房间,这些花圃都是他自己的,是“稳固的、不变的、永恒的世界”,是人类执着的东西,就像他看到窗外浇灌春天的花朵“老怪物”,看到修整扩建宅所“雄性男”,都是对于秩序的创造,都给人以宽慰,但现在不是,那假牙,那火上的蛋糕,那被他叫做“狗崽”的玛格丽特,是闯进了生活,是再次成长起来的婚姻,是会触电的危险,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体会到了一种现实,“所有那些和肉体无关的东西对人类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而重要的肉体是软弱的,会腐朽的。”

“这些飞逝的星期让他离退休、无法动弹、肉体腐烂的日子子越来越近。”当秩序被改变,当时间的意义被改变,肉体腐烂就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恐惧。那场蜜月旅行对他来说也不是享受,而变成了一次有关虚无、有关死亡的经历,穿军装的男人,站在石穴不远的地方,在艰难的行进中这一个意向变成了遥远的“传奇”,连带服务员口中拉长的“g”的尾音,让人挥之不去,虚幻的感觉一下子消解了真实的存在,土地、生命和情感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那虚幻的一幕,逼仄的不是现实,而是虚无,是肉体的虚无,是时间的虚无,是秩序的虚无,弗雷德拿出那块表送给他说的“星期五退休……”变成了对斯通最大的威胁。

而要摆脱时间的虚无,摆脱肉体恐惧,摆脱退休的不安,对于斯通来说,意味着返回到自身,返回到自己的时间序列中,而这种返回是以“骑士计划”的方式出现的,对于他效力的伊斯卡尔公司来说,不仅仅是数字化的三十年,而是有大批退休老人的公司,那些人和他一样,正在经历着某种被颠覆的秩序,被改变的生活,被腐朽的肉体。“他为退休职工想出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方案。他把他们从无所事事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这是一个让他有一种“坐在椅子上飞翔”感觉的计划,“这不是为了帮助伊斯卡尔,这是为了帮助那些没了朋友,没了亲人,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可怜的老年人而做的。”这是斯通在计划取得成功之后的感言,“骑士计划”对于斯通是帮助,而对于合作者温珀来说,却完全是为了公司,这是一种利益的矛盾,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这个词组包含的元素有年轻、时代、尊严、伴侣。还体现了是公司、是集体。骑士伙伴。太棒了!这个名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的骑士伙伴们可以组成一个骑士社团,开圆桌会议。每年举办一次宴会。”骑士计划在温珀那里,便形成公司、集体的一种荣誉,一种自上而下的操控,甚至是一种竞争。所以,他们不同的出发点让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问题。

在温珀的设计中,每个骑士伙伴会收到一张任命书,任命书上使用伊斯卡尔公司的印章,而每一个骑士伙伴“应该在衣服的翻领上别上一枚银色的胸针”,胸针做成一个全副武装、戴头盔、携长矛飞驰的骑士的模样,尽管“退休员工应该佩戴一朵金属制玫瑰花”的计划没有被采纳,但是很明显温珀在颠覆着斯通的计划,看起来更像是公司的一次权力外延,在斯通看来为了让退休人员“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却变成了另一种漠视,所以在计划中,开始有了骑士伙伴以游山玩水方式的作弊,有了滥用职权的投诉,甚至有退休员工根本没有接待过任何来自骑士伙伴的访问,而杜克遭遇的马斯韦尔希尔的“囚犯”故事则变成了一种罪恶。别上胸针,拜访退休员工,当杜克敲开房门的时候,里面退休老人的女儿却对他说,父亲已经死了。而杜克几次试图进入房间,最后闯入进去,最后的结果是:在一个插着门闩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个领退休金的老人。

老人没有死,他只是不喜欢猫,是的,在房间里都是猫,都是让人不安的猫,都是侵袭的猫,而老人对于调查者只有一句话:“要把你送到MCC去。”猫再次出现,在破烂的房子里,在日渐腐朽和死亡的老人面前,不喜欢猫和“要把你送到MCC去”成为了一种诅咒,让骑士计划变成了侵犯,变成了对秩序的破坏,而一手颠覆计划的温珀也在“情妇”的故事中开始倾诉,而这种倾诉在斯通看来,完全变成了性,“温珀的言谈中开始透露童年和参军的经历,他提及的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过往好像近在眼前。”这终究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当玛格丽特直呼他为比尔,当温珀直呼玛格丽特的名字,当斯通却还是斯通的时候,这种侵犯变成了挑逗,“告诉我,温珀先生,你对童贞女生子是怎么看的?”玛格丽特用一种女演员的强调问温珀的时候,那种矜持,那种尊严,都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对骑士计划的破坏,是对婚姻生活的侵犯,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斯通男性权威的颠覆。

“有时候,斯通先生发现自己被女人包围了:玛格丽特、格蕾丝、奥莉薇、格温、米林顿小姐,而这些女人都活在某个男人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里。”这是即将退休的斯通的生活秩序,他是作为一个男人而存在的,这个男人保持着尊严,保持着职责,保持着独立,女人在他的周围,他是对于某个男人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的弥补,那里有相处二十八年的米林顿小姐,有具备男性风趣的玛格丽特,有维持童年时期状态的妹妹奥莉薇,有妹妹的孩子格温——尽管他们总是有矛盾,也有经常去拜访的格蕾丝,但是她们缺失的男人并不是斯通,或者斯通在她们的生活里永远无法扮演成“骑士伙伴”,一切的颠覆猝不及防。

米林顿小姐要被玛格丽特辞退,曾经没有结婚前斯通有过幻觉,“他预想过有一天她会死去”,这个受年龄和沉重的身躯之累变得越来越迟缓的女人就快死了,而现在这一切就像变成了现实。而格蕾丝呢,打电话来告知的事实是,丈夫托尼死了,“八点半的时候他还在看电视,九点就死了。”活生生、十足完整的托尼一下子就不存在了,“所有的行动,所有想出来的花头,都是对那情感和事实的背叛。”这是毁灭性的的打击,“在这个背叛的过程中,他周遭的世界也破碎了。这又提醒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一无所依。”是的,这种背叛还有拿着面包刀的玛格丽特,还有与温珀讨论童贞女生子的玛格丽特,还有把猫叫做”这条街上母猫群里的恐怖分子”的玛格丽特。

那就是一只公猫,一只不生子的公猫,一只成为恐怖分子的公猫,一只孤独的公猫,也是一只面临死亡的公猫,“你很快就要死了,就像我一样。”斯通从最初对于这只猫侵入的不安和恐惧,变成了同情,“现在,他不仅沉迷于它悠闲而高雅的态度,更为它的孤独倾倒。”但是冬天来了,死亡来了,肉体的腐朽时刻来了,当第二天早上,黑猫没有出现在对面屋顶上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黑猫被杀掉了,活生生的黑猫死了,就像托尼,或者就像不久之后的自己,就像那个骑士计划,“最纯、最真的时刻出现在他在书房里奋笔疾书时,只有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才能体会到情感的深度。”

这是过程的终结,这是秩序的终结,而这样的终结总是以一种毁灭的方式出现,而真正的毁灭并不是死亡,而是新的毫无预兆的开始,“一切都已经晚了。奥莉薇道出了格温已经怀孕的事实。”奥莉薇的女儿怀孕了,而那个男人就是温珀,这是突然而来的颠覆,这是完全没有防备的破坏,“而且平庸。不道德,而且平庸。”这是斯通对温珀的评价,格温和温珀似乎从未交集,但是却用一种肉体、一种性关系结合在一起,让这个世界的秩序瞬间坍塌。

“他的幻想中,这座城市里所有不会腐朽的东西都没了,只剩下一个个活动的人。”身躯是脆弱的,身体是腐朽的,那些背叛、逃离以及新生的不安其实都不是重要的,黑漆漆的门厅后面甚至还会出现一双绿色的眼睛,一双“惶恐里掺杂着内疚,内疚里掺杂着爱怜”的眼睛,以及一声熟悉的“眯眯”,但是一切都变成了旁观,对于斯通来说,活着或者是最后的秩序:

他不是个摧毁者。世界曾在他周围倒塌。但他生存了下来。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次找到平静和安宁。只不过现在累极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独自一人。他把公文包带到书房里,在那里等着,说不定还能干一点儿活,等着玛格丽特回家。